写字总得从临帖开始。我比较认真地临过一个时期的帖，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暑假。在我们那里，这样年纪的孩子“过暑假”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读古文和写字。

《快雪时晴帖》东晋.王羲之 23cm×14.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个暑假，我从祖父读《论语》，每天上午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给我选定的。祖父认为我写字用功，奖给了我一块猪肝紫的端砚和十几本旧拓的字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这些字帖是一个败落的世家夏家卖出来的。夏家藏帖很多，我的祖父几乎全部买了下来。

又一个暑假，我从一个姓韦的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碑》。读《古文观止》、唐诗，写《张猛龙碑》，是我父亲的主意。他认为需写写魏碑，才能掌握好字的骨力和间架。我写《张猛龙碑》，用的是一种稻草做的纸——不是如厕用的草纸，很大，有半张报纸那样大，质地较草纸紧密，但是表面相当粗。这种纸市面上看不到，不知道父亲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用这种粗纸写魏碑是很合适的，运笔需格外用力。其实不管写什么体的字，都不宜用过于平滑的纸。古人写字多用麻纸，是不平滑的，像澄心堂纸那样细腻的，是不多见的。

这三部帖，给我的字打了底子，尤其是《张猛龙碑》。到现在，从我的字里还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包括结体和用笔。临帖是很舒服的，可以使人得到平静。初中以后，我就很少有完整的时间临帖了。读高中时，偶尔临一两张，一曝十寒。20岁以后，读了大学，极少临帖。

写字，除了临帖，还需“读帖”。包世臣以为读帖当读真迹，石刻总是形似，失去原书精神，看不出笔意，固也。试读《三希堂法帖.快雪时晴》，再到故宫看看原件，两者比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看真迹，可以看出纸、墨、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运墨”，“纸墨相得”是从拓本上感觉不出来的。但是真迹难得看到，像《快雪时晴帖》《奉橘帖》那样的稀世国宝，故宫平常也不拿出来展览。隔着一层玻璃，也不便揣摩谛视。

求其次，则可看看珂罗版影印的原迹。多细的珂罗版也是有网纹的，印出来的字多浅淡发灰，不如原书的沉着入纸。但是，毕竟慰情聊胜无，比石刻拓本要强得多。读影印的《祭侄文稿》后，我才知道颜真卿的字是从“二王”来的，流畅潇洒，并不都像《麻姑仙坛记》那样见棱见角的“方笔”；看《兴福寺碑》，觉赵孟的用笔也是很硬的，不像坊刻应酬尺牍那样柔媚。

再其次，便只好看看石刻拓本了。不过最好要旧拓。从前旧拓字帖并不很贵，逛琉璃厂，挟两本旧帖回来，不是难事。现在可不得了了！前十年，我到一家专卖碑帖的铺子里，见有一部《淳化阁帖》，我请售货员拿下来看看，售货员站着不动，只说了个价钱。他的意思我明白：你买得起吗？我只好向他道歉：“那就不麻烦你了！”

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的丛帖，是北京日报出版社影印的《三希堂法帖》。乾隆本的《三希堂法帖》是浓墨乌金拓，我是不喜欢乌金拓的，太黑，且发亮。北京日报出版社用重磅铜版纸印，更显得油墨堆浮纸面，很“暴”。而且分装四大厚册，很重，展玩极其不便。不过能有一套《三希堂法帖》已属幸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三希堂法帖》收宋以后的字很多。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一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以为中国的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一种以为宋人书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宋人宗法“二王”，而不为“二王”所囿，用笔洒脱，显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有人一辈子写晋人书体，及读宋人帖，方悟用笔。

我觉得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二王”书如清炖鸡汤，宋人书如棒棒鸡。清炖鸡汤是真味，但是吃惯了麻辣的川味，便觉得什么菜都不过瘾。一个人多“读”宋人字，便会终身摆脱不开，明知趣味不高，也没有办法。但话又说回来，现在书家中标榜写“二王”的，有几个能不越雷池一步的？即便是沈尹默，他的字也明显地看出有米字的影响。

《万物四时》联 汪曾祺

写得太多了，也不好，容易“野”。写一上午字，有一张满意的，就很不错了。有时一张都不好，也很别扭。那就收起笔砚，出去遛个弯儿。写字本是遣兴，何必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