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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美学对汉代石刻艺术的影响
——以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为例

2019-04-08殷红婷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9年8期
关键词:成王画像石荆轲

殷红婷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266061)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复杂,含蓄隽永。而作为儒家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主要体现,儒家美学强调艺术对社会的约束力以及对人的教化作用,它把理性贯彻在日常现实生活、伦理感情、政治观念之中,倡导从人的内在需求出发,去考察事实和艺术,将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即“礼乐”引向现实世界之中,而不是缥缈的神学世界。

在儒家审美指导下,万物都不是客观的存在,更多的被人为的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因而,儒家美学指导下的艺术作品在具有教化作用的同时,也束缚了人们对于自然美的直观认识。儒家美学的着眼点便是功能、关系、韵律,而不是物体本身。

儒家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完美的体现在汉画像石艺术中。嘉祥画像石出土于山东的武氏祠,是山东武氏家族墓地上的一组石构建筑。画像石题材内容丰富,雕刻技法精湛,所表现的题材大致有三类: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画着重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刻画的都是两汉及先秦时期的历史故事,借忠臣、孝子、列女、义士的事迹来达到教化后人的社会功能。

这其中刻画忠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周公辅成王》。年幼瘦弱的成王处于画面中心,虽没有直接的面部表情刻画,但可以联想到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而另一主人公周公的刻画与成王的对比鲜明,躬身立于身侧,为成王撑着伞盖,恭敬、宽厚的形象一目了然。对于人物的刻画虽简洁,却准确的把握了人物的主要特征。在人物处理上显然也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相较于成王简单的几笔刻画,周公这一忠臣投注了更多精力,这在头部配饰和衣服纹饰上均可以体现。画面人物各具特点,目光焦点均集中于中心年幼的成王身上。画面处理的完整而统一,独立的人物又经得住细细推敲。周公代太子职权,一心朝政,忠心不二,排内忧,解外患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选取这一历史故事来进行刻画,显然是要表达对周公的赞美,从而教化众人。

为彰显义士所作的有《荆轲刺秦王》。秦始皇为统一六国,四处征战,荆轲代表燕国携燕督亢地图前来投降,在进献地图时,图穷匕见,遂刺杀秦王,奈何寡不敌众最后被杀。画面选取了图穷匕见这一最富戏剧性的场面。荆轲最后一掷,被秦王躲过,匕首射中了柱子。与上一幅相比,画面动感很强,被匕首贯穿的铜柱置于画面中间,荆轲与秦王分列两旁,秦舞阳瘫软在地,虎视眈眈的士兵,铜柱旁斩断的半截衣袖,地下半开的盛放头颅的木匣子,营造了紧张的氛围。荆轲孤注一掷后陷入绝境,秦王脱险便可安然处之。虽是静态场景,却极富动态,使人浮想联翩。荆轲刺秦的故事表现了荆轲重义轻生,为了国家与君王甘于牺牲的精神。

对于钟离春这一女性形象被安排与忠臣、义士同一装饰区域,巫鸿教授给出了他的观点。尽管主人公的身份各不相同,有劝谏的皇后、忠心的大臣、慷慨赴死的刺客,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均指向同一个核心:忠君。画像中的周公是忠君的谋士,荆轲是英勇赴义的义士,齐王后是敢于劝谏的烈女。这些画面虽独立存在,彼此却又构成关联的整体,通过戏剧化的场景刻画,对微妙的君臣伦理关系进行强化,以达到儒家倡导的艺术的政治教化作用。

嘉祥汉画像石中对于孝子故事的刻画多达13 处。“孝”是汉代儒家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贯穿于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汉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以孝治天下”是汉代政治的典型特征。在汉代,葬亲也是孝文化的一种体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汉代厚葬之风盛行,作为丧葬艺术载体的汉画像石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嘉祥武氏祠中,刻有成排的孝子图画,如《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锤》、《丁兰刻木事亲》等。在《老莱子娱亲》图中,老莱子伏地做婴儿啼哭状,逗面前的父母开心。这体现了老莱子以赤子之心赡养老人,心细体察父母情感,使父母常怀喜乐的孝心。

“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墓室里以这样丰富的历史故事画装饰,既充实了墙面,也将艺术的社会功能完美体现。一方面体现了伦理道德,另一方面也教化了后世子孙。儒家美学思想广泛借助画像石这一艺术载体,将美学思想集中于历史故事画中体现,借忠臣、义士、列女、孝子故事来传达儒家忠君、孝悌的思想,进而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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