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华

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代主席。他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同时还是卓越的教育家。他的法学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以及教育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在他的一生中，有几位老师对他的影响巨大。

说到对董必武的教育，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他的父亲。今天能找到的关于他父亲董基文的资料实在称不上多。这位清末秀才，是位忠诚老实的乡村教师。董必武五岁时，他父亲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他常去玩耍。有一天，父亲要学生背《三字经》，没有一个学生能背全，他在窗边朗声代答。父亲极为高兴，喜爱他的聪明好学，便让他随班跟读。这便是董必武的启蒙教育。就像他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用旧衣服改做而成的一样，董必武用的书大多是旧书，书上字看不清，他就用纸粘好，照同学的书补抄上。正如衣服虽旧，他却能穿得整齐清洁。

董基文为人正直，鄙视趋炎附势，在当地有耿直之名，他也总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董必武。

董基文后来到麻城县宋埠镇附近教书。董必武跟随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当地的地主为了让自己显得有才华，邀请董基文，要和他比“对对子”。一个胖乎乎的豪绅立马提笔写道：“万般皆下品。”董基文大笔一挥，写下：“耕耘志气高。”豪绅们看了后，纷纷嘲笑董基文：“他连下联是‘惟有读书高’都不知道，还亏他是老师呢。”董必武则从这五个大字中看出了另一番味道。父亲没有傲慢的写下“惟有读书高”，而是称赞耕耘志气高，这是对农民的热爱，对劳动人民的支持。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用智慧像父亲一样跟豪绅斗争。

董基文看出了儿子的心情，无比兴奋，他感慨的对儿子说：“要想打狗，需有本领。艺高人胆大，无能被狗欺。你要勤奋努力啊！”

董必武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刻苦，为人正直。他学习成绩很好，但从不自满自足。他时时刻刻用这样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告诫自己，要努力读书学习。作为董必武的启蒙老师，董基文在学习和做人上都对董必武影响巨大。

董必武的四叔董基明是对董必武影响较大的第二个老师。董基明和他哥哥一样，是一位诚实朴素的塾师。他从小看着董必武长大，无比喜爱这个聪明好学的侄子。董必武七岁时，便跟随四叔住校念书。他每天都在四叔起床之前悄悄爬起，洒水扫地之后，就开始学习。他也不满足于只读四书五经，经常翻阅四叔和父亲的藏书。在学识方面，董必武特别钦佩四叔的才华，他认为四叔经史词章“均有独到处”（董献之《董必武青少年时期生活片段》）。如四叔有挽友人张文卿一联：“同学几少年，君其最矣，回忆青灯有味，夜夜联床，或谈论忘形，直迟到残月五更，晤对恍如春梦觉；平生一知己，谁忍忘之？讵料黄土无情，深深埋玉，倘精灵不昧，当化作长松百尺，相期留此岁寒心。”董必武对此联尤为赞赏，几十年记忆犹新，直至1972年8月20日还饶有趣味地书写出来以志念，可见其受四叔影响之深。

而董基明对这个侄子也素来青眼有加。1911年时，董基明在麻城县高等小学任教。恰逢董基明家中有事，要离开麻城，学校校长余祖言要他找人代课，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刚刚从湖北省城第一中学堂（原为文普通中学堂）以第一名的学业成绩毕业的董必武来代课。尽管在麻城代课的时间长，但董必武对这段执教生涯怀念终生。1962年5月8日，董必武重访麻城，阔别故地半个世纪之后，他看到麻城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人民当家作主，幸福地建设新生活，欣然题诗《初到麻城》，前有小序：“一九一一年春，余曾执教于麻城小学，尔来五十有一年矣。再到麻城，则面貌大改，喜而有咏。”

诗云：

五一年前教学来，河山犹是市廛非。

人民自建新生活，且喜麻安共举旗。

董基文和董基明对董必武的教育整体上说是中国传统儒学教育。在他们的教育下，董必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相当深的领悟，一直成绩优异。同时，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下，董必武成长为一个正直爱国的人，始终坚持“朴诚勇毅”的人生态度。

除了传统教育外，董必武也接受了新式教育。1905年10月，董必武正式进入文普通中学堂。他入学后的第一篇文章《伍子胥申包胥合论》立论新颖，文字流畅，受到该校监督（校长）纪钜维的赞赏。

湖北文普通中学堂的校长纪钜维和老师都对董必武有很深的影响。他进入该校后刻苦学习，考试成绩总是第一，深受校长和老师的赏识。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著名的革命党人都是该校学生，该校当时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董必武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也参与了一些活动，接受了民主的革命思想。

董必武四年级时，纪钜维想把文普通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毕业文凭，这引起了学生的普遍不满。董必武因品学兼优被推为去与学校理论的领导人。他凭借坚强不屈的精神与纪钜维进行了1个多月的交涉，取得胜利，也受到了纪钜维的赞赏。

1910年董必武以全校最优秀的成绩毕业，纪钜维和学校老师都挽留他继续深造，但因家庭贫困，董必武只好拒绝。于是纪钜维安排他为新生批改卷子的工作，以其收入做继续攻读文高等学堂的补助。

在湖北文普通中学堂，董必武得到了从校长到老师的关怀，再加之自己的勤奋聪明，这五年不仅更新了他的文化知识，也让他接触到了民主思想。为他其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在文普通中学堂读书时，董必武碰到了刘静庵，引导他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刘静庵是湖北潜江名秀才，曾参与建立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图谋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3月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组建了“日知会”，传播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住在武昌司衙巷的董必武经常到日知会去看国内报刊和新书。当时住在武昌司衙巷的董必武经常到日知会去看国内报刊和新书，因而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见他是个有作为的青年，便主动向他介绍和提供《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籍。董必武读这些书时不停的感慨、叹息，更加痛恨政府的暴政，大大增强了民族意识。在日知会的影响下，董必武对世界和中国的局势有了清晰的认识，与刘静庵的关系也愈加密切。董必武的思想也得到了质的飞跃。

此时孙中山成立了同盟会，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这样的局势下，董必武更关心国家命运，从思想上逐渐摈除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观点，完全接受了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也促使董必武的思想有了改变。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许多政治性刊物，掀起了宣传爱国救亡的热潮，董必武通过刘静庵的关系秘密购买了一批新杂志和书报，得知了流入学生的积极斗争。这让董必武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正因如此，董必武总是向人称刘静庵是自己的“启蒙师”。

董必武还有一个老师不得不提到，那就是黄州府中学堂（今被称为黄冈中学）的校长陈逵九。

陈逵九（1857—1936），名鸿翼，黄安（今红安）谭家田村人。清季秀才、拔贡、举人。历任军机处员外郎、军机章京、礼部主事，曾捐款在北京修建“黄安会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目睹清廷腐败、借丁忧弃职还乡。历任黄安县高等小学堂堂长、黄州府中学监督、启黄中学校长。1935年2月携眷回乡，次年8月病逝。

董必武因家庭困难，不得不中止在文高等学堂的学习，这时陈逵九邀请他到黄州府中学堂担任英文教员。1915年，董必武因参加反袁护国运动，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狱。陈逵九马上赶到武昌面见巡按使段书云，利用他与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关系，请求对董必武从宽发落。段书云碍于老友情面，答应不予追究。这样，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应交保释放。这样仗义直行的事陈逵九做过不止一次。1931年8月，共产党人陈九丹逮捕，陈逵九单身直入高等法院，将陈保释，后任湖北省通志馆员。正因如此，董必武对陈逵九终身感念。

1919年2月，董必武遇到了又一个对他影响巨大的人——李汉俊，带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老师。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带回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比较详尽的书籍和一些外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经过詹大悲的介绍，董必武、张国恩认识了李汉俊。他们四人几乎天天见面，共同交流，共同学习，热烈探讨救国之路。经过李汉俊的介绍，董必武研读了当时能找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如《黎明》《改造》等。董必武的生活贫困，有时甚至连饭钱都没有，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如饥似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19年8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办报计划成泡影，遂筹办学校，培养进步青年。但当时白手办学校困难重重，经费难以筹措，董必武心中苦闷，便给李汉俊写信。李汉俊回了一封1.5碗字的长信，信中剖析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关系，指出只有最根本的经济基础改变了，教育等上层建筑才能得到根本改变，要救中国，只能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通过李汉俊，董必武的思想有了巨大改变，并和同乡、同学们共同努力，办成了私立武汉中学。

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李汉俊写信约董必武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8月，董必武和其他6名成员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会议，正式宣告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正式成立。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湖北早期共产党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李汉俊和董必武向共产国际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详细汇报了这次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会议。

不仅在成长过程中，董必武后期的教育思想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良师的影响。在这些老师的悉心教导下，董必武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