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飞

（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它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武术等诸多方面内容，也与这些学科具有同源共祖的共性。

关于中华文明与其它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由来已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的文明昙花一现，有的文明在天灾人祸中灭绝，有的文明在外来文化入侵后演化成另外一种新的文化，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历经磨难，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不息的生命力有目共睹，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未变，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种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极其罕见，其内在原因和传承方式是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和创新方法有其独有特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原因之一，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古罗马文明截然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历久弥新的关键在于有以下几个优势：

一、独特的地理优势。中国传统文化惠及地区幅员辽阔，具有纵深地理优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西起昆仑，东至大海；北起幽燕，南越江淮，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古代东部、南部浩瀚的海洋是天然的屏障，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也是拱卫中华文明的关隘。西北的重山、瀚海和沙漠让那里难以成为任何一个帝国特别是来自西部帝国的长久立足之地，这间接成为我中华文明的保护屏降，在山间荒漠湖泊间苟且幸存的部落小国，不足以危及东方文明圈。只有来自漠北的游牧部落，才足以对中华文明构成一定威胁，然而当落后的游牧部落进入黄淮地区，给中原文化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被中原文化同化，汉化的过程又进一步增强、巩固、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凭长江天险让中华文明伴随着中原文化主体的南迁而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幸存和传承的地理优势。

二、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汉民族人口众多、生生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条件。一种文明假如文化载体不存在或者被消灭了，其所创造的文化就会灭亡或成为一种僵死的文化。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后来突然灭绝，大都是因为这一文明的传承载体衰亡凋零或被灭绝。一种文化载体受众的兴衰，直接关系到这种文化的兴衰续绝。而汉民族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人口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因。中华民族虽历经灾难，却从没有亡国灭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必要条件。

三、文化的政治制度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黄帝时期开始，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就已经创立，经夏商发展至西周已经非常完备。这三项制度，特别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确保了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贫民家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演进中，历朝统治者都自觉地在用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维护封建制度，自觉或不自觉地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历代也不乏把黄老之学政治化的时代，所以道家学派也能得以传承和发展。如汉初的黄老政治化及历代的儒法相佐之策，都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传承践行中的发展。这种文化的政治化运作与实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久不衰和绵延不绝的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没有制度的完善和推行就无法保障。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化正是其永葆生命力的基本保障和动力之源。

四、中国古代社会“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以史为师的“吏师教育”制度，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另一种重要途径。自西周始，中国古代社会就建立并承袭“政教合一”的官学教育体系，这种政教合一的以礼乐为中心的六艺教育后来发展成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来讲都是通过政治教育来保证和促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种政治自觉，也是一种教育自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直接服务政治。这种“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在隋唐科举制度实行之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与科举制的结合，让中国古代社会从政治上层到底层大众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传承者和发展者，自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群体迅速扩大，接受中国四书五经教育已成为整个社会自觉的追求，这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种整个社会不同阶层对文化追求的狂热，正是“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激励的成果，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保障。

五、中国文字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特别是文字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能够一脉相承的基础。从伏羲创立文化符号，到仓颉对中国文字的第一次整理普及和统一，再历经夏商周对中国文字的不断改进，至秦始皇再度统一中国文字，以及后来历朝历代中国文字的演进和简化，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奠定了文字基础，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活的文化。

六、西周官学体制的瓦解和春秋中后期私学的兴起，以至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私学的繁荣，既打破了夏商周三代以六艺教育为核心的政治藩篱，拓创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格局，也打破了“以吏为师”的教育范式，“师”的地位开始确立并迅速发展，“师”开始成为在中国基层社会传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支民间主力军。尽管至战国中后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师资力量大都向官学集中，但是私学之师的这种面向大众的自觉教育行为，仍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目的仍然是为政治集团培养政治人才，没有脱离“政教合一”的本质，所以私学的勃兴与后续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扎根于社会大众的重要力量。封建社会的私塾教育和书院教育，莫不如此。

同时，私学的兴起、繁荣和发展，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即以“师”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和学术梯队的形成，这种教育学术团队模式既利于某一学派文化的创新发展，师传代际相承的学术梯队模式也更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一思想的传承与革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就是绝佳的例证，一个后继乏人的学派注定要没落。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私学的另一种方式——书院模式，也是很不错的案例。

总之，封建社会遍布城乡的私塾教育和以学者为核心的书院教育，是培育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重要力量，也是让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深度融合主要力量之一。

七、历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阐发与传播，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儒学的发展历程和史学的代际承新就是经典例证。而且在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是，每位学者都非常重视以教学相长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学术团队和递承发展的学术递队，这一优良传统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递承发展的重要方式。

八、古代家学传统教育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研究古代家族谱牒文化的专家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教育都浸透出忠孝节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尽管各有所侧重，但也充分说明家学、家风是中华传统文化植根民间并不断传承的主要方式。由此而兴起的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也促进了国学在民间的扎根与传承。

九、民间曲艺、文学是培育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重要方式。中国民间文学、曲艺、话本小说等文学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这些文艺样式以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方式普及了中国传统文化，并深深根植民间社会。

十、庙观等宗教场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传承的重要方式。相对于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道家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多地是借助道观等宗教场所开展民间教育的方式进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底根是儒释道并行，道的成分更多些。

十一、关于文化传播、传承载体纸的发明，历来都认为其对文化的传播、传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纸的发明国，纸的发明和使用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受众群体，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古人用骨、龟甲和青铜器以及后来的竹简木牍作为载文记事的载体，给我们保留下一些直观的文化传承史证。春秋时期孔子和管仲都曾在泰山、梁父山看到过七十二家燔材祭天的石刻文字，但由于是上古石刻文字，孔子和管仲也难以完全辨识这些书写符号，就像今天的小学生看见繁体汉字一样，所以七十二家封禅的内容没有得到传承，只是记录下上古曾封禅泰山的“帝王”有七十二家而已。我们对我国古代纸的发明自豪，也应该明确我们的古代先辈用石、骨、龟甲、青铜制品乃至竹简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的贡献。

十二、历代统治者“大一统思想”的政治举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诸多历史事件中都有思想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努力。无论是仓颉整合文字、秦始皇统一文字，还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及后来的文字狱，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新思想的产生、传播，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却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方式外，还有诸多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印刷术的发明和历代出版业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惠存和传承功不可没。重视传统文化的帝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历代史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等都是我们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