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娟 芮方莹

摘 要：“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阵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是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都很强的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是第一时间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重要渠道[1]。可以说，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是对高校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提高学生认识把握国际形势、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的教育，而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新的国内形势之下，推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

不只是中国，各国都十分重视对本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思想引导，并不断研究推进其科学性和实效性。在西方常常称为公民教育，在俄罗斯则突出表现为爱国主义教育，在日本称之为道德教育。

一、国（海）外的研究现状

关于推进思想教育实效性研究，各国的现实状况不同。就推进思想教育的时效性的教育理论研究来说，当代西方公民教育的主要理论包括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从发展趋势来看，核心理念是尊重人的主体性，注重个人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倡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重。相对实践层面的研究情况而言，俄罗斯学者在理论领域的发展是较为缓慢的。俄罗斯的个体中心取向教育理论，是“基于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核心在于重视学生群体，发展学生个性，换言之，不是按照预先规定的属性培养学生，而是通过创设相应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促进教育进程主体自身功能的全面展现与发展”[2]。

就推进思想教育的实效性的实践路径、方法的研究而言，西方的研究和实践相较理论研究更为充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Tony Chambers在《加拿大高等教育服务学习的同一途径》中介绍了公民教育的实践教育法，即“服務学习”的公民教育法。Mark Evans在《公民教育;教师说什么和做什么》一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方法应尊重学生个体，尤其要关注少数特殊群体对公民教育的接受问题，要注意方法的适切性。Slodovnick Micheal在《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化的公民》中论述了公民教育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他认为公民教育应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对政治实践的参与能力。他强调从“社区—家庭—学校—地区—国家”实施多位一体的公民教育模式。在俄罗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模式包括国家历史文化认知模式、军事强国激发模式、公民爱国践行模式等等，其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涵盖了国家政策层面、社会、家庭、学校、军队和宗教，呈现出全面一体化的面貌，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在日本，道德教育发挥着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功能，高校“道德教育”的方法中主要运用“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环境熏陶法”“言传身教法”和“终身教育法”，并且特别注重环境熏陶法的运用。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的方法往往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加道德体验，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注重社会舆论，强调创造优良的德育环境。

由上述可知，国外在进行类似于形势与政策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塑造时，总体而言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强调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体验，重视对优良的一体的教育环境的创造，尤其是社会主义所承担的教育职责。这对切实加强我国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过程中，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87年10月，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的建设意见》，规定形势与政策课为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的必修课之一，被正式确定纳入课程体系建设中。但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对该课的重要程度认识不足，以及教师队伍、教学体系等方面的问题，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不足。

关于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不足的现实，不少学者都对现状做了观察和深入的剖析。总体来说，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高校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发展，但是也有不少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的开展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教学监督机制，师资队伍单薄，难以对学生形成长期的教育影响。其次教学模式单一，教师不能自主，学生不感兴趣，师生缺乏交流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一般。最后，教学话语陈旧，话语权和话语体系的模糊，不能贴近学生需求核心。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教学内容未贴近学生，学生难以共鸣，教学评价体系陈旧不科学等等。学者刘琳、季卫兵指出，综观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目前存在着教学组织模式多元、教学效果参差不齐、师资力量相对不足、考核评价激励欠缺等短板，亟需进一步改革与提升，可以借鉴通识教育在课程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成熟的理念和实践，进行重点、针对性的改革[3]。

目前学界有关于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有形势与政策课开展的重要意义、作用等，在实践层面的研究包括形势与政策课课程体系建设、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的实践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关于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意义。樊丁（2017）从教育途径、教育效果和提升教育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从教育途径来看，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和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从教育效果来看，形势与政策课可以有效的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构建正确三观，帮助大学生合理的开展职业生涯规划”[4];从教育提升视角来看，形势与政策课的开展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质量，建设建成更加优秀的师资队伍。在2018年江苏省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中，赵金松亦指出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1]。

在针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学者卓旭春、冯霞（2017）认为影响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教学实效性最终都要通过学生这一载体来实现。因此，学生的学习意愿和学习积极性是教学实效性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卓旭春和冯霞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对形式政策课知识点掌握程度和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有帮助作用的正向认识产生积极作用，即提高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由此发现了大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知识实效性悖论，嵌入在家庭阶层定位、人生规划等结构性因素中，因此要体高教学实效性，不仅要提高教学水平，而且要关注学生的人生规划、社会家庭关系等方面[5]。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网络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网络带来信息的革命，深刻的影响学生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学者张新杰（2017）就提出提高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要从理论知识传授，倡导网络平台互动，强调实践教学体验三个维度进行研究改革[6]。

关于加强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的实践探索，学界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究。

其一，形势与政策的课程体系的建设，主要的观点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教材内容的时代性 ，贴近学生的核心;在教学安排上要遵循全校协同的原则，各部门合作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形势与政策的学习环境，同时要注重实践环节的安排，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效性;在教学评价上主张采用综合性评价的方法。制度上的支持普遍被认为是建设好形势与政策课程体系的重要保障。如彭庆红、潘红涛（2015）提出课程体系建设应立足自身特点在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上下功夫，从课程教材体系，人才体系，教学体系，学科支撑体系，综合评价体系以及条件保障体系等方面来建设立体化课程体系，增强课程的规范性和实效性[7]。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刘勇（2016）提出将“全覆盖，不断线”作为课程规范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认为要循序渐进的做好课程建设工作，首先学会用好活页教材，打造专兼结合的教师团队[8]。

其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目前学界大都赞同结合互联网探索教学的新模式。例如学者徐彤彤、刘宁（2018）认为应推进形势与政策课堂、网络、实践三位一體的模式，利用网络即时性、开放性等优势，增加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提高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兴趣，提高教学实效性[9]。学者蒲清平、朱丽萍、周莹莹（2016）提出基于APP的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形成一平台双主体三系统模式[10]。除此之外，学者倪佳琪、任雅才（2016）提出生成性课堂模式，即以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为旨归，以课程和教学的共生、教学设计与教学过程的统一和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融合为表现形式，以师与生，生与生，师生与文化等多向的交往互动为动力机制的课堂[11]。

其三，形势与政策学科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设，学者邱仁富、戚焕祥（2016）认为形势与政策作为一门研究和宣传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课程，其话语有着特殊的内涵。形势与政策的话语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跨学科、跨领域性。形势与政策的话语体系从结构上，由基础层面和动态层面构成，在内容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跨学科的体系。邱仁富认为形势与政策话语建设关键在于掌握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涉及形势与政策内容解释的话语主导权和课堂教学活动的话语权，以及应对校园各种思潮的引导权。形势与政策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包括积极构建课程核心话语，建好课程话语体系内核，积极构建话语体系的两个链接点。同时还要善于汲取学生日常生活化的话语形态和话语类型，不断为课程话语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最重要的是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形势与政策话语体系[12]。学者陶倩（2016）从形势与政策课的有机话语主体这一方面，详述了“形势与政策”课有机话语主体以及主体的结构组成，包括多元背景师资体、主体间性师生互动、话语权共享。同时还阐述了形势与政策特色话语内容的原则要求，包括历时性与即时性话语、“是”话语、“势”话语，大国和谐话语和自信话语。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针对性话语方式，陶倩提出了并详解了说理话语、释疑话语、叙事话语三种话语方式[13]。从理论上对形势与政策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话语权做了较为完善的叙述，提出要对学科话语体系进行创新。学者杨丽霞（2016）认为当前形势下需要教学话语创新，但在实践中面临课程话语权不高，形式创新弱化话语创新、教师缺乏话语创新能力、教学话语体系脱离学生核心关切等困境。强调重视体制保障、教师培训、对网络话语的整合引导、贴近学生核心[14]。

在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的创新实践中，华东理工和上海理工大学率先进行了探索。华东理工大学成立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研组，进行集体备课并通过复课、评价、分析来确保达到预期效果，实现交流分享和课堂互动。同时华东理工建立了课程大数据分析，确保《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政课和各类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互联网+”也被用到形势与政策课上。学校开发了“爱思政”网上授课平台，实现签到、互动、辅助资料、作业提交等功能。除此之外，学校还成立了专题教研组。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搭配，共同制订教学大纲，提供预习资料，设计统一教案，制作统一课件，校领导、各院系书记和院长均纳入到相应教研组，建设“微课堂”，形成一批《形势与政策》示范课。学校还组织“通海茶叙”邀请本科生一起喝咖啡、聊国家大事，每次网络报名名额都会被“秒抢”。在上海理工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远不止是坐在教室听讲、回答教师提问这么简单。这门必修课由课堂教学和学生实践两部分内容组成，课堂出勤率和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50%，实践项目占50%。学校对《形势与政治》课“是否有效”的评价，已经达到了像互联网企业考察用户满意度一样的程度，课上得好不好，由学生进行直接评价。总体来说，学生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教学的效果得到很好的改善。

三、结语

近几年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相关研究越来越重视改革创新以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不仅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理论方面进行理论建设和学科话语的创新，在实践教学中，注重教学体系的改革和教学模式在新的领域中的探索，尤其是在与网络平台的结合的模式中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在研究中，借鉴国外的理论优势和实践经验，注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关注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需求，不断重视一体化的教育环境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探究方向仍然注重加强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实效性的创新探究，关于实践教学和实践环境建设的探究相对有限。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http：//education.news.cn/2018-05/03/c_129864153.htm

[2]雷蕾. 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6.

[3]刘琳，季卫兵.通识教育视域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改革路径探析[J].現代教育科学，2018（11）：107-110.

[4]樊丁.开展形势与政策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J].科技经济导刊，2017（02）：255-256.

[5]卓旭春，冯霞.“悖论”与“嵌入”：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对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影响研究[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7（02）：4-8.

[6]张新杰，刘笑菊.提升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的三重维度[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02）：40-42.

[7]彭庆红，潘红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J].思想教育研究，2015（11）：31-34+111.

[8]刘勇.“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阶段性目标的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4）：58-61.

[9]徐彤彤，刘宁.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课堂·网络·实践”三位一体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1）：90-93.

[10]蒲清平，朱丽萍，周莹莹.大数据时代基于APP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形势与政策课为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05）：164-167.

[11]倪佳琪，任雅才.形势与政策生成性课堂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29（07）：108-111.

[12]邱仁富，戚焕祥.“形势与政策”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构建[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6（05）：26-31.

[13]陶倩，易小兵.“形势与政策”课话语体系建构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03）：127-130.

[14]杨丽霞.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创新的困境与对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32（05）：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