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与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的创设

2019-04-04赵敏

青年时代 2019年6期

关键词：端方

赵敏

摘要：端方担任地方督抚前，社会已對女子教育议题较为关注。端方在此背景下兴办新式教育，建立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逐步实践女子教育。然而女学堂建初期，只能附设于幼稚园内借由招收蒙养学堂的保姆向政府提出申请，至女学堂建后，又因事端被终止。这一过程显示出当时兴办女学的艰辛。

关键词：端方;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晚清女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中，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清末，西方教会打破这一僵局，在中国创办女子学校并给中国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光绪年间，即有报刊呼吁中国兴女学，至甲午战后已有少数中国人自办女学堂，但官方对女子教育仍未给予认可。民间自办女学的风气却逐渐兴盛，一些地方官员已开始了解女子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关系到国家兴盛衰亡，亦设法兴办女学堂，端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端方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年（1904）四月任职湖北巡抚，二十八年（1902）九月两总督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奉旨署督两江，端方代署湖广总督。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端方治水患、发展军事，政绩卓著。于教育方面，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在武昌首创蒙养学堂及附设女学堂，招收女生入学更是一特别的贡献。本文即就端方推广幼儿教育招收女童入学，及为培育师资设立女学堂之事加以探讨。

一、湖北女学之倡议

庚子之役后，清廷下诏变法，朝野内外重新思考救国之道，教育即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上会奏的变法三疏，其第一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论及教育之重要性，并提出以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止武举并且奖励游学国外等方法培育人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清廷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的纲领、课程、教习、堂规、入学等，但对女子教育却只字未提。对于国家兴亡，朝野官员皆知教育之重要，亟需大力改革，但女子的教育究竟该如何办，官方对此呈现出忽视的态度。而许多地方知识分子却认识到女子教育与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而提出兴女学的观点。许多女性甚至自办刊物，留女学外国的学生也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朝廷重视女学，只是所持观点不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十五日，湖北官方出版的《湖北学报》刊出张之洞、端方的《筹办湖北各学堂折》，提及湖北办理各学堂办法共十五条，其中在小学教育方面提到外国的小学堂教习多以习师范、明教育的女子教师充任，因为女师“心气和平，教而兼养”[1]。

另外，甲午战后知识分子也日益注意日本的教育，甚至师法日本教育制度。《湖北学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刊登罗振玉所著的《日本教育大旨》。文章指出日本的教育家开始注重女子教育：“考日本今日女子教育之制，在小学教育与男儿同校并教而异教室。卒高等小学者，入女子高等学校及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程度至此而止。女子高等学校之程度与男子寻常中学同。今教育家言，必女子与男子教育程度相同，现虽不能遽臻此境，然将来必达其宗旨可预卜也……中国今日男子教育尚无端倪，遑论女子。然仔细思之，实为刻不可缓之务，但必须与男儿别校为宜耳。”[2]中国当时无是中央或地方注重的仍是以男子教育为主，而中国的男子教育尚未完善，遑论女子教育。但从国家兴亡观点看，女子教育却是必须发展的，但因中国传统风俗男女之别甚严，故罗氏主张应将男女分校。

罗振玉还规划了不同年龄段幼童的学制，其中提到“将来必立幼稚园，以三至五岁为保育限，此刻女学未兴无保姆，姑缓之”。在学区方面，提出以每一省为一大学区，并设高等学校一所（亦称各省大学堂），武备学校一所，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将来更须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姑从缓”;每一府、厅、州、县之地大约五百家，设寻常小学校一所，“千家立女子寻常小学校一”。[3]虽然这些论述中有关女学的规划大都是主张暂缓实行，但是由湖北学务处刊出这些讯息，即代表官方已经有过这些考虑。

在清廷尚未将女子教育纳入教育体制前，湖北官方已提出设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寻常小学的诉求，这和主政者端方对于女学的重视不无关系。端方兴女学的观点很可能来自于留学生的建议。他在担任地方疆吏时，曾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而这些留学生与端方关系良好，经常有书信往来，其中有些关心国家事务的留学生会将其在外国所见所闻向端方报告，甚至提出改革的建议。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初九日，游德学生杨祖谦在信函中介绍德国的小学教育，也提到湖北应仿欧洲各国设男女小学堂。[4]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初十日，留美学生陶德琨等写信建议端方：“湖北学务，亟宜鼓力全于普及、女校、蒙养三者，此强国之根的，兴学之要点也。外人国固强矣，试考其所以强，其贤才多也，其民智也。我国不求有十贤相，但求全国之民皆具普通智识，皆有国家爱情，则外人敢侮我矣。”[5]留学生们认为应该全面加强普及教育、女学及蒙养教育三者，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外国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人才多，中国若能让人民有普通智识，亦能迈向富强。端方此时尚未出国，其对于欧美各国教育情形尚有大致的了解，留学生们的书信应该是其西方知识的来源渠道之一，也是催生其改革教育、兴女学的思想资源。

二、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的创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端方在武昌城设蒙养院即幼稚园，宗旨是为专辅儿童之智能，开导事理及涵养其德性，以作为小学堂之基础。招考规定指出：“（幼稚园）一为保育科，须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女生专习师范;一为幼稚园，须四岁至十岁之女生收入教育。”[6]保育科即附设女学堂，教授师范和保育方法以满足幼稚园的师资需要。可见，湖北幼稚园包括幼稚园和保育科两部分，保育科实质上具有女学堂的性质，即报刊所称的的湖北女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六日的《大公报》报道：“端制军拟在阅马厂前设立幼稚园及女学校，因无教习、保姆，特先设速成保育科，以教已通汉文之女子，现已开办，拟陆续招考，定三十名为限，以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为度，文理必须清顺。” [7]

为何女学堂只是附设于幼稚园之内而未曾独立设置，恐怕与清廷对女学的态度有关。二十九年十一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从立学总义、学科程度、编制、入学规则、教员等对各类教育作出详细的规定。女子教育仍未入章程中，而是在《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提及蒙养家教合一的宗旨，将女子教育定位为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8]在《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亦明显看出对于女学发展的限制。蒙养院设立之原因，主要是为保育三岁以上至七岁之幼儿。各国皆设有幼稚园，令女师范生为保姆以教导幼儿。外国为培育幼稚园教师，通常于师范学堂中设有保姆讲习科，中国因无师范学堂，故只于育婴堂、敬节堂内附设蒙养院。清廷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既不能多设女学，即不能多设幼稚园，惟有酌采外国幼稚法式，定蒙养章程，于育婴、敬节堂内附设蒙养院，师资则从乳媪、节妇中选取，教以保育、幼儿之事。[9]

此外，对女教科书的出版官方亦有规定，令各省学堂将《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择其中最重要者编成一书，并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违背者，译书刊布。[10]就章程的内容来看，其目的是训导女子为女、为人妇、为人母，充斥着儒家的纲常伦理之道。

由于政府并不认可，且尚未有官办女学之先例，端抚“仅以保姆出奏”开办幼稚园保育科。在其公开招考的榜示中，端方表明：“照得幼稚园为蒙学堂之本，保育科又为幼稚园之本，故办蒙学堂幼稚园，必须先办女子速成保育科。诚以此科成后，家庭教育由此兴，学校教育施功亦因以易，所关实非浅鲜。”[11]实际上，当时湖北女子教育几乎是不存在的，端方以开办幼稚园之名行女子教育之实，也算是开创风气之先。

端方在1904年所上湖北教育进展情况的《学堂筹建完备折》中称湖北幼稚园为“酌量添设”，且在各类学堂中“惟幼稚园经费取自公家”[12]。此外，聘请日本人丹雪江等三人参与幼稚园的筹划，并聘请她们为教习。由于办学良好，当时的荆州将军亦曾建议送驻防妇女入保育科。端方则因保育科经费支绌难再加额，且驻防妇女，恐识字者无多，入堂难于学习而加以拒绝。但后来禁不住请求，允许暂送二十名旗妇附学。[13]此外，甚至有保育科的女学生，在受学后，决意更加精进学业，将自己的配饰典当，做为东渡游学的学费。[14]

为使蒙养学堂有师资来源而招考保育科一事，亦引起《女子世界》杂志的注意，期间陆续刊载有关于湖北女学堂的消息。如在湖北女学堂的招生消息中，即报导湖北女学堂自招考以来，有志向学者甚多，已考试九次，不乏国文通顺者。因此原定三十名，但因投考者多，故增为六十名。

三、附设女学堂的裁撤

或许是为社会之新鲜事物，参观学堂的人络绎不绝，免不了有好事之人寻衅，开办不久即发生了一起勇丁殴打学堂门卫事件。《大公报》记载：“张彪之夫人入堂观览，其仆从勇丁亦欲入观，门者不纳，勇丁等即以强力从事，与门者相殴。事为女学堂监督任大令所闻，当即出局弹压，乃该勇丁等竟敢辱及任大令，大令无可如何，乃禀知警察局派勇赴学堂，将该勇丁解散。”端方得知此事后，“即责张彪约束不严，令罚洋三千元交女学堂充公，以为惩戒。”[15]实际上，这种管理上的失误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却足以成为反对者排挤该学堂的口实。

此事亦令张彪心生怨恨：“湖北女学堂，自端抚议罚中协张某银充费后，张氏切齿，必欲于张督前倾倒之。幸端抚持而中止。乃近女学堂监督任宪吉县，常介绍男客入讲堂观习课，动辄十人，以致人声嘈杂，教习无从讲演。学生亦均有退志，事为张某所闻，拟于张督旋时，仍欲怂愿使之停办”。[16]面对外界对女学堂的破坏，端方尽力维护，屡伤县令任宪吉加以注意，不要贻人口实，在离鄂赴苏前又委托武昌知府梁鼎芬极保全学堂。但是女学堂终究遭到裁撤。

在湖北幼稚园及附设女学堂创建过程中，端方是关键人物，而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在湖北，但张之洞也间接参与了湖北幼稚园及附设女学堂的创办。“湖北女学堂，前经端抚与张督协商”[17]。张作为湖广总督，没有其认可，湖北幼稚园自然无法创设，其回鄂之后的态度也决定了女学堂留或舍的命运。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张之洞以湖北城所设幼稚园，是在奏定学堂章程未经颁发之前，以致于办法未能划一，且园内所附设的女学堂“聚集青妇至六七十人之多，与奏定章程尤为不合。若不亟予更正，诚恐习染纷岐，喜新好异，必致中国礼法概弃，流弊滋多。”[18]的理由，终止湖北女学堂。

随后，张之洞下令将省城宾阳门内敬节分堂扩建为敬节学堂，添设“傅姆”（保姆）科，挑选文理粗通的节妇100名学习幼儿师范、家庭教育等课程;又另建育婴学堂，附设蒙养院，选略识字之乳媪100名作为保育科正额，为绅富之家培养家庭女教师和保姆，延聘日本女教习授课;其中已婚妇女可以附入敬节、育婴学堂一体教授，而未出嫁的女子则不得加入。从其做法似乎也可看出中国缺乏教习的窘境，只是面对保守的民风，得找出折衷的方法。當然，此做法亦备受批评，光绪三十年七月，《东方杂志》刊出《鄂督张制军札知幼稚园文》，即针对张之洞此举提出质疑，认为张之洞的做法不公且不切实际，对妇女的受教权很不公平。[19]因此，学者研究有关湖北教育的发展，认为在女子教育方面，端方的改革步伐较张之洞来得积极与超前。甚至有学者认为，湖北女学堂虽遭裁撤，但却点出新学制的缺陷，直接推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制定。[20]

湖北女学堂的裁撤并未浇息学堂设立者及女学生的热忱。各学生退校后与任县及冯堂长、监学等会商，自立一公学，并且竭力延续这所学堂，而所有书籍标本诸费，则由端方捐纳，即后来的启秀女学。端方当时虽已调离湖北，却以另一种形式持续支持女学堂，且这份支持一直持续到端方在两江总督任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申报》报道：启秀第一女学堂系端午帅抚鄂时，捐廉价创设。原为作育女子师范起见，升任后犹源源接济经费，迄今已届三毕业之期……其中文理优长者颇不乏人，将来女学发明实基于此矣。启秀女学亦不负众望，除官之幼稚园外，民立者仅启秀、萃英两校的消息。

四、小结

端方身处情势剧变的晚清政局，为清末较为开明之督抚。新政时期兴办建设，尤其甚为重视教育，其中对于女子教育的提倡，比大部分督抚超前与积极。在教育章程对女子教育没有明确许可的情况下，以开办保育科为借口行女子教育之实，不失为开明之举。相较之下，更加位高权重的张之洞显得谨慎保守，他原本是女学堂的拥护者之一，最终以女学与章程不合为由解散了女学堂。实际上张也是迫于现实的阻力。一方面中央的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仍落后于地方督抚的实践，另一方面社会风气依然相对保守。传教士或民间有识之士在当时兴办女学都曾遭遇到保守者的阻挠。社会上存在许多反对女学的声音，原本设立不易的女学，一有风吹草动的流言，便难以维持下去。或许唯有经由中央提倡，才能获得民间认可，改变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鄂督张鄂抚端筹办各学堂折（未完）[J].湖北学报，1903（10）.

[2]罗振玉.日本教育大旨[J].湖北学报，1903（15）.

[3]罗振玉.学制私议[J].湖北学报，1903（16）.

[4]中国第一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0：331-332.

[5]中国第一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0：368.

[6]各省学堂类志[J].东方杂志，1904（2）.

[7]纪女学堂[N].大公报（附张），1903-11-24.

[8]刘秀生、杨雨青.中国清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4-108.

[9]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98-399.

[10]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00.

[11]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