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双骜

摘 要：要想解决亚洲共同体建设的窘境，就需要从文化入手。中国文化之中蕴含着有利于加强亚洲各国的理解进而推动亚洲共同体的建设的因素。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亚洲乃至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内涵，不仅有利于构建亚洲共同体，而且会积极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一直抱有敌意，西方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使中国文化走出去屡屡陷入困境。如何让世界更好地听到中国的声音？400多年前，利玛窦的在华传教策略给我们提供了积极的提示。本文着眼于利玛窦在华的传教策略，结合中国传统的“理一分殊，殊途同归”“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思想，以期在文化眼光和文化态度上对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给出建议。

关键词：利玛窦;传教策略;中国文化走出去;亚洲共同体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亚洲共同体建设

2000年，在首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与会的部分代表呼吁建立一个以“欧盟”为目标的亚洲共同体。此后这一概念又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国家所提及。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提出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当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大变革时代，亚洲各国同样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挑战，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因此，亚洲各国清醒的意识到，亚洲共同体是亚洲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基础和重要动力。但是，同欧盟、北美经济一体化的风生水起相比，缺乏统一文化基础的亚洲共同体发展却是举步维艰。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ips Huntington，1927-2008）曾指出，冷战结束后，最主要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因此，亚洲各国想要突破亚洲共同体建设的困境，需要从文化入手。亚洲缺乏一个统一的宗教，这决定了亚洲不能同欧洲一样，能够以基督教信仰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共同体;亚洲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决定了亚洲共同体需要建立在亚洲各国平等的文化交流过程中。

中国文化发展主张“和而不同”和“殊途同归”，这种文化理念正契合亚洲共同体建设的要求。因此，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亚洲乃至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内涵，不仅有利于构建亚洲共同体，而且会积极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近些年，中国不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方面，我们积极主动的交流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始终抱有敌意，把平等的文化交流描绘出文化扩张，“中国威胁论”的观念根深蒂固，甚至“孔子学院也被西方媒体建构成‘国家战略机器，描绘了一幅‘改善国家形象、‘输出文化软实力、‘推广政治道路、‘配合海外扩张的符号图景。”如何破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除却外部环境和手段方法等因素，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文化态度和文化眼光入手。400多年前，在华传教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就在文化眼光和文化态度上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本文将着眼于利玛窦在华的传教策略，结合中国传统的“理一分殊，殊途同归”“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思想，以期在文化眼光和文化态度上对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亚洲共同体建设给出自己的建议。

二、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

利瑪窦进入中国正值晚明时期。因为东南沿海饱受倭寇之患以及葡萄牙人的侵扰，明朝政府严行海禁政策。利玛窦之前已经有多名传教士入华，但是他们也只能止步澳门。西方传教士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可中国大门依旧紧闭，他们一无所获，以至于传教士们产生绝望情绪。1583年，经过周密计划和努力，罗明坚和利玛窦获准在肇庆定居，建立了内地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开启了耶稣会在内地的传教事业。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传教事业举步维艰，在他们之前的传教士，因为缺乏谨慎和过于狂热导致传教事业的失败。所以，“耶稣会传教区的基本方向从一开始就被确立下来了：不要冲撞冒犯，而应循序渐进地行动并在必要时采取迂回道路。” 而利玛窦就是沿着这个基本方向，不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不断摸索符合中国特点的传教策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人把利玛窦在华传教的策略概括成为“利玛窦规矩”。

（一）入乡随俗的亲近路线

面对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首先需要了解中国传统和习俗，把自己“中国化”，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利玛窦和罗明坚刚进入内地，如同在日本的传教士那样，采取了佛教僧侣的称号和仪表，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更快融入中国和归化中国人。他们剃须发，穿僧服，自称来自“天竺”，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和尚。但是成为“和尚”的利玛窦和罗明坚传教并不顺利，当地的知识分子都不愿意接近他们，归化的少量基督徒也只是下层民众。直到后来认识了儒生翟太素，情况才有所改变。从翟太素那里，利玛窦和罗明坚知道：在中国，和尚们都是出生于贫苦家庭，社会地位并不高，而中国民间社会的话语权是牢牢地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的。所以翟太素建议利玛窦应该脱下僧袍，换上儒服，结交当地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果然，利玛窦这幅具有修养的中国文人的打扮很快获得了官员和知识分子们的好感，获得了他们的礼遇和尊重。当两个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必然会产生隔膜。如果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他者文化表示尊重，并表现出愿意了解他者文化的诚意。利玛窦的儒生打扮正是向中国人示好，表示出愿意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的愿望，因此获得知识分子群体的礼遇。

（二）接近官员的上层路线

明朝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文人士大夫是高度集权体制不可缺的一环，其表现就在于中国民间社会的话语权是牢牢地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的。所以利玛窦想要归化中国，首先要归化士大夫。只有取得士大夫的信任，才能减少传教的阻力，在民间生成有利于天主教传播的舆论，为天主教“正名”。一旦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受到归化，他们的信仰将会对普通民众起到引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接近官员，才有可能接触到皇帝，如果获得了这位最高权力者的支持，那么归化中国也是指日可待。所以，无论在肇庆、韶州，还是南昌、南京，利玛窦广泛结交儒生和上层官员，利用各种机会获得他们的好感和认同。也正是因为士大夫文人的帮助，不仅传教士们获得了保护，而且利玛窦也获得了进京向皇帝贺寿献礼的机会。利玛窦来华传教的目的就是归化中国，换句话说，他传教的目标应该包括皇帝、官员以及下层民众等所有中国人。即使这样，利玛窦也不是“胡子眉毛一起抓”，他传教的对象也是有主次关系和层次性的，他以士大夫为主，依次层层推进。今天我们的国际文化交流，同样也需要一个明确的受众目标，这样的文化的交流才有指向性和方向性。只有找准正确的受众，形成有力的导向，才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三）科技吸引的交往路线

如何才能赢得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好感？利玛窦选择利用西方先进科技来赢得士大夫们的好感和尊敬。16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专制国家。“夷夏之辨”的思想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挥之不去，而且深信自己比那些西来的“蛮夷”优越。所以，利玛窦希望通过这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来改变中国人的态度，以便进一步的传教活动。“利玛窦曾承认，他在中国文人中的名望，大部分应归功于他的全舆图及其传授的科学（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利玛窦也正是通过这些“欧洲方物”走进了紫禁城，得到了留居北京的机会。利玛窦利用科学技术激发起中国文人的兴趣，也使得一部分中国士大夫从形式上到文化认同上接受了这些传教士。因此，在对外的文化交流中，传播者也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地抛给接受者，而是需要对其文化资源进行取舍，以及根据接受者的需求，打造文化精品。

（四）文化对接的思想路线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外在形式上适应了中国风俗，并通过展示西方科学技术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官员，并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但是他们来华的任务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如何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为了减少阻力，利玛窦采取的是文化适应政策即“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利玛窦把天主教解释成一种近似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以便于中国人接受。利玛窦在他的《天主实义》中大量引用《中庸》、《诗经》、《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来证明天主教的“天主”和中国人的“上帝”“天”实质上具有同一性，因为利玛窦深知：“某个观点只要能表明在古代就已经有的，便具有了权威性”。利玛窦等还借助中国历史和学术传统来证实合理性。因为中国古籍中没有无所不能的上帝、天堂、地狱以及灵魂不灭的问题，所以耶稣会士就把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归因于秦始皇焚书的大火。利玛窦尽量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儒家传统，特别是在祭祖祭孔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种相对宽容和明智的态度不仅迎合和中国人文化自负的心理，而且使耶稣会士在中国迅速站稳脚跟，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教的基础和前提。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求同”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理解，而“强买强卖”“生搬硬套”注定会失败。当然，“求同”也需要把握好分寸和尺度，因为“任何对异质文化要素不加辨析的盲目等同，都会因简单化而走向是真，并失落掉相当的价值”。关于文化交流中的“求同”问题，下一节会重点论述。

三、“利玛窦规矩”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政策使耶稣会士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也为天主教在华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上一节，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分析“利玛窦规矩”，归纳出了有利于文化交流的经验，诸如：对他者文化表示尊重，并表现出愿意了解他者文化的诚意;文化交流需要找准正确的受众，形成有力的导向;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取舍，以及根据接受者的需求，打造文化精品;采取“求同”的态度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理解。利玛窦的传教策略都是从平等和尊重出发，主张异质文化是“和谐共生”，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古代儒家的“理一分殊，殊途同归”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思想和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政策遥相呼应。在这一节，笔者以中国传统思想为理论基础，结合历史和现实，来谈论在国际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采纳的文化态度和传播理念。

（一）文化态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致力于把“普世主义”推广到全世界，“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他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西方的“普世主义”实际上否定了其他文化存在的理由，自然引起了非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所以当西方的“普世主义”进入其他文明，企图破坏这种文明认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反弹。同样的道理，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样是以一种异质文化的身份进入其他文明，免不了排斥反应。每一种文明其实都具有强烈的中心意识，或多或少带有自负心理以及排斥主义的色彩。而这种文化自负心理自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足够多的受众，使他们相信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侵略，是“普世主义”的翻版。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告诉世界中国的文化态度，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交流，不是文化侵略。而这种文化态度可以用中国儒家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殊途同归。

“殊途同归”的思想出自于《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殊途同归”可以说从先秦以来儒家知识分子对修身治国的认识。所谓“殊途”指的是可以允许儒、道、墨、法等不同学派的并存，“同归”说的是他们思想主张不一样，但其目的是一样的即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谈论天理和万物关系的重要概念。朱熹把总天地万物之理说成是“太极”，“太极”是最根本的理。所有的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理，分开看，每個事物又各自有一个理，虽然不同事物的理千差万别，但是它们都可以统一到“太极”之下。

儒家的“理一分殊，殊途同归”思想不但给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持的文化态度。世界上存在多种文明，多样的文化，它们形态各异，但是存在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发展。每一种文化有各自的“理”，“理”虽不同，但是它们都统一到人类和谐发展共生这个“太极”之下。所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应该告诉世界，我们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侵略取代其他文化，而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和谐共生进行平等交流。

（二）传播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我们今天对利玛窦在华传教事业高度评价，因为他身体力行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但是，我们要知道利玛窦来华是为了传教不是为了文化交流的。对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政策并没有把真正的天主教传播到中国。在《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一书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认为任何到中国来的外来宗教最终都将会被儒家化和中国化。而且他把传教士方德望（Etienne Faber，1598-1659）死后变成“方土地”一事作为基督教和中国环境相同化的一个例证。美国学者孟德卫（D.E.Mungello，1943-）则以利玛窦为例为谢和耐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孟德卫认为：“要证明利玛窦确实被晚明的文化生活所同化，最有力的证据并不是消极地看他否定了什么，而是看他积极地创造了什么。利玛窦创造了一种儒学与基督教结合的学说，这完全符合晚明融合众说的思想”。在孟德卫看来，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正是对晚明思想的一个呼应。

其实，在利玛窦之后的很多传教士都对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政策表示不满，因为利玛窦在教义上过于迁就中国人，从而引发了“礼仪之争”。但是我们今天的文化交流不是传教，不是要“归化”他国文化，不是让对方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因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传播理念。如果我们一味“求异”，自说自话，不仅无法对话而且可能引发冲突。“不同”和“存异”是对待他者文化抱着尊重态度，即我可以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听听对方的看法，这就避免了隔膜和冲突的可能。而“求同”则是促进双方对话的可能性。“求同”是看到双方文化中相同或者是相似因子，而双方从相同之处出发，看到各自的特性，进而促进不同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对话。基于“求同”的文化交流，可以缓解因文化自负带来的冲突和排斥主义带来的“老死不相往来”的隔膜。

“不同文明发生于不同的土壤，由于生长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同，它们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所以一个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的特殊性，而不在于普遍性。在文化交流中，“求同”是对话的开始，而通过比较不同文明的特殊性，文明互鉴，才是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但是，因为对文化特殊性的看重，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化的交流传播必须保证所谓的文化纯度。例如：刘小枫主张构建“汉语基督教神学”，主张采取语言翻译的方式，把基督教思想原汁原味地介绍到中国。他主张脱离中国语境看基督教，所以基督教思想和儒家思想不仅不可能融合，也不必要。而学者蒋庆则站在中国文化本体的角度，认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体现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基督教的普世性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因此二者只能是相互尊重而不能融合贯通。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刘小枫还是蒋庆，他们都是站在“排斥主义”视角看待文化交流。每一种文化都是動态发展的，都是不断吸收新的因子促进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说，就没有所谓的“纯文化”。在文明交流中，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文明模式替换他者的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也不是把世界“中国化”，而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平等对话，在此基础上彼此吸收对方合理成分促进其自身发展。

四、结语

今天，现代科技的进步早已经拉近了文明之间的距离，封闭和保守早已经成为过去。400多年前，利玛窦平等交流的文化态度促进了中西文明的对话。今天，中国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打破文化传播的困境，要向世界明确“和”的文化理念：“理一分殊，殊途同归”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讲尊重，讲平等，讲对话，而不是讲融合。文化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就抹杀了他者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存在的必要性，这是每一位看重自身文化的特殊性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应该秉持“理一分殊，殊途同归”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积极推动亚洲各国的文化互动，尊重彼此的文化地位，以文明互鉴促进亚洲共同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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