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燕

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睡眠时间，正常应该在7～9个小时。换句话说，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然而，还差三分钟就到凌晨一点，“知乎”上关于“睡眠”的问答还在火热进行中。

“你睡了吗？”

“没有那个福气，正陪老板唱K，他开心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怎么还趴网上？不是说练了瑜伽状态好很多吗？”

“一言难尽。业绩比武马上启动，这几天一闭眼，各种报表、计划、PPT就自动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

“楼上，你发的这幅图看不懂。何意？”

“我想回到古代。老婆孩子热炕头。”

曾几何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黑夜浪漫，萌发了无数类似“唐朝的夜晚”的奇幻故事。黑夜静谧，意味着运转的停滞，也意味着人对世界控制力的空白。人们躺在床上，性爱抑或沉沉睡去。直到电灯普及，驱逐黑暗的同时，照亮了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之路。从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得不再必要，而睡眠直接成为效率的敌人。在一条看不见的长鞭驱策下，人们慢慢陷入永不停歇的状态。无休止的奔忙和24小时不间断的社交媒体，侵蚀着生活最私密的部分，人们能感知，却无法拒绝这样的侵蚀：昼夜分界已然模糊，写字楼可以整夜灯火通明，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深夜不打烊的餐厅、酒吧、便利店和书店;甚至，现代化程度没那么高的乡村，兴奋和宣泄也直达深夜。在时代驱动下，永不停歇的，何止是身体和脚步，更有内心，愈夜愈翻腾。

一位“豆瓣”网友则在“小组”发言：“今天我所渴求的一切仿若都近在咫尺，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它们，并且深陷其中——我以为在享受生活，殊不知，已经被自己一点点构建起来的生活全面控制。包括所有的时间，更包括我的睡眠。”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调查了近六万名10岁至45岁的人，76%受访者表示入睡困难，只有24%受访者表示睡眠状况不错，一觉睡到天亮的只有11%，僅有5%受访者作息规律，93%受访者睡前玩手机。这93%的人，显然无法通过卸载社交软件来接近正常的生活作息。

2018年3月18日是第18个世界睡眠日，其主题为“规律作息，健康睡眠”。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了“2018世界睡眠日新闻发布会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同时公布了一批数据：

社区老年人群中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30.5%和18.1%，且10.6%的社区老年人同时存在两种疾病或症状。睡眠障碍是痴呆发生的危险因素，失眠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关注女性睡眠问题：女性更易罹患睡眠障碍。女性睡眠及睡眠障碍受不同年龄、不同生命阶段（青春期、月经周期、妊娠/哺乳期及绝经期）的内分泌与心理变化的影响。

关注婴儿的睡眠问题：国外研究发现，约20%～30%的婴儿受睡眠问题困扰，而我国婴儿的睡眠问题更加普遍，发生率约为40%～70%。20%～30%的婴儿睡眠呈碎片化，频繁夜醒，且可能有入睡困难、睡眠呼吸障碍等问题。

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结果则显示，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其均值为66.26，普遍睡眠不佳，呈现出“需要辗转反侧，才能安然入睡”的状态。“苦涩睡眠”占29.6%，“烦躁睡眠”占33.3%，“不眠”占12.2%，“安逸舒适睡眠”占19.4%，只有5.1%睡眠处于“甜美睡眠”。 在睡眠时间上，“90后”睡眠时间平均值为7.5小时，六成以上觉得睡眠时间不足。

从睡眠类型的地域分析，睡得最早的城市为上海，睡得最晚的城市为深圳，起床最早的城市为北京，起床最晚的城市为珠海，晚睡晚起的城市为大连，晚睡早起的城市为重庆，最爱午休的城市为香港，最受情绪/情感干扰的城市为澳门。

时代变革催生多元化，包括复杂的社会生态和老龄化加剧。人们试图用生命三分之二的时间掌控一切，却对另外的三分之一失控了。

凌晨一点半，“知乎”的讨论仍在继续。

一位自称深受“失眠并发症”困扰的网友很是沮丧：“……我们的睡眠丢了，本来这应该是自然而然、不花一分钱的美好东西……”

一位曾被迫长期加班的网友话语中透出无奈：“为了生存，我只能任由上司剥夺我的睡眠。可当我升了职有按时睡觉的权利，却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怎样的人身伤害？”

一位网友则“重要的话说三遍”：“拯救睡眠！拯救睡眠！拯救睡眠！”

求医

630公交小巴的一个途经站点，是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金紫山院区。早上7点40分，28岁的李晓在这个站点下车，准备去挂个门诊看睡眠。李晓的表情有些焦灼，因为上午还有商业谈判任务，所以6点半就动身先去求医。但早上的行程不太顺利。她家住在渝北区，离金紫山院区不到20分钟车程。车水马龙的星期一早上，打出租车不是一件易事。在“滴滴”上输入目的地信息，也一直没有回应。

“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先问问你去哪里。我跟他说去精神卫生中心，他立马转过头，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一边快速摇上车窗，一边跟我讲他有预约单。”李晓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先后遭到三次拒绝，最后只好转了两次公交，才在与繁华都市接壤的一处山脚，等到630路小巴。

金紫山院区在一个山坡上，“630”是唯一经过那里的公交车。和许多城市的同类医院一样，深藏在偏僻静谧的地方。金紫山院区坐落在一段盘山公路的一旁，周围尽是茂密的树林。若从繁华时尚的“红旗河沟”主干道出发，也可以步行40多分钟上山。

与李晓同坐“630”的还有39岁的林彦。林彦是前来复诊的。一年前，喜欢在夜里奋力做论文的林彦突然“没有瞌睡”了。以前动不动弄到通宵达旦，最早也是凌晨一点多才结束，可只要躺下，头一沾枕头，立马能睡着。“有一天突然不行了，总感觉脑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停地转，越躺越兴奋。”

实在睡不着，林彦会慢慢坐起来，披着外套穿上拖鞋，移步到阳台的秋千架去斜躺。破晓的风带着凉意裹挟着她，初秋季节，很惬意。这种感觉，很像当年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进入课题攻坚阶段，午夜从实验室出来，她和男友费力地爬上教学楼顶层的天台，相互依偎，靠在那里吹吹风，然后长舒一口气，感觉明天的一切艰难险阻皆可战胜。如今，对失眠的中年林彦来说，惬意是短暂的，第二天的感觉令人绝望。

林彦是个高校教师，课不多，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作为学院里的“论文高产者”，一个30岁出头便进入“正高”序列的年轻学者，一个名字常常出现在院领导汇报稿中的“出色才俊”，为了保证科研效率，她会把白天切割成很多段，在每个时段里“做该做的事”，而所有时段都“一定是紧密关联的”。“睡不着”以后，林彦每次睁着眼睛挨到早上七八点，半躺在床上考虑“一会儿起来，先吃个早餐，还是再闭目休息下;或者迟点，直接早餐午餐一起解决，下午再去实验室工作”。总之，新的一天又这么毁了。

“这对一个本身对自律性有着极高要求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林彦说。

作为同去看睡眠的人，在金紫山院区的候诊大厅里，李晓与林彦有了一些交流。李晓讲起了《南方人物周刊》上看过的一篇文章，说文中用《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构建的深陷失忆泥沼的马孔多小镇作比喻，讲现实中的失眠会导致记忆力衰退，很是生动——“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致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

在“记忆力日渐衰退”这点上，林彦与李晓有着同样的担心。最近，李晓常常看着一个熟悉的人朝她走来，这个人可能是一块儿工作了好几年的同事，想打招呼，却突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不只尴尬更有莫名的恐慌，“但如果有几天我多睡了两个小时，就会觉得脑子变灵光。”而在林彦，则发生过在科技大会发言时突然“断片”的情形。“断片”的那段成果综述，是她日常可以“倒背如流”的。有一段时间，林彦很关注“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年龄会不会提前。她還特意去医院做了脑部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其实，正是与失眠附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出生于1970年代末、思想存在许多顾虑禁区的林彦，最终告诉在国外访学的丈夫，自己要去看病，去精神卫生中心。越洋电话那头，丈夫“哦”了一声，便沉默不语，片刻嘱咐林彦：“病历上尽量用化名吧。”

“90后”李晓却认为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看心理问题跟看身体上的疾病同样性质，有病就该治。”去年，李晓的公司组织体检，采取“套餐自选”式，一大半的同事都选择了“心理测试”这个项目。在李晓的公司团队里，“85后”占了90%以上。

时至今日，老百姓依然习惯性地把精神卫生中心称之为“精神病院”。下山的630路小巴招呼站与金紫山院区门诊大楼隔着一条狭窄的马路。站牌下，几个等车的路人好奇地张望对面。

“对呀，我们俩就住在附近的小区。没有，没有进去看过，没事儿进去干吗？”

“我有糖尿病，出门老想解手。一次在这个站等车时，实在憋不住就进到对面找厕所。我老伴晓得这事还训了我一通，告诫我千万不要再进去，里面有很多‘武疯子，出了事他们也不负法律责任。”

事实上，诸如“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都在院中一个严加看管的病区，有护栏门禁的重重加持，一个陌生人踏进医院也未必能找得到。在门诊大厅排队挂号的，大都是看“心理问题”，其中85%以上伴随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

早上8点，金紫山院区的“心理门诊”已经排起了长队，队伍里有老有少，身份年龄各异。一个50多岁的大姐正高声大气地操着方言，讲她辗转几个医院治疗失眠和焦虑的经历。她姓宋，来自距离主城近300公里的石柱县，家里经营着红火的农家乐。她因为严重的失眠和“检查不出病因的躯体疼痛”就医，最终被确诊为焦虑症，在这里经过两个疗程的规范治疗，已有所好转。

“因为睡眠问题就医的人群，包括了公务员、老师、工人、服务员、退休干部、小学生，林林总总。年龄最大的近90岁，最小的不到10岁。除了最普遍的失眠障碍（又叫原发性失眠或失眠症），还有睡眠不宁腿综合征、睡眠中的行为障碍（梦游等）、嗜睡、睡眠相位后移症候群（表现为晚睡晚起），等等。与睡眠相关的疾病达到90多种。”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罗捷说。金紫山院区心理门诊每天要接诊伴有失眠症状的病人超过150例，“西南医院每天接诊量大概要达到100例。”

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发布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失眠的定义被描绘为，患者对睡眠时间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表现为入睡困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不少于两次）、早醒、睡眠时间下降和总睡眠时间减少（通常少于6小时），同时伴有日间功能障碍。根据病程分为急性失眠（病程小于一个月），亚急性失眠（病程在1至6个月之间）和慢性失眠（病程半年以上）。一项调查表明，我国普通成年人在一年内有过失眠者比例高达57%， 其中53%症状超过一年，但仅有13%的患者曾经找医生谈及自己的睡眠问题。

罗捷认为，失眠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生理性失眠包括境遇性失眠（换地方睡不着、遇到压力反应的“一过性”失眠），一般能够自动调节恢复。而持续两周以上的失眠则必须警惕为病理性，需要及时就医，否则会由于神经递质紊乱，难以恢复正常的睡眠机制。病理性失眠分为入睡困难、睡眠肤浅、早醒。

“现代电子照明最早改变我们的睡眠，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更多的因素加入其中。睡眠症状常常是情绪障碍、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的症状之一。”罗捷这样阐释自己的看法。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精神心理科医生，罗捷认为，“入睡困难”和“睡眠肤浅”通常是轻度焦虑、抑郁的表现，这两种睡眠问题过去人们统称为“神经衰弱”，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医学术语了。当年，“神经衰弱”作为一种不规范的说法，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就如只见冰山一角，却不知海平面以下所蕴藏的庞大与危险”。而“早醒”则往往与有自杀风险的重度抑郁伴生。

“除了失眠这样具有普遍性的症状，最有意思的是，抑郁症的躯体症状还常常表现在胃肠功能上，吃不下饭，形体消瘦，腹胀腹痛，病人常常做完一整套消化科检查，兜兜转转一大圈，最后才会想到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焦虑症则反过来，表现为多食、发胖，同时呈现出心血管病的症状。”

林彦本是忌讳看心理医生的。虽然她的同事都是硕士以上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大多是“60后”“70后”，时代特定的烙印令他们记忆深刻，某些观念也随之根深蒂固。比如，林彦儿时的一个邻居就是人们所谓的“疯子”，最常见的症状是“成天低着头、惊惶躲闪、不和人说话”。虽然没有任何公共危害性，但大家都有意避着她。林彦记得，这个女邻居后来被自己的远房亲戚给卖掉了，若干年后蓬头垢面跑回来，街道上几个妇女按着她洗头剪发，因为头上长了虱子。一个月后，這个女邻居跳楼死了，自杀。大人小孩对她没有半分同情，街头巷尾纷纷议论“疯子终于死了”。林彦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女邻居很可能就是一个可怜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是，哪怕到了现在，不少人也会把“心理疾病”等同于“神经病”，报以异样的眼光。在林彦执教的大学，进编制的老师报到前要先做心理测试，如果有问题，就不能被正式录用，“我们领导说过，要及早发现和清除那些可能惹麻烦的定时炸弹”。所以，林彦为了“失眠”去看医生，的确下了很大的决心，“不看不行了，决不能重蹈我大学同学的覆辙。”

除了那位女邻居，林彦读大学时还遭遇过“神经衰弱”的大学校友，那段经历非常难忘。一位室友，念高二的时候就在小县城被县医院的“内科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整宿不能睡觉，安眠药是几年间的常备药。林彦和其他同学都知道室友的病，但在所有人看来，“神经衰弱”耳熟能详，林彦的母亲也有这个病，顶多就是失眠头疼，严重的时候吃几片药，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可是，仅仅一年时间，林彦目睹了室友因为“连续三天一分钟也睡不着”而藏在卫生间痛哭，发展到“任何声音与光线都会导致彻夜难眠”。室友甚至用打工攒下的钱买眼罩耳塞。最终有一天，这个平时内向秀气的女孩突然狠狠操起椅子，向寝室里两个正用电脑放光碟的同学砸去，边砸边吼：“真的好讨厌你们，我被你们害死了！”一切猝不及防。室友被闻讯赶来的辅导员拖走，几天后办了休学。后来听说被诊断出狂躁症。

“失眠是件大事。只有当自己身临其境，才知道失眠的痛苦。”林彦感叹道。

从诊室出来，林彦掏出手机查了查公交软件，发现下山的630小巴还有一会儿才到站，就顺手翻出一个论文查阅APP，刚点开界面，想了想，又搁下了。

宋大姐也从诊室出来了。这次她并没有从医生那里拿到多少药。

半年多前，和丈夫一起在石柱县的乡镇经营农家乐的宋大姐突然病倒了，症状有些怪异——白天没大的不舒服，一到傍晚就开始胸闷心悸心痛，尤其在半夜特别难受，“感觉心脏扑通扑通就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喘口气吧，胸口又像压了块大石头。”整夜整夜，宋大姐都睁着眼睛在极度难受中度过。本来，宋大姐是不会轻易“认栽”的，她是镇里公认的“能干人”。儿子儿媳全部在外打工;老伴身体不好，逢变天就浑身痛，连腰都弯不下。宋大姐几乎包揽了自家“农家乐”里的全部活路，只在夏季客人最多的时候，才请同村人帮忙做做饭。客人前脚离开，宋大姐就立刻拆洗被罩床单，一分钟也不耽误，哪怕已经夜深。去年，她还流转来几亩土地种黄连。大儿子的一对儿女也是宋大姐和老伴带着。直到有天上午，困倦不已的宋大姐在院子里晒衣服时，突然晕倒。

“我肯定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以后动不了怎么办？”宋大姐哭着跟外面赶回来的三个儿子说，脸色惨白。她最担心自己丧失劳动能力。

儿子们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母亲是不会“露病”的，这次一定事儿大。他们把宋大姐带到重庆主城的三甲医院看心血管看胸科，结果一切正常，甚至血压血糖血脂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宋大姐依然入夜就胸口憋闷难以入眠，有时甚至通宵喘着大气呼吸。“找了几家大医院，什么检查都做过了，依然查不出病因。”最后，还是邻村的一位妇女主任提醒她去看“精神科”，可能是“思想里出了问题”。这位妇女主任曾经被剧烈头痛、眩晕和失眠折磨多年，最终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对症下药已经痊愈。终于，宋大姐半信半疑走上了另外一条求医道路，并得到确诊——意想不到，竟然还真是一种“心病”。但“焦虑症”及由此引起的睡眠障碍治疗起来并非“短平快”。宋大姐换了几家医院，试了不同的疗法，虽有好转，却并非“立竿见影”。

“我是守在屋里的主心骨，当然要尽快好起来才行，否则谁来支撑这个家呀。”

“与睡眠相关的日间社会功能损坏，包括疲劳或全身不适，注意力或记忆力减退，学习、工作和社交能力下降;情绪波动或易激怒，兴趣、精力减退;工作或驾驶过程中错误倾向增加。最严重的失眠者曾因此试图自杀。科学研究证明，睡眠剥夺与老年痴呆症有直接关联。”李晓的医生告诉她。但李晓尚未到用药阶段，还可以尝试用“认知行为治疗”进行调节，其中包括：

——下午三四点以后不要再喝咖啡、浓茶等。

——睡觉前不要过饱或饥饿。

——临近睡眠时间，避免做一些让自己兴奋的、思维活跃的事情。

——至少在打算睡觉前半小时，关闭手机等电子产品。不要在床上看电视、玩手机。

——睡前不要饮酒和大量喝水。

……

“我们可能属于‘长期缺觉”状态的耐受人群”，心外科医生林明说。他对女友李晓的“失眠”及她所描述的那些“并发症”有些意外。几天前，他嘲笑李晓那些“养生”的动作“十分矫情”，甚至引发了一场争吵。但林明确实没见过因为“失眠”而衰弱的医生，即便是在长期缺觉状态下经受“刺激”也精力旺盛。作为年轻的副主任医师、科室骨干，林明需要24小时做好上手术台的准备，也时常出现凌晨两三点接到一个电话披上衣服就往医院跑的事，“比如，主动脉夹层破裂，分分钟致死，随时随地发病。”

长期经历睡眠剥夺的医护人员，不少都有失眠的症状。刚开始，夜间忙碌后，林明白天能掐空稍微补点觉，现在想补觉都睡不着。他不知是自己开始步入中年，还是正常生物钟频繁被打破难以调节回来的结果。失眠有时是因为工作焦虑或恋爱问题、家庭纠纷，但林明并没太在意，因为白天精神状态很好。

最近，林明的朋友圈经常被医生猝死事件刷屏。无病史的年轻大夫在“连轴转”之后猝死的原因大部分是心脏骤停。一项来自荷兰的调查研究显示，与睡眠质量高的人比较，睡眠差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高63%，冠心病的发生风险则高79%。临床干预研究显示，当失眠得到控制后，心血管疾病合并焦虑的发病率减少三分之一。

心 病

同以往一样，宋大姐看完病就搭乘动车回石柱。这次，是在主城开副食店的三儿子“老三”开车送她去的火车站。老三的左脸还时不时有些抽搐，但已经算恢复得不错了。在宋大姐犯“焦虑症”前的半年，去批发市场进货的老三刚把肩上扛的一袋80多斤的干辣椒扔进小货车，突然晕得天旋地转，跌到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送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突发脑梗，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很长一段时间半边身子“发麻”。老三才28岁，很年轻。“那样年轻就中风了，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宋大姐很心忧。老三的媳妇负责看店，一有空闲就去打麻将。老三中风的时候，孩子刚刚两岁，宋大姐提出把孩子带回石柱去抚养，被老三媳妇拒绝了，理由是“镇上连个像样的幼儿园都没有”。那段时间，宋大姐睡觉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小孙子在燃起熊熊大火的副食店门前大哭，“半夜惊醒，脑子很乱，要一个多钟头才能平复。”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罗捷（右）正在查房。

再难受，宋大姐也不会在外人面前表露半点，从年轻时就如此。她坐在蜀葵节节攀高围成的花墙里，大声跟客人插科打诨，笑呵呵地接受客人对她 “做农家菜地道”的赞扬;她穿一身花花绿绿，做事比村里的妇女主任还风风火火;家里年年创新高的收入和儿子儿媳的孝顺，以及读小学的孙儿孙女考的“双百分”，是宋大姐在村里人聚集时的最好谈资。随时随地，走路挺胸抬头。年轻的时候，因为村支书欺负丈夫老实，动了手，宋大姐闻讯赶上前，操根棍子犯了浑。几个大男人都拿不住她，因为这个女人不怕事。

“那个村支书亲戚多得很，家族有势力，我们势单力薄。我就横下心，不过就是拼命。”有一个星期，宋大姐出门都揣着一把菜刀，“说不怕也怕。但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回乡镇的公交车上，她接到了大儿子打来的电话。大儿子是漆工，在广东做工，这通电话是在一个酒店的装修现场打的。电话里电钻隆隆，噪音很大。此时，身体微微发胖的宋大姐正被一个怀抱一只大包裹、沉沉入睡的大爷挤到座位一角。“我给屋头拉了笔业务，4家人6月中旬就会过来避暑，屋头可以预先作好准备。”老大特意嘱咐，每个客房都需要单独装个wifi，他上次回来发现二楼和三楼信号都很弱，这样客人不会满意。“哎呀，娃儿就晓得布置任务，都不晓得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不懂这些现代玩意儿，只有跑到镇上到处去找人帮着弄，麻烦得很。”挂了电话，宋大姐眉眼间悄然现出愁容。

二儿子的语音微信是一大早发过来的，但宋大姐当时忙着挂号看病开药一直没时间。直到夜里到家，连上wifi，她才打开微信。二儿子在广东另一个城市打工，他在时断时续的语音里讲，前两天媳妇刚刚做完一个复杂的妇科手术，还要住一段时间医院，花费很大。之前他们买了辆车，积蓄都投进去了，飞来横祸急需家里支援，末了叮嘱母亲要按时吃药，好好睡觉。宋大姐看看墙上挂的时钟，快9点了，一阵熟悉的心悸凭空而来。犯了关节炎的老伴瘸着腿从小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素面，搁着几片莴笋叶。

“老二家又出事了。”宋大姐叹气，随即抚着胸口发呆。老伴把那碗面搁到旧饭桌一角，搭了搭宋大姐的肩膀，“你先吃点东西吧。不要瞎操心，咱们不缺钱，明天我去镇上给娃儿汇款，事情总归会过去。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伴记得，半年多前，宋大姐凌晨3点胸口难受得在床上直翻腾——也是第一次犯病，正是白天接到二儿媳的电话，说老二带了一帮工友去找老板讨工钱，结果双方动手打群架，全部进了派出所，可能要拘留。

“事情坏就坏在我堂客她压根儿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她活得仔细活得要强，得的是心病。”

年轻人在外讨生活不易，宋大姐常常念叨。

这几年家运屡有不顺，宋大姐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吃素念经，祈祷平安。现在，宋大姐将一根从山上寺庙求来的红绳结挂在床边;每晚脱下的鞋子，鞋尖一定要朝向床外。据说这样可以避免邪物在夜间侵犯，得到没有痛苦和噩梦的好眠。

下午3点40分，重庆市渝北区某小学门口，狭窄的街道停满小车，铁栏前堆满人群，各异的神色中纷纷透出焦急。很显然，白发在攒动的人头中占绝对优势。几分钟后，紧闭的学校大门发出吱嘎吱嘎的响聲，缓缓推开，人群开始随之移动。放学时间到，63岁的老张跟随挤挤挨挨的人群，进入学校接孙子。几分钟后，老张背着书包，拉着8岁大孙子的手走出校门。可能城管马上要来了，路边摆菜摊的三轮车开始收拾、跑路。

“哎，等下！”老张喊住落在最后面、还在左顾右盼最后一单生意的菜贩，迅速挑拣杀价买下了平菇、莲白等几样小菜。接着掏出手机给老伴王大姐打电话。此时，王大姐正在家里看管半岁大的“二胎”。

“喂，老大接到了，菜也买好了，现在我马上送老大去艺术班学画画。给老二洗头洗澡的事儿，等到我回来，热水器的水温你调不好。”所幸艺术班隔得并不远，只有半站路。

老张和王大姐到重庆照顾孙子，前前后后已经有8年了。“原以为，孙子上了小学，我们就可以回家休息，哪知道老二又来了。孩子爸妈，一个公务员，一个在国企，哪里有空带孩子。亲家那边经常住院，保姆费钱又不放心，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扛下。”

而老张和王大姐有“失眠”这个毛病快五年了。毛病是不知不觉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张每天晚上最多只能睡“四个钟头”，在一番辗转反侧之后;而王大姐睡眠很浅，总是处在“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状态。夫妻俩常常会相互埋怨，最多的是王大姐说老张：你能不能不要老翻身，你快两百斤的人翻下身，床很响，本来我快睡着也醒了。老张很无奈，不翻身一侧身子僵得疼。五年来，他们先是按照朋友的推荐吃维生素，“说维生素有催眠效果”，感觉作用不大。异地就医毕竟麻烦，手续繁杂，于是又拿着儿子的医保卡去社区医院开一些艾司锉仑——属于传统的苯二氮卓类，似乎要好一些了。社区医院年轻的“眼镜医生”，开药时甚至头都不抬，因为找他开这种药的人很多。这种药长期吃有药物依赖，肌肉松弛作用会导致老年人摔倒。但这些副作用恰好被这对老夫妻所忽视。

2015年，老张带着王大姐游古镇。四合院里，王大姐在抬腿跨过第二道门槛的时候，一只脚突然不得劲儿，脚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啪的一声摔一跤，结果脚腕骨折。许是年纪大了，休养了两年才慢慢康复，可是睡眠问题更突出了。

眼见大孙子磨磨蹭蹭进了艺术班的教室，老张轻轻吁了口气。回去的路上，他检视自己在游摊上买的小菜时才发现，西红柿上有块烂斑，老伴是要骂的——这两年老伴脾气越发不好，整天絮絮叨叨地抱怨，就仿佛在为缺失的睡眠寻找一个出口。况且，今天早起老伴心情就不好，她说梦见前年去世的老母亲，带着她去老家走了一圈，遇见的全是死了的“老辈子”。这是凶兆，王大姐一口咬定，今天已经不安地念了很多遍。老张还得去安慰她，再强调一遍世上没有鬼神。

“我俩其实挺孤独的。”提着小菜，老张露出落寞的表情。

由于不会说四川话、不适应巴渝风俗，“连麻将打法都完全不一样”，在这里几年下来，老张王大姐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两三个，“其实有一个挺谈得来的，跟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可老伴不喜欢她，说老了老了还涂脂抹粉，妖艳。”这个社区十多栋楼里住了上千人，虽然一早一晚老两口都会在小区花园遛弯儿，但对老张和王大姐来说，基本都是陌生人。“现在不像以前，家家户户门都关着，谁也不理谁。哪像原先80年代的平房闷罐房，小归小，成日家门都是打开的，邻居之间互相串门。”生活没有任何动力，只有在面对两个孙儿的时候，他们才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儿子儿媳下班回家后，老张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下班回来，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在家继续加班，反正不大跟我们说话。我理解，他们白天忙了一天，回来不想说话也正常。”

在中国，像老张王大姐这样“给儿女帮忙”的随迁老人还有很多，他们被称为“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结果，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随迁老人”面临“不适应”“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家族成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可能加剧，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包括睡眠障碍便会凸现。

失眠已久、脾气大变的王大姐，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已经发展到“忍无可忍”。看不惯儿媳周末睡懒觉啥都不干，看不惯儿媳连自己主卧的马桶都不拿洗涤剂擦干净，看不惯儿媳没事喜欢买买买。跟儿子说几句，儿子却向着媳妇说话，反而劝她不要干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每每爆发激烈的争吵，王大姐都想直接撒手回老家了，说不定回家就睡得着觉了，却又舍不得两个孙子。

在这个周边生活还算便利的社区里，随迁老人几乎都来自区县和外省市，其中农村、乡镇占了一半，照顾晚辈的更占到了70%。不容忽视的是，“失眠”成了随迁老人的“通病”。

“睡不着，想家。家里院子种的橘子树每年都结很多果子。”

“我想要的很简单，在自己的家里，吃点自己种的小菜，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老张说：“我和老伴真想回老家，去过一段真正退休后的日子。旅游，走走看看，见见故乡的朋友。现在再不走动，以后想动也动不了了。”

夜里11点，老张夫妻开始辗转反侧的时候。57岁的况老师终于做完了所有上床前的“仪式”——躺下，平卧，放空大脑，祈祷尽快入眠。

每晚的睡眠对于作家况老师来说，非常重要，又异常艰难。他已经吃了10年会导致药物依赖的阿普仑。从晚上10点开始，是整整一个小时的“上床准备”——

先在跑步机上运动20分钟，速度不快不慢。

拿出女儿从国外带回的红酒，在高脚杯里倒上半杯，绝对只能半杯。一年前况老师尝试喝酒助眠，对酒精寄予厚望。虽然并不科学，却是有理由的。年轻时况老师与文友们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回家倒床就睡。喝酒助眠，一开始喝一点就管用。两个月后，每天都喝，喝到一瓶红酒或四瓶啤酒的程度才勉强见效，反而伤了肝。“酒是好东西，但一定要控制。”况老师跟朋友说。

读诗、读散文，欢快的积极的那种调子，大声读出来。

给大鱼缸里的金鱼喂食，然后欣赏一会儿。

吃药，上床。

况老师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仪式”都只是“楼上掉落的一只靴子”，“另一只靴子”还迟迟没有动静。况老师保持平躺放空大脑，一个小时过去了，并没有如愿进入睡眠状态。凌晨一点，门锁被钥匙转动的声音终于传来，咔嗒咔嗒，夜深人静之时格外清晰。女儿小真终于回来了。

小真轻手轻脚地点开鞋柜之上的小灯，小心翼翼脱下高跟鞋。动作还在进行中，客厅的吊灯陡然亮了。扭头，父亲已经铁青着脸靠在沙发旁。

“为什么又回来这么晚？”

“早上走的时候就说了，晚上要加班。”

“加班？是跟朋友瞎玩去了吧？有这些时间，不如多看看书，考个研或者考公务员也好，你那个工作不靠谱。”

“爸，别太专制了！”

“我是关心你。”

凌晨一点半，父女俩再次发生争执。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凌晨3点过，况老师入眠了。零碎的梦境里，他正在给幼年的小真改作文。《我爱蚕宝宝》，文笔还是嫩了点，不够优美。算了，还是我来替她重新写一篇吧，肯定能在全国拿一等奖。

24岁的小真一直觉得父亲想要全面“掌控”自己，以“关心”为名。比如，雨天堵车，她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便先打个电话告诉父亲。挂掉电话不到两分钟，父亲又打了过来。公交车停靠站台，大雨滂沱，小真忙着撑伞，就没有接这个电话。回家后父亲动了怒，大声责怪她不接电话，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交代——“如果你坐的是465路，那它会在轻轨站的前面20米左右停，你下车可以径直走进轻轨站，然后穿过通道从另一侧上来。”这段充满“父爱”的“交代”，让常常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小真哭笑不得，“父亲有时不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况老师觉得女儿越来越“把控不住”了，他很担心。他希望一切“可控”，虽然近20年来，太多的事都“不可控”。当年该他晋“正高”，硬件软件资历一切合格，中途却杀出单位的“引进人才”;妻子温柔敦厚、心性纯良，有人告诉他看见“他爱人和别人很亲密”，他不以为然，不到半年便接到妻子递来的“离婚协议书”，妻子连女儿都不要;他的中篇小说已经过了某政府奖的终审，却突然有人举报他“抄袭”，“抄袭”的是“结构”，虽然调查未果，可是获奖的事也彻底黄了……从过去的经验看，女儿相对可控，现在也未必。

今年6月，由于严重失眠及巨大的不安全感，况老师被迫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医，在诊断出中度抑郁的同时，还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迹象，被医生建议作进一步检查。

当前，老年人的睡眠问题突出且带着较大风险。陆林院士课题组研究发现：一、在自我报告存在睡眠障碍的老年人中，抑郁症发生的风险显著增加，且持续存在的睡眠问题会加剧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复发和症状的恶化。另一方面，具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睡眠障碍的发生和恶化的风险也会增加。二、失眠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充足的睡眠有利于脑保护，有利于降低发生老年性痴呆的风险。

老张夫妻所在的社区里有很多新生的婴儿。夜里常常能听见婴儿们的哭声，此起彼伏。随迁老人和新手妈妈多的现象引起了社区的重视，2017年初，社区便向重庆市某社会服务中心购买了包括心理咨询、社会融合等一系列服务。

从事心理救助的社工陈琼在这个社区里遇见了一位新手妈妈，对方才张口说了几句话，便哭了出来。这位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妈妈大哭着告诉陈琼，自己的女儿只有4个月大，睡眠问题非常严重，每天会夜醒“无数次”。这位新妈妈指着自己明显的黑眼圈和满布血丝的双眼，大喊：“救救我，我快崩溃了！”按惯例，陈琼让她用涂睡眠时间表的方式，记录孩子每天的睡眠和苏醒时段，拿到妈妈的反馈，陈琼被其记录的详细和精确惊到了，比如： 7点起床，凌晨2点第一次夜醒，吃奶瓶5分钟，玩耍3分钟，小便1分钟……焦虑化为一串串数字显现在表格中。

“甚至在某些夜醒的点，可以看出，她是在期待这些，预知这些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真的发生了，有点墨菲定律那种感觉。”陈琼觉得很有意思。在深入交流中，陈琼进一步发现，这位妈妈所理解的“夜醒”，有时根本只是孩子“翻了个身”或是“呢喃一句”，这些本是正常现象。但由于“可能是夜醒”的不安，新手妈妈便对孩子的睡眠进行干预，反而把孩子吵醒。“夜醒”成了事实，孩子客观上存在了“睡眠问题”。

在西方婴幼儿睡眠的跨文化研究中，阿维·萨德与约迪·明德尔等人2011年发表的论文，比较了西方社会与亚裔社会中父母对孩子睡眠问题的感知，结果显示，后者认为孩子有睡眠問题的比例是52%，其中17%认为问题严重，显著超过前者26%（其中2%严重）的比例。

对婴幼儿来说，究竟怎样才称得上“睡眠问题”？陈琼倾向的判断标准是，当孩子的睡眠已经影响到大人了，就应当寻求帮助。

6年前，陈琼还没有考“心理咨询师”，和这位新手妈妈一样，二十出头全职在家，一度因为孩子的睡眠而濒临崩溃。

“在中国，一直存在‘一切以孩子的需求为重的家庭观。如果一个妈妈做了全职太太，那么就很容易在带孩子这件事上钻牛角尖——因为这是‘我的价值最大的体现。”陈琼说。

陈琼当年做完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医生要求她“夜里保持充足睡眠，不要带孩子”，但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婆婆从她怀孕辞职在家开始，就利用各种机会敲打她：“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不容易，他主外你主内，你最大的事就是带好小孩。”虽然对婆婆的话心有芥蒂，但小孩落地，陈琼就开始和自己较劲：我一定得是个特别尽职的妈妈。事必躬亲，做到极致。孩子半岁的时候，1.65米的陈琼一度瘦到只有80斤。

有人曾打趣说哺乳期的妈妈是“24小时型人”，与常见的作息节律分类“晨型人/夜型人”不同，妈妈们“不需要睡眠，全靠一口仙气吊着”。新生儿父母，在责任感的召唤下，成为睡眠被剥夺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接触专业的婴幼儿睡眠知识后，陈琼开始反思“一切以孩子需求为重”的“家庭观”。“若大人因为睡眠剥夺无法保持平和的情绪和良好家庭氛围，孩子不可能不受影响。”她相信，孩子不过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分子，只有每个成员的重要性平等，才可能真正彼此尊重。

冰山之下

有人在“知乎”里发问：你那么年轻，那么幸福，可为什么睡不着？

“匆忙的白天，我们是扮演各种角色、忙于各类事务的社会人，自己隔‘自己太远了。晚上的时候，人的情绪情感最丰富，最接近自己的潜意识，于是‘睡不着成了自己与‘自己待在一起的方式。”心理咨询师余波说，“你要相信，每个失眠者都被‘冰山以下的部分折磨着、痛苦着。”

余波的好友、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汤朝千的手机里则存着一张“冰山图”，“你看，露出的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意识，平于海面的是‘前意识，海面以下的三分之二——最多的部分，是‘潜意识。”“冰山图”的原理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按照这一学说，潜意识很难或根本不能进入意识，前意识则可能进入意识，所以从前意识到意识尽管有界限，但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前意识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担负着“稽查者”的任务，不准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侵入意识之中。但是，当前意识丧失警惕时，有时被压抑的本能或欲望也会通过伪装而迂回地渗入意识。

“深夜自己和‘自己独处之时，前意识很容易丧失警惕，一些刻意压在心底的欲望、想法、情绪情感、不敢面对的人事物，以及未完成的事件，会回到意识层面来反复纠缠你。由此生发的诸多表现中，睡眠障碍最普遍。”余波说。

半夜12点过，放下平板电脑上卫生间的时候，27岁的丁河特意在镜子前停了停，他发现自己的发际线后退得更加厉害了。没有毛发遮蔽的光亮宽敞的脑门，借着洗手池上方黄亮的灯光，得意地在夜的静谧中闪耀着。上午去集团开会，会间休息，大家在楼顶花园喝咖啡。秃顶到只剩脑后一圈头发的副总经理，总是喜欢在鬓边留上一簇长发，然后把它仔细地盘在额前。谈笑风生，突然大风袭来，正在宣讲某个成功案例的副总经理顿时满脸头发，一片凌乱。几个女孩带头笑起来，丁河也觉得分外滑稽。看着镜子，丁河觉得自己几年后也会秃成那样，顿时很沮丧。5年前大学刚毕业，每每理发，看着新学徒在一颗“发量惊人”的脑袋跟前不知从何下手，丁河心里总会升起带着几丝尴尬的自得。最近两年，他会挑拣“技术好”的理发师，专门嘱咐：“注意额头周围的修饰。”

坐回床上，丁河关掉正在追的美剧《权力的游戏》，打开“知乎”，看那个关于失眠问题的讨论。

有网友贴出了熬夜失眠以后与以前一切正常时的对比图，体重、皮肤、气色、毛发，“二十出头像奔四的。”

丁河加入：“如果说岁月是把杀猪刀的话，熬夜就是那块该死的磨刀石，而你就是那个每天亲手磨刀的人。”

“现在‘90后的睡眠状况，到底有多糟？”网友问。

有人又提到了那份针对全国20多个省的《2018年中国的“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满分100分，“90后”的睡眠均值只有66.26分。根据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有约1.74亿“90后”，按照这个比例，有约一亿“90后”，都睡不好觉。

有人借用了萧敬腾《王妃》中的几句歌词：“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圈熬着夜。”

丁河看过一份资料，说是从睡眠障碍者的职业分析，最容易失眠的是程序员，占16%，其次是蓝领、销售、咨詢人员，新兴职业的淘宝店主、网红的睡眠状况也不是很好，分列第五、第六位。丁河恰好是干销售的。但他觉得，自己的“无眠” 很多时候不是“不困”，而是觉得如果就这么睡了，好像是种浪费，带着某种“不甘心”的意味。

长夜漫漫，丁河却无心睡眠。在夜晚，他才有紧绷一天之后的散漫。白天的他，西装革履巧舌如簧，忍辱负重点头哈腰，只是为了冰冷的销售数据不断上升;黑夜的他，身上笼着有洞的睡衣，喜欢自言自语偶尔迸出一两句脏话，这才是真正的他。白天，为了工作不得不接触大量陌生人，他从骨子里感到疲惫。生活完全被无感的职业所塑造，让他觉得可悲，他害怕变得平庸，“因为‘生而为人是必定担着某种使命的”。丁河从做这一行开始，就知道自己“志不在此”。他喜欢掌控自我。大三的时候，他联合几个美术系的同学一起组建了一个小公司，做创意手工饰品，价格定得高，顾客很小众，维持了半年。他也去报社实习了大半年，和“老记”合作的特稿还拿过市里的新闻奖，可光环毕竟不能当饭吃，纸媒越来越不景气的现实无法回避。所以，现在即使他能拿到30万的销售提成，开着崭新的路虎炫耀在街头，有漂亮的女孩子主动加微信，心底依然被无名的失落感萦绕。

“我觉得，30岁上下的人很悲催，处处被人掌控着，还必须面带微笑。”丁河说。

被“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掌控，因为你首先得生存，大多数人上有老下有小，距离拿退休金还有几十年，谁也不能预测这中间会发生什么。被手握资源的客户掌控，因为合同在他们手里。被上司掌控着，他们决定你是否升职加薪，30岁上下的人资历靠后，但又是干活的绝对主力。被下属掌控着，他们决定你的想法是否能落实，而他们的失误最终由你承担。被老家的亲情掌控着，逃不开以爱为名的要挟，逃不开小城父母们的攀比——钱、车、房是最明晰的比较指标。对丁河来说，光天化日之下，他必须随时随地脸上携带微笑，像随身携带三部手机一样。只有在夜里独处时，他不必微笑。

与黑夜为伴，是丁河潜意识里与现实中的自己的对抗。

丁河寻求黑夜的诗意。晚上读书、听歌、追剧、发呆是一种“恢复”，是与自己灵魂对话的方式。做销售工作时间灵活，他常晚睡晚起，明知晚睡和抽烟一样会让自己“短命且死得很难看”。他时常感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不相配。除了提早到来的“发际线后退”，买不到早餐店新鲜的馒头包子豆浆、只能用油腻或重口的宵夜做晚饭，让他耿耿于怀。有时他觉得“两餐太近，肚子发闷”，会选择一天只吃两顿。

正午起床时，丁河看起来黑眼圈浓重面色青黄，下巴布满胡茬，“白天，有时感觉自己就像身中剧毒，耳鸣、浮肿、上火、消化系统紊乱。”

“你可以试着调节自己的生物钟啊？”

“不行，我已经成了昼伏夜出的生物，无法说服自己恢复常态。”

洗过一把脸，丁河的眼睛重新焕发光彩。

“有人经常工作或玩游戏到凌晨才睡，第二天甚至到中午才醒。但如果让他提前睡觉，他可能睡不着。这是睡眠时相后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失眠。”一位精神科医生说。

凌晨依然不能入睡的，还有阿红。“奔四”的阿红热衷于追偶像剧，“弹屏”时或者在“剧吧”里喜欢自称“老阿姨”。看着屏幕里“小鲜肉”花式撩妹，嘴边不知不觉地浮现出“姨妈笑”，“感觉自己就是被那个男孩温柔地护在怀里的小女生。”

在阿红的手机里，最高纪录是同时并存5个视频APP，有6部青春偶像剧需要同时“追”，一晚上的时间全部都泡进这些剧里了。白天，阿红想起夜里追的那些“狗血神剧”，自己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标准的办公室‘御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在政府机关里，盘起一头长直发，习惯于穿黑灰色系职业套装，一脸冷清的阿红，更是一点点也不会显露出自己“俗气”的“喜好”。

每每阿红追剧，都会把自己代入“玛丽苏”的情节——那个被异性宠爱包围的女孩。深夜连续的追剧，让她哪怕是在漆黑中躺下，也数小时辗转反侧，陷入剧情幻想之中，睁着眼睛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一年多的失眠问题，给阿红留下了记忆力衰退、脱发、发胖、急躁、心慌等一大堆“毛病”。哪怕知道屏幕光线可能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由脊椎动物大脑中心状如松果的腺体分泌，通过产生困倦感及降低核心体温来调节每日的睡眠与苏醒循环），“对女人来说，有可能除了失眠，更有患上乳腺癌的危险。”阿红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健康危机。有一天晚上，她一直追着的网剧突然下架，竟然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和周围的许多同龄女性一样，结婚多年，孩子读书离家。阿红的丈夫至少有五年不曾拥抱过她，除了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夫妻生活，他们近三年没有接过吻。阿红的丈夫是个“一板一眼”的男人，喜欢把“老夫老妻”挂在嘴上。两年前，孩子开始住读的时候，阿红的丈夫就主动申请到郊县工作，理由很充分：孩子住校了，也不需要辅导功课了;郊县生活补贴高;有充足的基层管理经验，回来更容易提拔。

“他是个好人，但有时想想，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思呢？”

阿红有几个年纪相仿的朋友，动离婚的念头已经将近十年了，可到最后却发现彼此的一切都纠缠太深，包括财产、房子、孩子、社会关系，就像旧院子里两棵缠在一起长了百年的老树，盘根错节，动一动太伤元气。把一切看淡，也懒得离婚。有朋友和丈夫在外“各玩各的”，彼此心知肚明。但阿红从小接受的教育太正统，觉得这样做“连底线都没了”。

“我熬着夜，在那些幼稚的青春偶像剧里寻找被爱的感觉。”阿红说。

汤朝千认为：“冰山之下——潜意识里的东西很复杂，除了各种被压抑的欲求，更有防御和祈愿。”汤朝千接待过一个饱受失眠折磨的证券公司操盘手，每天经历过上午9点到下午3点的忙碌之后，心中的弦依然紧绷，整宿整宿地无法安眠，全靠药物维持睡眠。“股市瞬息万变，他的潜意识希望他随时随地都能像个敏锐的警卫，能够预见和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

高三学生小路每晚都会在入睡的两个小时左右被突如其来的腹痛惊醒，继而上厕所，再返回床上躺下，睡意全无。经过细致的检查，小路并没有任何消化系统问题。这样的腹痛腹泻起于一次模拟考试的前夜，对于那场主要关于立体几何的数学考试，小路恐惧且毫无把握。在之前的几次考试中，小路没有及格。高瘦而眼神犀利的数学老师每每讲评都会先点名痛批。老师的手臂伸得很长，他手里抓着的那张满是红叉和问号的试卷，像一面耻辱的旗帜，在这个面目严厉的中年男人的愤怒中招摇，留给小路深刻的印记。夜里突发的不适，使小路第二天成功躲过了那场模拟考试。很快，他蹊跷地迎来了每晚必约的“腹痛”和随之而来的失眠。在心理门诊，医生告诉小路，这恰恰是他“隐藏愿望”的实现方式。

伤口

少女云儿的梦千奇百怪，梦境诡异，但主题都与死亡相关。14岁的云儿害怕睡觉。“睡着了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云儿告诉心理咨询师何梅。见到何梅之前，少女云儿的“睡眠恐惧”已经发展到哪怕通夜开着灯，也不敢合眼，直至“熬到极限”才疲惫不堪地睡去。

重庆上智心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何博士工作室”的何梅，每个星期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医院有半天门诊。在这里，性格细腻温柔的她接待了很多青少年咨询者。

何梅发现，云儿对自己的每一个噩梦记得都很清晰。在梦境构建的所有诡异氛围里，云儿都是孤独无助的，而且躲逃无路。

云儿性格内向，说话躲躲闪闪。在何梅挖空心思与女孩实现深入交流后，她一点点还原了这个女孩的生活轨迹。

“总体来说，这个女孩儿是个‘缺爱的‘留守儿童。”何梅概括道。

云儿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调去外地工作，外婆需要昼夜不停地照顾卧病在床的外公，就常常留她一个人单独睡觉。四五岁时云儿怕黑，甚至不敢单独待在房间里，更不敢一个人睡。黑暗当中会傳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原本很微弱，在黑暗中却无限放大。比如，有东西滑落在地上的声音，楼顶夜半切肉的声音，风吹动窗户的声音，旧房子里偶尔有蟑螂、老鼠爬动的声音，甚至还有隐隐约约的如婴儿啼哭的猫叫声。白天，外婆为了哄她听话，讲给她“狼外婆”的故事，“狼外婆嚼起小姑娘的手指嘎吱嘎吱响”。再大一点，她会去翻翻大孩子们在杂志摊买的《鬼故事》，里面有“僵尸系列”。身边的小朋友知道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不断给她讲自己和别人“亲身经历”的“灵异事件”，告诉她，她和外公外婆住的那栋老房子里吊死过一个白衣女人。她将夜里听见的声音和白天的见闻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噩梦频频。

读初中的时候，外公去世，因为不适应住校生活，云儿继续住在外婆家里。外婆去照顾舅舅的小孩，在家的时间更少了。独睡的云儿越来越不能承受夜晚入梦的恐惧，总在即将进入睡眠状态时，大脑条件反射般地苏醒，直到天边有一丝微亮透出。那时，云儿一个月里大概有五六天能睡好，或是缺觉太久实在太累，或是白天被老师训得太凶没有心思想睡眠问题。云儿也曾试着与大人沟通自己“不敢睡”的问题，大人们认为她就是“体力活干少了”“人小鬼大没事找事”，外婆让她“没事的话学着做饭”。

开灯睡觉的习惯是从念初二开始的。有一天，因为一点小摩擦，班里几个男生很凶地对着云儿吼了几句侮辱带恐吓的话，可怜的女孩从那天夜里就开着灯睡，一直发展到后来开着灯都通宵不合眼。最终，因为长期的严重失眠，云儿白天上课状态异常的情况，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有些睡眠障碍的根源是心理创伤。”何梅说。

何梅帮助过一个20岁出头的火锅店服务员，女孩的症状包括失眠和妄想。女孩常常换工作，特别在意老板和顾客对她的态度和评价。入夜，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事情导致无法入眠。

“这个女孩在刚出来打工的时候，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和误解，但没有及时从里面走出来。她平时与人打交道格外谨慎小心，以致有的顾客觉得这女孩子怎么特别多事，结果反而更加容易出现问题。”前来咨询的时候，这个女孩反复向何梅诉说周围人对她形形色色的敌意，以及她的“自我感觉”，“我的长相是不是有点怪，左右脸不对称。”这个女孩被诊断为偏执（人格障碍）、抑郁焦虑（情绪障碍），如今已经咨询和治疗了一年半的时间。

与其他睡眠障碍的患者不同，刚读大三的王东自认“睡眠很好”“昨夜又是好觉”。就在昨夜，王东的母亲又一次目睹儿子从卧室中出来，徐徐穿行到客厅，开灯，接着从饮水机里倒出热水来冲果汁，然后坐在沙发上慢慢喝下。和以前无数次一样，重复完这些动作，王东回到卧室，继续睡觉。

王东是个已经有7年病程的“梦游症”患者，正因如此，已经读大学的他只能住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保守着这个黑夜里的“秘密”。父亲为儿子每晚不自知的“梦游”做了充足的安全防护，用棉布包住桌角椅角，用胶布贴了电线插孔，甚至挑选可以控温的价格高昂的智能饮水机，以防烫伤。母亲则专门在客厅一侧摆了一铺小床睡在那里，这样可以在夜间看住儿子。几年来，王东和父母跑了很多趟医院，在彻底排除了脑部器质性病变以后，确认这是心理精神问题。

通过与王东的深入交流，医生发现，有一道坎隐隐横亘在这个男孩心里，尽管他根本不愿提及——

在王东12岁的时候，跟着20岁出头的小舅舅去游乐场。那天很冷，半道上，王东突然提出想喝一杯热饮，一向疼爱外甥的小舅舅就去马路对面的小店里买。就在他急匆匆端着热饮过马路的时候，被相对而行擦身而过的一个大汉撞了一下，跌倒时被一辆刚起步的公交车卷到车轮下。这场惨烈的车祸中，大摊的鲜血和飞溅一地的橙色饮料，是留给王东最深刻的印象。之后几个月，幼小的王东都没有从悲痛、恐惧和内疚中走出来。许多亲戚朋友向王东询问整件事情的发生经过，这让他开始隐隐害怕，他跟周围人说：“小舅舅过街是给他自己买热饮，他口渴了。”也许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慢慢地，家里所有人都开始刻意不去提小舅舅的事，就仿佛世界上从没有存在过小舅舅这样一个人。

14岁的时候，王东第一次发病，那天晚上饮水机是断掉开关的，但梦游中的王东竟然能够精确地插上电源、打开开关。那一晚，母亲刚好起身上厕所，看到了这一幕，“上前叫他，怎么叫都不答应。孩子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就像中了邪一样。”后来才知道，儿子竟然是在沉睡中完成这一切的。

32岁的何强同样也是一个“睡眠障碍”的“例外”。别人是“缺觉”，而他是“嗜睡”。就连出现在心仪的相亲对象面前，何强也是强打精神。即使喝着最浓的咖啡，也无法掩饰他渐渐展露出的倦意，以及连连出现的哈欠。

何强是一位工程项目部经理，工作压力大强度高。他已经习惯于随身携带一根牙签，用途就是在困意渐浓的时候“摸出来，用力地朝手心刺一下”。平时，他会尽量避免长时间靠在某个东西上，这是有先例的。一天上午，他巡查工地，感覺有点累，就挨着一堆预制板靠了几分钟，没想到就在那里睡着了，直到工人把他唤醒。午睡是何强每日必需的功课，他会把手机铃声设好再同时准备一个闹钟，力争在两个小时后准时醒来——但这是件很难的事。时常，闹钟叫着，何强意识清楚却动不了身体，这是一种“鬼压床”的可怕体验。灵魂清醒着，朝着一动不动的肉体狂喊：起来了，不然你今天的工作又要泡汤了！急，却一筹莫展。

白天每隔两三个小时就犯困，持续了三年时间。即使按照医嘱调整睡眠，保持晚上9点多睡、早上6点起的作息，何强白天依然困倦。

其实，三年以前何强并不是一个嗜睡的人，相反，成家立业的压力常常让他辗转反侧。嗜睡，是在他有过两次“熟睡”体验之后，才慢慢开始的。

心理咨询师汤朝千正对患者进行“催眠术”。

第一次“熟睡”体验是在恋爱打击之后。那时，何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漂亮女孩，她主动靠近何强，却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就像有次女孩主动提出去何强家做鱼吃，等何强买好了晚餐所有食材，她才打电话告诉何强，晚上她有急事来不了。但夜里女孩的朋友圈却显示，她在自己家里做了一顿意式大餐。在反复考量之后，何强决定结束这种暧昧的状态，就在微信里对她表白，没有任何回应。次日他发现自己被女孩拉黑了。再打电话，发现自己的电话也进了“黑名单”。深夜11点，实在无法想通的何强试着从QQ上联系女孩，几分钟后，QQ跳出这样几句话：“我明确告诉你，我与你之间除了同事关系以外再不可能有其他，我有男朋友了，请你好自为之。”不到一分钟，QQ也被拉黑。警告般的几句话直戳心肺。那一晚不知为何，何强裹紧被子，睡得格外沉，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手机上公司打来的未接电话有20多个，但他竟然都没听见。这个女孩他没有再联系，虽然同在一个系统，何强尽量避免与她接触。半年后女孩结婚，办公室里有个同事讲：“他们那婚礼可非同一般，女孩子的父亲是正厅级领导，婚礼的司仪都是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闻此言，出身平凡的何强从此更加努力地工作，想要摆脱这件事带给他的阴影。可是，业绩拔尖的他，年底又出现在了公司的调动名单上——调动到闲置部门，收入将比过去低一半。他看见自己的名字清晰地落在“白纸黑字”上，一言不发，当天下午回家倒头就睡，这是第二次“熟睡”体验。这一觉也是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他愤然到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虽然两个月后，他找到了待遇更加优厚的工作，但却渐渐开始了“嗜睡”。好在经过系列检查，排除了最为棘手的“发作性睡病”。

“嗜睡确实不多见，要澄清是不是易疲乏，对生活没有兴趣和动力。有可能是发作性睡病，更有可能是心理诱因——一些人遇到困境的防御机制是逃避型、幻象型或退化型的。”罗捷认为。

产业

“值得关注的是，在心因性的慢性失眠里，具有负性思维模式的人比例很高，通过精神交互作用，由于越来越关注，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形成恶性循环。过度恐惧和关注睡眠又导致了生活的失序，”何梅说，“转过来，我们的科技发展和消费主义又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睡眠产业，致力于解决睡眠问题的同时，也制造着睡眠问题。”

在何梅的印象里，很多人被“睡不着”给吓着了。有的人硬将自己睡眠的长短给规定了，比如30～40岁，每天至少保证8个小时睡眠，如果没有做到，就不断暗示自己“睡眠不好”;有的人对“什么是好的睡眠”也有认识误区，认为只要做梦就表示“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一位退休干部规定自己每晚必须10点半准时入眠，如果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依然没有睡意，他就觉得“今晚肯定毁了”。

“很多患者对睡眠有误解，他认为自己一定要睡着觉，第二天才会精神好，睡不着觉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负担造成对失眠过度的关注，越过度关注，越担心睡不着，越想要睡好，就越睡不好，所以一定要患者认识到这些，他才能够放松去睡觉。”

目前，遭遇“失眠”的大部分病人，自我调整的步骤主要包括练瑜伽、体育锻炼、饮食调整等。如果这些非药物治疗没有达到效果，需要专业人员的心理教育谈话、咨询治疗共同协助。如果来访者因为心理压力大而倾诉了半小时，医生认真听的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

“再配合放松训练结合按摩，常常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甚至治愈的作用。”心理咨询师刘云波说。

刘云波曾是一位军队心理服务工作者。他到高原部队服务时，遇到过一位战士，主诉自己已经失眠很长一段时期，原因是一闭上眼脑子里就闪现一幕幕恐怖血腥的画面，无法正常入睡。通过与战士的长时间深入交流，刘云波确认他没有其他身体问题和严重的精神障碍，于是现场引导他开展放松训练。“进入渐进式肌肉放松环节时，该战士无法放松，感到非常紧张，自述眼前出现很恐怖的画面。辅以背部按摩后，该战士感到恐怖画面消失，眼前逐渐由黑暗转为明亮，心情逐渐放松。”在多次谈话和训练后，随访发现这位战士睡眠状况明显改善，可以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如果一段时间的谈话治疗效果还是不能让患者很快睡眠，药物治疗可以起效。

镇静催眠药物是治疗失眠的一个重头戏， 主要是苯二氮卓类药物，经常应用于临床的是唑吡坦、佐匹克隆、右佐匹克隆以及扎来普隆。扎来普隆和唑吡坦都是10～20分钟起效，可以用于一些入睡困难的病人。佐匹克隆和右佐匹克隆，则起效时间比较短，半衰期也比较长，适用于睡眠维持困难的病人。褪黑素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药。而奥氮平等药物，精神科医生则普遍认为，“病人吃了以后，看起来睡得很好，其实包含着肥胖等诸多副作用，要慎重对待。”

“如果说患者吃安眠药，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挺好的，千万不能一下子停掉，不管哪种安眠药都要缓慢地减量。如果说病人伴有睡眠呼吸暂停，或有肺部疾病的，那要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药物，尽量不要用。因为很可能导致睡眠呼吸暂停加重，有猝死的可能。所以，我们开安眠药之前一定要问病人：晚上有没有打呼嚕？是不是有很严重的憋气？”罗捷说。

接受心理咨询需要时间空闲和费用。在重庆市，不仅是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三甲医院普遍开设了心理门诊，连儿童医院也有“儿童心理门诊”。公立医院的心理咨询是便宜的，目前有40、50、60元一次几个价位，一次30分钟左右，需要排队。而以工作室形式从业的心理咨询师，一次咨询至少50分钟，每次的费用以数百元计。

近几年来，何梅的工作室热衷于社会服务，低价接诊了很多底层民众和青少年，比如云儿和那位女服务员。“睡眠问题已然成为社会问题，对我而言，这是种社会担当。”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国内心理咨询乱象丛生。很多人拿着考来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从业，究竟专业素养如何，不得而知，可谓良莠不齐。”一位三甲医院精神科医生说。

2017年9月，国家正式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职业还在，只是国家退出鉴定。

“由于历史原因，不可否认部分考证者并不是为了从业，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随机从业者不在少数。虽然‘心理咨询师这个人数过百万的群体，对我国心理健康事业贡献巨大，但国家从来就没有让这个行业‘坐正，它就不是“准入制”的类别（医生、律师等属于准入制）。将来，把心理咨询师纳入能力水平评价或准入性专业技能，对专业人才实施准入制管理，才能彻底解决目前混乱局面。”刘云波说。

在关于心理咨询的“五花八门”中，“催眠”这一“神奇的技术手段”，一小时的收费动辄在千元以上，更是引发了诸多争议。关于“催眠”，不少人说话很难听：这就是一个打着噱头骗钱的把戏。

“实际上，催眠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治疗手段，有时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奇效。”汤朝千说。目前他的主攻方向正是催眠与认知行为。

“我会跟失眠者说，从今天起，你都能好好睡觉。”汤朝千所采用的“美式催眠”，除了部分严重精神障碍外，都能很好地实现“催眠”，“催眠中使用正面话语，能够直接绕开前意识的阻抗，直达潜意识。”

睡眠本身不能带来效益，睡眠问题却带来了效益。

回溯历史上人类对睡眠的认识，其实是相当有趣的：在古希腊，人们认为睡眠是一种“中毒现象”，罪魁祸首是“白天活动时体内产生的代谢产物”;十五六世纪，有人提出睡眠是一种“大脑暂时关闭的状态”，原因是“血液冲到脑部，对大脑造成压力”;直到20世纪，被誉为“现代睡眠研究之父”的克莱特曼将脑电波应用于睡眠研究，发现了快速眼动睡眠期（REM），睡眠才真正成为一种科学。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科学提供的理论和数据，助推了消费主义的睡眠迷思。国人或许从未像今天一样，把睡眠看得如此重要：从眼罩耳塞、枕头床垫床单被套，到褪黑素、脑电睡眠仪、熏香、助眠喷雾、睡眠饮料，再到助眠音乐、睡眠监测APP、睡眠宝典、专业睡眠咨询师、睡眠社交……

各种睡眠产品应运而生。人们日间用咖啡因、安非他明和莫达非尼等保持清醒，又在夜不能寐时吞下各种安眠药丸祈祷安睡。正如干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要靠购买才能得到——就像强调无污染產地的瓶装水和日趋流行的空气净化器，睡眠这一再自然不过的事物最终也成了商品。消费主义的思路擅长把问题转化为商机，于是，市场在科技的支持下提供各式各样的睡眠解决方案——这是个看似完美的商业闭环。

可睡眠问题真能迎刃而解吗？在以上种种消费情景中，与其说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不如说是解决问题的期许和可能性。至于问题最终能否解决，因人因情况而异。

修复

“究其根本，失眠不是一个纯粹生理或者心理的问题，它是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比如，在儿童身上会有和家庭环境的交织，在成人身上会有夫妻关系甚至婆媳关系的交织，到老年人身上甚至还会有二胎政策的影响。”心理服务志愿者孙小莉说。她所在的“心起点”公益团队足迹遍布重庆市数十个社区，帮助过的对象包括学生、老人、留守儿童、婚恋危机人群、单亲困难家庭、出租车司机等。

“拯救睡眠，最关键的是，要把‘失眠作为一次修复契机，给人疗愈的机会，让人看到自己的‘伤口和‘痛点。”余波说。

因为在既往的人生经历中走的路稍微偏离了正常状态，导致在某个节点上超出了一个范围，这并不意味着常态。一旦失眠或者有一点抑郁焦虑，恰恰是自我认知的一个最好时机，思维模式和情绪认知都是可以借此自我调整的。

心理咨询师汤朝千也曾经罹患严重的失眠。一段时间里，安眠药的等级不断提升，每天服下的药片数量也超出常规。“学习心理学是自我安抚的一种方法，作用很好。”他把生活中的快乐称为“拉力”，把爆发的压力称为“推力”，心理咨询师提供的帮助只是一种“补充的拉力”。

丁河是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睡眠时相后延”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失眠”。他尝试调节作息时间、听轻音乐、戴眼罩、喝牛奶、睡前健身，都没用。吃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无效后，医生给他换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他先吃一片，后来两片，最后三片。药物的副作用很明显，第二天脑袋里就像“生了锈”，血管里的血液凝滞了，连舌头转动都不灵活，非常不舒服。丁河先后跑了几家医院，又找到一些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室，断断续续吃了一年药。在这期间，丁河的父母先后迁去了哥哥姐姐的城市，丁河发现那个曾生他养他的世俗小城与他的牵绊越来越少。丁河有过幻想，风浪来临，把父母家人都安置到深山中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独自去面对，死活不重要，关键是能够拼命搏击一个回合。“只是没有想到，在年近三十之际，命运用另一种方式成全了我。”今年5月，丁河辞去销售工作，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投资朋友的新兴农业公司，他们在区县流转了十几亩土地做“瓜果采摘”。丁河在乡下给自己改造了一栋“别墅”，院子里满是花花草草，“这在大城市里就是办不到的事”。他在“抖音”里直播自己在地里修剪蓝莓枝条的视频，一个小时里转发量居然破万。最神奇的是，辞职创业的第二个月，他的睡眠就恢复正常了。“每天晚上11点准时睡，也不再为‘早睡感觉‘不甘心了，第二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

因为今年活儿不多，在外面也没赚到多少，宋大姐的大儿子准备带着媳妇回来了。“他做了好多年漆工，手艺好，回来正好帮着把家里的房子翻新翻新。”宋大姐端着一大碗面大口大口吃着，上面有几块排骨和一个煎鸡蛋。上午，宋大姐去了村委会，跟村干部们汇报了想把屋外的小溪挖个渠，引一部分水流从自家院子穿过。有客人上次跟她建议过，外来的客人觉得这里的水特别好。“我觉得在家好好干绝对比外面打工强，只是孩子们不愿听。现在总算有想通了的。回来一个，我就少操心一个。”宋大姐叹了口气。最近，夜里躺下犯胸痛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社工陈琼最近在社区组织了一个“老年学堂”，许多随迁老人都被发动参加进来，活动的时候可以带上孙子，活动内容包括聊天、下棋、吟诵和舞蹈，老张夫妇也在其中。周末，老张的儿子儿媳会带上一大家人出去郊游，去哪里也会征求下老两口的意见。“最近老伴的脾气好了不少，晚上至少能安稳踏实地睡5个钟头。”老张说。

云儿到何梅那里去做心理咨询，都是父母亲自带她去。父母回来了，房间紧挨着云儿的卧室。云儿夜间依旧能听见各种声音，但她知道，父母就在隔壁，安心。两个疗程以后，云儿已经能够关灯入眠了。

郊区僻静的河边，是王东逝去的小舅舅的坟地。九年来，这是王东第一次手捧白菊站在小舅舅的墓碑前，“谢谢您，对不起！”话音未落，高大的王东已经痛哭失声。这6个字，是9年来他一直想说而没能说出口的，就那样压在他的潜意识里，化为深夜驱动他“梦游”的怪兽。

阿红告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周末丈夫从郊县回来，她会约他一块儿去喝下午茶——这是他们结婚16年来的第一次。这次，阿红准备好好跟丈夫沟通她对婚姻家庭的想法和期待。

何强很幸运。这次，他在相亲中看中的女孩恰好也喜欢他，女孩的喜欢没有带着半点“忽悠”的色彩。“我们谈朋友吧？”何强小心翼翼地发微信，心惊胆战地等回复。“好啊！”不到一分钟，女孩就回复了，还带着三朵玫瑰花的标记。这是傍晚6点，何强没有再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倦意。

（注：文中除罗捷、何梅、刘云波、余波、汤朝千、孙小莉为真名外，本着保护隐私的原则，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