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

内容摘要：丁玲在土改时期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是真实反映政治改革的小说，又是丁玲自己转变风格的代表作。本文重在梳理小说中塑造的各类人物形象，以及丁玲借此所探讨的各类问题。在抛开政治小说的“时效性”的前提下，去分析其中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地主形象 农民形象 干部形象 知识分子形象 妇女儿童形象

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丁玲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1936年抵达陕北，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首位知名作家，备受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赏识。曾担任红军大学教授、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等优秀作品。丁玲承接了五四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新思想，对于革命队伍中存在的腐败落后现象，即生活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入地揭露和批判。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在这次会议的感染下，丁玲6月15日发表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对毛主席的讲话予以积极响应。1945年，丁玲遵照中央的指示，离开陕北，准备奔赴东北，后因交通受阻，留在张家口。在涿鹿县温泉屯，她参加了土改，以实干经验和所见所闻作为素材，在1948年完成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要是以华北解放区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为主题，真实地描绘了在一九四六年土改的政策下放实施后在农村具体的展开情况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小说以暖水屯为叙述场地，讲述了土改前后发生的故事，并成功地塑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地主与农民，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还有妇女和儿童。同时，也详尽展现了这个中国宗法制传统的农村里，各个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和利益关系。

首先，对于地主形象的塑造就贴近现实且特点鲜明。在文本最先出场的是富裕中农顾涌，他不雇长工，靠自家人吃苦耐劳地耕作而发家致富，却因拥有土地多而被划分为“富农”，同时遭受斗“金银地主”一样的待遇。这对于辛劳了一辈子的老农来说，无论是依据“耕者有其田”的说法，或根据农村社会“勤俭发家”的传统思想来说都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很不服气”。后来，顾涌在亲家的劝说下，相信共产党不会亏待他，新社会的生存只会更容易，自主献上土地。丁玲选取这个忠厚老实却又在土改中举步维艰的老农作为开头和结尾的人物，极有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个在土改实施中值得商讨的对不同对象的处理问题。[2]

作为村上“八大尖”的“第一尖”的恶霸钱文贵，打倒他便是最艰难的任务。其掌握了宗法制中的乡绅精英的权力，“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的人。他就有这么一份势力。”[3]在钱文贵身上也体现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个村庄之类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钱文贵将二儿子钱义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便成了“抗属”；将女儿嫁给村干部张正典，在干部队伍安插自己的眼线；有富裕中农顾涌的闺女作儿媳；有当贫农的哥哥钱文富；将孤苦伶仃的侄女黑妮收养在身边当仆人使唤，暗中计划把黑妮嫁给农会主任程仁。他诡计多端，通过假分家来降低个人土地所有量，加大了土改实施工作的难度。他并不支持共产党以及党下发的政策，于内心是希望蒋介石复辟的。打倒钱文贵的过程是小说的高潮，也是暖水屯土改胜利实施的前兆，体现土改革命对于农村中乡绅精英力量的瓦解，对农村的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重建。[4]小说中塑造的地主还有唯唯诺诺、思想落后的李子俊，欺软怕硬的“墙头草”江世荣，封建迷信、整天坐在戏台场子的墙角落里察言观色的侯殿魁，他们之间也暗藏着钩心斗角的戏码。

对于广大的农民阶层，主要呈现的是土改前后其思想挣扎与转变，着重讨论了农民们的“变天思想”。他们认为“少出头总是好的，咱们百事要留个后路，穷就穷一点，都是前生注定的。万一八路打不过中央军，日子又回到以前的时候，那可够咱们受的了。村子上的尖哪里一下就扳得倒？”李之祥对当妇女主任的妻子董桂花说：“咱看你能靠共产党一辈子，他们走了看你还靠谁，那时可别连累了咱。”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很大一部分群众害怕共产党的执政并不长久。还有一部分农民只专注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没有心思去争取自主权力，也不在意外边的政治情况，他们只求温饱和安全，对土改政策是消极的观望态度。这也加大了土改的艰难性，除了土地的再分配，农民的内心解放和自主权力意识的培养同样重要。其中，侯忠全老农就体现了农民们长期被封建权力欺压产生的奴性。他自己偷偷将分得的一亩半地退给了地主侯殿魁，他觉得“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变马。[5]

对于干部形象，丁玲突出的是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思想的进步。如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张裕民，他在暖水屯土生土长，八岁死了父母，是外祖母讨饭将他拉扯大的。在认识了八路军之后，他当上了村里的第一个党员，秘密搞起了民兵，支持八路军的抗日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也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但是张裕民这个干部形象并非高大全的，在遇到八路军前，他去寡妇白银家赌钱。在斗争钱文贵问题上，他也有过动摇，“觉得钱文贵是抗属，不该斗。即使该斗了，他怎么也没有死罪。”但他和包庇钱文贵的张正典又是不同的，他并非出于私心，而是思想上的犹疑和动摇，之后才转变地思想成熟和立场坚定。同样还有农会主任程仁，他和钱文贵的侄女黑妮私下关系密切，害怕村民因此而孤立他，又怕斗争钱文贵会伤害到黑妮。最终，他还是幡然醒悟，认识到黑妮也是被地主恶霸欺压的群体。

在知识分子形象上，丁玲遵循了毛主席讲话的“二为”方针，从党性和阶级立场出发，呼吁知识分子要自我反思、接受改造。其中，任国忠这个“没落下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怀才不遇，为发泄对村干部和共产党的不满，当了地主的“狗腿子”，为其出谋划策，散布“中央军”到来的谣言，以破坏土改工作的进行。他的结局是进入了“教员训练班”。而刘教员，他“一辈子见着有钱的打躬作揖”，汉奸特务来了“像个衙役似的站班受训”，对共产党的“礼贤下士”受宠若惊，“下决心要听他们的好话，改造自己，要为老百姓服务”，愿意接受村干部的领导，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文采，虽然在思想感情上倾向于农民，但“教条式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缺乏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的经验”。这里同样是对毛主席的“文艺要与工农兵结合”的呼应。[6]

在妇女和儿童形象上，体现了丁玲对土改实施的自我思考。在她塑造的妇女形象中，地主恶霸钱文贵的侄女黑妮，勤劳善良，却被村民当成地主间谍而被排挤和嘲讽。丁玲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地主的亲戚？是该拉拢其中的积极份子，只打击孤立顽固和破坏性的地主分子吗？关于儿童的形象，在文中有提到农民的孩子学大人批斗的行為来斗争打击地主家的孩子，“当他们一群群挤在一堆玩耍的时候，他们之中会有一两个顽皮的，故意的用肩去撞那些平日比较穿得好的地主家的孩子，有意的去侮辱他们。”丁玲想说的是：大人们的暴力行为会对不能明白事情缘由的孩子们造成极其不好的影响，他们会争相模仿并伤害到无辜的同龄人，不利于未成年人们的心理健康成长，还会助长农村内的暴力行为。[7]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红色经典和土改政治小说，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和再现了当时土改运动在华北农村地区的推行状况，关注现实又关怀广大农民。同时，也积极响应了毛主席对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号召，坚持了文学艺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宗旨。其世界性影响也是显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为外国学者了解中国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因为处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的战争环境之下，不得不遵循主流的创作意识和路线和追随着政治力量指示的方向，也使得文本带有政治化艺术的“时效性”。但是对于丁玲本人而言，政治化小说的创作是其重要的转型，[8]具有不可抹杀的文学意义和价值。

注 释

[1]《遵命之后的政治化艺术——在<讲话>指引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赵军，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2年，第28卷第四期。

[2]《土改暴力、农民“解放”与文学讲述》，王再兴，文艺争鸣12期。

[3]《“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袁红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4]《贵在真实——浅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现实主义》，陈宏遂，1981，教学与进修。

[5]《贵在真实——浅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现实主义》，陈宏遂，1981，教学与进修。

[6]《创作心态的纯洁化与复杂化——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周聚群，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三期。

[7]《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国民性批判》，秦林芳，齐鲁学刊，2009年第四期。

[8]《遵命之后的政治化艺术》，赵军，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第28卷第4期。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