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曼

摘要：“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与客观存在，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与法制特征。本文主要梳理了我国古代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具体规定，并初步探析了其中所蕴含的伦理与礼学思想，指出丧服制度是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亲亲与尊尊伦理观念的体现。

关键词：丧服制度 五服 差序格局 亲亲 尊尊

一、丧制度的起源

在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是一个礼制社会。礼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根本遵循和指引，以具象化的方式传递着儒家所倡导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而丧礼在其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葬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核心内容就是根据亲属之间血缘的亲疏，规定了丧葬中生者为死者所着的服饰规格及居丧的期限，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正如郑玄《三礼目录》中所言，丧礼是谓“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

丧服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前期的文献《尚书·康王之诰》，其中提到“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群公既皆听命，相楫，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周承殷制，可以推测在周代的丧服制度是在殷商丧服制度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特别是为了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适应。周代的丧服制度在别亲疏、分嫡庶、强调等级制度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当然，原始的丧服习俗既无统一的服制，也无统一的丧期，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到了西周前期，丧服制度才逐渐趋于系统化、制度化。这种系统化、制度化的趋势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春秋之际的诸多文献已经出现了丧服两字连用，并且详细记载了丧服制度的一些具體的规定。《左传·襄公十七年》一文中就记载了晏婴在父亲死后为其服丧的事迹：“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这里对晏婴所穿服饰以及饮食起居的规定，与后来子为父服丧所用的斩衰服制基本一致。而此一时期的儒家经典《论语·阳货》中也记载了孔子与宰我关于为父母服丧的对话，孔子明确说道：“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里所说的三年制丧，也与之后子为父守丧的期限是相同的。从这些文献记载及其与后世的一致性可以推测，春秋战国时期丧服制度的具体规定已经基本成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丧服制度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某种亲和力。春秋战国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周朝礼乐文明最的直接发扬者和继承者，主张正名思想，强调因自然基础上“情有厚薄，衰有深浅”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如其“分”。而丧服制度的差等化设计，则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因此，儒家学者在其经典《仪礼·丧服》中对丧服制度做了详尽的归纳，使其系统化和制度化。

二、丧服制度的具体规定

在丧礼中，因死者尊卑、贵贱、男女与亲疏的不同，人们所穿丧服的材质、样式、是否拄杖和居丧期限也有所不同。《仪礼·丧服》中将丧服分为五等，又称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 、缌麻，又可细分为11类，具体规定如下：

（一）斩衰：全称斩衰裳，“斩”即用刀砍，也即胡乱砍下生麻布披在身上，也即民间俗语“披麻戴孝”，衰（上衣）与裳（下衣）连为一体，边缘有毛边、参差不齐，含义为“斩而不齐，以示致哀，不为华饰”。在居丧期限上，斩衰在五等丧服中也最长，古文记载为三年，其来源如《礼记·丧服四制》说：“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当然世纪守丧期限一般认为是25个月;并且服斩衰之人皆需拄哀杖，即“哭丧棒”，同样是为了体现内心悲痛的情感。概而言之，斩衰是五等丧服中材质最差、样式最简陋素朴、居丧期限最长的一种，这正是服丧之人内心强烈悲戚情感的一种外化。正因为其体现的是服丧之人与逝者最亲近的一种关系、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因而适用范围极小，仅限于儿子为父亲、妻妾为丈夫、父亲为嫡长子和诸侯为天子、臣为国君等少数几种情况。

（二）齐衰：为次于斩衰的第二等丧服，在材质上使用粗麻布做就，但相比斩衰使用最粗的生麻布做成已经有所改善;形制上，衰（上衣）与裳（下衣）分制，并且缝齐毛边，外观上更为精致一些。根据亲疏远近关系的不同，有用杖与不用杖的区别。并且居丧期限也不同，可概括为四种：齐衰三年（父卒为母，母为长子服）、齐衰杖期（父在为母、夫为妻服）、齐衰不杖期（为祖父母，世、叔父母，兄弟等服之）、齐衰三月（为曾祖父母等服之，庶人为国君也用此服）。概而观之，齐衰所体现的亲近关系以及情感程度已经相比齐衰有所弱化，因而适用范围也比斩衰更大。

（三）大功：第三等丧服，材质上使用较粗的熟麻布做成，细密程度介于齐衰与小功之间;形制的美观程度也介于齐衰与小功之间，皆不用杖。根据适用的场合不同可分为三类：大功九月、七月（为从父兄弟、丈夫的祖父母等服之。）大功殇九月、七月（主要为殇者即未成年而死亡之人服，如为子、女的长殇、中殇;兄弟之长殇、中殇等服之。），繐衰（特殊的丧服，诸侯之臣为天子服）。

（四）小功，为第四等丧服，材质上适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形制更为美观，其所体现的亲疏关系与情感程度在大功基础上进一步弱化，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是否为殇者服，分为小功五月（如为从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服之）、小功殇五月（为叔父之下殇、兄弟之下殇等服之）。

（五）缌麻，最低一等丧服，用材质最好的细熟麻做成，形式也最为精致，服丧期限为三月。服缌麻之人基本代表了亲属关系中最远的一个层级，适用范围也最大，如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外姓中为表兄弟、岳父母等皆服缌麻。

从上面丧服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一种逐级递推的差等秩序，所依据是服丧之人与逝者之间的一种亲疏关系以及情感程度，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古代社会结构以及伦理思想的层面进一步深化对丧服制度的理解。

三、丧服制度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伦理观念

《礼记·曲礼》有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而《史记·礼书》对礼的阐述是，“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礼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有别”，这种思想不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丧服制度中有着鲜明体现，也隐含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以及伦理观念之中。

受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家族制度构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亲疏关系不断向外扩散的关系网络。对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非常精妙的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費孝通先生的这一表述，形象地指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特点，即一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丧服制度的差等结构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一种外化与反映。

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说，丧服制度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两种伦理道德——亲亲与尊尊的一种呈现。亲亲与尊尊都是从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中产生出来的，亲亲主“爱”，尊尊主“敬”，由此我们就可以体会亲亲与尊尊的意涵了。什么是亲亲？即爱身边的人，尤其是与自己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什么是尊尊？即尊敬比自己身份地位高的人。而“爱”与“敬”的情感也不可分割，“敬”产生于“爱”，包含着“爱”的情感，没有“爱”的“敬”只是一种畏惧的情感;而“爱”又需要“敬”的情感来保持克制，不至于超过必要的限度，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情感生活的基本原则。对于“亲亲”与“尊尊”，我们必须用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意涵而非仅限于道德层面去理解。亲亲虽然产生于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这种情感却可以推演之宇宙万物，正如孟子所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所言“民胞物与”的精神。由此，我们和陌生人之间也便绝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了，而是有一种共通的情感维系着。而尊尊的情感也不仅仅局限于家族内部对长辈的尊敬，推演至社会层面，学生尊敬师长、下级尊敬上级、臣子尊敬君王都是这种情感的延伸，当然，这种尊尊本身是隐含着爱的情感在其中。明白了“亲亲”与“尊尊”的意涵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丧服制度与二者的关系。丧服制度设立本身就是人们表达对亲人逝去的一种悲痛之情，是“爱”的一种鲜明体现，是为“亲亲”;另一方面，这种情感又会因为身份地位的差异而不同，包含着“敬”的成分，是为“尊尊”。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亲亲”、“尊尊”是丧服制度的内在伦理支撑，而丧服制度也以一种强制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向人们教化着“尊尊”、“亲亲”的道德观念。“亲亲”主要表现为亲人之间的一种“爱”，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这种感情不仅是在逝者生前与亲人之间的生活互动和日常交往中形成的，而且在逝者死后为逝者举行丧礼的时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亲人为其穿上特定的丧服，正是“亲亲”之观念一种最大化的体现和最大化的培养。而“尊尊”主要表现为具有特定身份、等级关系之间人的一种“敬”的情感，这种情感则体现在人们远近亲疏不同则丧服形制、材料、守丧期限上便具有明显区别，它始终在提醒人们，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特定的等级秩序与远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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