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曾经的“普世价值”代言人，不再把“普世价值”挂在嘴边了;曾经的自由贸易代言人，不再把自由贸易挂在嘴边了;曾经的气候变化代言者，甚至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情形。德国总理默克尔暗示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深化，表示欧洲不再能够“完全依靠别人”，而需要“为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一句话，西方的衰落、西方的没落、西方的堕落，开启五百年来未有之变局。

西方只是地方性概念，不过由于率先开启工业化、全球化而变成全球性概念，并且由于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走的都是西方道路，而将全球化概念上升为普世性概念。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无一例外。中国工业化既是向西方开放、借鉴西方经验的结果，也是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结果，其工业化规模和成就超过历史上以往任何先例，且没有在工业化后实行西方的民主化，而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形成“四个自信”，追求中国梦，让那些自认为代表“普世价值”或融入“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感到不安。西方是一个地方性概念，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面对十亿级的工业文明强势复兴，慕尼黑安全会议（MSC）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如此感慨：“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另一类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哈尔珀也曾感慨：“正如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

自由、平等、博爱，曾经引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如今，这些口号正在压垮西方。西方反对西方，现在的西方被过去的西方打倒。就以民主为例。“选举扼杀了民主”，这是中国学者的观察。如今，公投更是民主自杀。西方政客动辄搞或威胁搞全民公投，这是制度无能和领导人不负责任的表现。更深层的问题是，否决机制开始流行，社会碰到危机时，大众会更容易联起手来惩罚本国的领导人。由于全球化的澳大利亚飞镖效应，金融、债务危机演变为政治、社会、价值观危机，民主越来越呈现“坏”的一面。

其结果是，近年来欧洲渐感被自诩的“西方”给忽悠了。美国很少自称“西方”而是“国际社会”，“西方”是拿来忽悠欧洲的。《西方的终结》一书的出版，典型反映了这种情绪。欧盟深知，当美国成为地区强权之日，也就是欧洲在世界上边缘化之时。

事实一再提醒我们，要告别近代，走出西方。可喜的是，中国思维方式正在超越西方，超越零和博弈，不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是防止西方过快衰落。原因有三：

一是我们在跟一个西化的世界打交道。发展中国家中，包括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二元性非常明显：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国家那套。西方的衰落、没落、堕落，不能短期改變这一历史性现象，反而让它们失去方向感，加剧世界的动荡，不利于国际秩序稳定，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西方的制度、西方的秩序、西方的文化，仍然要支撑国际体系相当长时间，而中国崛起尚无力提供西方那样的公共产品，必须寻求与西方的合作。

三是一个不自信的西方更可怕，更会阻止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建设。简单唱衰西方，不仅不现实，还是不负责任的体现。中国需要历练，如何应对一个衰落、没落乃至堕落的西方，减少世界不确定性，是中国面临的巨大考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西方正通过追求规则导向的全球化，参与“一带一路”，希望继续主导全球化进程，或阻止中国主导这一进程。如果说“一带一路”开启的是发展导向的中式全球化，如何处理与既有西方开创的规则导向的全球化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能走多远，能走多快。“一带一路”尝试连接中外，融通古今，聚合南北，打通东西，拉开了发展导向的全球化与规则导向的全球化的博弈。

中国崛起必须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惯性思维，摒弃“复古”与“接轨”的迷思，以当年包容佛教的精神包容西方，并通过复兴中华原生文明，创新人类文明而确立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一带一路”通过再造中国而再造世界，再造世界而再造中国，包容西方又超越西方，防止西方过快衰落，仍然是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摘自《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