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一、理论渊源和含义

(一)企业家精神配置理论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对一个地区经济繁荣具有重要影响，其活跃度成为衡量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工业化国家提高技术水平、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Schumpeter(1934)将企业家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灵魂，历史性地将企业家放在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视企业家精神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Baumol(1990)在考察古罗马、中国宋朝及中世纪英国历史制度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并认为企业家精神在本质上并不一定是“好”的。North(1990)发现，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随着激励结构的演进，制度决定经济变化的走向，是增长、停滞、还是衰退。即制度为企业家提供一种激励结构决定着企业家资源配置的方向。可以看到，学者们基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企业家精神配置理论的核心框架：“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配置——经济增长”。

(二)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与破坏性活动的含义

企业家精神配置理论的提出，与如何定义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的问题紧密联系。Baumol(1990)指出，生产性(Productive)活动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的净产出或者生产额外产出能力有贡献的活动，如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金融活动；非生产性(Unproductive)活动不创造新的产出，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活动，如诉讼、接管、逃税和逃避努力、律师和银行家从事的在社会成员中财富重新分配的寻租和腐败等活动表现。破坏性(Destructive)企业家精神属于租金破坏，如非法集资、假冒伪劣、欺诈、走私、洗钱、毒品的买卖、使用以及有组织的犯罪等。

二、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作用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在解释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行为时着重强调了制度因素，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被它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这样，制度和参与人的特征共同演化。尽管North指出了制度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但他在研究制度变迁过程后深刻地指出，组织及其企业家从事的有目的的活动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他们是制度变迁的主角。

(一)正式制度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作用机制

毫无疑问，有效的产权保护、高效率的法庭裁决和执行机构、多样的融资渠道等良好的正式制度环境将激励企业家精神配置到研发、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而恶劣的正式制度环境将导致企业家精神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Baumol(1990)通过考察古罗马、中国宋朝和中世纪英国的历史后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生产性活动正相关，而与非生产性活动负相关。North(1990)通过对英国和西班牙历史对比分析后发现，英国经济增长得益于进化而来的政体演化出的产权结构对“生产性努力”的激励，而西班牙政体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则因为对“分配性努力”的引导。Baumol(1990)和North(1990)通过历史制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正式制度对于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但他们分析中的制度仍然是一种外生变量，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报酬结构的差异。基于此，Acemoglu(1995)通过建立才能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之间配置的一般均衡模型，将报酬结构内生化，指出企业家精神既可以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也可以配置到非生产性活动中，而配置方向取决于社会中的制度激励结构。国内学者庄子银(2007)进一步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认为企业家精神配置取决于不同经济活动的报酬结构，而且报酬结构是内生的，并且存在历史依赖性。

Baumol(1990)得到的结论主要基于历史事实和文字叙述，缺乏进一步的经验性数据支持。为了填补这一空白，Sobel(2008)首次系统地检验了Baumol(1990)提出的关于制度质量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的关系模型，他以美国各州为研究对象，发现越高的经济自由度将引导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投入，越低的经济自由度则导致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投入，而制度质量推动经济增长是通过激励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来实现的。此外，学者们分别使用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计量模型和不同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正式制度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的关系(Dong et al.，2015；魏下海等，2015)后，同样发现更高的经济自由度、更低地进入壁垒、更少的政府干预、更强的产权保护等与生产性活动显著正相关，而与非生产性活动显著负相关，Baumol(1990)提出的制度质量与企业家精神配置关系得到了数据支持。

然而，现有研究将制度环境作为一种静态的、非连续的变量来考察其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但事实上，North(1990)曾指出，“制度的稳定性并没有否定其处于变迁中的事实……制度总是处于演进之中的，因而不断改变着我们所能做出的选择。”因此，制度环境往往是不断变迁和演进的，是一个连续的动态演进过程，每一个阶段都蕴含着不同的制度逻辑。基于此，何轩等(2016)响应了他们的号召，具体考察了动态的制度变迁速度对于家族企业主的企业家精神配置问题。

(二)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作用机制

North(1990)指出，非正式约束(行为准则、行为规范、惯例等)的主要作用是修改、补充或扩展正式规则，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组织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一个例子就是，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社会关系网络”思想的影响下，近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希望成为公务员或者进入大型国有企业以便进入“体制”内，而不愿从事风险性更高的自主创业活动。Acemoglu(1995)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商业文化和信仰会通过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来影响企业家感知到的报酬，进而影响企业家精神在寻租和寻利上的选择，中国古代“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的哲学理念就暗含了对财富社会合法性的评价。事实上，不稳定的社会价值规范可能增加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而符合制度规范行为的企业家生产性贡献更大。Zhou(2013)在新制度经济学者(North，1990；Dixit，2004)的基础上论证了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安排(Informal Social Arrangement)对生产性的创业投资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弱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

实际上，个体行为除了受利益驱使之外，同时也会受到价值观、信念和个体特征的影响。Baumol(1990)和Acemoglu(1995)的研究都假设企业家具有自私偏好，企业家精神的配置完全取决于个人报酬，制度决定了不同活动的私人成本和收益。实验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有益拓展，他们认为人们拥有社会偏好，并随着关注他人行为程度而改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具有关注他人的特征，特别是在社会创业领域。Weitzel等(2010)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表明，社会偏好和避免对他人的负外部性与企业家精神存在联系，人们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时，依赖的不仅仅是报酬结构和回报，同时也依赖社会偏好(利他主义)和避免对他人产生负外部性影响。Cullen，Johnson and Parboteeah(2013)基于制度失范理论(Institutional Anomie Theory)实证研究了将制度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后文化维度对机会推动型创业(生产性活动)的影响。Wiseman and Young(2014)以宗教信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基督教信徒数与当地生产性活动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非生产性活动显著正相关。此外，无宗教信仰人数与当地生产性活动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非生产性活动无显著关系。

三、总结和未来展望

制度演进是制度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生在经济变迁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组织或者单个人等博弈参加者在日常的经营选择中重定契约和修正交换的行为规范而出现，另一方面表现为组织适应环境变化而不断进行创新调整。事实上，组织和企业家都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进程，他本身就是制度变迁的改革者。企业家活动是对不完善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一种反应，同时这些活动又会战略性地推动制度的演进。

现有研究单一强调静态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忽略了动态制度环境的作用。事实上，不仅当期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家精神配置具有显著影响，跨时期的制度环境同样也可以对企业家精神配置产生影响。从纵向的历史观角度来看，西方国家自二战以后制度环境已经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即使有变化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而对于大部分转型国家来说，近100年国家形态和市场体制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外部营商环境更是几经沉浮。找到翔实、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衡量中国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上的配置，同时考量滞后期制度环境对当期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