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1.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福建厦门361005；2.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甘肃兰州730000）

因为杜威（John Dewey），来到了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ofChicago）。1919年4月30日，60岁的杜威携夫人抵达上海，开启了中国之行。恐怕杜威自己也没有想到，此行竟然在中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直至百年后的今天，在中美两国的教育界似乎又隐隐约约听到了杜威的声音和脚步声。应芝加哥大学邀请，5月1日至4日，有幸参加了芝加哥大学举办的“过去与现在——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教育论坛”（Centennial colloquiumon Dewey：Then and Now）。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杜威，也从来没有想过写一篇纪念杜威的文章。由于是学校委派，迫不得已，才着手做一些“功课”。作为研究杜威的“迟来者”，只能换一个角度审视杜威：那就是如何看待和解读杜威的归来？能够利用此机会，深入了解芝加哥大学的成功“秘诀”，更是自己心仪已久的期盼，也算是“一举两得”。

一、杜威访华访厦：不解之缘

1919年，杜威在日本收到了昔日学生胡适和蒋梦麟代表北京大学发出的邀请，决定访问中国。两年多的时间，杜威访问中国十余省，发表近200场演讲，并坚持每月向美国的报刊投稿报道中国见闻，呼吁美国政府和民众支持中国转型，期望中国通过教育和社会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实现转型。中国迸发出来的热情和生命力给杜威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同仁的信中说：“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样的东西，这几乎就是恢复青春……。”他的女儿说：中国是杜威最爱的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与他访问日本留下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1]

杜威与厦门大学结缘，始于厦门大学创办之初的开学式。1921年4月6日，经过一年的筹备，校主陈嘉庚在集美学村举行了厦门大学开校式，杜威携夫人、女儿莅临开学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芝加哥大学发专函，邀请厦大派人参加纪念杜威来华100周年活动。杜威参加厦大开学式，得益于首任校长邓萃英。1918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教授赴欧美各国留学，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的邓萃英教授，作为首批入选者，与朱家骅、刘复、杨荫榆等7人赴美，这是我国教师留学（做访问学者）之始。邓萃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师从杜威一年，由此结下了师生缘。邓萃英作为陈嘉庚“圈定”的首任校长，邀请杜威来厦大参加开学式，并做演讲，也就顺理成章了。

校主陈嘉庚在开学式上说：“……美国杜威博士及其夫人女公子与邓君同来，不胜荣幸。下午两点，杜威博士在此讲演，再二三日，即往香港广东游历。俟厦门演武亭校舍落成，再请杜威博士讲演。鄙人冒昧，已办小学，又办中学，今又办大学，然大学种种经费非予一人所能独力负担，尚须集腋成裘。惟先筹款而后开办，未免太迟，不如先行开办，此三五年之经费，鄙人可先牺牲，一面募捐补助，谅可支持。”

杜威在开学式上则说：“鄙人到此，有三种希望：（一）望在学人数日多，人才辈出，如太阳经天，光照世界。我美国亦不胜欣慕。（二）希望学术发达，为富国之根本。私立国立，当一同进行。（三）望到会诸君，须景仰陈君。中国人多自私自利之心，惟陈能公而忘私，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

4月6日下午，杜威做《大学之旨趣》专场讲演，现抄录杜威部分演讲内容：

我今所说，为中国大学之问题，即是发达学者之能力。中国天然物产甚丰富，或贷弃于地而不知采取，或以天然物品售诸外人，待其制成有用之物，转售中国，此为一种大漏卮，皆因无能力之故。譬如中国煤炭甚富，若尽行开采，可供全世界之用。无人开采，则千百年仍蕴藏于地。又如乡间沙漠之地，无人灌溉，无人种植，虽千百年仍无生产。中国人如无教导，则永不能发达其固有之能力。以厦门观之，中国人非无能力，如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泗水、苏门答腊、仰光，以及美洲、欧洲、日本之华侨，以闽粤为最多，亦有经营许多大事业以援助祖国者。中国之不强，皆因能力不发达。欲发达其能力，必自教育始。学校养成之人才，对于国家之关系有二：一是道德，一是工商业。工商业之发达，即由学问而来。现在中国人之学问，较前清大有进步，如电线、铁路、飞机等项，中国皆有。有知识而后能发达工业，欲发达其知识，必先研究科学。中国人之勤苦，为世界所公认。今中国人所少者，惟新科学。欲以新科学发明新事业，即在此大学研究。尚有一层，中国人之通病，在界限太分明，南北已分界限，又有各省各地方之界限，大学当捐除此等畛域。中国人尚有两种病：一病在不用功，一病在用功过勤。不用功之病固不待言，即用功时间太多，对于世界潮流不知应付，仍是不完全之人。外国人有知识，尤知知识之作用处。若专用功以求知识，而不能用于国家社会，何益之有。现今欲驱逐腐败之人，必先有驱逐之能力。智育体育之外，尚有许多要务，望学生自家研究，就中尤以养成公共之能力为最要。愿学生于功课之余，练习此公共能力，以养成完全之人才，是则鄙人所厚望也云云。[2]

杜威来厦大参加开学式并做演讲，有他自己的考虑。在华期间，他除了考察公立大学之外，还考察了当时国内几所由民族资本举办的私立大学，如张伯苓举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举办的厦门大学、张謇举办的南通大学。此外，杜威还考察了阎锡山资助的山西大学。正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大学，给杜威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才会发出“中国人人能效陈君（陈嘉庚）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的感慨。

三月底收到学校“指派”的任务，赴芝加哥大学参加“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研讨会，才知道2019年是杜威访华100周年，也是杜威诞辰160周年。此时才发现，国内已经“悄然”开始了纪念杜威的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设立的《向杜威致敬：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专刊，其中7篇为杜威专题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围绕着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多视角的“新时代”解读，然而读下来，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但缺乏现代价值”，不过对了解杜威还是很有帮助的。

进入2019年，对杜威的纪念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美国一些大学也都在举行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的系列活动。如杜威曾经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戈特斯曼图书馆（Gottesman Library）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合主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2019年2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举办了电视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英文版）首映式，该纪录片讲述了张伯苓与导师杜威先生的友谊，以及张伯苓、严复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的精彩故事。据悉，作为纪念杜威先生访华10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哥大教师学院的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年内还将举办“杜威教授和中国学生学者交往历史图片展”“杜威教育思想学术研讨报告会”等[3]。

真的没有想到：杜威“悄然”归来了，杜威似乎“复活”了。他一生勤于思索，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著述宏富，“给后世留下了一笔5000页文章和18000页专著的遗产”[4]。面对悄然归来的杜威，基于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100年前，杜威在中国经历了“追星”般的待遇；70年前，他饱尝了铺天盖地式的批判；40年前，他走进了中国大学的教科书；100年后的今天，他又接受着“隆重”的纪念。同一个人，为什么会遇到如此不同的“礼遇”？已逝的杜威是否能够感知到这一切？

杜威在100年前在中国享有的“礼遇”，首先得益于一批弟子的“影响力”。他的弟子几乎都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胡适、陶行知等，还有当时的一批大学校长，如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郑晓沧（曾代理浙江大学校长）、陈鹤琴（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蒋梦麟（曾任浙江大学校长、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建人、西南联大创建人之一）、李建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邓萃英（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厦门大学校长、河南大学校长）等。正是这些学生对导师的“崇拜”，无形中助推了杜威思想在当时的迅速传播，极大地提高了杜威在中国的影响力。

没有想到，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度被孙中山称为“西方孔子”的杜威，瞬时由教育理论上的“有道明君”沦落为了思想精神上的“独夫民贼”。人们对待杜威的态度也开始由“众星捧月”转向了“口诛笔伐”。20世纪50年代初，在教育领域，苏联学者对美国教育进行了无情批判，其中就包括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哲学的抨击。基于学习“苏联经验”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些报刊和杂志对苏联的这一类批判性文章进行了广泛宣扬。例如，1950年，《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了由苏联教育学者H·T冈察洛夫撰写的学术文章——《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的教学论批判——教育原理教学论节录》。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国内学界开始了对杜威的“声讨”。

在我国，学界最早对杜威展开声讨的为原复旦大学教育学系曹孚教授。曹教授以其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为基础，前后撰写了《杜威批判引论（上篇）》和《杜威批判引论（下篇）》两篇学术文章，并分别于1950年10月和11月发表在刚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教育》杂志上。至此，曹孚教授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系统批判杜威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这两篇檄文也拉开了国内学界批判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思想的帷幕。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可以发现，1950至1959年间，国内发表了60余篇批判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的论文和著作。曾经受人追捧的杜威一时被扣上了诸如“世界反动势力中最凶恶的人物”“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反动教育学的旗手”“现代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盟主”“华尔街老板以最高代价豢养的美帝国主义麻醉人们和侵略世界的工具”“帝国主义社会最狡猾的拥护者，华尔街财阀大王的高级宣传员”和“帝国主义和华尔街老板们最忠实的辩护士”[5]等“帽子”。

不仅中国一个国家，美国和苏联在上个世纪中期也对杜威教育思想展开了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20世纪50年代批判杜威，是冷战的具体表现；而美国20世纪50年代批判杜威，则是后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两者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20世纪20年代，杜威理论在中国受到“追捧”，其原因则是他的理论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教育的发展目标。从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看，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回潮。关于杜威及其著作的研究项目不只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不断提高，在范围上也在逐渐扩大。

杜威理论在我国的第二次“复归”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是从进入高校教材开始的。以教育学科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赵祥麟、王承绪编选出版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单中惠著《杜威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滕大春著《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许多教育学科的大学教材中都有杜威教育思想的专章。改革开放后进入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些教材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几个月前，在某“双一流”大学参加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听课时，恰巧听到一门哲学课，讲的就是杜威的美学思想。出于学科的限制，不知道杜威的思想还在哪些领域一直受人怀念？

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思想在过去100年的中国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和走向。无论如何，杜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是不可抹去的一页。诚如美国教育学者施瓦茨（Schwarz）在《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前言中所说：“约翰·杜威和现代中国之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最迷人的插曲。”[6]又诚如我国学者元青所言：“杜威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潮史、教育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上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缺乏对这一课题的描述与评价，那么这些领域的研究便是不完整的。”[7]

如何评价杜威？我认为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说的有些道理：“就这种影响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而言，几乎没有一位现代教育家能与杜威相比。但在另一方面，也没有哪一位现代教育家的思想像杜威思想那样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曾经历大起大落的境遇，这种现象在我国尤甚。”20世纪20-30年代杜威思想曾被奉若神明，50-70年代则被斥为邪说，80年代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复兴时期，到21世纪初又“时兴”了几年。不论是何种情形，一方面说明我们“需要”杜威，因为杜威重要；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不了解杜威，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潜心投入对杜威的研究。迄今为止，大多数曾发表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成果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将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作为临时的学术兴趣，前期缺乏系统积累，后期又无完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实在是一种奢望。而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少有作为的同时，却突如其来地形成了一场自发的“神化运动”，杜威在突然之间又被尊奉为教育界全知全能的“神明”。近年来，数量惊人的论文相继面世，其共同的特点是试图从杜威教育思想中寻求种种“启示”，杜威教育思想似乎又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教育中的任何工作领域似乎都能够从杜威思想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既造成了教育学术界“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又因将杜威教育思想的“偶像化”最终导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娱乐化[8]。

胡适曾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9]杜威在中国的境遇，何尝不是一个“小姑娘”？他是一个被不同的人阐释的杜威“小姑娘”。“杜威归来”，也许是当下学人对杜威最好的一种纪念方式。

二、芝加哥大学校园印象：建筑博物馆

芝加哥大学是我走访的第43所美国大学，漫步校园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如果说芝加哥是“摩天大楼的故乡”，那么芝加哥大学就是当之无愧的“建筑博物馆”。一位与会的研究生大致向我们描述了芝加哥大学的建筑。

之所以说芝加哥大学是“建筑博物馆”，还要从1871年芝加哥城的那场大火说起。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火灾因奶牛踏翻马灯而引发，芝加哥三分之一的城市被烧毁，将近一半的人无家可归。在火灾区内，只剩下一栋房屋和五栋公共建筑未倒塌。大火过后，城市重建工作迫在眉睫。大火在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反思与革新的力量。美国大量的资金迅速涌入芝加哥，众多建筑学者纷纷选择扎根芝城，加入到城市重建的洪流中来。芝加哥首先尝试建造钢铁结构的建筑，以建筑师威廉·勒巴伦·詹尼（WilliamLe Baron Jenne）设计建造的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家庭保险大厦（Home Insurance Building）的落成为标志，轰轰烈烈的建筑革命随之兴起，对现代建筑学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近20年的重建与修复，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芝加哥大学正是在芝加哥城重建的过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于1890年决定创办芝加哥大学。支援芝加哥城建设的建筑师们也成为了建立芝加哥大学的重要力量。于是，众多风格迥异、各成一派的建筑物在芝加哥大学校园拔地而起。例如，Cobb Lecture Hall是芝加哥大学1892年10月1日开学时的第一座校园建筑，以捐助人Silas Cobb的名字命名，这座建筑由HenryIves Cobb设计，模仿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哥特式风格，是芝加哥大学最早的16座建筑中造价最昂贵的一座。再如Robie House，是建筑师Frank Lloyd Wright于1908－1910年为捐赠者Frederick C.Robie设计的一栋建筑，该建筑的构架设计融入了砖和木头的元素，最大特点是采用了艺术玻璃窗，将室内外空间通过柔和的光线融为一体。1963年，该建筑被列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建筑，被认为是草原式建筑的最佳典范。最后，再来看看法学院（Laird Bell LawQuadrangle）的建筑。该建筑群从1950年开始设计，设计伊始就受到重要公众人物的关注。1958年，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为新的法学院设施奠基；1960年在工程结束时，副总统Richard Nixon为其题词，这组Eero Saarinen建筑群被誉为现代建筑的至高成就。2008年的翻新和修复工程既保持了建筑原有的辉煌，又使它更能满足当代的需求。修复工程的成功使D’Angelo LawLibrary荣获2008年Richard H.Driehaus Foundation Preservation Award之修复工程奖。

在芝加哥大学看建筑，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最初的校园规划到最新的现代塔楼，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建筑都是由最具前瞻性和最受尊敬的建筑师所设计，他们的精雕细琢、精心设计，成就着芝加哥大学建筑的多变风格与精神内核。它们既不同于哈佛、耶鲁等对英式建筑的一味学习模仿；也不同于斯坦福大学同一颜色、同一风格的建筑群；更不同于伯克利分校作为现代建筑风格代表的独树一帜。它是从古到今、从哥特到现代的完美结合。每经过一段时光的洗礼，便在校园里留下独特的点点印记。看着这些庄严、美丽的校园建筑，再看看芝加哥大学校徽上印着的凤凰，这不就是“浴火重生”的精神写照吗！这不仅仅是一幢建筑的“浴火重生”，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浴火重生”。一所大学的精神，就这样首先从她的建筑开始了。

杜威实验学校的对面是洛克菲勒大教堂（Rockefeller Chapel），也叫大学教堂（UniversityChapel）。该教堂于1925年动工，1928年完成，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校园里最漂亮的教堂之一。每到整点，教堂的钟声就会响起，中午12点的钟声更是别具一格，钟声伴随着管风琴的音乐声一同响起，待整点钟声结束之后，还会再传来管风琴的音乐声。尽管不知道是什么曲目，但足可以拨动心弦。凭感觉好像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曲目，不知是否在鞭策学子勿浪费光阴。当然，这只是音乐“门外汉”的个人解读，因为这是第一次听到大学的钟声与管风琴的“合奏”。被悠扬的钟声和音乐声吸引，我漫步来到了洛克菲勒大教堂。可惜，一对新人正在进行婚礼彩排，看门人不让进到里面，只能在门厅隔着窗户欣赏教堂的华丽。向看门人要了一份教堂简介，标题竟然是“洛克菲勒给大学留下的最后一个礼物”（Rockefeller Final Gifts），上面写道：

洛克菲勒希望至少150万美金用于修建一个大学教堂。他认为宗教的精神应该贯穿并控制着大学，所以代表宗教的建筑也应该体现其作为大学的中心、主导的特色。教堂可以适当地体现目前和谐美好的各类建筑的精神，从而使校园里所有其他建筑就如同从大学教堂里获得灵感一样，反过来也似乎是在为教堂做出他们的贡献。因此，在大学里的建筑群中，大学教堂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表明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被宗教精神所主导的，它的各个系都要受宗教精神的启发，所有的成果都要献给最崇高的目的。——1912年12月13日。

伴随着大学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音乐声漫步校园，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发现了许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校园细节。其一，芝加哥大学的“方庭”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已有较大区别，尽管还是叫“方庭”（Quadrangles），但不再是封闭的“方庭”，而是开放性的“广场”，也没有了欧洲大学喜欢的长廊。芝大的核心区建筑就像是一块试验田，既可以看到哈佛、耶鲁的影子，又可以发现与它们的不同。这也许就是创办者约翰·洛克菲勒憧憬的“既可以与哈佛耶鲁相比肩，又与哈佛耶鲁不同的大学”吧？

其二，在哈珀纪念图书馆的阅览区，每个沙发前面都井然有序地摆放着一个垫脚凳。在哈珀纪念图书馆老楼的外墙上，可以看到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镶嵌其中，旁边附有一个标志牌，上面清晰地镌刻着石头的来历：“STONE FROM DOUGLAS HALL OLD UNIVERSITYOF CHICAGO1856－1886”。原来，芝加哥大学的前身是由美国浸信会建立的一所教会学校，该校与芝加哥大学同名，但在1886年因财政困难而倒闭。1890年，洛克菲勒在这所倒闭的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始重新筹建芝加哥大学。为了纪念这所倒闭的“老芝加哥大学”，在建哈珀纪念图书馆时，特意从道格拉斯老楼找来了一块石头，镶嵌在图书馆的墙里。看到这个指示牌，令人深有感触：如何尊重历史？找一块旧楼的石头是一种尊重，办学历史不从1856年算起，也是一种尊重。如果放在其他国家，芝加哥大学的历史一定会从1856年算起！

其三，建筑物的大门。虽然过去已经参访了许多所大学，但对每栋楼的大门发生兴趣还是第一次。这里的每栋楼都有一个厚重的大木门，把门推开还需要花费一点力气，也许是年龄大了的缘故，不刻意加大一点力气，还无法开门。这时候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奇葩”的想法，为何这些楼的大门要修得如此厚重？而且还有一些是两道门。难道是要向学子表明：敲开知识的大门并非易事？

转完了芝大校园的Main Quadrangles，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如果看美国的大学，首先从东海岸的哈佛、耶鲁看起，再到中部的芝加哥大学等，最后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和伯克利。仅仅从校园建筑的层面而言，是否可以对美国大学的发展得出一些新的认识？赵炬明教授后来告诉我：“如果从东向西看美国的大学，确实可以看到一个美国大学风貌从古典至现代再到当代的历史。尽管他们之间隐隐约约地保留着一点欧洲古典大学的痕迹，以便显示它们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传承。”芝加哥大学校园，时时让你感受到：一砖一瓦，构筑着这所大学的发展根基；一座座楼宇，诠释着这所大学的文化内涵；一群群建筑，证明着这所大学的历史文脉。

三、芝加哥大学的成功“秘诀”：校长与学派

成功的大学总有自己的“绝活”，不成功的大学总有太多的“借口”。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只有128年，时间并不算长，但在世界高等教育上的顶尖地位众所周知，常年位列世界各个大学排行榜前十。究竟如何看待芝加哥大学的成功？芝加哥大学何以在短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这当然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两天的走马观花，似乎悟出了两个“秘诀”：其一是有“伟大”的校长，其二是有自己的学派。

从建校历史来看，作为一代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财富与魄力奠定了这所大学发展的基础，为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与发展注入了雄厚资金，使学校不必担负财政短缺之虑。而更为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产生了几位著名大学校长，尤其是创校校长的贡献功不可没。芝加哥大学创办至今，共产生了13位校长，该校不仅“盛产”大学校长，而且盛产年轻的大学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出任芝大首任校长时，年仅35岁；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Hutchins）初任校长时年仅30岁。哈珀和哈钦斯均被列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校长之列。

哈珀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教育家和学术领袖，1891年至1906年，共计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15年。他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同时，还担任了布拉德利大学的（BradleyUniversity）第一任校长。上任伊始，哈珀便为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教师和学生选拔标准，他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所可以和东部的哈佛和耶鲁媲美的大学”[10]。他认为一个校长，必须“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到无情的引进有才能的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中去”[11]。在他执掌芝加哥大学期间，一度被称为是管理上的“偏执狂”。上任之初便成功鼓动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三分之二的老师辞职，心甘情愿加入芝加哥大学任教；说服了8位在任的大学校长和近20名的系主任辞职来芝加哥大学执教，这在美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正是这一举动让哈珀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一战成名。使得芝加哥大学这所晚于哈佛大学建校约250年的大学，在短短数十年间一跃成为世界顶级的大学之一。

在综合英国模式及德国模式等优点的基础之上，哈珀对芝加哥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美国大学里第一个社会学系和古埃及学系，创立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支持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推行“三学期”制度。他的这些做法后来成为美国其他大学纷纷效仿的对象。在任期间，哈珀校长被称为“芝加哥匆忙的年轻人”和“教师们的教师”[12]。因为他在担任校长与系主任的情况下，依然给自己排了全职教师的课，他认为行政人员不能独立于授课之外。哈珀1906年因患癌症逝世，年仅49岁，却留下了一所伟大的大学，被誉为“芝加哥大学之父”。

除了管理工作之外，哈珀潜心学术，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代表作有《归纳希腊法》（An Inductive Greek Method）、《归纳希腊语入门》（An Inductive Greek Primer）、《归纳拉丁法》（An Inductive Latin Method）等。其中，高等教育著作有《高等教育的趋势》（The Trend in Higher Education，1905）、《提出大学问题：在国家教育协会上宣读的六篇论文》（Present College Questions:Six Papers Read before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at the Sessions Held in Boston，1903）、《芝加哥市教育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ofth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City of Chicago，1899）、《小学院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the Small College，1900）等。

哈珀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美国式的现代化大学模式。对此，弗雷德里克·卢道夫（Frederick Rudolph）在《美国大学史》（《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中作了这样的评价：“芝加哥大学的创立对美国高等教育面貌和前景的塑造是那个年代任何其他事件都无法企及的，它的创立是美国历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事件之一。”[13]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各界感叹道：“芝加哥大学似乎一夜之间就跻身美国名校行列了。”

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哈钦斯发挥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哈钦斯于1929年11月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于1950年12月卸任，任职时间长达21年。他被认为是芝加哥大学历任校长中，始任最年轻、任期最长、最具影响力且最具教育情怀的一位。哈钦斯是20世纪中叶美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永恒主义教育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永恒教育大师”。

在高等教育领域，哈钦斯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学术遗产。他的代表作有《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学习型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为自由而教育》（Education for Freedom）、《教育中的冲突》（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乌托邦大学》（UniversityofUtopia）等。他的一些著作在我读博时就有台湾学者将其译成了中文，我们那一代的博士生几乎都读过他的书。哈钦斯任校长以来，以实现通识教育为目标，采取了核心基础与专业课程分离的政策，提出了旨在防止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过分专门化的“芝加哥计划”（国内学者将其翻译为“百科全书式的教学计划”）。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教学计划”对美国许多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创立的核心课程（Common Core）概念也一直沿用至今。

哈钦斯长期从事大学的领导、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而又独树一帜的大学理念，成为20世纪大学理念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任职期间，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学术机构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大学各个部门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广泛。他的通识教育试验、设立本科生院、维护学术自由、经典巨著全民阅读等都搞得有声有色，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甚至连哈佛大学在寻找新校长时都向他讨主意，而他的整套改革也被认为是20世纪高等教育的第一次伟大的改革。

如果说首任校长哈珀奠定了芝加哥大学发展的基石，那么第五任校长哈钦斯则带领芝加哥大学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哈钦斯刚上任就面临着经济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命运多舛的时代。但哈钦斯不畏艰难与挑战，上任之初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一系列举措使芝加哥大学浴火重生，为其迈向世界一流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此次改革引起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热切关注，被公认为是20世纪高等教育的第一次伟大变革。

此次访问芝加哥大学，印象最深的就是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School）。其中包括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社会学派、芝加哥建筑学派、芝加哥气象学派、芝加哥文学和电影批判学派以及芝加哥数学分析学派等。众所周知，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颁奖以来，全球共产生了7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共有29名经济学奖获奖者是芝大校友或教研人员，约占总人数的40%。截至2014年，世界上约15%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0%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曾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或求学。

芝加哥学派在美国19世纪20年代步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进程中开始孕育。伴随芝加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的壮大与繁荣，潜在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芝加哥大学各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致力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步形成了各个学派。很明显，芝加哥学派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杜威“实用主义”的烙印，用杜威的话说就是：知识就是实践。芝加哥学派“学以致用”的学术理念，推动了芝加哥大学各个学科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芝加哥大学迅速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但归根结底，芝加哥学派的兴起是与芝加哥这个城市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我对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有了点滴感受。此次会议中有一位大会主旨演讲嘉宾——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海克曼教授（James J.Heckman），他演讲的主题是“培养重要的技能”（Buildingthe Skills that Matter）。海克曼教授的主旨演讲从杜威的“儿童教育”思想切入，介绍了他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盛行的“校外补习”和“家教”现象的看法：

（1）关于留守儿童。海克曼教授首先讲到杜威的教育理论中缺少对家庭的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成果会有不同的影响。尤其是讲到中国进城务工人员不断增加之后，由于户口政策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到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多地选择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由老人看管，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父母在参与子女教育上的巨大差距，从而导致了孩子在不同技能上的差距，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

（2）关于“校外补习”和“家教”。他认为中国的“校外补习”和“家教”现象可能会导致学生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事实上贫困家庭的孩子更需要“校外补习”和“家教”，而有条件接受“校外补习”和“家教”的孩子，往往来自富裕家庭。

最后，海克曼教授引用了杜威说的“成功的学校要做成功的父母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Successfulschools dowhatsuccessfulparentsdo——Dewey1916）作结。

海克曼教授是厦大的老朋友。2016年3月11日，厦大95周年校庆期间，海克曼教授在厦大做了题为“能力的培养与测评”（Creatingand MeasuringCapabilities）的讲座，他以模型验证的形式对我国的扶贫、教育不均等社会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至今他演讲的部分内容还令人记忆犹新：

（1）家庭教育在个人能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最为基础和有效用的。衡量家庭教育的标准在于父母的投入、引导质量，并不在于家庭收入本身。研究表明，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能力较强，创造力、抗压力也更强。海克曼教授以此引发了大家对于教育投入的思考，并由教育的根本，延伸至扶贫政策的建议。

（2）一切证据表明，长期有效的扶贫政策就是投资教育，而并非单纯的收入再分配。在扶贫过程中，应注重对于贫困家庭儿童的投资。中国的扶贫政策应避免重蹈覆辙，并从美国经验中积极吸取教训，从儿童教育着手，着重提升能力、动机、健康，才能真正解决贫困，从根本上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海克曼教授的演讲令人备受感动。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竟然如此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而且就是我们身边的问题。难道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产生的“成功秘诀”吗？由此联想到了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

我国当下的一流大学建设，已经延伸到了学科层面，即“双一流”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应该思考学派的话题？学科与学派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否有本质区别？还真是说不清楚。为此，特意请教了一位同仁，他说“学科是知识的体系化，学派是学科实力强大的表现。学派的标志是，有泰斗级的人物、有专属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有一支可持续捍卫这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老中青结合的队伍，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上世纪80年代，卢嘉锡先生曾在厦大80周年校庆大会上慷慨呼吁“建立厦大学派”。过去几年，也有一些“双一流”大学提出了要建立自己的学派，如某某大学学派，看来这一话题已经引起了重视。显然，只讲学科建设，不讲学派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恰巧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哲学应建立三个一级学科，理由是仅有哲学门类与哲学一个一级学科，没有再细分若干个一级学科，不符合学科建设逻辑。难道这就是学科建设吗？最近一直觉得，业已形成的学科建设有点儿“跑马圈地”的味道，“圈地式”的学科建设思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学科建设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一定会成为另一个“车辙”！

结语

此次会议，两位曾任美国杜威研究会的会长来了，杜威的曾孙女也来了。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杜威实验学校的老校区和新校区，从其中依旧可以感受到杜威“从做中学”的教育理念在延续。例如，竟然在小学二年级看到了“创意工作坊”，各种木工工具应有尽有；在低年级的教室里，看到了各种小动物。会议开幕式之前，会场大屏幕一直滚动播放着“重走杜威路”的纪念片，其中两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一组是出自国内一位儒商李先生之手的画作，其中有一幅作品竟然是杜威1921年4月6日在厦门大学的演讲。经询问才知道，过去三年，李先生大致沿着杜威在中国的足迹走了一遍，也到了厦大当年举行开学式的集美学村。另一组是杜威实验学校的12位同学于2018年开始到中国“重走杜威路”的镜头。重走杜威路，让杜威再归来，也许是对杜威百年访华的最好纪念。

致谢

感谢熊庆年教授、梁燕玲教授、赵宗孝副教授提供的各种信息，感谢博士生帮助查找资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