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美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1952年，张爱玲由沪入港，靠翻译维持生活。她写信向朋友诉苦：“我逼着自己译，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1]。但彼时的香港对这位新来的年轻译者并未给予太多关注。仅仅几年前张爱玲在上海文坛的惊才绝艳已成前尘往事，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没有人注意到个人命运的变迁。而3年后的1955年，她又孤身赴美，但其在异域的英语创作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张爱玲仿佛已淹没在历史的大潮里。直至1961年著名的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在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评其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2]，张爱玲才从历史的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成为华语文坛最热门的作家。然而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望，人们发现张爱玲已不是那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她早已闭门谢客离群索居，文风也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研究者从情感、环境变迁及中国古典诗学影响等各个方面，研究张氏创作风格转变的内在原因，成果丰硕。但张爱玲于1950年代短暂的英译汉工作，并未得到广泛的注意，而这一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也少有研究者做出深入研究。

总体来说，张爱玲在此期所做的翻译意在为稻粱谋，她自己也并不喜欢，且为时极短，仿佛难以谈得上对她的后期创作有什么影响，但《老人与海》应该是仅有的例外。“我自己也觉得诧异，我会这样喜欢《老人与海》，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3]。在与挚爱共鸣的基础上，《老人与海》的艺术手法也就为正处于艺术和生活多重困境的译者提供了一种及时而可贵的借鉴，推动张爱玲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

一、困境：被腰斩的《连环套》

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在1943年，张爱玲读到《老人与海》，会不会喜欢它、翻译它？可能仍然喜欢，却未必翻译。彼时的张爱玲顺风顺水，佳作迭出，满城争颂，现代文学史上代表着张爱玲最高成就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等名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推出，一时霞蔚满天。彼时的她不仅无暇翻译，可能一些风格迥异的海外作品一时也难以对她的创作产生明显影响，毕竟只有在艺术困境中才会更加注重新路。

谁也没想到仅2年之后，张爱玲“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4]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张爱玲的创作年表，可以发现她的小说创作陡然减少，正是在《连环套》腰斩之后，而不是普遍认为的在日本投降之后（虽然二者相距极近）。这一事实表明了张爱玲第一个创作高峰的突然结束，除情感悲剧、政治变迁的困扰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内在的艺术困境：她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自己追求的苍凉美学与创作实践的裂痕，而需要建构新的小说形态。《连环套》正是在这一点上格外值得关注。

《连环套》其题材仍是张爱玲拿手的“饮食男女”，霓喜是广东乡下人的养女，被养母卖给城市印度商人雅赫雅，半奴半妻始终无确定地位，疑忌与自危之下渐变自私，先后和三个男人姘居。霓喜对这个世界要爱而爱不进去，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得到爱，但这种“爱”是爱的残羹冷炙。客观地讲，《连环套》是一部典型的张爱玲风格的小说，并没离开她独特的小说世界[5]。一个张爱玲本色当行的苍凉故事，但为何却失手了呢？

在这里，不得不提当年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普遍的观点认为正是傅的批评造成了《连环套》的腰斩，而腰斩这一事实又显示了张爱玲对傅雷批评的实质性接受[6]，但这可能只是皮相之见。在傅雷批评最着力的几点如人物选择、性格塑造、主题等方面，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几乎都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并不认为《连环套》有什么问题[7]。若干年后，张爱玲回忆了《连环套》创作，“三十年未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8]。尽管做出严厉至极的自我批评，但仍没有殃及当初傅雷重点批评的题材人物或主题，反而去计较一些“小细节”，她举霓喜去分店探望店伙情人一节为例，“以为行文至此，总有个什么目的，看完了诧异地对自己说：‘就这么算了？’”[8]如此看来，张爱玲检讨的只是此文的写作技巧，即缺少心理刻画和写实工夫，而流于表面的文字技巧。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她才与多年前的傅雷批评达成共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傅雷的批评，“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逞着一支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9]。

傅对张的批评悖论在于，药方是错的，却偏偏说中了症状，也就是张自己也认识到的，对技巧的过分迷恋。张爱玲可能意识到，自己作品中华丽丰赡的句子、奇崛冷艳的比喻、玲珑纷呈的意象、美丽但是悲哀的戏剧冲突，是“最危险的诱惑，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9]，不加节制如《连环套》，就会流向“文字游戏”，反而会伤害作者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这一创作初衷，她需要新的艺术探索。

二、相遇：《老人与海》的翻译及契合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发表于1952年，一发表即为美国新闻处买下中文版权，并委托彼时刚刚赴港被迫以翻译谋生的张爱玲译成中文。有趣的是，张本人“对于海毫无好感……捕鲸、猎狮，各种危险性的运动，也完全不感兴趣”[3]，也绝少创作《老人与海》中山蒂埃戈“硬汉”式的英雄形象，而长于描绘浮世悲欢下的寻常男女。按常理来看，这应该又是一部需要“硬着头皮”来译的书，译者却又偏偏认为它是“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相比都毫无愧色”[3]。其实，张爱玲不认为英雄和小人物哪一个天然地更为重要，她介意的是应“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7]，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与海明威达成了诗学观的深层契合。但人生安稳的一面又怎样才能作“底子”呢？这一她思考过但并未深入的课题，在《老人与海》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得到回响。

《老人与海》只有短短几十页，但海明威却为山蒂埃戈准备了数十倍于此的背景资料，甚至可以据此写成上千页的长篇，但这可达上千页的“人生安稳”的背景材料海明威几乎都舍弃了。“我知道有关渔夫的一切事情，尽管没有讲出来，但却构成了我的冰山的基础。”[10]然而表面文本既已舍弃，在具体的艺术表现层面，海明威又怎样做到将其“不用而用”，以潜层文本着力呢？按海明威自己的“冰山”理论，显在的文本只写出了“八分之一”，则这露出水面的部分必须以一当十，坚实牢固，必须有精确的写实来铸就。海明威强调，情景的描写、细节的描写，一定要突出画面感，生动逼真，象新闻报道一样准确。我们且看其中一例：

他把绳子割断了，到船尾去把尾巴套在绳圈里。鱼本来是紫色与银色的，现在变成纯银色了……鱼的眼睛看上去非常超然，像潜望镜上的镜子……”[11]60

这样关于老人出海、划钓、击鲨的描写在文中俯拾皆是，“海明威以摄像机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山蒂埃戈捕鱼的全过程……就是渔业专家也很难从中找到一点破绽。”[12]58冷静客观的写实，实现了海明威孜孜以求的“眼睛与对象之间、对象与读者之间的直接相通”。[13]而大量真实、客观的描写，又是译者必然要面对的翻译难题，从中不难窥见原作者的艺术用心。

与之相适应，海明威的文字素有“电报式”风格之称，舍弃了英语中长句子和形容词，剥下华丽的句式，“如持板斧，斩伐冗言赘词……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用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这种写法对当时的英美文学“不啻一场革命”[10]，对译者张爱玲来讲，又何尝不啻一场革命。张爱玲的少作向以华丽的句式见长，译《老人与海》时距《连环套》的腰斩已近七年，外部的纷扰渐息，文学内在的探索却上心头。深层次诗学观的契合固然使译者会意于心，但海明威以简洁精练的语言、大相径庭的另一种修辞表达，完美实现了译者曾经追求的“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境界，对正志于打入欧美主流文学界的张爱玲来讲，正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张爱玲对海明威这一文字风格十分尊重，体现在翻译中则极为忠实，几乎是贴着原文来翻译，如：

I cannot keep him from hitting me but maybe I can get him.Dentuso,he thought.Bad luck to your mother.[14]101

我不能阻止他袭击我，但是我也许能弄死他。鲨鱼，他想。他妈的。[11]63

If I could have used a bat with two hands I could have killed the first one surely.Even now.he thought.[14]114

我要是能够两只手握住一只棒，我一定能够打死那第一条。就连现在，他想。[11]71

可以见出甚至在可以灵活翻译的地方，张爱玲也相当拘泥于原文，绝不轻易变动。欧化译文当然读起来最为生硬，张爱玲也绝非缺乏语言能力，而是处心积虑地保持原作的特点，《老人与海》中那句著名的宣言“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张爱玲译为“一个男子汉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败”。对比其他名家翻译，张译在“句式和用词方面都是最靠近原文语言形式的”[15]。

在译者序中，张爱玲还特意指出，《老人与海》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但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担心青年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且看如下两例：

It was getting late in the afternoon and he saw nothing but the sea and the sky.There was more wind in the skythan there had been……[14]112

现在是下午，时候已经很不早了，他除了海与天之外仍旧什么都看不见。天上的风比以前大了……[11]70

A cat passed on the far side going about its business and the old man watched it.Then he just watched the road.[14]121

一只猫在路那边走过，去干它自己的事，老人注视着它。然后他只注视着那条路。[11]75

张爱玲的译笔精简、克制，貌似平淡的句子却有着隐藏的震撼力量，召唤读者自己去体味与想象，完美地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迷人的韵节”[3]。而我们也从这些句子里，仿佛见到了张爱玲晚期作品的某些风貌。应该说，张爱玲对《老人与海》的翻译实践，是建立在对原著深入肌骨的作品细读、深度参与海明威的审美心理建构的基础上，在一个艺术感觉极端敏锐的作家那里，自然由翻译实践引发对创作新路的开创。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的相遇构成张爱玲艺术风格转变的一个机缘。

三、融合：平淡而近自然

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她这个人乏善足述，“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16]。《老人与海》的翻译并非是二者金风玉露般的偶然相逢，其后，张爱玲又翻译了《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中的《欧涅斯特·海明威》一章及《海明威论》（Hemingway）[12]62，品评作家作品，张爱玲一向是眼高手也高的，而对海明威研究的用功之勤和关注之持久，在《红楼梦》及被其视为红楼余绪的《海外花列传》之外，也是仅有的。分析张爱玲后期的创作，海明威的影响隐然存在。

首先是去传奇化。张爱玲的早期作品大都具“传奇”色彩，通过反高潮，制造艳异空气和突然的跌落，让“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15]。而晚期作品更注重“日常生活的况味”，去除人为的戏剧性和传奇化。非情节化在西方现代小说艺术中十分普遍，但将非情节化与新闻报道一样准确的写实相结合，却是海明威独特的艺术魅力。《老人与海》情节性元素很少，但细节的描写却十分逼真，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指出，“我想要读者对所读的东西好像是亲身经历的一样……作家写得真实，读者才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略掉的东西，犹如他说出了一般。”[10]张爱玲后期作品倒并不如海明威般象征意义浓厚，但却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铸就结实的生活质地，以呈现生活本身的粗疏、无结构的本来形态。如《怨女》，对比同一故事底本的早期代表作《金锁记》，紧张的冲突、起伏的情节、严谨的结构没有了，取而代之是对银娣大量的心理描写，情节因而也松散、缓慢，却更抵近生活的本来面目。《半生缘》其故事底本本来最具传奇性，但张爱玲的叙述却极具耐心，情节的每一处转换都有细微、缓慢的心理流变细节，绝不追求事件本身的戏剧性，以平实从容的叙述将故事本身的传奇性消解，而聚焦于对不彻底的凡人生活悲剧的挖掘。《同学少年都不贱》也是通过点点滴滴的写实细节，不厌其烦地展开主人公会面时的微小动作和微妙神态，穿插欲说还休的追忆、叙说，形成对灰色人生的苍凉观照。

第二是夹缝文章与冰山理论。张爱玲晚期作品中有着大量的“暗写”，研究者多将之归于她对《红楼梦》“夹缝文章”的精深研究与继承，她自己也说这是一种“传统的白描手法——全靠一个人的对白动作和意见来表达个性与意向”[17]。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其实也是典型的海氏技法。海明威借冰山来喻此技法：“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雄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上。作家有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蕴含在形象背后”[10]。《老人与海》中，可以借想象填充的部分绝大部分予以省略，小说构成一个召唤结构，调动读者的经验去填充省略的八分之七的冰山。这也正是张爱玲晚期小说十分明显的艺术特征。《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对于赵珏夫妇的分手，张爱玲只用“人是天生多妻主义的，人也是天生一夫一妻的”即不动声色做了交代，是基于丈夫的理直气壮还是基于女方的心伤，都留待读者自己在夹缝文章中解读。对比张爱玲的《相见欢》与海明威的另一部著名小说《白象的群山》，则这种影响甚至是继承关系就更明显。两部小说均选用外聚焦的叙述视角，都由对话终其全篇，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性格，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宛如剧本似的写作，读者必须注意到许多意在言外的细节，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这使得小说既耐读又不无晦涩。但不得不说，因为白描手法形成的间隔，作品也就更贴近生活的原始形态。

第三表现在文字的简洁。张爱玲晚期作品与其早年之作最明显的区别也许就在于语言风格，其少作取喻精警，华丽冷艳，语不惊人死不休，既奇崛又奢靡。而晚期作品则文字极其节制，甚至到了枯淡瘦劲的地步。这仍旧合于海明威那电报式的简洁文字风格，论者言海氏用语之简，“不管他有多好的一个词，或者有多好的一个比喻，要是用在不是绝对必要、除它无可替代的地方，那么他就因为突出自己而毁坏了他的作品。”[10]这样的评价完全可以移用于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通篇找不到炼句的痕迹，文风简至枯淡，前期那些聪慧机智的警语妙喻难觅踪影，赵珏的似水流年皆在轻描淡写之中平实道来，正好也对应了其困顿平淡的生活。《相见欢》小说也写得极淡，一如文中数位老媪仅有余温的生命。相对于《金锁记》文风的张扬、华丽，《怨女》处处节制，行文平淡、质朴，既不追求对照的强烈，更不表现文字的奇崛，反而追求人心世相的平淡自然，可谓是繁华落尽，苍凉依旧[18]。

张爱玲晚期创作风格的转变，更多论者视之为作者对中国传统小说美学的回归，而忽视了其对西方小说艺术尤其是对海明威的借鉴。在特殊的人生节点，张爱玲对《老人与海》的翻译对其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译者要细致入微地将美感与认识准确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必然要充分感受原作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深入体验原作的艺术特征，对于善于从作品中读出真味的张爱玲来说，海明威的成功不能不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借鉴。我们固然应充分认识到《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对晚期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老人与海》的翻译对张爱玲晚期“平淡而近自然”小说风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