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运，肖嫚

（1.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广东佛山528225；2.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 999077）

时间之“远”与空间之远，从中华文化的起源时期就成了文人的人生理想和生命追求，也演化为哲学、文学等层面上的重大主题。“远”的美学追求，不仅被艺术家们凝结成一种文艺情结，也被内化为一种文艺气质，怀旧追古、意境高远，因而成为创作中的一种“文艺自觉”和“生命自觉”。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对于“远方”的追求，于个人而言是一种人生向标，于历史而言则固化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远”作为一种潜在的艺术可能，存在于人的审美意向中，昭示着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无尽时空。

一、“远游”母题的心理分析

中国古代文人对于“远”的心灵追求和文化态度，与对“道”“意”“象”“圆”等玄妙旨趣的追求，共同反映出中西哲学迥然相异的内容与特性。中国古典生命哲学更趋向于构建一个不可分割、物我混同、天人合一的精神空间。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当中，世界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现成的实体，而是永远处在一个开放的、不断拓展的状态，周游不息。从历代的文艺实践而言，艺术家对于“远”的追求和渴望，展现出华夏民族极其独特的“诗性智慧”。这种重直觉和譬喻的形象思维，同西方的线性逻辑和推理思维有着明显的文化区别。

中国哲学重境界而轻实体，因而“远”始终趋向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打通内外，取消主客”的理想状态。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入乎其内”的同时还需“出乎其外”，须得进退从容，即追求“远方”、叩问天地与回到自身、重返内心是合为一体或一体两面的。追求“远方”，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抵达彼岸，而是融通物我，悠游往返于天地之间。酒仙刘伶的“以天地为屋宇”、诗人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大文豪苏东坡的“竹杖芒鞋轻胜马”等，都是这种生命意识的诗学呈现。

从语言学角度而言，古代汉语中的词汇多以单音词为主，在古代，“远”单个字即包含有“远方”的意思，如《礼记·乐记·乐礼篇》言：“穷高极远而测深厚。”[1]《左传·三十三年》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2]而在《战国策》中出现了单音词“远”与复音词“远方”并行不悖的情况，如《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所载：“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又“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3]《周礼·夏官·怀方氏》亦云如此：“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则送逆之，达之以节。”[4]

可见，在古代复音词所占比例远远少于单音词的情况下，“远”与“方”在早期的典籍中就联合而成一个固定的复音词“远方”，这是较为特殊的一个词语现象，由此也说明，考察“远”与“方”的亲缘性，很有必要。一般而言，“方”与“圆”对举，不一定都表示形状，还可以借代为“地”与“天”，《淮南子·本经训》有“戴圆履方”的说法。“方”意指“大地”，“圆”借指“天”，这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天圆地方”，即一种来源于直观感觉、直觉思维所构想出来的天地结构。从远古宇宙观念的角度看，我国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用“四方”统称自身以外的空间领域，如《国语》中便有“施于四方”和“四邻大亲”[5]的提法。可见，“远方”一词，即表示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延伸出去的遥远、未知、广漠的物理空间。当然，就诗人和艺术家的审美心胸而言，“远方”之所以“远”，既是指时空方面的客观距离，同时也包含意念和想象之中的心理距离，包含了无穷的“诗与远方”的距离美感。

“远游”对于中国古代文人的永恒意义，在于它对人类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的双重满足——远近皆取、安顿自我。“远游”的行为，表面上看来是离开家园，而在路途中却总是萦绕着对家园的深深眷恋，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远游”恰恰是为了寻觅家园和港湾。在文人艺术家的心目中，“家园”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也就意味着一个能够安顿心灵的所在，即精神家园。

古代诗人出于各种目的的“远游”行为，及其对于“远游”在情感层面上的感受与体验、在理性层面上的衡量与判断、在哲学层面上的体悟与反思，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历代的文人，从什么角度出发看待远游和评价远游，反映出各个时代、不同民族是如何看待生存与自我的问题的。每个走在自己的路上的人都是孤独的，这是“远游”母题的个体性。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历史上少数人才有的特殊、偶然遭遇，而是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必然遭遇，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这是“远游”母题问题的人类性。

一般而言，神话故事表现的是人类早期的真实历史故事，儿童时期的人类倾向于用一种诗性逻辑记录历史、表达历史，通过类比联想，将一类人、将普遍行为集中在某个天神身上，成为一种共相。从艺术实践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先民很早便已进行广泛的“远游”。古代神话故事中记载着不少关于先民“远游”的相关故事：神农氏为了寻求解毒治病良药，医治众生，不辞劳苦地跋山涉水、遍尝百草；夸父为了追逐太阳，不舍昼夜地在大地上奔跑……值得一提的是，“远游”的行动还催生了一位神明。崔寔《四民月令》记载：“祖者，道神也。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也以求道路之福。”[6]可见，在我国古代先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很早就开始了“远游”的活动。

因此，远方与远游，不仅是根植于人类灵魂深处的一个文艺母题，也是酝酿已久的民族情结，孕育于东方文化的母体中。这种对于远方的艺术渴求，是生命力勃发的根本性审美需求，是植根于人类深层意识中的一种超越自我、挑战无限、契合天地的生命倾向，是从内我走向外我、从小我走向大我、从本我走向超我的生命追求。

二、“远游”母题的原始呈现

先秦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远游行为，有着令人惊叹和无法模仿的审美特征，奠定了“远游”母题最初的审美基础。

先秦时期的文学，可以上溯至上古夏商周三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一种与哲学、历史、地理、占卜记载、典籍制度不分的混沌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重叙事不重抒情，文学意味不强，但从中可以获得关于早期先民“远游”行为的丰富信息。这类典籍中所载的事件多是围绕国家、民族和统治者来开展和进行的，比如征战、外交、皇帝出巡等，因此，这个阶段的“远游”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国家行为、集体行为。征讨和扩张，作为“远游”行为的一种野蛮原始的活动方式，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始终。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有一部分是靠战争因素向前推进的。这时候，“远游”行为还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人们所体验、思考和传递。

“远游”从战争也延伸到了对于“四海”“四方”的地理探索，具有浓郁的巫术和原始宗教的意味。这种“远方”的地理探寻，集中体现在《山海经》中对于异域殊方的描绘。《山海经》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风格独特的奇书，仅有的三万多字包罗宏富，所涉及的内容包含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公认为是古代人们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书中描绘了动物、植物、异人和山川，承载着早期先民对于宗教、历史的想象和梦想，是一幅关于宗教和政治的生活图景。这部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古之巫书”的奇书，在一层神秘色彩的笼罩下，对后世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远方”的丰富意味、神秘基调和浪漫色彩大致由此而来。

春秋战国时代诞生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经典，其中所记载的“远游”诗，以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取材对象，开始区别于以国家行为、政治行为、地理探索作为观照“远游”行为的视角。这些在《诗经》的“远游”类作品，大都浸淫着离别的忧伤和生命的悲叹，浸透这浓郁的悲剧美，如《采薇》《柏舟》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等名句，成为千古传诵的绝妙好辞。从这些诗篇中也可以看出，尽管诗人的身份不可考，但是诗人的审美个体性开始凸显，个人的情感受到重视、得以张扬。从这类典雅之作中，我们就能看出，早期先民已经认识到“远游”是和个体、人生、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一种普遍的、深刻的生存境地。

《楚辞》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诗集，展现了更多的文人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因此，《楚辞》当中涉及“远游”的诗篇反映的又是另一种文学意蕴。在《楚辞》诸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屈原的《远游》。《远游》开篇就道出了作者远游的原因和动机：“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7]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了诗人之“游”是为了摆脱恶浊俗世、谗馅小人，过上与世无争的理想生活。这种情感倾向贯穿于诗篇的始终，揭示了具有文人特色的“远游”情结——为了追求有别于俗世的世界、有别于凡尘的境界而游，具有强烈的美学魅力。

受屈原影响，后世文人多借登高远游，抒发文人情怀。宋玉就在他的代表作《登徒子好色赋》中写道：“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在宋玉的文赋里，一个蓬勃生机、丰富神秘的“远方”世界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一个世界，正如宋玉自己总结的：“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8]此时的“远游”已经逐渐演变成为文人的一种交游和行为风尚。游士之“游”，具有突出的主体意识和主动性，使得游士成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远游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也是“远游”母题从蒙昧到清晰的阶段。从现存资料看，这一时期远游母题的各种基本形态已经生发并有了初步展开，成为古代“远游”主题类文学作品的雏形。同时，“远游“母题已经蕴含了较为丰富的思维理念、情感气质和哲学意蕴。这一时期的远游行为，逐步从国家延伸至个人，从物质性的追求上升到精神性追求，其行为本身的功利性色彩渐渐褪去，审美性大大增强。这些变化不仅为后世远游文学的深化和扩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典范，也使先秦时期的远游文学呈现出形态鲜活、风格多样和意蕴朦胧的整体形象。

三、“远游”母题的生命意蕴

在“远游”母题基本定型后，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艺术史进程中，它得到了极其丰富的拓展和深化，由此也形成了以“远游”母题为内核、以各种文体为载体、以描述远游行为为抒情和叙事对象、展示“远方”之审美意味美的一系列文艺作品，形成了波澜壮阔、蔚为大观的“远游文学”。唐宋时期，是远游文学发展的高峰，“远游”母题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文艺呈现和艺术表达；明清时期，则是远游文学的总结和转型时期。

在两汉魏晋时期，由于道教和佛教的盛行，远游文学得到了较大发展，通常被分为三大类，即纪行文学、游仙文学、神游文学，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根据萌发于中国古代文人远游情结的创作冲动,远游文学分为纪游文学、神游文学、仙游文学、梦游文学等四种类型”[9]。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也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远游文学的是纪行赋。纪行赋是通过记叙旅途见闻来抒发感慨的一类文体，通常以纪行为线索，而以抒情为主要目的，写景、叙事、抒怀合为一体。刘散的《遂初赋》应当是现存最早的纪行赋，写他在赴任途中经过三晋故地，抚今追昔，和前人的遭遇自比，不由自主地生发出种种感慨。

唐朝国力强盛、风气开放，养成了唐代文人士大夫恢宏广阔的胸怀气度和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形态呈现出丰富自由的特点，“远游”与“隐逸”“仕宦”一起成为唐代士人的生活选择和人生理想，反映到诗歌中来，也就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从现有版本的《全唐诗》[10]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远游诗歌。

远游，首先是出于游赏山水的目的。东晋时期，山水游赏便成为诗歌中较为常见的题材了，但直至唐代，才扩大到漫游，并成为一时风尚。除了山水游赏，远游的动因还包括神仙道教信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战乱和贫穷也常迫使人离开家乡，踏上远游之路：“离乱几时休，儒生厄远游。”（齐己《酬王秀才》），李白则在另一首诗里坦白他远游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追随古人的风尚：“小隐慕安石，远游学屈平。”（李白《秋夜独坐怀故山》）

远游，还意味着别离和寻觅。从心理学角度看，一些诗人常常产生微妙的时空感，千山万水隔离了骨肉亲情和知己好友，而日子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情感上的又一重阻隔：“慈乌不远飞，孝子念先归。而我独何事，四时心有违。（孟郊《远游》）“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不仅在外的游子有这种离别之痛，在家的亲人也有相思之苦：“君心未肯镇如石，妾颜不久如花红。”（李贺《有所思》）“胸前空带宜男草，嫁得萧郎爱远游。”（于鹄《题美人》）

唐朝远游题材诗歌在表现我国古代远游文学的内容和意蕴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可以看作一种典型题材的精炼和凝缩。这一时期大量的远游题材诗歌，十分典型、鲜明地揭示了远游行为所象征的人类的悲剧性命运。一方面，诗人们渴望超越有限人生，追求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又执着于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息地的寻觅，渴望心灵的安顿。这两种人生愿望在远游途中发生了冲突，产生矛盾。而这种冲突和矛盾，体现了诗人们对于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与生俱来的悖论的思考和挣扎。

远游途中的人，视野得到极大的开阔，思维也极其活跃，这主要表现在想象的纵横驰骋上，“思接千古，胸罗万象”。远离人群，孤身一人，古今中外，四面八方，仿佛都以自己为坐标原点向外辐射，开阔寂寥。因此，《全宋词》[11]当中的远游文人对于天地的感悟和对自我命运的意识，从“空间的感悟”“时间的感悟”“身份意识”“家园意识”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是对于空间的感悟。在宋人的诗篇和词作里，展现出来的空间往往是开阔而空旷的，这正是他们的心境的一种投射。空间的开阔和空旷，反映的是心境的空阔和荒凉、抑或放达。洪适《江城子（赠举之）》云：“极层楼。望丹丘。只恐溪山，千里碍凝眸。”借登高得以开阔视野，词人极目远方，还担忧这千里延绵的河山阻碍了自己与所思眼神交流的路线。广阔无垠的空间，并不只是供人自由驰骋，它本身就是一种阻隔。正是这种命运般无法抵抗的阻隔，使文人士大夫们不吝于用“千里”“万里”“三千里”“远影”“天涯”此类含混而模糊的词汇，描绘和表述自己所体验到的心理距离。

其次是对于时间的感悟。在远游途中，变化的不仅仅是诗人词人们对于空间的感悟，还有对时间的感悟。相对于那些终身安居、不出远门的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游子们对于自己生命的期待和想象，就不是“寿终正寝”那样安稳祥和的形态了。游子们时常感到的是“年华易老”“年华一瞬”和“劳生一梦”，具有很明显的幻灭感。“岁华渐杪，又还是春也，难禁愁寂。”（无名氏《念奴娇》）“岁将穷。流落天涯，憔悴一衰翁。”（葛胜仲《江神子（初至休宁冬夜作）》）“应笑我、飘零如羽。”（张炎《长亭怨》）“流落”“飘零”“憔悴”“愁”“叹”等字词经常在这些词作中出现，它们集中表达了远游路上的文人对于生命短暂与人生虚幻的一种意识和情绪。

再次是身份意识。以有涯之身面对无限的天地，敏感的文人们的自我意识当中，有一种深刻的生命隐忧。这种隐忧和落寞，在宋词“远游”题材的词作中，随处可见。最直接地表明这一点的，是远游文人们常常把自己称为“天涯客”“飘零客”“离人”“行人”及“游子”，也常常把自己的远游行为称为“羁旅”“淹留”“飘荡”和“飘转”。可见其“客”的身份意识非常强烈。如“羁旅转飞蓬，投老未知休息。”（赵鼎《好事近（再和）》）“况半世、飘然羁旅。”（陆游《鹊桥仙（夜闻杜鹃）》）“独自叹，一生羁旅。”（范成大《三登乐》）无论是面对广阔的空间，还是面对无垠的时间，在远游途中漂泊半生、游荡一世的游子们来说，自己都是一个过客。这是远游这一生命行动带给古代文人们的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

最后是家园意识。远游文人在远游途中时常感到自己是个“过客”，因而他们常常自然而然地叩问自己心中的方向和家园。在宋词的“远游”文学当中，十分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时期文人的家园意识。家园意识，始终是伴随着远游行为的。“记得蓬莱路，端是旧曾游。”（朱敦儒《水调歌头（和海盐尉范行之）》）“最是家山千里，远劳归梦，待说离情难觉。……不是悲花，非干病酒，有个离肠难扫。怅望江南，天际白云飞处，念我高堂人老。寸草心，朝夕怎宽怀抱。”（陈德武《望远行》）“鱼依密藻，雁过烟空，家信渐遥千里。”（曹勋《选冠子（宿石门）》）远游文人们朝思暮想的所在，曾经就是他们主动逃离、主动抛弃的所在。向着远方走去，原本是为了寻觅家园。结果却发现家园渐行渐远，游子们在天地间成为孤独无依的一个。这是一种现实遭遇，也是一种生存和命运的象征。唐朝贺知章遭遇“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这种尴尬却是古往今来的游子们共同的悲剧性命运。

当然，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中的远游母题，都涉及时空和心灵的意象组合与跨越，正如学者所言：“诗歌意境的营造往往离不开‘时间意象’和‘空间意象’。然而，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诗人为了达到诗歌意境的灵动和优美，常常采用对时间和空间意象‘跨越’、‘变异’和‘重建’的处置办法，让时间跨越古今，让空间异变方位。”[12]对于时间和空间意识的审美跨越和艺术超越，也正是远游母题的神秘魅力之所在。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期，也是文艺思想和文体类型的转型期。从明代始，小说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明清文学中的远游文学，在小说和传奇戏曲中，体现出这一时期文人更为广阔的世界图景和更大的气魄。一方面，他们的想象力更加纵横恣肆，另一方面，他们也脚踏实地地行走，写下不朽的文学作品。就小说而言，这两方面分别以《西游记》和《徐霞客游记》为例，这两部作品展现出这一时期远游文学的双重特征，即奇异丰富的幻想和脚踏实地的探索。

晚清是一个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时代。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走到了它的末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洞穿了“天朝上国”大清的国门。主动面对这种形势，已经成为中华儿女求生存求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海外的广阔世界，成为晚清政治家、革命家们积蓄实力、发展力量、实现理想的根据地。但无论走到哪里，他们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报效祖国，守护家园。这种远游观所表现出来的昂扬洒脱的生命气象和积极豁达的人格形象，超越了以往的远游文学中的思想局限。

这一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一批又一批出洋留学的留学生和游学交流的文人学者的远游作品。晚清留学自1872年开始，至1912年结束，过程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晚清留学生可以分成“幼童留美”“海军留欧”“甲午战后留日”和“庚款赴美”四个群体，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救国图存、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真经”，另一方面是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实现自己的理想，丰富自己的人生。这种现象有点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文人策士“纵横”而周游列国的情形。只不过，这一次的远游，走得更远，“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在多元的世界中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

综上所述，“远游”母题贯穿了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是从《山海经》时代萌生的恢宏壮丽的神秘想象，也是充满政治色彩的国家行为，更是生命个体上下求索、访古问今的艺术命题。随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到了近代时期，“远游”母题则在个体和国家之间逐渐偏向，个体性的生存难题，被更大的民族性、社会性难题所涵盖。此时的远游，不再只是个体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更大的民族性、社会性、人类学的问题；从生命的空间层次看，艺术家所要追问的，不仅是个人前途命运的问题，也不仅是宗族国家的问题，更是人类走向、宇宙星空的问题。因此，“远游”母题也在新的时代和文化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魅力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