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盛芸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一、中西文化中的“身体”

身体是人类“第一性”的存在与表述方式。人类生存与繁衍的演进之路，文明从乡野到城市的变化之途，就是一部以身体书写和记忆的历史。身体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形躯，更是由历史、社会、政治权利与文化的建构而成的，它是人自我理解的起点，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媒介。

(一)中国文化的“身体”观

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决定了先民们必须合天时、应地利、求人和。生存适应之经验浓缩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知见中，形成了中国人“时空合一”“三才一体”“万物同构”的思想传统，以及对身体来源和本质的基本解释:“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中国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无不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人的身体既是宇宙图示，也是社会图示，身心问题并非是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是从“道德”到“性命”的实践性问题。“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记·礼器》)“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审分》)中国思想传统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体本”之学——“即身即道”，这与西方“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基础其趣迥异。

周代设“六艺”以授王孙贵胄，先秦诸子百家各有其道，盛衰消长，绵延不绝。儒家提出“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明确表达了其“轻力”“贵仁”的身体观；道家以“法道、贵柔、重啬、节欲、守静”的保健养生观，倡导气功修炼之术；墨家“尚力”，强调身体锻炼，构建了形神、生命与运动的系统关系；更有从“整体恒动”“动静结合”“四时有别”的理论出发，推行禹步、吐纳、引导等健体养生之法。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起的社会背景，使得佩剑、尚武、骑射的风气盛行，击壤、吹竽、狩猎、角抵等娱乐活动也开始兴起。因此，中国丰富的身体文化并不只存在于精英阶层的政治书写与国家武备之中。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宗法制度，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生命哲学主张，构成了中国特有的身体文化和传统价值。

(二)西方的“身体”及研究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从苏格拉底开始，所探讨的哲学主题由关注自然开始转向人自身。对柏拉图来说，灵魂和肉体不仅可分，而且肉体从属于灵魂，死亡就此成为个体把灵魂自我从肉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伟大时刻。笛卡尔认为肉体和心灵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正是这一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使得精神和肉体的研究得以成功地归属于完全不同的现代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学界持久的热点之一。

莫斯从“身体技术”概念的提出开始强调的核心就是指人作为个体身体习得无可替代的价值特性，同时，这种个人的身体技术又可反射集体的社会特性。换言之，当我们所言说的诸如“社会”“文化”“经验”一类词语的时候，我们都无法脱离一个具体个人的身体实践的基本性；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任何文化遗产都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个人到群体的社会文化实践。

海德格尔在存在问题与身体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身体概念：身体化。王建辉指出躯体和身体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方式上实际反映出的就是 “存在论差异”(1)王建辉:《动态的身体:身体—身体化——海德格尔〈泽利康讲座〉中的身体现象学》，《世界哲学》2016年第4期。，即存在者和存在方式之间的差异。更精确而言，身体应该被理解为 “一种存在方式”，海德格尔用 leib 的动词形式 leiben(身体化) 来表达这一特殊方式，就像他经常用的虚无虚无化(das Nichts nichtet) 、世界世界化(die Welt weltet) 、事物事物化(das Ding dingt) 这些表达一样，他还用 “身体身体化”(das Leib leibt) 表达了身体化这一特殊的存在方式，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也生造了 “身体的身体化”(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das Leiben des Leibes) 来表达身体的本质存在方式。

纵观西方近年来的身体研究，根据学术渊源与侧重的不同，大致显示出两种研究取向。一条主要沿福柯话语分析的路径，并结合玛丽·道格拉斯对身体象征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考察，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形塑和刻写身体，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话语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并体现之。另一条则根植于现象学的传统，强调身体活生生的肉体性。沿着人类学中从莫斯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到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的理论脉络，它关注身体的能力、经验、感觉和能动性，探讨“体现”(embodiment)、“体知”(bodily knowing)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3)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历史与文化刻写于身体之上，但身体也因为这些历史文化的刻痕成为特定文化塑造而成的身体。笔者认为，身体视角探寻的是身体如何在这一被动与能动的过程中传承和书写我们的历史。

二、非遗领域中身体理论研究与应用

身体不光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之一，更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庞大且丰富的命题，从中西方传统哲学到现象学，结合女性主义对传统话语中的两性身体，再到福柯对医学、性和犯罪的典范性研究，身体逐渐发展为规范化的学术分析范畴，并且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大放异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尚属新兴的学科门类，理论与实践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众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尝试都代表着我们为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不懈努力。

(一)“身体”视角的引介

2009年，刘铁梁在民俗学论坛上阐发了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文化遗产应该是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这一重要问题的反思”(4)刘铁梁:《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关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思考》，《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他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民俗更是通过身体感受才能形成的一门学问，由此提出，在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身体主体感受的重要性。这一发言代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正式开始纳入身体理论的研究视角。

向云驹在系列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文化空间”及“身体性”(5)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哲学问题之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向身体哲学的身体遗产，并创造性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与身体的相关程度分为五个层级。身体是理解和认识非遗的一把钥匙，具有鲜活、生动、深刻的哲学根性和意蕴，遗产的身体和身体的遗产揭示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深刻意义。

其他诸如，从身体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又是其主体，以及诗意狂欢性等方面辩证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法脱离人身体的物质性的存在；在人与生存环境密切互动的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身体为媒介，以技艺(能)、行为作为外在形态表现的高度复杂、熟练、杰出的经验性文化形式”(6)李菲:《遗产·认同·表述:文学与人类学的跨界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这些从身体视角出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定义的尝试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发展。

(二)“身体”理论的探讨

以上视角的引介仅可以说是学者们注意到了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个新的视角需要打开，这样的方法可以被借鉴到非遗研究领域中来，随着对身体认识的愈加深刻，以及身体在非遗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是，身体对非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应是李菲从身体角度出发，呼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范式的转型，以“身体”作为理论支点来重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观点借鉴吸收了西方社科领域的“身体转向”反思成果，并且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本土“体验”“体知”“身体力行”等身体经验、身体知识、身体伦理及身体价值观等加以回顾和整理；由此将“身体”视域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推动非遗传承的有效性、非遗传承与文化形塑及“神授传承”等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反思了当前非遗保护中相对紧迫的“传承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形体塑造与内涵传承，与身体实践等一系列“身体”命题紧密相关。因此将“身体”作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理论方法，探讨不同于西方遗产话语体系中的“传承”究竟是什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实践与身体表达上，彭兆荣强调作为人类生命表达的特殊形式的“活态遗产”(7)彭兆荣:《活态遗续中的生命体验与身体践行》，《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身体感受与身体实践占据主体地位，“感官—感觉—感受—感知”的身体表述更是遗产的重要表述话题，我国的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天人合一”，其生命意义和身体表述具有重要的特色，不同的文化群体有不同的身体表述与实践，共同构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关于身体运动的项目体量较为丰富，从身体运动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传承”(8)倪依克、胡小明:《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体育科学》2006年第8期。，杨敏、王勇，倪依克、胡小明等学者提出了重视本民族本地区原生态“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并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身的特点，通过学校体育教育这一“活性传承方式”，对“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真化、多样性的体育教育传承的新思路研究。不管是身体范式、身体表述与实践，还是身体运动，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身体理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三)“身体”实例应用与反思

目前关于“身体”理论在具体实例上的应用还不是很多，在理论结合实例进行具体研究与操作上仍需要继续努力。下面列举几个成果比较突出的研究实例:

以甘肃省临洮县“师公跳神”仪式为例，学者张学军、王峰、张彤指出，身体仪式的表演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基础，而且是这类非遗存在的主要价值，与此同时，身体仪式的表演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主要对象(9)张学军、王峰、张彤:《论身体仪式性表演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甘肃临洮县“师公跳神”仪式为例》，《浙江体育科学》2016年第4期。。这一实例表明身体是这类非遗不可或缺的主体，从身体理论出发是应有之义；

峨眉地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这一地域武术技术传承的特殊性与身体技术的文化传承方式不同，有着截然不同的遗产特点，陈振勇、李静山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峨眉地域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进行了分析，彰显了其传承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探讨了特殊的身体技术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以祁门傩舞为例，徐芳对傩仪身体语言进行系统的分析，将民族、宗教、生活与傩舞中所蕴含的各种符号象征结合分析，探明身体需要发生的根本动因，从傩仪身体语言的文化根源探究后非遗身体语言对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意义；

司红玉从古代文本中呈现的身体审美意识入手，以华佗创编五禽戏的启示为切入点，对健身气功·五禽戏的功法进行研究，并对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身体文化予以关照。得出其具有身体动作多样化统一的鲜明特征，对传统体育类非遗发展有启示作用。

在不断推进身体理论研究的同时，更有学者不时回顾反思，以期帮助身体理论在非遗领域中有更加健康地发展。荻野昌弘、李修建从身体和时间的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保护体系进行了反思(10)荻野昌弘、李修建:《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体和时间的维度》，《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如果我们制造自己的风俗文化遗产，只是为了满足被神圣化的欲望，一切皆可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艺术价值的社会性的技巧和知识无意识地嵌入到了人们身体之中，身体的习性保证了文化的传承，以现代化逻辑反思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发现，作为近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身体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直到近年来身体研究才被纳入我国学界的理论研究视野内，可供研究发展的方向十分广阔。因此，在身体理论的关照下，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与人的身体紧密相关的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新的研究路径，促使其更好地传承保护下去，永葆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身体理论对传统体育类非遗传承发展的意义

近年来，社会经济科技迅速发展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愈加重视，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也使得对国家和地区个性化文化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进而使得各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的地位愈加重要。我国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且传承悠久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已成为近年来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社会各界愈加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的研究。在近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上，民族传统体育以其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愈加受到人们重视，其在现代的文化价值与研究也成了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从身体角度出发对这一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的研究也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时代、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身体”——健康养生的时代转向

这里我们重点阐释的是人们自我“身体”意识的觉醒带来的改变，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承认，有很多非遗项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因传承出现断裂等原因最后走向灭亡；但是，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的“亚健康”人群，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在这一点上是有着生生不灭的生命力的。

身体文化具有可探究性，人类需要尊重身体的本能构建身体的直接使用机制。首先，“身体观”(11)这里的“身体”指自然人具有的以生物本源性为基础，以社会文化性为特征的物质实体与文化存在。的内涵体现在身体与精神的相互作用方面。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繁忙的工作常常使人疲惫，生活的压力往往使人沮丧。这个时候，一定强度的身体锻炼可以强化人的斗志，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培养人既平和又坚定的品性。这是身体对于精神的作用力，反过来，精神也影响着身体的结构和机能。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通常与结实的身体相伴，即使是被疾病困扰的人，乐观阳光的心理状态往往比医药更有利于恢复身体的健康。

正是因为了解身体的训练对于精神的养成有着直接的作用力，不同的动作训练会造就不同的性格，所以武术、健身功法等才被作为体育项目引入到教学中。在这些传统体育项目训练中，习练者会逐渐感悟到“进”与“退”的辩证哲理，在日后的生活中也能够自如地把握与人相处的分寸，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身体观”另一内涵是强调人的身体与精神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身体对于精神具有促进作用，精神对于身体也有指导意义。中国传统健身功法倡导道家“天人合一”观念，主张将人内心同人的身体以及世间的万物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正是关于人内在与外在相互作用的更高阶的诠释(12)“天人合一”含纳天人一“心”、天人一“理”、天人一“气”，无论从认知、制度或是器物层面，天与人都是无法分开的。因此，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以“合”为基本原则，强调阴阳相合、礼乐相合、形神相合。。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初衷正是通过传授武术与功法的技能来培养青年一代积极向上的潜意识，从而促进其人格的完善。

(二)“身体”——非遗研究的理论基石

“从身体的文身，身体的舞蹈，身体的服饰，从身体的口头表达和行为表达，从史诗演绎的表情和表达仪式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未脱离身体得到表现，可以说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强烈的身体性，离开身体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恰当的”(13)彭兆荣:《活态遗续中的生命体验与身体践行》，《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易经》从身体出发，解释宇宙和人事，是一种从“根身”生命、生存的体验来思考的身体思维。就像黄俊杰在《东亚儒学史》中所说的：“是一种联想性思维方式，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有紧密的联系性”(14)黄俊杰:《东亚儒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易经·系辞传》说: “圣人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易经》中的这种“近取诸身”的从身体经验类推世界经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联系性的身体思维方式。又如新道家代表人物冯契言道“色声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声味也以性，色声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中国古代方士与武者大家也正是通过“体之于身”的身体之知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不管是伽达默尔无意识的“体验”，还是梅洛·庞蒂“身体知道”等知觉理论(15)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均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尤其是健身功法这类非遗正是在这种“身道一体”的根身性、具身性下进行思维的“识知”和“思知”的修行。

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仍存在理论研究不足的情况，当理论无法指导实践时，必然会导致实践过程的盲目性。在近年开展的保护工作中，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保护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只剩下了静态的物质载体和记忆影像，围绕非遗的文化内涵因为传承人的消亡、时间的流逝和民俗环境的破坏而荡然无存。

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活态性”(16)活态性，也即活态传承，是指在非遗产生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区别于用文字、音像、视频的方式记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得到公众的重视，这是对前人保护工作的反思和重大提升。作为身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体的活态性丧失，非遗可能就会死亡，但不代表“非遗”就不存在。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大批量地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文字的保护存档，是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能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在适当的时候，这些记忆和技艺还能够得到复原或者恢复。所以，并不是所有活态的、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称为非遗，只能说所有带有身体活态性存在的非遗有更多的保护价值，因为身体性的活态存在，决定了非遗还有继续传承和传播的可能性，还能够得到生命的延续。身体应该是处在一定文化空间中正在表演的身体，存在当下、具有活力，而且能够得到传承的非遗充分地证明了身体的特点在非遗保护中受到的重视。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身体对非遗的作用，认识到非遗保护中作为第一物质性的身体的关键性。

(三)“身体”——遗产保护的实践核心

身体是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起点与归宿，民族体育正是通过身体的自我参与、身体的自我感受、身体的自我肯定、身体的自我养成来体知和感悟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传统体育是人类身体表达、身体记忆、身体创造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实践。

对于传统体育中的一些知识如波兰尼式的“默会知识”(17)又称“缄默的知识”“内隐的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章志光:《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人们无法通过单纯的理论获得，唯有通过身体的认知或身体的觉悟才能获得，这也正验证了很多武术拳谚与健身功法中所强调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论观点，这是身体进行自我觉悟的重要途径，传统体育范畴中不同种类或形式与此类似的情况有很多，都可以作为促进从身体视角探究民族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有力佐证。

民族传统体育的个人习练，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场域，外与天地人事相同，内具生理、心理、精神多重功能。身体的动作与神貌，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活动与器官功能的体现，更表现了主体的自身感悟与情思，成为心理意向的表达途径。

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既是一种身体活动，还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表述方式与生活方式，是人自我教化的一种文化活动。从技艺的产生来看，农耕文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民族性格中崇尚天人合一的特性，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中国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在人体之上的智慧凝结，不论是武术套路还是养生健身的功法，均是身体动作、身体技能与人的自我意识融为一体的结果。从传承上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技巧、动作都是通过个体代代相传，以记忆、文字记载、长辈的口传心授等方式传承下来的，同样体现了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体性的特征。这类非遗身体性价值追求是实现内在魂脉的延续和传承，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

人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核心问题。身体是人类活动的主体，是人们一切生产生活的基础和根本。从意识形态到文明礼仪，由情感认同到行为实践，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民族传统体育是人类最本质和最重要的身体文化遗产。身体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支点，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的逻辑起点。基于此，只有从身体出发，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认识，只有将工作范畴划定于身体、行为、记忆、技艺、表演、传承人、动作细节、传承过程，才能客观准确地刻画和描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才有资格谈后续的保护和发扬。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作为身体出现的人，离不开身体的表达，身体的表演，身体的传达”(18)刘坚:《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四、当下我国身体理论在“体育非遗”保护发展中的不足与对策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现代的体育运动已经成了以竞技为核心的职业化运动，虽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规定教材的选编要充分体现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但在操作中很少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就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保护的受众比较单一，影响力不足。目前我国中小学的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不仅局限于动作技能的传授，而且项目以武术为主，多为太极拳、八段锦等常规民族体育项目。显著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远超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了解，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不能仅以某一项目为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有适合中小学生的普及读本，而民族传统体育却没有；他们能说出奥运会的历史，却很少知道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具体有哪些项目，其起源是什么。不成体系的传承发展方式让青少年们无法系统地了解民族传统体育，因此很难对民族传统体育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

并且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发展过程中，竞技比赛这一保护发展方式存在着追求身体运动机械化与片面化，从而导致其文化内涵缺失的严重问题，习练者可以在不知其文化内涵的情况下将一套动作或拳法练习得流畅自如。

根据以上几点不足，笔者尝试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首先，青少年是未来，将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是当前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传承发展的一大重要方向。笔者认为，在学校推广传统体育项目的过程中，首要解决学生对传统体育的认知问题，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各地方院校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本地一些优秀的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作为校本体育课程进行开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学校，以此强化民族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还要有足够的、合格的专业教师，以达成“善本再造”(19)就《中华再造善本》而言，就是把古籍善本原封不动地影印，化一为百，这里是指将传统体育结合时代特色加以创编扩大其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加强对民俗体育专业的建设，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一个稳定的、长效的传承机制。

其次，政府要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其文化内涵的普及，身体实践需要文化传承的每个个体参与其中。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积极参与，政府需要积极营造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的氛围，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及各种会议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人们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与作用。组织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成立专门的科研团队，对珍贵或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场所进行征集、收藏、保存，对其进行挖掘、整理，挖掘其存在的潜在价值，以便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更好地落实到身体实践上来。

最后，提高传承人的身体示范效力。民族传统体育是需要通过身体运动来体现的一种文化形态，主要是通过传承人来进行传承和保护的。采取多种保护措施开展经常性的具有民俗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活动，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20)孙家正:《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总序”，第14页。。目前国家已经建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名录，对传承人进行保护，给予民间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贴，提供其所需要的经费。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传承人的培养，请非遗传承人进入学校课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授课；重点培养一些对民族传统体育感兴趣的学生，对他们进行技能和知识的传授，使民族传统体育后继有人。

五、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既有身体运动内容，又是与各民族的社会特征、经济生活、宗教仪式、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人类生命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历史和在不同生存状态中的身体实践。因此，身体文化作为一种人文分类体系，我们应该重视它的“多样性”与“原生性”(21)王萍:《困境中“回归”:“非遗”视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发研究》，《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9年第4期。。这样，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中，我们才不至于错失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而当身体文化作为一种生命文化实践行为，则应该强调异文化间的生命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传统体育就是“生命”与“文化”的共谋，是人类自我表达与自我探索的文化实践与生活方式。

回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某种外部因素的促使下，有些手忙脚乱地进行挖掘、保护。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缺少组织和支持，研究水平参差不齐，挖掘保护工作的方法、手段单一，整个内容平淡琐碎，缺乏文化内涵，没有一个系统的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

虽然当前从身体角度出发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理论的不成熟与发展的不充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学者前沿的学术视角，创新大胆的使用与实践，才使得传统体育类非遗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创新，也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许多切实有效的身体实践。正是这些已有的研究，为接下来身体理论在民族传统体育类非遗乃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石，我们更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开阔视野，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采用多学科的学术视野对同一对象进行不同维度与深度的研究，以期让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振兴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身体”是一个庞大而深刻的命题，肯定已有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还存在理论没有完整的体系及应用辐射的范围还存在局限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继续钻研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