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扬名 陈欣怡

我国学者从“三农”国情出发，对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进行了大量研究，学者将农村公共产品（农村公共物品或农村公共品）、农村公共服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并未严格区分上述概念。然而，相关研究中农村公共产品往往包含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公共服务中也有农村公共产品，故有学者将两者合称为“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1］，本文也采用“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这一概念涵盖上述概念及研究范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CNKI 数据库，以“篇名=农村公共产品or 篇名=农村公共品or 篇名=农村公共物品or 篇名=农村公共服务and 篇名=供给（精确匹配）”为条件进行检索，剔除无关文献，筛选出3018 篇和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密切相关的文献，样本数据检索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结合EXCLE2016 和E-Study 对样本文献进行多方面分析，分析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揭示文献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

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现状分析

（一）期刊分布分析

如表1，2342 篇期刊文献分布于780 种期刊，刊文量前十位的核心期刊共刊文242 篇，其中有8 个期刊属于经济与管理科学类，可见该主题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热点，研究专业性较强。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将780 种期刊按照刊文数由高向低排序，依据刊文总量大体相同的原则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和边缘区，在三个区域论文数量大体相同的前提下，若三个区域各自期刊数量比值近似1：n：n2，则表明该研究已形成核心期刊领域。由表2可知，“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不满足布拉德福定律条件，尚未形成核心期刊领域。

（二）作者情况分析

1.作者合著分析。将样本文献（剔除5 篇未署名文献，实际统计文献3013 篇）进行分析得知：1 人独著文献2067篇，2 人合著文献764 篇，3 人及以上合著文献172 篇，分别占统计文献的68.80%、25.36%、5.70%。合作度和合作率反映某一种期刊或者某一学科论文作者合作程度，数值越高，合作智能发挥越充分，计算方法如下：合作度=（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作者总数/（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论文总数；合作率=（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合作论文数/（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论文总数［2］。其中，作者总数是每篇论文署名作者数相加的总和，合作论文数是所有论文中合著论文的数量［3］。统计得到：论文总数3013，作者总数4158，合作论文数是940，论文合作度为1.38，合作率为31.20%，可见该研究领域的合作度和合作率均不高，合作能力有较大进步空间，日后需加强合作研究。

表1 刊文量前十位核心期刊信息表

表2 期刊分区表

2.核心作者测定。h 指数由E.Hirsh 教授于2005年提出，是用来评价学者个人成就的指数［5］。张雪梅于2007年提出hm指数，是对h 指数的修正，解决了作者h 指数相当时无法精准排序的问题［6］。Nc,tot为作者总被引用次数。hm指数评价作者有两步：首先，比较hm 整数部分，数值较大者对应的作者更加杰出；其次，若hm 指数的整数部分数值相同，则比较小数部分，数值较小者更加突出［7］。

表1 前10位核心作者排名及相关信息统计表（按hm指数排名）

三、国内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进程与热点分析

（一）国内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进程

不同阶段的发文量情况直接发映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情况及研究者的重视程度，如图1，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图1 1996-2017年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

第一阶段（1996-2002），该阶段共发文29 篇，研究主要围绕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体制改革与变迁，该领域各学者的研究观点不同，难以达成一致。

第二阶段（2003-2008），该阶段论文发表增长较快，共发文1093 篇，占总发文量的36.22%。此阶段以国务院于2003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为起始标志；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三农”问题，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共发文1565 篇，发文量十分可观。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多中心治理模式等研究方向备受学者关注，研究方向发生了较大转变，研究日渐成熟的同时促进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体制的完善。

（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热点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是文章的灵魂，直接反映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有助于把握热点间的联系。利用BICOMB2.0 系统进行关键词的共现矩阵统计，统计过程中，合并了同义关键词，以出现频次最高的为代表，统计了两个关键词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的频次，进一步把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通过表4可知，农村公共产品与供给机制、供给制度、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农村建设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的频次相对较高，均大于300 次，可见我国学者不是单一的研究农村公共产品自身问题，而是把农村公共产品与其供给机制、供给体制等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研究。

2.引文分析。文献的被引用数量反应了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其他研究的影响力度，进行引文分析有利于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权威学术研究成果和核心文献。表5列举了被引频次排名前五位的文献及相关信息，这五篇文献均来自于CSSCI 期刊和核心期刊，被引次数均在三百次以上，可见这五篇文章在该领域的研究贡献相对较高。2002年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被引频次最高，文章根据我国国情结合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进行供给产品供给决策假设前提认证后发现，我国农村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8］。同时还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进行解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思考点和切入点。

四、总结与思考

上述计量分析基本描述了1996-2017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研究的进展情况，结合分析结果，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三方面进行了以下总结和思考：

（一）研究主体

1.研究力量合作较少。现有研究者较多，研究能力较强，但大部分研究者缺乏合作研究，普遍处于独自研究的状态，该研究领域缺乏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

2.研究作者分层明显。通过hm指数的测算，该研究领域已形成匡远配、朱玉春、曲延春、李燕凌等一批研究成果显赫的核心作者，同时也有一批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的新生研究者。

3.研究投入周期短暂。分析发现，短期的研究者较多，能保持稳定跟进研究的研究者甚少。研究者需要投入更多方向稳定的长期研究，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形成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质较高的研究团队，从而进一步发展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表4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

表5 被引频次排名前五的文献信息表

（二）研究对象

1.研究热点集中：统计发现，该领域研究中，对供给机制、供给制度、供给模式、以及供给效率关注度较高，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点基本一致，研究热点集中。

2.研究学科专一：仅就刊文量前十位期刊而言，大部分期刊均属于经济与管理科学类，这是其研究学科的专一性。

（三）研究成果

1.成果分布具有分散性：从1996年至今，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所涉及的期刊种类较多，2342 篇期刊文献发表在780 种期刊上，研究成果分布较为分散。

2.研究成果具有滞后性：学术研究及学术成果的发表往往集中于政策调整变化之后，预测性的研究及研究成果普遍较少。

3.研究成果缺乏实践性：“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大都是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的理论研究，实证性探索研究极其有限。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的研究往往难以切实有效的投入到具体实践中。

立足于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的现状，未来需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关研究：第一，加强合作稳定研究方向，在合作研究中学习新知、改进不足，进行稳定深入的跟进研究。第二，吸收其他领域知识，接受其他学科的思想碰撞，为研究注入新观点和新思维，产出更多高水准研究成果。第三，创建核心主题专栏，及时更新发展动态，汇集高质量研究成果，为研究者了解动态信息、最新热点和发展趋势提供平台。第四，实证研究是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中大力发展实证研究，促进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