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维

作为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善治临泉”是临泉县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村民变了、环境变了、干部的作风变了……

作为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善治临泉”是临泉县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临泉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皖豫两省9个县市区接壤，人口237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2.3万人。

由于长期受农耕文化和小农意识的影响，这里社会治理基础薄弱，群众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各种矛盾纠纷更加复杂，2014年被国家和省市戴上“禁毒、综治、信访、计划生育、党风廉政建设”5顶落后帽子。

过去几年间，一场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变革正在这里推开。

不换思想就换人

“虽然工作比以前辛苦，但村干部比以前有尊严。以前村干部不被群众信任，现在风气正了，制度更加明确，做工作不用考虑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了。”

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临泉县陶老乡腰庄村村支书詹辉说。

位于陶老乡西北部，西与河南省新蔡县接壤，由6个自然村组成，腰庄村全村总人口6875人，耕地面积5273亩，主要以种植小麦、水稻为主。

2018年村级干部换届中，腰庄村两委班子7个人，4人落选;而陶老乡9个村支书，换届后仅1人连任。

谈及这些被换掉的村干部，当地一名干部分析说，“眼界不够开阔，夜郎自大;年纪偏大，文化程度低，适应不了工作要求;部分干部靠宗族势力当选，背后关系盘根错节。”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前些年，有村支書开会要求乡干部来接。”“县委书记来村调研，有村支书避而不见。”“有村支书叫嚣，离开自己村子就得瘫痪。”

2018年8月，1992年出生的马具广当选临泉县滑集镇南杨小庄支部书记。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担任滑集镇史庄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近年来，通过县统一招考、乡镇公开招考、村级自主培养等方式，临泉引进、培养积累了一批大专院校毕业生、退伍军人、致富能人，充实到了村干部队伍或后备干部队伍中。

2018年下半年，临泉完成村级两委换届。正是这些人员的加入，确保了本次村两委换届人选的数量和质量。

土办法解决大问题

通过发挥村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临泉县滑集镇尝试将两委权力运行由“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真正让村民唱主角，不断激发村民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议事室功能，推行‘四议两公开一契约做法，实现村民对重大决策、重要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滑集镇党政办主任靳克龙说。

除了保障村民自治，临泉还积极推进包括法治、德治、共治、防治等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善治工程。

除了陶老乡司法所所长，张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陶老乡靳桥村法治村长。作为法治村长，他每月都要进村开展工作。

张磊走进农民大课堂、讲习所向村民讲解农村环境整治、扫黑除恶、移风易俗等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相关政策。

除了当好“宣传员”，张磊还要当好组织者。协助村民成立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确保自治组织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例如，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临泉农村普遍制定了村规民约，成立了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

在临泉，德治、共治也受到重视。目前，临泉共选举新乡贤1050名，乡贤参与调解矛盾纠纷2098件，成功率达98%以上。

很多时候，土办法可以解决大问题。例如，一些群众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的要求，在各级新乡贤的化解中达到了双赢效果，得到了群众认可。

矛盾在基层化解

走在临泉乡村，绘制着精美的“诚、善、孝、俭、勤、和”的墙体标语随处可见，善治文化墙比比皆是。

如果基层的矛盾纠纷无法及时化解，小事就会变成大事，民事就可能变成刑事。

近年来，临泉持续开展“整治十大赖货、摒弃十大陋习”、开展“无因喝酒死亡村、无治安打架村、无民转刑案件村、无越级上访村、无新涉毒人员村”的“五无”村创建活动，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临泉“五无村”创建知晓率已达到96.32%，无治安打架村75个，无民转刑案件村301个，无越级上访村150个，无新增涉毒人员村226个，成效已初步显现。

此外，临泉主动打破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的线型治理模式，积极消除“部门单干”“行业分裂”等积弊，把政府单一的社会管理走向双向互动、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吸纳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网状治理架构中，从而迈向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2018年，临泉赴京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下降31.1%、52.2%，去省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下降10.7%、39.1%，到市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下降38%、60.1%。

大量初信初访案件、社会矛盾在基层化解。“在村里，多是一些小摩擦、小纠纷，基本自然村的包村干部就解决了。自然村解决不了，转到行政村，乡贤、法治村长等力量便会介入。”陶老乡党政办负责人杨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