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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保定社会秩序的恢复

2019-03-25刘飞

法制与社会 2019年6期
关键词:军管会社会秩序

摘 要 解放前,保定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顿。1949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解放军攻克保定并于25日建立了接管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保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保定军管会)。进城后,保定军管会迅速开展工作,通过布告安民、救济灾民、以工代赈、稳定物价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迅速回复了保定的社会秩序,为后续保定的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 保定 军管会 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刘飞,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D69                                                               文獻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2.352

一、解放前保定的社会状况

保定位于华北平原中部,是河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省会所在地。解放前人口约10万,国民党守军、警、宪、特、政人员竟达万余人。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特别是解放前,保定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

首先是物价上涨,很多市民吃不饱。1948年秋后,随着国民党大清河战役失败,保定城内物资奇缺。人民赖以生存的粮、棉、油、盐等生活资料成为紧俏商品。小麦由年初的53万元涨到620万元一斗,一个烧饼也由2万涨到5万元。国民政府新发行的金圆券已形同废纸。与此同时,保定的工商业越来越萧条。商户形容保定工商业萧条状况时说:“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并流传着“镇长召集开会,保长陪着受罪,甲长挨门敛费,百姓屈膝下跪”等歌谣。到解放前夕,全市工商、服务行业只剩下30余家,商户约千家而且多是小本经营的零售商店和手工业作坊,但由于资金有限至解放前夕,有的倒闭有的转产。解放后只剩十几家,而且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阴历八月节,城里的市场没有一家卖肉的,市民们吃不上肉,一个当兵的跑了四街六巷也没有买到肉,气愤的大骂:“过这样的腌心节连他妈的肉都吃不上!”国民党守军如此穷困,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日益下降。市民们买不到粮食吃,只能到城外十多里远的农村去买粮。

保定市的治安状况也不容乐观。为了加强城防,国民党守军不断地修筑工事、征调青年、拆除民房。从1948年3月29日起,十六岁以上的青壮年不准出城,并且每保强征6至18人。并且征用方式多样,城东米家堤指名抓四个青年,东南效露村做农活的5个青年也被国民党军征用。很多民众因此逃亡至解放区。解放前全市房屋面积只有71万平方米,48000余间。达官贵人住着宽宅大院、豪华门庭,而劳动人民则栖身街头。就是在住房奇缺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为固守城防,下令将距城墙五百米以内的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一下拆除民房和商店1700间,使200余户居民无房可住,流落街头。被迁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以示抗议,但政府却采取抓、打、赶的办法强迫户搬进内城内城墙角下,打起临时住所栖身,有的则在城墙洞内过夜。解放前半月,国民党又对工厂、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大肆进行破坏,不少工厂、商户及市民家庭多次遭到洗劫。不少市民饥寒交迫,市内20790户居民中,缺衣少食亟待救济的即占10%以上。国民党在撤退时不仅留下大量特务伺机破坏,还煽动少数坏人哄抢公共财产,并造谣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没收私人财产,致使少数群众尤其是一些旧职员及工商业者忧虑重重。

二、解放后中共采取的措施

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对于入城后的严峻局势,中共已有充分的准备,1948年11月25日保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为军管期间保定市最高权力机关,并从冀中区各地抽调一部分干部和保委会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进城工作方案。

(一)布告安民,加强治安

1948年10月,保定城里不断传出敌人将要撤退的消息,10月15日保委会获悉保定北部松林店、高碑店等处的敌人已撤退,估计驻保定的国民党新二军也可能撤退。保委会要求所有干部做好入城的接管准备工作。

从10月20日到22日,保委会人人动手,根据城市政策结合平时掌握的实际情况,起草了30多条标语,每条印刷两千至三千份。另外,还印制了以市政府名义发的告各界同胞书,以市公安局名义发的维持社会治安的布告。10月23日由李春喜、王善言两名同志送冀中区党委审查,并请《冀中导报》报社代为印刷,以准备入城散发。

1948年11月22日下午5时,保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建立,保定市警备司令部也随之入城。入城后广泛散发和张贴市政府告同胞书,市公安局维持治安的布告和大量的传单。军管会也颁布了布告。布告强调:我军政人员不得进驻和骚扰民宅;不经军管会、政府领导部门批准,不得随意捕人和审讯;军政人员不得强买强卖;敌方军、警、宪、特人员,必须放下武器,到政府登记,除罪大恶极者外,一律不予追究;对于官办企业、事业、学校、医院的职员、教员、 医生、工人和一般公务人员,要迅速回本单位报到登记,愿为人民服务者,原职原薪继续留用;凡藏匿枪械、弹药或乘机抢劫的公共财物,应该如数交回,如隐匿不报,一经查出,将视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对自动交出或检举报告有功者,酌情奖励。布告贴出后,一簇簇人群争相观看。这些传单、布告的内容成了市民们在家庭、商店、工厂里议论的主要话题。

11月26日军管会再次布告,告诫所有国民党、三青团及一切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从布告之日起,五日内繳出藏匿之枪支武器,携带伪身份证明文件,到军管会所设第一、二、三、四登记处登记,愈期不登记或阻碍他人登记、维续藏匿武器证件、进行破坏活动者,一律严惩不货。在敌伪军警宪特人员登记中,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四天内,有国民党区党部书 记、组织委员和剿总第二处驻保联络组员等一百三十五人和伪公安局八名户籍警进行了登记,立誓脱离国民党,有些人交出了党证和文件,也有的交待了反动组织成员。

12月1日,军管会再次颁发布告,晓喻市民交出隐匿的武器弹药和抢搬的物资,限五日内报告区、街政府,如数送还原地,概不追究,如破坏、不送者,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在动员交回武器物资中,乾义面粉厂工人王洪乾最先把敌人留下的三支大枪、一箱子弹、一 箱手榴弹交了出来。 到12月5日,铁路方面已清出物资80多种,约合人民币110万元。紧接着,一个名叫于炳的工友把所知道的伪清苑县储藏的粮食、汽油、袜子、被服等,报告了我接管人员;挑水工人高振东,交出了敌军藏下的西药六箱, 电器材料两箱和一把日本指挥刀,原伪河北保安第九团士兵杨春贵报告了在敌伪窜逃时,投入井里的一挺机枪、 两箱子弹。也有的是在我地下党员宣传鼓动下,经过揭发检举,使隐藏敌伪物资的人,把东西交了出来。如陈老七存放敌人十三个大皮箱全部交了出来。一个多月里,总计清出的物资有, 炮58门、 机枪48挺,各种枪5199支、各种炮弹11600发、地雷2100个、炸药2100斤、火车头6个、汽车45辆、飞机2架(已损坏)、电话11部、单机120部、被服8万件,帽子12万顶、原粮105万斤 、白面12万多斤、食盐97000斤,还有不少医药、电料器材和桌椅家居等。以上这些措施有效消除了人们对共产党的忧虑心理。市警备司令部于1948年12月5日发布解除市沟封锁的布告时,又重申市外村干部、民兵一律不准携带枪支武器入城;除现行罪犯外,不经法定程序,任何机关、部队或个人不得捕人;军政人员不得在市区居住民宅;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定;注意公共卫生,注意随便便溺等。由于重视纪律教育和检查严格,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违法乱纪的事情,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二)救济灾民,稳定物价

在城市恢复工作中,为了解决粮荒,军管会几次开会研究,制定了具体措施。首先,救济对象按有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强弱来决定,主要是赈济贫苦的孤寡残疾没劳动力的灾民,对有劳动力的灾民,则帮其进行生产,或介绍到银行贷款,或以工代赈,防止单纯依靠救济的依赖思想。其次,发放赈济粮,主要由街干部去做。事先须详细调查,填写表格,经区干部审查批准,再由街干部发放。

12月7日,军管会拨发赈济粮10万斤。在全市20790户中,急待救济的约占10%。每户一两口人的按每人每天发给小米一斤半到两斤,三口人以上者每人每日一斤到一斤半, 限定7至15天。据统计,这次共赈济1683户,4639人。其中孤寡残疾者647户,1242人,受敌人迫害的37户,133人, 贫苦军烈属21户,76人因失业乞讨者61户,79人.贫苦工人、市民,苦力548户,1738人,小手工业者183户,434人,其他贫困户186户937人。

除对老弱孤寡实行救济以外,对有劳动能力的灾民,则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帮助他们组织生产,如四区五十一街受到救济的共128户,除32户享受救济粮外,其它各户均积极就地组织生产。军属王春贵12月18日拿到贷款100万,当天买了5斗豆子,全家磨起了豆腐。他65岁的老母亲高兴地对干部说:“亏了你们来,要不,我们都得饿死啊!”经过军管会半年的努力,市民的生活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在经济方面,为了稳定物价,首先肃清法币,使本币占领市场。其次运入大批日用品。自宣布法币作废之日起至12月6日,政府共兑入金圆券3670634元,付出冀钞136862948元,此外,教职员发薪6000余万,清理物资付出1亿五千万,经费开支3424万,再加市外农民入城投下的货币,总计约5亿冀钞,法币基本肃清,本币已占领市场。

自保定市解放以后军管会首先大量供给了城市工业生产原料和粮食。据统计,输入到保定市的计有:粮食3983041斤、棉花籽453791斤、猪鬃1700斤、碎铁60000多斤,初步解决了市民的粮食需要及一些工厂缺乏工业原料的困难,部分日用品的价格也得到回落。12月6日解除市沟封锁后,周围农民纷纷入城,农产品源源上市,隔绝了十多年的城市与乡村又联系成为一体。一般物价渐趋平稳,小米面每市斤冀钞500元,玉米面400元,猪肉一斤600元(刚解放时3200元)等都显平稳。白油由2900元降到1600元,豆油由2900元降到1800元,香油由3000元降到2400元。而大米、小麦、小米、玉米价格稍挺,原因是工厂和商店复业,磨坊和饭店相继开张。工人张振山说:“没解放前,忙一天只挣个汤饱,解放后粮食贱了,工作也多了,一天能挣80多斤玉米面.”1949年3月5日,总体上经过军管会和政府的调节,物价已保持在平稳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军管会通过颁发布告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严格实行入城前制定的纲领,打破了国民党的流言,稳定了民心。继而通过发放救济粮、以工代赈、肃清法币、输入物资挽救了大量灾民的生命,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此后保定市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秩序恢复主要经验和存在的缺点

对于刚解放的城市必须事先了解城市情况,配置经过训练的干部,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并立即实行戒严封锁,秩序稳定的快慢决定于事前情况的了解和准备工作,否则就无法安定社会秩序做好工作。共产党进驻保定前一个月即对干部进行了政策、纪律、思想各方面的教育,同时根据调查情况,配备了区街干部,明确了职责,所以能够在刚入城纷乱复杂的情况下能按步就序展开工作而不发生混乱。但仍有个别人犯纪律,如出借证章、涂改特许证、私住民宅。这些现象虽属个别问题,但造成了一定的恶劣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解放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2]保定工作委员会.保定调查.1946.

[3]拨粮十万斤救济灾民.冀中导报.1948.12.16.

[4]保定市解放后与附近农村开始树立新城乡关系.河北日报报社.194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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