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清山

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在许多外地人眼里是一座欧陆风情洋气十足的地方，本地人亦颇以“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感到骄傲和自豪。殊不知，这个建城仅有百年历史的城市，不但有着众多欧式建筑和西洋文化，而且可以说它还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具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英雄之城。

让我们搭乘时光列车，回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去重温那段激荡人心的红色故事……

“一毛钱饭馆”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后，日本军警宪特伪军等遍布全城，整个哈尔滨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氛围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极其艰难危险的环境中带领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哈尔滨各阶层爱国民众，用各种方式同日寇展开斗争。

同年冬天，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四道街路北5号的一间小平房，一个叫“一毛钱饭馆”的饭店开业了。这个小饭馆是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工运的负责人金伯阳出面，联络一些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共同集资开办的。不仅可以为左翼文化人士解决生活出路，而且为左翼文化人士营造了一个经常活动的场所。实际上，这里也是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便于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

“一毛钱饭馆”饭菜实惠，价格低廉，客人只需花上一毛钱便可吃饱吃好，方便普通市民百姓就餐。开业之前，饭馆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广告，很多人怀着好奇的心理前来就餐品尝，一看究竟。饭馆开业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赵尚志前来接头的事件。

1933年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派人来满洲省委，传达上级指示。因为原来的所在地点发生变化，省委与来人无法联系，便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用暗语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约定时间与来人在“一毛钱饭店”接头。

省委委派金伯阳去接头。当金伯阳来到小饭馆时，看看店内顾客不多，便找了一张桌坐下，不一会儿，接头人高庆有进来了，二人正准备交换情报时，突然，穿着破烂的赵尚志推门进来了。

原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赵尚志，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巴彦游击队开展工作，并担任巴彦游击队参谋。后来，遭到土匪和地主武装的袭击，损失较大，赵尚志本人也受了重伤。1932年11月，根据省委指示，赵尚志率领部下转战于哈尔滨周边，1933年1月，赵尚志带领十几人返回哈尔滨。回到哈尔滨后，赵尚志急于寻找组织，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正为如何寻找组织犯难之时，偶然间，在《国际协报》看到了金伯阳约人会面的消息，他喜出望外，按时来到“一毛钱饭馆”寻找组织。

面黃肌瘦、衣衫褴褛的赵尚志见到金伯阳，便装作乞丐向他乞讨，这时，金伯阳警觉地发现赵尚志身后有特务盯梢，于是他随机应变，两眼一瞪，抬手就狠狠地给了赵尚志一记耳光，嘴里高声喝骂道：“你个臭要饭的，快给我滚开！别弄脏了我的衣裳！”一个耳光，让迫不及待地赵尚志立刻明白过来，他立刻准备转身离开，但为时已晚，几个日伪特务一拥而上，将金伯阳、赵尚志、高庆有三人抓捕。原来，敌人像狗一样嗅到了气味，注意到了《国际协报》上的那则启事，预先布置好便衣特务，抓捕接头之人。

敌人将三人抓到道外日本宪兵队，连续进行几番审问，赵尚志始终说自己就是个要饭的乞丐，来饭馆就是为了讨口饭吃，金伯阳也坚称根本不认识赵尚志，高庆有也说不认识他们，就是来吃饭的，因而，高庆有被提前释放了。金伯阳在关押期间，始终用熟练的日语同敌人辩驳解释，由于特务也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只好把金伯阳释放了。后来，赵尚志被打了一顿也释放了。

1933年6月，“一毛钱饭馆”迁移到路南中间的新址，这里营业面积扩大很多，又增添了许多设施设备，仍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和左翼文化人士活动聚会的场所。

1934年4月，由于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被捕叛变，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为避免其他人被捕，党组织决定将一些党员、左翼文化人士转移出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萧军、萧红、罗烽就是这时离开哈尔滨而南下的。由于“一毛钱饭馆”早已被敌人盯上了，为安全起见，“一毛钱饭馆”关闭停业。“一毛钱饭馆”开业两年多，为我党秘密接头联络，团结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开展反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女扮男装的抗日英杰杨桂珍

20世纪30年代，在现道里区工程街附近有一条很短的小街，小街的名字叫新华街（已不存在），新华街1号，是一座非常大的欧式院落，院落的主人杨鹤亭是中东铁路的俄文翻译，经营几家商铺，在哈尔滨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家中有4个儿子2个女儿。

次女杨桂珍（沈昭），生于1922年，是杨鹤亭最小的女儿，非常受父母宠爱，原本可以过着优渥的大小姐生活，但由于受到姐夫吕广耀（中共地下党员）和三哥杨金涛的影响，小学读书时就参加了读书会，在进步刊物和图书中，杨桂珍受到了思想启蒙，接近了党组织。

她在上哈尔滨市女一中时，参加了反日救国会，担任地下交通员。她利用自己年龄小，不易被敌人注意的优势，经常帮助党组织传递文件。她还积极参加学生罢课，抵制日货等运动，用实际行动，反抗日寇侵略。她和三哥杨金涛还经常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将党的文件、传单藏在家中，保护文件。杨桂珍还协助三哥掩护党的干部。

1937年4月15日，由于叛徒的告密，哈尔滨特委和市委遭到严重破坏，数百名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年仅15岁的杨桂珍也被关进监狱。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让她说出杨金涛的下落和地下党组织情况。杨桂珍咬紧牙关，坚称不知道！期间，残暴的敌人给她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施用电刑，折磨得她死去活来，昏死过去多次。但杨桂珍硬是强忍剧痛，什么也没说。

八个月后，其父杨鹤亭打通关系，花钱把杨桂珍保释出狱。出狱后的杨桂珍说服了父亲，剪掉秀发，乔装打扮、女扮男装摆脱了特务的监视，改名沈昭，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不仅学习好，而且二胡拉得非常好。课余时间，她经常与同学们畅谈形势，一起演唱、演奏革命歌曲，激发同学们的救国热情。不久，她又因为父亲朋友的儿子求婚未成，报复告密，再次被捕入狱。这次，父亲千里迢迢急忙从哈尔滨赶到北平，花钱买通狱医，将她营救出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和一部分同学奔赴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在白求恩医院担任政治干事。不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在部队，她仍然女扮男装。后来，三哥杨金涛向部队说明真相，从此才恢复了女儿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由于她在哈尔滨监狱遭受电刑导致的骨结核复发，于1949年9月不幸病逝，年仅27岁。

东北抗联吕老妈妈

20世纪30年代，在珠河县小亮河（现哈尔滨尚志市一面坡镇）居住着一位吕老妈妈，她娘家姓梁，1895年生于辽宁省开原县，父亲叫梁启栋，是梁启超的堂弟。梁启栋1923年参加革命，是辽宁的地下党员。梁家是地下党交通站，吕老妈妈婚前就曾参与革命活动。后来嫁到珠河县，人称吕梁氏。“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1933年10月，赵尚志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后，吕老妈妈任珠河抗日根据地妇救会长。她组织发动妇女儿童配合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并带领全家投身抗日。她家就成了游击队的交通站、落脚点。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等著名抗联将领都曾在她家落脚、开会、吃住。由于她没有名字，称呼起来不太方便，赵尚志就让李兆麟给她起个名字，李兆麟将军说：“您整天为抗日奔走于千家万户，穿梭于深山密林，依我看，就叫您梁树林吧。”“梁树林”这个名字就在群众中叫开了。

1934年夏，党组织安排赵一曼到珠河县从事抗日工作，赵尚志把赵一曼带到吕老妈妈家居住。赵一曼白天让吕老妈妈领着，深入到村屯各家各户搞抗日宣传，晚上在吕老妈妈家给儿童团孩子们讲抗日故事，教他们唱抗战歌曲。由于过度劳累，赵一曼病倒了，吕老妈妈朝夕陪伴，精心照顾，娘俩建立了深厚感情。

一次，吕老妈妈挎着一筐鸡蛋和赵一曼去老乡家做发动群众工作，不巧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鬼子盘问赵一曼是干什么的？由于赵一曼是四川人，一开口很容易引起鬼子的怀疑，吕老妈妈就急中生智地说，她是个哑巴，是我的干女儿。此后，赵一曼就称吕老妈妈为干妈。

1934年冬至1935年春，在短短不到100天的时间里，为了抗日，吕老妈妈的大儿子、二儿子、大儿媳三人先后牺牲。痛失三位亲人，吕老妈妈表现得非常坚强，依然如故地继续从事抗日斗争工作。

不久，赵尚志将军带领三军将领专程来看望慰问吕老妈妈。一见到吕老妈妈，赵尚志将军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他紧紧握住吕老妈妈的手发誓：“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您就是我的亲妈！我们来养您，为您送终。”此后，抗联战士都亲切地称她“妈妈”。

1935年，抗联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吕老妈妈协助赵一曼将游击区的医院、被服厂转移安置后便隐居下来。1936年，她在珠河县秘密为抗联部队运送弹药，一次在领取抗联部队急需药品时，被特务逮捕入狱。在狱中，吕老妈妈表现十分英勇，经受住了敌人的拷打逼供，守口如瓶，严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51年春，吕老妈妈出席东北人民政府召开的烈军属模范代表大会，被誉为“东北抗联吕老妈妈”。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梁树林“东北抗联吕老妈妈”锦旗。毛泽东将她与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胡兰的母親等人并称为中国革命的“八大妈妈”。

王岗飞行队起义

1939年10月，为了配合陆军作战、侦察，日寇在哈尔滨南郊王岗建立了伪空军第三飞行队。全队两个连共156人，其中日本人及飞行员59人，伪军官兵97人。飞行队主要领导和飞行人员均由日本人担任。日本人对飞行队控制非常严，对伪军官兵更是过分严厉，平时一律不准外出，士兵如开小差被抓回来，必遭严刑拷打，不满情绪在士兵中蔓延。

1940年春节，伪第三飞行队士兵刘远泰因妻子生孩子回老家双城县探亲，耽误了归期。他怕归队遭到严厉惩罚，便投奔了一支叫“庄稼人”的抗日山林队。当时，原中共哈尔滨地下党市委书记张瑞麟，在党组织遭敌破坏、与党失去联系后，也暂时栖身在这支抗日山林队。张瑞麟主动接触刘远泰，向他打探伪第三飞行队的情况，并对刘远泰秘密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刘远泰表示，他可以从伪第三飞行队动员十来个弟兄出来抗战。张瑞麟对此十分重视。

同年夏，在地下党组织和抗日群众配合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在“三肇”地区异常活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给“三肇”人民带来了希望。张瑞麟很快联系上第十二支队，“庄稼人”抗日山林队被收编为第十二支队独立大队。张瑞麟将刘远泰和伪第三飞行队的情况向第十二支队代理队长徐泽民做了介绍。徐泽民和其他领导认为，在抗日斗争处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如能组织伪军起义，一定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振奋广大群众的反满抗日精神。于是，决定派刘远泰下山，去策动伪第三飞行队起义。

12月15日，刘远泰来到双城县五家车站，准备在此乘车去哈尔滨，正巧在这里碰见了来此办事的双城老乡、伪第三飞行队班长苏贵祥。“九一八”事变后，苏贵祥的哥哥因参加抗日义勇军被日军打死，苏贵祥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他性格豪爽，富有正义感，在士兵中颇有威望。苏贵祥和刘远泰意外相见，十分高兴。两人一起乘车来到哈尔滨道外正阳头道街天乐园饭庄，边吃边聊。刘远泰告诉苏贵祥，自己参加了在“三肇”地区活动的抗联，希望苏贵祥能带领弟兄们出来参加抗联。苏贵祥早有此意，二人一拍即合，就把起义的事定下来了。

苏贵祥归队后，立即开始策反活动。他联络了一些要好的同乡、朋友，并对武器库等情况也分头做了调查，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1940年12月28日，苏贵祥带领2个起义骨干到双城与刘远泰会面，商议起义之事。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1941年1月4日这天举行起义最为合适，共同推选苏贵祥为起义总指挥。

1941年1月4日，元旦刚过，王岗伪第三飞行队营房内外依然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日本军官早已返回哈尔滨市内度周末，营区内只有几名单身日本军官和几名值日的伪军官。晚8点，值日军官准备睡觉。时机已到，苏贵祥命令各小组开始行动，起义战士迅速砸开武器库，取出机枪两挺、匣枪十支、子弹十二箱，打开被服库，搬出军服、棉衣等物资。从车库开出汽车，装上武器、弹药、军服。苏贵祥命令切断营区内全部电话，晚9点，苏贵祥带领士兵，摸进值日军官室，击毙9名伪军官、2名日本军官，打伤1人，捣毁停在机场上的三架日军飞机。苏贵祥见营区内的日伪军官全部被打死，便发出撤退命令。

晚10点，起义士兵集合起来。84名起义士兵在苏贵祥率领下，部分士兵乘汽车，部分士兵步行，在夜幕掩护下，离开王岗镇， 开赴郊外，奔赴“三肇”地区。

1月6日下午2点，一架敌人侦察机，在肇东县榆树林附近的郭字头井村发现了起义队伍。下午4点，日军、伪军和警察2000多人分乘百辆汽车，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义部队。双方在一个地主大院展开激烈战斗，全体起义士兵凭着围墙掩护，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后来由于敌众我寡，孤军奋战，起义部队伤亡惨重。苏贵祥顽强指挥战斗时，突然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起义士兵奋战至下午五点半，趁天黑开始突围。但由于地形不熟、敌众我寡，突围人员多数被俘，起义最终失败。

这次战斗共打死敌人32人，起义人员牺牲30人，被俘44人。最后，只有10名起义士兵趁黑夜冲出了重围。

1月23日，刘远泰在安达县萨尔图被敌人逮捕，押回哈尔滨日本宪兵队。7月中旬，刘远泰被敌人枪杀于日军忠灵塔，年仅20岁。同时，被枪杀的还有9名起义士兵。

王岗飞行队起义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日伪统治集团。在日伪当局认为“满军最优秀”的部队中，居然发生起义事件，令日寇极度惊恐不安。这次起义，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反满抗日精神，在伪军中也起了动摇作用。不久，长春第一伪飞行队也发生了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