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川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长沙 410082)

(一)

自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刘锡鸿以正副使驻英，中国始有正式派遣常驻外国公使的制度。未几，郭、刘争端起，朝廷先调刘锡鸿驻德，继而以在欧的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代之。今日研究者述及李凤苞，多因其为李鸿章在德采购兵船枪炮的代理人，尤其注意购买北洋水师舰艇方面的相关问题。①此类论文有王伟:《李凤苞与晚清海军建设》，《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刘振华:《李凤苞、徐建寅主持购买铁甲舰考论》，《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李喜所、贾菁菁:《李凤苞贪污案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等。此外涉及李凤苞事迹的论文也多集中于军事近代化和北洋水师方面，如:姜鸣:《北洋购舰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关捷、关伟:《略述林泰曾、杨用霖与镇远舰》，《日本研究》1993年第3期;皮明勇:《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等。近来为人发现和出版的《李星使来去信》，对推进李凤苞研究有重要作用，不过论者的关注点也在于军械和留德武弁问题等洋务、外交内容。②陈先松:《〈李星使来去信〉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吉辰:《晚清首批留德军事学生再考——以〈李星使来去信〉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这批信件现已经整理出版，翻检可知，其中基本是外交和洋务内容。张文苑整理:《李凤苞往来书信》，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关于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却仅有一篇专门论文，正如该文所言《使德日记》“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原因或许在于日记所述时间不长，篇幅也较短。③闫俊侠:《一本虽薄却重的晚清出洋大臣日记——浅谈李凤苞及其〈使德日记〉》，《兰州学刊》2006年第12期。

《使德日记》不受重视，乃至于被轻率对待的情况，从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短短一节描述即有两处误读之中也可见一斑。陈著注意到了李凤苞的日记不仅介绍当日德国之概况、环球大事，还罗列了德国汉学家“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其举出三点为例:首先是李凤苞关于参观柏林书库的记录，其中尤其提到了中国典籍的收藏，以及主管东方书籍的赫美里之能通华文在内的多种语言文字;其次乃是与“德国拜书楼正监督里白休士”和夫人讨论有关中国古史以及古代音韵方面的问题;最后为引述“德国学士芍克”关于古汉语、满、蒙语等及“《新报》主笔爱孛尔博士”关于中国、埃及文字同源的论述。①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第174页。

将这一段总结与日记原文对照，可以发现“德国拜书楼正监督里白休士”这一称谓有误。在日记中，光绪四年(1878)十月二十一日有“午后，掌东方书籍者赫美里邀观柏林书库”的记录，同行者为罗丰禄、刘孚翊和傅兰雅，由“副总办波士门迎入”参观。二十四日有“答拜藏书楼副总办波士们(笔者按:“门”、“们”前后不同，原文如此)并见其妻及妻妹”。二十六日有“答拜书楼正监督里白休士，并见其夫人”。②李凤苞:《使德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第15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73、80、87页。此版本根据“江氏刻足本”，也就是江标主编《灵鹣阁丛书》本影印，以下一般情况皆根据此版本为论，若引用其他版本，将特别注明。“答拜”乃是当日通用语，即一方拜访另一方，不论见到主人与否，或只是客人递上名刺并不求亲见，主人出于礼节的考虑而做出的回访举动。③日记中未见德人来访，故也可能是李凤苞为了感谢邀请参观而作出的答谢拜访。所以不难判断柏林并没有一个被称之为“拜书楼”的地方，“书楼”、“藏书楼”都是指最初提到的“柏林书库”。“答拜书楼正监督”也就是回访、拜谢柏林图书馆馆长的意思。④“柏林书库”即柏林皇家图书馆，德文全名K nigliche Bibliothek zu Berlin，李凤苞十月二十一日日记谓其西名曰“扣尼希力喜比伯里乌台克”，即K nigliche Bibliothek的中文对音。见《使德日记》，第73页。“里白休士”即Karl Richard Lepsius(1810－1884)，出生于瑙姆堡，先后在莱比锡、哥廷根、柏林等大学接受教育。1873年开始担任柏林皇家图书馆馆长，直至去世。其作为埃及学家享有盛名，曾制作《埃及金字塔列表》，编著有《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文物》、《埃及亡灵书》、《埃及编年史》等。“波士门”或“波士们”即Johann Karl Eduard Buschmann(1805－1880)，出生于马格德堡，在柏林大学接受教育，与德国著名学者洪堡兄弟(Wilhelm von Humboldt及Alexander von Humboldt)相熟，1832年由威廉·冯·洪堡推荐进入柏林皇家图书馆工作。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洋群岛语言，曾协助洪堡兄弟编写《宇宙》、《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等。“赫美里”即KarlHimly(1836－1904)，出生于汉诺威。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东亚、内亚和中国，包括语言、风俗等。这一理解错误甚至影响到后来的研究者，也在文中使用了“拜书楼”、“德国拜书楼”这样的表述。⑤有一篇学术随笔主要讨论李凤苞与德国学者的交流，即李雪涛的《李凤苞笔下的柏林王室图书馆中文藏书及汉学家硕特》中出现“拜书楼”，《寻根》2017年第5期。另“德国拜书楼”见闫俊侠《一本虽薄却重的晚清出洋大臣日记》，第131页。另一种理解错误出现在尹德翔的著作中，他也注意到了李凤苞和德国汉学界的交流，但称里氏为“图书馆馆长督里白休士”，显然将“正监督”之“督”字误为名字的第一字。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除此之外，“《新报》主笔爱孛尔博士”一语也有问题。据十月二十七日日记，李凤苞偕罗丰禄和博郎两人，拜访“《太姆士报》主笔道克得爱孛尔”。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有应“新报主笔道克德尔(笔者按:“道克得”、“道克德尔”前后不同，原文如此)爱孛尔”邀请赴宴。可知爱孛尔博士乃英国泰晤士报撰稿人，并非服务于一家名为《新报》的刊物。所谓“新报”乃是新闻报刊的总称，比如日记中还有“各国新报，谤毁沸腾”的说法，其非专指一家报纸之意可明。⑥李凤苞:《使德日记》，第88、103、153 页。

陈氏述论虽有两处小误，但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李凤苞出使日记中，除了介绍德国概况及炮、舰等洋务内容，还留下了百余年前德国汉学家或者对中国学问感兴趣者，搜罗中文文献，探讨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古史等课题的记录。

据《使德日记》，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李凤苞拜访柏林皇家图书馆馆长里白休士夫妇。双方先是“论及春秋以前有无信史”的问题，里氏指出《外纪》、《竹书纪年》所载，多半是后人伪作，又问“不知《史记》所依据者更有何书”?尽管中国古史西传之后，因为上古年代与教会正统说法有异，西方就开始有怀疑的论调。⑦利类思:《不得已辩》，《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258、259页。《不得已辩》是利类思针对杨光先《不得已》所作，书中虽然大体同意“中国自伏羲以后，书史载有实据”的说法，但也认为相关记述多有“荒诞不经”之处。不过这样一段颇有疑古意味的话出自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人口中，况且还能熟练地指出《竹书纪年》等书有后人作伪的可能，略让人有惊诧之感。李凤苞却不以为忤，坦然辩护道:“《竹书纪年》唯伊尹事纰缪，然月日干支，用三统术上推悉符，实非全属伪撰。”对于以历法来推断古书真伪的回答，较令人信服，所以“里君亦首肯”。

紧接着双方又开始讨论小学音韵。里白休士说“北无入声，各国古音皆然，美利坚土番亦然，谅是天地元音”。于此日记没有记载回答，只是说“知其于东方学问确有心得”。之后里白休士五十岁的夫人发问，咨询中国的“叶韵”究竟始于什么时候。李凤苞答道:“可考者只四千年前《虞书》有明良叶韵，至三百篇而叶韵甚多。”里夫人随即发表看法:“不过是借用之韵，本无一定，希腊古诗多有之，亦与三百篇同时”，又说《诗经》三百篇之后变为古乐云云。此时，在场的翻译博郎因传统学问非其专长，故译述不能通达辞意，李凤苞不能甚明就里，还颇感遗憾。①李凤苞:《使德日记》，第87页。这里提到的《外纪》应该是指刘恕所著《通鉴外纪》。《走向世界丛书》标点本《使德日记》，此处似有标点错误，“大约是论古乐府之节奏，惜博翻译传述不明，无从索解”非里夫人语，不当用引号。李凤苞:《使德日记》，曾纪泽著，张玄浩辑校:《使西日记(外一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另，此处里夫人所谓“不过是借用之韵，本无一定，希腊古诗多有之，亦与三百篇同时”一句。实际上，古希腊诗歌格律变化与《诗经》不同，一般主要通过长短音节的组合来成韵，而非句尾字押韵。古希腊语以“变位”()和“变格”()来确定各个词在句子中所充当的成分，句子中各个词的顺序的排列一般并不影响语句的意思，因此要做到像汉诗一样的押尾韵相对比较容易，里夫人估计以此为论。此处承上海师范大学康凯兄赐教，特此感谢。里夫人所询之“叶韵”，乃中国音韵学史上一重要问题，而根据一般语言学史著作，叶韵说在此前已被打破，且为古本音说替代。②比如濮之珍就认为在明朝，叶韵之说已经被陈第“从根本上推翻”，古音研究开始有了“正确的方法”，到清初的顾炎武在此基础上研判出一些字的古音，真正意义上归纳出上古韵部。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5、362、366页。然而李凤苞在回答时却“老调重弹”，大谈叶韵起自四千年前，《诗经》中多叶韵等，似殊不近理。究其原因，需从叶韵说的形成与破解以及清代古音的发展说起。

(二)

所谓叶(协)韵，是指六朝唐宋时人因不明音韵变化之故，以当时音(当日之“今音”)读先秦典籍不能通洽押韵，而提出古人作诗文可不用字本音，为押韵而叶(协)其他韵的错误认识。③比如李凤苞所说出自《虞书》的“明良叶韵”，“明良”即指《尚书·虞书·皋陶谟》中皋陶赓续帝舜所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一句，其中明、良、康以今音读之，并不押韵，但“明”、“良”与“康”古音是押韵，而相信叶韵说的人则认为明、良古音如今音，只是在文中需要押韵的地方才改变韵部。关于叶韵或者协韵意识及提法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唐代乃至六朝，即“古无叶韵，始自隋沈重《毛诗音义》。厥后陆氏《释文》采之，颜师古注《汉》，李善注《选》，皆用其说”。④张海鹏:《毛诗古音考跋》，陈第著，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2页。这一说法较为普遍，都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注释《诗经·邶风·燕燕》中“之子于归，远送于南”一句，所引沈重《毛诗音》(已佚)中“协句”说法，为叶韵说之始。王力:《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9～270页。也有人将之归咎于唐人:“自唐颜师古、章怀太子注两汉书，始有合均之说。后之治《毛诗》者，踵袭其误，均所不谐，则概以叶命之，而《三百篇》暨三代、两汉之古音，殆于不可读矣。”⑤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陈第著，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6页。黄侃也认为:“古韵部类，自唐以前，未尝昧也。唐以后，始渐茫然。”⑥黄侃:《音略》，《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7页。宋儒朱熹在著《诗集传》时采纳了叶韵说，用以解释《诗经》何以不押韵的问题。在明清两代，朱熹及其弟子所作的四书五经注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并被确立为科举考试书目，叶韵说也就得到了广泛的信从。⑦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提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和宋人吴才老等的叶韵说虽然不符合历史实情，但陆说已经有古人之韵的意识，而宋儒则需要考出所叶究竟何韵，实际有考音之功，这些都不能抹杀。清儒江永甚至认为“唐人叶韵之叶字亦本无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后人疑《诗》中又自有叶音耳”。江永:《古韵标准·例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

自元代开始，已有人对叶韵说表示了怀疑，不过明代的陈第一般被视为纠正叶韵说、提倡古音说的关键性人物。这与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多次引用陈第《毛诗古音考》不无关系。其实，与陈第同时代的焦竑在《焦氏笔乘》中即有“古诗无叶音”之说，但其仍为陈氏《毛诗古音考》作序，言“以今韵读古诗，有不合，辄归之于叶，习而不察，所从来久矣。吴才老、杨用修著书始一及之，犹未断然尽以为古韵也”。⑧焦竑:《毛诗古音考序》，陈第著，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9页。推许陈第在这一问题上胜过吴棫、杨慎之意甚明。清儒江永如此评价陈第及其著作:“其最有功于《诗》者，谓‘古无叶音’，《诗》之韵，即是当时本音。”他认为这一说法始于焦竑，陈著乃更加阐明之。①江永:《古韵标准·例言》，第4页。陈第在其《毛诗古音考》中认为，“古人之书亦皆有韵，不特《诗》也”，而以时音来读古诗文“不免乖剌而不入”，其原因在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同时，他对于前人将古今乖剌处“悉委之叶”的做法非常不认可，并搬出孔子来做证明，孔子赞《易》也用韵，然而“字无正音而一取诸叶”，是让人很难理解的。况且偶一为之或可，至于全文“无一不叶”，乃咄咄怪事。陈第质问道:“胡为以今之读为正，而以古之正为叶也?”究其弊病的根源，即“是今非古，执字泥音”。②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读诗拙言附》，陈第著，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10、11、143、146页。

陈第的古音之学得到了清儒的广泛认可，被视为清代古音学之先导。正如王力所说:“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不受唐韵的束缚，打破唐韵的界限，反对叶音之说，才真正成为清代古音学的前奏。”他也注意到“关于古诗无叶音”。具有清学开山地位的顾炎武在其《音学五书》中，引证陈第所论尤多，盖因其“铁证如山，实在是不刊之论”。③王力:《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页。顾炎武于古音学的关注，显然与其对明学之弊的反思密切相关。他认为正是作为圣贤垂训的六经，在明代学者的轻易改动下失其本意，造成了典籍错乱、学术不振的结果，乃至于为明亡埋下伏笔。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顾炎武称三代经籍“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而此病在其生活的时代尤为显著，甚至“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顾氏认识到个中缘由乃是古音失传，学者们不通古音，更不知时音不同于古，随己意改动原文，“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对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④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炎武:《音学五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8页。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专章讨论“古诗无叶音”问题，称赞陈第“辨古音非叶，极为精当”，只是“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可能是方言不同的原因。“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叶亦可”，但这种情况也不过是百里有一二而已。⑤顾炎武:《音论·古诗无叶音》，顾炎武:《音学五书》，第37～38页。

当然，陈第和顾炎武的古音说都还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关于古无四声或者“四声一贯”等说法。⑥比如江永就批评顾炎武“盖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其《音学五书》“亦多渗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且太想将“今日之音”恢复为“淳古者”等。见江永:《古韵标准·例言》，第4、7页。但陈、顾的乾嘉时代后继者们，似乎已经完全抛去了叶韵之说，只是投入到上古音韵和声调分部的进一步研究中去。但实际上如果不仅仅注目于从顾炎武到乾嘉学人这条“进步”主线，则可以发现同一时期支持叶韵说者并不在少数。王力简要地列举出了方日升、毛奇龄等人都著书立说为叶韵说辩护和强解。⑦王力:《汉语音韵学》，第288～289页。张民权在其关于清代前期古音学史的专门研究中，详述了顾炎武时代及其身后，古音说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著述与观点。他提到“实际上除江、戴、段、孔师生继承和发展其说以外，一般人对顾炎武古音说多采取怀疑的态度”。另外，官方的态度和当时人出于作诗用韵便利的考虑也对顾炎武的古音说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清廷以崇尚朱子学自任，故而要推翻朱熹在《诗集传》中大量使用的叶韵说，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康熙字典》之中，就有“叶音”和“古音”并存的情况，而到了乾隆年间，更是出版了《钦定叶韵汇辑》一书。尽管如此，张民权还是认为，“自段、戴诸人继承和弘扬”之后，顾炎武的古音学成“洋洋大观”，“逐步为一般人所认识所接受，从而大显于天下”。⑧张民权:《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上册，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4～293页。《四库总目提要》支持陈、顾破叶韵之说，尽管也是在官方主持下，但其中乾嘉之学的背景太浓。文中“江、戴、段、孔”分别指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

(三)

关于纠正从六朝隋唐开始，经宋儒而大张的叶音问题虽然有所波折，但到顾炎武在乾嘉时代的继承者处似已明朗了。①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叶韵说及六朝隋唐开始的叶韵具体研究绝不是完全错误而应全盘否定的。首先，朱熹等人关于叶韵的具体考究，对于认清古音本来面目有着重要贡献，近来学界对此亦有了新的认识;其次，陈第、顾炎武的批评与后世音韵学史对此的论述，主要还是集中在改音而使之合韵上;再次，顾炎武等对叶韵的批评亦需放置在清初反思宋儒学说的大背景下考察。关于近来学界对叶韵问题的新认识，可见汪业全:《叶音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不过这一看法似乎也过于乐观了。作为晚清驻外使节的李凤苞却在西人的询问下，仍口口声声称古韵多叶，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到底是固陋之论，还是一种并没有得到完全理清、仍旧普遍存在的说法，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李凤苞虽未非鸿儒，但不失为一位好学之士。根据《清史稿》的列传，其论著颇多，涵盖地理、数学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著门类中还包括“音韵”一项。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四百四十六》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484页。既然如此，旁观当日他人关于叶韵之论，或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与李凤苞有类似经历的是沈文荧，他是中国驻日使馆随员，在日期间与东人的笔谈中，也提及了叶韵这个问题。当时中日士人的笔谈记录中，有此事的详细记载:③1878年10月8日所谈《戊寅笔话第二十二卷第一五二话》，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60页。梅史即沈文荧，字梅史，姚江人，时为驻日公使随员。著有《乐学集》，集中多有音韵方面的论述。见《黄遵宪全集》上册，第562、607页。省轩即龟谷省轩(1838～1913)，字子省，号省轩。历任太政官少史、纪录局长，著有《省轩文稿》、《省轩诗稿》等。见《黄遵宪全集》上册，第636页。另外，此段末句中“支、微或通庆、霁”似有误，支、微为止摄韵部，而蟹摄之中有齐、灰两部，可与止摄支、微部相通转，故此处“庆”疑为“灰”。

省轩:日前所指正韵法平仄之分，所圈如何?

梅史:上古无韵本，但以相谐者押之，未尝拘之也。后世韵本，乃朝廷为试士之用。古人作文，亦不拘于此，其押亦无法，可不必泥也。

省轩:不必拘，然不可不知叶韵之说，故仆反复而叩之耳。

梅史:叶韵本谬说也。中土九州，其方言之音或异，故所押时有不同，原非有意叶之也。以其自出方言，故无一定之书，后人纷纷聚讼，乃痴人说梦也。

省轩:叶韵之说始了，感荷甚。

梅史:支、微或通庆、霁，然亦一韵内有通有不通，既无成书定法，故不能画一也。《诗经》当日方音原相谐，后朱子不知其音，而强名为叶，实不然也。

此次笔谈与李凤苞对话里白休士夫妇，时间上仅相差月余，地点上则东西洋胡越相悬不啻万里，实可谓异曲而同工。从沈梅史的回答来看，其中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古人无韵本，押韵不拘泥，相谐者即可;二是直指叶韵为谬说，所押之不同乃缘于方音的区别。前者可以说类似于“古人韵缓”之说，此处的“相谐”，沈氏没有明言到底指韵部上的相同还是相近，但“不拘”和“不必泥”大抵能够反映其认为上古押韵较宽的看法。由此观点申发开去，上古既然无韵本，押韵但相谐即可，无所拘泥，那么从顾炎武开始的古韵分部工作，实在可谓是强为之分，而总结出的上古韵部或失之“拘泥”。另一方面，沈文荧直言朱熹不知当日方音，强作叶韵之说是错误的，不过他压根没有提到古今音韵变化的问题，将读《诗》不谐完全归结为古时方音不同。前述陈第所总结出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而导致的音韵变化，对意欲恢复三代古音的顾炎武看来，或许古今时代的变迁可能更为重要。正是在破叶韵说之后，顾氏遂开始为上古音韵进行分部。然而在沈梅史看来，解释叶韵“谬说”似乎只要注意“地分南北”的因素，就能够获得比较妥帖的解决。

同一时代，持类似沈氏观点者还有人在。光绪初年曾任国子祭酒的王先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到过叶韵问题，其中写道:“宋代袭唐人合韵之说，于经典韵不可明者，皆叶读之，而古韵亡。”针对友人以“方音求古韵”的做法，他首先称赞友人的“用力精勤”，并同意其方音不能划一之论。紧接着，王先谦又表示:“至谓音韵不以时代迁，则愚尚不敢附和”，且举数例加以佐证。究其认识，应近于陈第的时空异同之论，兼重古今韵转和方音有别，故论读经典法为“不明音读之通转，不可以读古书;不究方音之变异，不可以通古韵”。④王先谦:《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858～859页。信中提到“大著《古今中外音韵通谱》”，故此信收信者某君很可能是著有《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的胡垣。此书成于1888年，但考虑到清人多有成书前互相交流的习惯，所以说此信时间或可判断为19世纪80年代后。从信中文义可知，对方显然不是音韵初学者，乃有相关著作之研究者，却并不承认古今音韵之不同和音韵随时代有所变化，语气上似较沈梅史更为肯定。实在不能不说虽然以叶韵说为谬，但否认破除叶韵说的关键——古今音变，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并非偶然情况。

同在光绪四五年(1878、1879)间，主持上海龙门书院的刘熙载，连续写了《四音定切》、《说文双声》及《说文叠韵》三部音韵学著作，其中不乏关于叶韵问题的讨论。对叶韵说的由来和演变，刘熙载勾画得相当清晰，言沈重始用“协句”，朱熹作“叶”，“‘叶’，古‘协’字，故两字通用”。①刘熙载:《说文叠韵·协音得失》，刘熙载撰，刘立人、陈文和点校:《刘熙载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50～351页。同时，他对古音学兴起的历史也很了解，其以郑樵之韵图隐括古韵在内为端，称陈第“于古韵已思过半”，顾炎武又光大陈氏的古韵门径，但审音功夫仍有不够云云。②刘熙载:《说文叠韵》卷首《明古韵自郑氏》，《刘熙载集》，第342页。刘氏也承认“古韵有与今同，有与今异”，③刘熙载:《说文叠韵序》，《刘熙载集》，第341页。刘熙载兼重视“古今”和“南北”的问题，他在《协音得失》之后，即继之以《方音得失》，从中可见一斑，见《刘熙载集》，第351～352页。但他对叶韵说的态度却比较和缓。比如，其以为“言古韵者，好非叶韵，然使不知叶韵，则无以得古韵声读，恐至今犹无古韵之说”。此节即专为叶韵说对还原古韵之帮助而论，因为如果不从今声韵出发，仅以相押为基础，只可得出某字古可归为某韵部的结论。若知今声韵，从而了解古今音韵的具体转化，则可推出古时该字究竟读为何声韵。故而以今为母，合以声旁古韵等条件，方能考求出古韵真实。以此为旨趣，则不论“宜古而今”与“宜今而古”，其误相当。④刘熙载:《说文叠韵·协音得失》，《刘熙载集》，第350～351页。

刘熙载对于顾炎武开创的上古韵部划分，似乎有保留意见。他认为讲求古韵，也不能求之太密，韵部划分过于细密，难免有零碎纷杂错乱之弊。⑤刘熙载:《说文叠韵·明古韵自郑氏》，《刘熙载集》，第342页。刘氏也同意以后来的韵部谈古韵，只能是取借之用而已，古人不知有所谓韵部的说法，进而认为与其纠缠于韵部，不如去明晰古人造字在音韵上的脉络更为有效。⑥刘熙载:《说文叠韵·推阐七音略图》，《刘熙载集》，第344页。既然如此，以部首分门别类的《说文》自然是体察古人作字源流的重要参考。依据《说文》字形、音韵，刘熙载将古韵相兼分为“通韵”、“转韵”、“协韵”三种。“通韵”即指两字字形有所涵盖，韵乃相通，此乃“正通”;继而有甲乙、甲丙两两相通，乙丙遂通之“转通”，是为“转韵”，不如“正通”使用广泛。更有一声旁、一字有数种韵读法，可归于后来不同韵部的情况。刘熙载称没必要强划正音、方音，“以为系古方音，亦无以见其必然”，且一些“今为正音”之韵，古人却也曾使用过，所以情况复杂，“不若借名协用，较为合类”，此则为“协韵”。⑦刘熙载:《说文叠韵·古通韵转韵协韵》，《刘熙载集》，第343页。此处刘熙载还是肯定陆德明“古人韵缓”的说法。有时候在他笔下，“叶音”还被用来指示一种和反切密切相关的表音方式。要学习切音之法，就必须从叶音之法入手。所谓叶音法，就是“任举一字以当字母，叶各韵，读之得音”，而叶音和切音的区别也仅仅在于疏密之不同。“有能叶而不能切者”，只有开、合口和清、浊声相符的情况下方能切，否则只可叶。实际上就把反切分成了开合、清浊条件相符和不符两种，后者则被称为“叶音”。⑧刘熙载:《四声定切·切音综贯》，《刘熙载集》，第203页。这当然就和此前讨论的叶韵说本身，关系不大了。

李凤苞、沈文荧、刘熙载都不是在音韵学史著作中留下过大名的人物，一般也不会进入音韵学史家的视野之中。他们关于叶韵说的记载，年代极为接近，都在光绪初年，且皆与陈、顾以降的乾嘉主流学术观点相左或小异。葛兆光曾提倡书写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他在谈到那些以精英人物为主线的思想史著作时，有这样的认识:“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超出常识，它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⑨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那么依此类推的话，在学术史方面，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主线和一般的区别呢?学术史本来就是与普通民众无缘的“精英”的历史，李、沈、刘三人或被选出使，或主持书院，在当日社会属于“精英”的范畴之中无疑。不过以上述关于叶韵说的情况来看，“精英”中似乎尚有主线与一般的区别。在音韵学史的叙述中，陈、顾及作为其后继者的江、戴、段等人，所作出的破除叶韵说、还原古本音、为古音分韵部的努力显然是作为清代音韵学史的一条主要脉络加以书写。在这条不断发展的脉络的映衬下，李凤苞等人的说法或许就会被视为与主线相异的杂音而遭到无视。当然，以上诸位的说法之间也不相同，其中以刘熙载所论最显复杂。他熟悉叶韵和古韵说的来龙去脉，承认古今、各地音有不同，但对于叶韵之说，还是强调肯定其有益于还原古音的一面;同时他也将音变界定得较为宽泛，认为古时候还是有音韵相协的情况部分存在。甚至“叶音”这个概念的本身，也会被用作表达某种类型的反切法。另外，王先谦那位著有《古今中外音韵通谱》的友人，理应也属于音韵学研究者的范围，但却不承认古今音变，需要益吾祭酒去信详加说明，或许也反映出这条破叶韵立古音的主线，在光绪年间一般谈音韵的士人群中影响相当有限。

(四)

晚清使节的经历中，遇见喜谈中国传统学问之西人为数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非专业的汉学爱好者。曾纪泽日记中就记录有“法妇人之考求中国学问者”来谈甚久。他还提到对中国传统音韵之学感兴趣者不乏其人。某次宴会中，曾遇见英国诗人傅理兰，其“谈吐甚有风趣”，“又以中国训诂、声音之学相问，为略举六书之要旨及篆、隶、章、草相嬗之源流与双声、叠韵、音和、类隔之大端以告之”，而这次宴会的组织者正是李凤苞。①曾纪泽著，刘志惠点校辑注，王澧华审阅:《曾纪泽日记》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866、1064页。

李凤苞的《使德日记》中也记载了除专业汉学家之外的汉学爱好者之事迹，其“高论”之精准，甚至令中国使臣咋舌称奇:②李凤苞:《使德日记》，第88页。所谓老子后裔，盖指李凤苞与老子同姓李，郭大臣指郭嵩焘。

及来欧洲，方知有终身探讨中国古文、诗词及满蒙文字，苦心孤诣至死不变者。且有妇女详考亚细亚古民种、古文字、古诗词者。凤仪在英遇垂髫女子指曰:此人头颅是蒙古种。苞在巴黎遇人谓是老子后裔。适郭大臣在座，甚奇之。

西人对汉学的兴趣往往令身在异乡的中国使臣倍感亲切和兴奋，同时这样的事例又颇符合当日“一心向化”的夷夏关系话语，故而往往被记入出使日记之中。

今日的晚清出使日记及使节人物研究，除了对外交、洋务事迹的考究外，多集中于国人对西方先进事物的认识和学习方面。作为与西人交涉的第一线，且深入驻在国，有亲身感受的驻外使节，其记载的确是反映国人对西方文明、风俗的绝佳材料。不过，也有不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以及中国问题的内容，或因与汉学家、汉学爱好者谈论所及，或因耳闻目睹，心有所感，被记录在这些日记之中，此类材料也值得研究者们重视。国人出洋，对西方的社会、科技难免还有一知半解、望文生义的情况存在，在时人眼中，部分使节因“使馆节省经费，杜门谢客，声气不通”，而对当地军政商情，大多隔膜。③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4～75页。不少驻外使臣自己也心知肚明:出使日记中所载多是请人选译当地书报集合而成。因此，相比其所述的西洋知识信息，实际上使节们对本国传统学问更为熟悉与了解，由于身在海外，经西人询问，反而能将一些在国内习见，因此不太发表的意见展示出来。如能思虑及此，重新检视驻外使臣们的“在西言中”，或能对海外游记研究领域有进一步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