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君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陶渊明集》(以下简称“陶集”)大约在奈良时期东渡日本。平安时代开始，日本人就深爱陶渊明之诗文。《怀风藻》收录了部分陶诗。嵯峨天皇作诗《九日习菊花篇》，以杂言形式模拟《九日闲居》。平安时代编集的《本朝文粹》所收纪齐名的《落叶赋》、大江朝纲的《男女婚姻赋》等篇目中都出现了对陶集典故的引用或者化用。五山文学中也颇能见到陶渊明之身影。江户时代，藤原惺窝、广濑淡窗等批评家对陶诗极为称扬。[注]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383～389、383～385、433～438页。明治以后，大量文学家仍然热衷浸淫于陶集，以夏目漱石为最。[注]河边正行：《夏目漱石の一生と陶淵明》，《解釈》，爱知县立丰田高等学校教论，1978年3月号。日本文学受陶渊明之影响是极深的。因此，有必要对于陶集在日本的文献接受情况做出全面的调查。

《日本国见在书目》将《陶潜集》十卷列为别集第一。孙猛先生考证认为，这是北齐阳休之本，其著录来源是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注]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29页。。五山时代，五山僧侣在校勘《东坡集》时关注到了东坡的《和陶诗》，但是并没有单独翻刻宋元本陶集。[注]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383～389、383～385、433～438页。现存和刻陶集，主要产生于江户时代。1931年，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共列和刻陶集四种：菊池本、松崎本、阿部本和近藤本[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东京：文字同盟社，1931年，第495～498、495页。，但内容简要，未详细说明其版本系统。1967年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又增列了近现代十一种陶集注本[注]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383～389、383～385、433～438页。，其中，赖山阳《陶诗钞》(又名《彭泽诗钞》)和本田成之《陶渊明讲义》为最早，至今对它们的详细讨论尚不多。下文尝试结合江户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语境，初步地讨论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 和刻《陶渊明集》的底本与版本系统

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所列和刻陶集之顺序依次是：松崎本、菊池本、阿部本、近藤本[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东京：文字同盟社，1931年，第495～498、495页。。如此排序，并非是按照产生时间之先后，而应是视其版本价值之优劣为依据。若按时间先后，则菊池本刊刻最早，是宽文四年(1644)初刻；松崎本次之，初刻是在天保十一年(1840)庚子。阿部本大约产生在明治年间(1868-1912)。近藤本最晚，刊于大正二年(1913)。以下分别述之。

菊池本，即菊池耕斋(1618-1683)训点本《陶渊明集》[注]张博：《日本江户时代的出版业 ——从庶民阅读史视角的考察》，《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十卷。其初刻本，是宽文四年(1664)武村三郎兵卫刊本。从其牌记(1622)可知，它是以明代万历年间蔡汝贤刊《陶渊明集》十卷本之天启二年本翻刻的。

蔡汝贤字用卿，青浦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著有《陈垣疏草》《披云汇集》[注]郭绍虞：《陶集考辨》，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3、293、295页。。桥川时雄说：“《陶渊明集》凡十卷，菊池纯仿刻蔡汝贤本，蔡本未详所据，颇近乎李公焕本。”[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文字同盟社，1931年，第497、503页。郭绍虞称：“然按其编次，亦为李公焕本后身”；又认为此本与休阳程氏本、潘璁本存在密切关系。[注]郭绍虞：《陶集考辨》，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3、293、295页。菊池本中，曾集原序后的落款“绍熙壬子立冬日赣川曾集题”却被刊落了，改为“万历丁亥休阳程氏梓”。“万历丁亥”即万历十五年(1587)。可见天启本原始的底本是明万历年间休阳程氏刻本。郭绍虞曾说过：“此本大体固同李公焕本，然有以意率改之处……于是杨时伟本、杨鹤本、潘璁本等均从之。”[注]郭绍虞：《陶集考辨》，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3、293、295页。卞东波研究认为，程本基本与元代李公焕本相同，只是李公焕本的“总论”部分，以理学家朱熹、杨时、真德秀语录开头，而程本则改为苏轼、黄庭坚评语起始，可能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而做的改动[注]卞东波：《日韩所刊珍本〈陶渊明集〉丛考》，《铜仁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作为宽文本底本的天启二年(1622)本，应是浙江杨氏据程氏本重刊的。此本从未见于中国现存之书目著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则宽文本保存了它的原貌。

菊池本之宽文本，每半叶9行，行18字。四周双边，无界，白口、上下双鱼尾。板心刻“陶集”。书前有明代耿定向《题刻靖节集》，以及万历庚辰年(1580)蔡汝贤的跋，后有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卷一诗四言，卷二至四诗五言，卷五杂文，卷六赋，卷七传赞，卷八疏祭文，卷九至十《集圣贤群辅录》。卷一前有“总论”，录苏轼、黄庭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陈师道、杨时、朱熹、葛立方《韵语阳秋》、刘克庄、蔡絛《西清诗话》《蔡宽夫诗话》、陆九渊、真德秀、魏了翁、休斋、《雪浪斋日记》、杨文清公、祁宽等诸家之评论。卷末有附录，附有颜延之《陶征士诔》、北齐阳休之序录、宋庠《私记》、思悦《书靖节先生集后》，以及曾集绍熙三年(1192)序。菊池本萧统《陶渊明集序》前有一花边牌记云“天启纪元二年浙江杨氏重梓”。该牌记带花边，其造型在宽文年间所刻诸本中不多见。

菊池本复刻最多，流行最广。如明历三年(1657)武村市兵卫、宝历十一年(1761)平安书肆野田藤八翻刻本，亦为常见。此外还有文化七年(1810)江户鸭伊兵卫、京都上林善辅、文政十三年(1830)京都书肆神先宗八等人的印本。菊池本之宽文本的诸种翻刻本，版式几乎完全一样，但其中也有少部分翻刻本有一定改动。如宝历本，书前亦有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作的《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不同之处在于，耿定向的《题刻靖节集》以及蔡汝贤的跋文在卷末，而非卷首。不过书末也有菊池耕斋所作跋文。

阿部本，又称《校正陶靖节集》，凡十卷。阿部本是翻刻菊池本，但是在版式上有所变化：每半页8行，少一行；每行20个字，多两个字。在卷首之后，有长炗(号三洲)的题字，字体较大，每半页两个字：“质而实绮，臞而实腴。”桥川氏著录曰：“明治年间阿部氏尺璧馆刊(此本每页口上，记‘校正陶渊明集’)，口下，记‘阿部氏藏版书’，签云，‘陶靖节集尺璧馆梓’卷首有昭明太子序，耿定向题词(作《题靖节集》)，总论昭明太子《陶传》及目录等，卷末附有颜氏陶诔，阳休之、宋庠及蔡汝贤序跋，此本即重雕蔡汝贤本者，刻版精雅，框上有棚。”[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文字同盟社，1931年，第497、503页。阿部本的价值在于它在框棚之内保留了大量的眉批注语，多为解释陶诗之语，亦有训诂之言。

日本《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称，该文库即藏有宋本《陶渊明集笺注》，见过书目中的版本叙录后可知，这部十卷本《陶集笺注》，应是李公焕本陶集，并非宋本[注]川濑一马编：《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1942年，第246页。又图录作“宋版”(卷首)，称《笺注陶渊明集》，第386页。。其中所收卷首图片，诗四言题下收刘后村评语，这是李公焕本的典型特征。孙猛对此句未加分辨，认为此乃宋本陶集，非也。[注]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29页。即便如此，从版本角度而言，李公焕本也是优于明刻本的，然而它在日本并没有获得翻刻。

那么，宋元刻本的陶集有没有成为日本翻刻陶集的流行底本呢？以蔡汝贤本为底本的菊池本的流行，或许与它录有耿定向之序有关系。耿定向(1524-1597)，字在伦，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官至户部尚书，是晚明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耿序将陶潜与修身养道联系起来，曰：“靖节集世传尚从来矣，掞藻者，摹其辞，励操者，高其节。故人人好也。乃若倏倏乎委运任真，蝉蜕埃溘之外，而棲神澹漠之乡，斯其含德之至……”联系此序再来看菊池耕斋所作之跋，能发现二者在理解陶渊明之人格时有着共同的珵字倾向。此跋亦是从陶潜为人出发，评价陶诗“枯淡冲静，无一点尘俗气象，若深山幽谷之道人，芰衣荷裳，不施袨服，而不觉使人肃敬”，与耿氏所言之“委运任真”“深于道”之意思相近。众所周知，日本江户时代是理学繁荣的时代，耿序与这样的社会思潮正好是相契的。

松崎本之“松崎”即松崎慊堂(1771-1844)，名复，字明复，号慊堂，是日本十分著名的儒学家，其生平事迹在刘玉才《松崎慊堂与〈缩刻唐石经〉刍议》一文中已有详细介绍。[注]刘玉才：《松崎慊堂与〈缩刻唐石经〉刍议》,《岭南学报》Z1期，2015年，第248页。松崎本，全名《缩临治平本陶渊明集》(附三谢诗)八卷。在日本，松崎本也被称为“菱湖缩临巾箱本八卷”[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凡例四则》，东京：隆文馆，1922年，第1页。，还有著作称之为：“卷弘齋や小岛成齋の版下”[注]幸田露伴校阅，漆山又四郎译注：《陶渊明集：译注》，东京：岩波书店，1928年，第4页。等。卷菱湖(1777-1843)即卷大任，是江户著名书道家。羽泽山房所出之书，很多是卷氏先行写下，再交付版刻。

《缩临治平本陶渊明集》(附三谢诗)八卷，本每半页9行，行15字。四周单边，无界，细黑口，双鱼尾。板心刻“陶集”，下记页码。第一册扉页有“渊明小像”一幅，次页题《缩临治平本陶渊明集付三谢诗》，再次页有题记“羽泽石经山房刻梓”。第二册扉页有“东坡小像”一幅。此书共八卷，编次依次为：卷一诗四言，卷二至四诗五言，卷五辞赋，卷六记传赞述，卷七传赞，卷八疏祭文，未收《集圣贤群辅录》二卷。目录前有江户儒学家林衡(即林述斋)(1768-1841)题辞，萧统《陶渊明集序》，序中交代了刻书之由，是为了配合儒学教育：“我门之老明复隐居思道，老而弥笃，既订定六艺经本，以贻后生，又以孔子‘兴于诗’之旨，采陶谢之佳本继之。”

松崎本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松崎氏题〈陶渊明集〉后》，这是一篇陶集文献的考订文字。桥川氏评之曰：“松崎氏识语一文，于此本写刻之原委及陶集源流，俱有所详述。虽一己之见，而于校雠考据文字中，实亦难得者也。”[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东京：文字同盟社，1931年，第495页。文长不录。简言之，这篇识语，共涉及到了五个陶集相关的文献问题：其一是交代了自身之底本，反映了对陶集版本源流的认识。松崎氏提到了思悦本。郭绍虞《陶集考辨》认为：“今所传南宋刊本皆自思悦本出，不尽同于宋(庠)本。”[注]郭绍虞：《陶集考辨》，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此言似误。今存陶集宋代诸刻本，大多数是出自宋庠本。思悦本已无存者。松崎氏所云“近世汲古阁所模雕，南宋绍兴本，系其重刻，又传为东坡先生板书，文字俊朗，尤可喜”，这是指毛扆所刻苏写本陶集。所以，他认为自己所缩刻的，是汲古阁所仿刻之苏写本，并认为此本来源于思悦本。其二交代了删除“四八目”却保留“五孝传”之缘由，认为前者并非是集部之书，置于子部是更合适的选择，而后者则因为陶氏是“忠臣孝子”，对于理解陶渊明思想有益，所以不忍删除之。其三是讨论了陶氏世系。其四是讨论了陶公作《游斜川》时的年岁问题，认为此年陶渊明乃五十七岁，故云“开岁倏五十”。认为此处异文“开岁倏五日”与题目重复不当，不可信。但在陶公年谱研究中，从“五日”者居多，即是正月初五进行了这一次斜川之游[注]如梁启超从“五十”，见《陶渊明》，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邓安生取“五日”说，见《陶渊明年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袁行霈从“五十”说，见《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其五，是讨论了《归去来兮辞》中的一处异文，说“曾集本中，春下有及字”。可见松崎氏知道曾集本的特点，虽然他可能未必亲眼目睹过曾集本。

关于底本，松崎氏自陈是根据汲古阁所藏苏写本缩刻的。桥川时雄认为，苏写本是遵照苏轼写《和陶诗》这样的故事，摹仿其字迹而为之，大概是一种元版。[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第482～483页。关于苏写本的底本，确实有很多疑问，然而大家习惯上还是将之作为宋本，松崎氏即是如此。为了尊重苏写本的名人手书特点，松崎重刻时，也请当代名家来手写之。对比松崎本和苏写本，会发现一些不一致处。例如，松崎本忽略了所有苏写本因避讳而导致的缺笔，如《劝农》中“敬叹厥美”中的敬字，苏写本缺笔，而松崎本不缺。松崎本保留了苏写本所有的“宋本作”和“一作某”。甚至一些阙字处，都与苏写本相同，如《归田园居六首》中，“归鸟恋”，一作(阙字)；“种苗在东皋”一首末句下注云：或云此篇非渊明所作；《问来使》题下注云：“南唐本有此一首”。但是其中应该也有一些因为笔误导致的不同，比如卷二《形赠影》其一，“无改时”，一作“无故时”，苏写本作“如故时”；其余三处皆与苏写本同：“岂相思”，一作“相追思”；“讵”，一作“诚”；“善恶”，一作“既喜”。这说明，卷大任在重写苏写陶集时，作了一些细微的改动，并不是原样照抄的。

松崎本采用了陶谢合刻的形式。陶谢合刻风气，始自毛氏绿君亭屈陶合刊本，“此风既启，于是阮陶、陶李、陶韦、陶谢、曹陶谢诸种合刻之本，遂纷纷矣。”[注]郭绍虞：《陶集考辨》，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第297页。不过，松崎本所收之《三谢诗》，乃是其依据诸本校订，面目力求接近宋本，其价值远高于以上两种合刻陶谢诗集。[注]录自松崎慊堂天保十一年所刻《陶渊明集》八卷本，京都大学人文研图书馆藏。

松崎氏对陶诗颇为钟情，其《慊堂全集》中收录有《题和陶公饮酒诗摘录二首后》，曰：“余作和陶公饮酒诗二十首，既廿二年矣。余既忘之，佐君仲则犹能记之矣……”其中主要是怀念故友，而所署时间为：“天保乙未十二月廿日”[注]松崎慊堂：《慊堂全集》，东京：崇文院，1926年，第二十三册。。天保乙未即是天保二年(1831)和天保十三年(1843)。也就是说，松崎氏校订陶集的时间，很可能是早于天保时期的时间，即相当于道光年间。

近藤本，即近藤元粹纯叔评订本，青山嵩山堂梓，大正二年(1913)刊。此本为巾箱本，题名为《陶靖节集》，共八卷，是依据四库全书本之所定。[注]录自近藤元粹刻《陶渊明集》八卷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下同。此种陶集分天地玄黄四本。近藤本吸纳了松崎本的一些观点，黜《群辅录》不收，却留下了阳休之同时收入的《五孝传赞》。松崎慊堂识语云：“昭明太子本所不载，纵是陶公所辑亦非集部，阳休之收之，非也。明人毛晋取入于《津逮秘书》，而近世所定《四库全书》，以为依托，黜之子部类书内是也。故今亦删之。”[注]录自松崎慊堂天保十一年所刻《陶渊明集》，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认为此录应是陶渊明所作，但并非集部之书。近藤氏论及此，也仅言及体例分殊，并不论其真伪问题，而且视之为类书，与陶澍的论点有一致性[注]录自陶澍本《陶靖节先生集》(十卷)之序，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东方人文研究图书分馆藏。。这把“四八目”之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序后录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上有近藤眉批，对四库本陶集尤有批判，云：“以《群辅录》入类书中，则可从曰‘黜伪存真’，而集中《归园田诗》第六首是江淹诗无疑，而犹存之，《四时诗》亦有惟顾长康之作者，然则安‘黜伪存真’之有？次有《题刻靖节集》，署名楚黄天台山人耿定向言，以下编次，依次为《陶渊明集序》(近藤氏有所校订)、《陶渊明传》《陶渊明集总论》，再为卷一至卷八。”近藤所校订者，多与毛本参校。《桃花源记》题下记渔人“姓黄，名道真”；作“欣然亲往”而非“欣然规往”。《归园田居》六首中，保留了第六首“种苗在东皋”，眉批云：“载今《文选》江淹《拟古三十首》有是首，为后人窜入可知”，又云：“坡翁以此为陶诗，至于特举日暮一下四句赞扬之，可怪”。[注]录自近藤元粹校订《陶渊明集》(八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这些眉批，颇有诗学价值。

总之，日本现存的和刻陶集，集中于江户时代及之后的时期。人们在选择陶集底本时颇受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菊池本以附有耿定向序的明蔡汝贤刻本为底本，应是附和江户前期的理学思想潮流。江户后期，人们对陶集版本的兴趣明显增加，松崎氏取用了苏写本为底本来刊刻，他对陶集的考订，反映了当时陶集版本研究的水平。近世所出近藤本，更类似于一种文献集成本，它以四库全书所收八卷本为底本，同时吸纳了菊池本、松崎本的优点，如录菊池本中耿定向之序，又参考了松崎本对“四八目”的论断，放弃了对“四八目”的收入，又有诸多校语，亦颇有中肯论断。

二、 《陶诗钞》的版本意识与诗学文献价值

日本江户时期史学家、汉文学家赖山阳(1780-1832)选评之《陶诗钞》一卷，经其门生宫原龙誊写后，为京都收藏家山田钝获得，并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开版刊刻发行。这是一部陶诗选评集，同样反映了日本对陶集的文献接受。然而，桥川时雄没有提到这个选本，大矢根文次郎先生虽然曾提及过这个选本之名称作为陶集版本之条目，却注曰“未见”。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有《陶诗钞》原书，上有“雨山草堂”钤印，正是日本藏书家长尾甲(号雨山)旧藏。

《陶诗钞》，又名《彭泽诗钞》，共一卷，一册一函。每半页7行18字。四周双边，无界，白口、上下双鱼尾。长23厘米，宽17厘米。扉页共有三列字，中间为大字隶体“陶诗钞”三字，其右侧靠上为“山阳赖先生选评”，左侧靠下为“平安山田氏藏板”。

第二页有山田钝所作之序，序后盖有两方钤印，为山田钝名号：山田钝印、字曰子静。序之正文云：

山阳赖先生曾就沈归愚《古诗源》选评陶诗。节葊宫原翁时在赖垫，誊写之后授诸余，余以为帐秘。顷者先生嗣孙库山赖君怂恿公世因照之本秉及《古诗源》，方校其异同，以付剞劂。夫先生高节与彭泽类，故嗜其诗，评之尤精严，使归愚瞠若乎后。呜呼！若先生可谓彭泽真知己矣。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后学平安山田钝子静识于古砚堂之北窗。[注]全文中赖山阳《陶诗抄》之内容，皆录自赖山阳《陶诗钞》，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

序后一页，粘有《陶诗钞》正误一页，共六行，题为《陶诗钞正误》。然后为《陶诗钞》正文，第一页右侧书“彭泽诗钞”。共选陶诗35首，栏内为诗，栏上有注、评，为典型的和刻本版式。

正文后尾页，书其刊刻发行之时间与人名，简言之，有选评者本人“山阳赖”、誊写者“节葊宫原”、参与者“库山赖”、校订兼刊写者“山田钝(字子静)”等。通过了解这几个人物，可大概得知《陶诗钞》的产生背景。

《陶诗钞》与赖山阳所著的多种诗钞，皆刊于天保三年(1832)赖山阳病殁之后，它们大多是依赖弟子之写抄而获得留存。如天保二年(1831)出版了以王渔洋《古今二十五家诗》为基础所选的《浙西六家诗钞》。[注]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共编：《赖山阳全书》，京都：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年，第445、726、815、875、564页。嘉永五年(1852)，《韩苏书抄》开版。斋藤永策作序称，该书是其伯父履侯(石城)在赖山阳私塾游学时所写。[注]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共编：《赖山阳全书》，京都：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年，第445、726、815、875、564页。《谢诗拾遗》是在明治十二年(1879)由大阪龙章堂开版。[注]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共编：《赖山阳全书》，京都：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年，第445、726、815、875、564页。而《陶诗钞》的刊刻发行，是伴随着《节庵遗稿》的发行而发行的。后者是在七月二十日发行，后前者是在九月十日发行。[注]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共编：《赖山阳全书》，京都：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年，第445、726、815、875、564页。

宫原龙(1806-1885)，通称谦蔵、字士渊，号节庵、节菴，是赖山阳门下弟子。从赖山阳的送葬仪式图表可见，宫原龙在赖氏弟子中排第四位，地位较高。[注]赖山阳著，木崎爱吉、赖成一共编：《赖山阳全书》，京都：赖山阳先生遗迹显彰会，1931年，第445、726、815、875、564页。宫原节庵逝世于明治十八年(1885)，山田钝获得宫原氏所藏之《遗稿》，大概是相近的时间。但是，他对这部分遗稿，都并没有马上刊刻，对其中的《陶诗钞》更是视为秘藏——即序中所谓的“帐秘”。山田钝(1844-1913)，号永年，是京都著名的富商、藏书家[注]山田钝：《过眼余唱》，谷村文库，1881年，第1页。。他刊刻《陶诗钞》是赖山阳之孙赖库山(1860-1929)的建议。

《陶诗钞》是根据沈德潜《古诗源》中所录陶诗而抄的，因此在编次、内容上大致与之相似。前文所录山田钝序，已经提及赖山阳对沈氏之服膺。但是，赖山阳也有一些独见。在《陶诗钞》所有选出的诗歌中，完全没有四言诗。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日本汉诗创作的主要方向是五言、七言。陶渊明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作，被视为田园诗。而《形影神》《挽歌辞》等与归田之事相关性相对弱一些的作品，则被删除了。赖山阳有意选择陶渊明的中年之作，他说：“彭泽诗，取而可选者，多在去彭泽后。如此等数篇，盖属中年前作。”他对陶渊明之年谱应该十分熟悉，在评语中也有判断其创作年岁之语，如《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作》栏上注曰“按是时渊明年三十七，中间除癸巳为列祭酒，乙未距庚子，参镇军事，三十载家居矣。”这说明，至日本江户后期时，陶渊明的生平研究已经颇为知识阶层所知。

而与《古诗源》十分不同的是，赖山阳对诗的序、叙有所排斥，有多首诗的序、叙是弃之不录的。在第一首《游斜川并序》上即曰：“此等叙为蛇足，韩柳以后所无。虽豪杰，未免为时代所局束也。”这一首尚且保留了序，而之后的《饮酒》《与殷晋安别》等皆不录，曰：“一本题下有序。此等不必选可。”但即便删除了序，也会注明是自己删除的，如“本集题下有序。如弟二用典故，是陶诗所罕有也。盖亦系中年前作。”这些情况可能是因为赖山阳更为关注诗本身，要从诗歌中吸收诗法，对于文字铺陈略多之叙，不甚在意。

《陶诗钞》还反映了对伪作、异文等方面的陶集版本诸问题的思考。袁行霈先生曾在《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中总结了陶集异文的四类主要形态以及它们对陶集内容理解的影响[注]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6～207页。。这四类异文形态，《陶诗钞》都有反映。如前文提及《归园田居》五首，他有自己的判断。另外，在一些地方有其他版本区分的，也会加以补定。如“本集题下，有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中关)作此‘与之’十三字。”《陶诗钞》所涉及到的异文，正是陶集版本异文问题的焦点，可以将之置于和刻陶集系统中加以考察，如“开岁倏五日”(《游斜川》)，《陶诗钞》注夹注曰：“日”一作“十”字。再如“天高风景徹”(《和郭主簿二首》)，《陶诗注》注曰：“‘澈’字上，疑脱一作‘等’字。澈误。”赖山阳具有陶集版本意识，殆因在他生活的时期，陶集刊刻之风气已经十分盛行，赖山阳应该能够看到诸多从中国传入或者在日本翻刻的陶集。

《陶诗钞》中赖氏注评，是栏上评语和文中夹注两种形式并行。栏上评语，大多是关于陶诗之总论，文中夹注，主要是对某句、某对仗进行评价。经整理，《陶诗钞》中的注、评可以分为四类，即：总论类、句评类、释义类、诗法类。此外，赖山阳还重在文中夹注，特意评注陶渊明诗文中的佳句。这些句评，不但能够反映赖山阳的诗歌艺术趣味，也充分展现了他的学识。而且，这些文中夹注所反映的诗歌思想，与他的陶诗总论是完全一致的，即：尊魏晋、论晋宋、析陶杜、讲诗法。

赖山阳说：“彭泽诗，虽承汉魏骨法，至夫叙实情有从容远深之玅，则前后无匹矣。后来杜诗往往有学如得者。岂杜陶情怀相似乎？”“汉魏骨法”的提出，是江户后期汉诗创作的新变。江户时期，是日本接受中国名诗、名文的高峰时期。[注]沈德潜选评、赖山阳增评、闵泽平点校 《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点校说明”引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曰: “我们日本人，大多是从江户时代以来通过《唐诗选》、《唐宋八家文读本》来接触中国的名诗、名文的。”(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1页)江户中后期文坛，对以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的热衷于模仿明七子的“古文辞派”加以反省，赖山阳也集矢于王、李等明七子的模拟秦汉之病。[注]曹虹：《文章学的对话——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日本赖山阳“增评”本对读札记》，《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江户后期“古文辞派”文章观，是当时赖山阳等人所希望极力摆脱的。《陶诗钞》属于赖氏的晚年之作，此时他已是富有盛名的汉诗诗人。他年轻时代受到当时诗坛的影响，也曾以明代前后七子之诗为诗法继承。此后，赖山阳的看法不断改变，且最为反对性灵说。而此时追溯陶诗诗法，反映了他在晚年诗学结构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对江户后期汉诗诗坛诗风重建的寄意。

赖山阳也重视讨论陶、杜诗学之关系。“是汉魏歌谣，晋宋间得之者，独有陶公。后来杜诗，无家别，石壕吏之类，亦是此种风韵。”在这里，赖山阳提到的“风韵”二字，有明显展现了清代以后神韵说所遗留的诗学痕迹。在陶杜关系的理解和评价方面，赖山阳深受沈德潜之影响。他认为，能够吸收陶诗妙处的，仅有杜甫一人，储光羲王维等人皆有隔膜，终未学到陶诗之厚朴，云：“沈(德潜)云：‘储王极力拟之，然终似征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能学到者，乃少陵一人耳。’”所以，在整部《陶诗钞》中常常可见赖山阳举例杜诗。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津”后文夹注：“着语温柔敦厚，老杜亦学得。”这两处，都继承了清代诗学中对陶诗“厚”“朴”之体认，而这应该也是在向性灵说展示对立之立场。

赖山阳认为陶诗以厚朴为尚，这种观点具有复古的意识。赖山阳认为陶渊明所开者，是“古调”。“古调”一词，在其注语中经常出现，他将陶诗视为学习古诗之门径。注《归园田居其二》之“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旁文夹注：“似有寓意，而必说所指便浅薄，是古调之妙处。”由于认定陶诗在六朝独树一帜，故而他常常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多处将陶诗放在晋宋之际加以考察。如《游斜川》并序“开岁倏五日”文夹注曰：“起手是陶句，晋宋所罕见。”“晋宋”这个概念，应该同样是来自沈德潜。沈德潜极力倡导晋宋转关之说，曾在《说诗晬语》中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注]沈德潜：《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3页。此语广受征引。而赖山阳说六朝诗时多称“晋宋”，大概也是从此处得来。

赖山阳是汉诗人，因此，在探索渊明诗法时，皆从写作的角度来进行深入揣摩，如陶诗中的一些谋篇、对偶、语调和意象等诗技问题。尤其是，晋宋之诗，本未达到对偶流畅之地步，但是赖山阳对此颇有发掘。如关于陶诗中的“的对”与“不的对”，赖山阳发挥道：“时时与荒途不的对，却是有生色，是陶诗之所以超绝诸家。谷风、春醪，自然的对。”这些讨论，又与唐代诗格的讨论范畴颇有关联。

总之，《陶诗钞》作为一种陶集选本，反映了江户末期诗坛的诗学识见，具有丰富的诗学文献价值。这些诗学理论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沈德潜之诗学观念，但也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曹虹先生讨论赖山阳另外一部借鉴沈德潜的著作时说过：“沈选的笃实学风与承载的清人反省明七子拟古之失的文坛路径，对赖氏思考本邦文坛脉动的走向形成触动。赖氏对于沈选受道学束缚之处往往多有廓清，快人心目，这与他倾心于文学上的‘化腐出新’，加上其史学训练对‘自实起意’的注重与偏好等，不无关系。”[注]曹虹：《文章学的对话——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日本赖山阳“增评”本对读札记》，《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在读陶诗上，赖山阳的基本理论思考，也是符合这一理路的。

三、 本田成之等人的陶集注译及其文献视野

江户时代至明治时期，陶渊明及其诗文在民间的流行程度不断提高。近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陶渊明集的讲解、翻译逐渐增多。其中，本田成之(1882-1945)的《陶渊明集讲义》(以下简称《讲义》)在大正十年(1922)由东京隆文馆出版，是现存日本陶集中最早的一部笺注。桥川时雄对他颇为赞赏：“日文注陶本，亦有数本，本田氏本似佳，余则不足取也。”[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第495页。高评若此，却未道及缘由。本田成之所采用底本及笺注方式，以及对之后陶集的笺注、翻译都很有影响，值得研究。

《讲义》的跋语记录了此书缘起，是他对渊明性情之赏爱：“夫雅颂风骚，皆咏性情之不可以已，而不离于礼义之正，非后世所企及。今读陶集而后知风骚不远焉，何也？其所歌咏忠厚挚，直摅性情，不务雕琢，视汉魏六朝诗人，不啻天渊。”他还说到此书旧名是《陶渊明集俗诂》，是要“以邦言注其义”[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跋》，第2页。。跋后标注了四则凡例，谈到了他对版本的选取，和他的一些笺注准则。他称此书所用底本是宽文四年菊池本，再以天保所刻松崎本参校。同时，他说自己没有见到近藤元粹的刻本。在“唐刻本”也就是中国刻本方面，他读过的有道光壬寅杨慰农摹影宋本十卷。还有光绪四年四库全书本之硃批本、咸丰莫友芝缩宋本十卷、光绪癸未陶澍刊《陶靖节集》十卷(附年谱考异二卷)本、拜经楼丛书之汤注本。他主要依据松崎慊堂所校之摹影宋本和陶澍本来纠正以天启二年蔡刻本为底本的菊池本之谬误。从本田成之所参用之陶集各本，也可以窥到和刻陶集在日本本土流行之情况。

关于陶集伪作问题，本田成之在凡例中表明了以下态度：指出了江淹《拟古诗》在《归园田居》五首之后的窜入；对于《群辅录》，他也审慎地说，“陶集宋刻中多有窜入者，无视所收作品之体裁或者作品之年代先后顺序。《群辅录》类似人名目录；《问来使》虽然作者存疑，但删去可惜，姑存之”。[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凡例四则》，第2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放弃《群辅录》，但是保留了《问来使》。这里也可以看出松崎本对本田成之的影响最大。而且，《陶渊明集讲义》共为八卷，从首卷诗九首至卷八疏祭文止，这个编次体例完全是取自松崎本的。

从实际内容来看，《讲义》的笺注工作包括：(一)精校。将俗本谬误之字列出，涉及到了陶集的异文问题，这类例子很多。(二)精解。《讲义》对陶诗的理解，颇有深度。如注《和刘柴桑》，对庐山白莲社也有所提及。关于陶渊明拒绝入庐山的原因探讨，重心没有落在儿女与酒这两个方面，却抓住了陶渊明对昔日逝去的悲悯，即“存者日颓弊，余已成丘墟”这一句上[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陶渊明不去庐山修道，是因为失去了昔日之侣，他的内心已经不打算再做挣扎，只希望安静如丘墟。他的曲折表达中透出一种悲观又静谧的人生态度，即：何必徒劳。这个理解对陶渊明不赴庐山的解释，推向了更为形而上的哲学境界。本田氏注诗，能够点明典故出处，并加以精细阐释。例如，对《停云》中的“延伫”，引王逸《楚辞注》之《离骚注》加以阐释[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凡例四则》，第2页。。解释《劝农》“冀缺携俪”，认为出自《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之内容[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他在注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时，非常细密地对比了陶渊明对屈原诗学的借用。[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这些对字词发源的考索，对后世注陶集颇有影响。吉川幸次郎为一海知义《陶渊明集》作序，序名为《陶渊明集的训诂》[注]吉川幸次郎：《陶淵明の訓詁》，中国诗人选集，一海知义注：《陶渊明》附录，1968年，东京：岩波书店，第212～214页；又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七卷，1974年，东京：筑摩山书房，第444～446页。，颇有受其影响之处。(三)详考。如对《赠长沙公族祖》中关于陶延寿以及陶公世系，加以了详细解释。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的注释中，本田成之对陶渊明和慧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强调了慧远死后，庐山地区文化士人圈生态的变化，显示了他对陶渊明与庐山关系的有意探讨。在《和刘柴桑》诗题下，附有对刘程之生平的考证[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与殷晋安别》一首也详细考证了殷氏、羊长史具体何人[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考证了在义熙元年陶渊明四十一岁归乡之前的行事。以及，全书在末尾，精细注释了萧统的《陶渊明传》。[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

值得注意的是，《讲义》受到了汤注本的影响，不但会大量径直引用汤注本，而且也学习了汤注本对史事的发挥之法。在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序时，直接引用了汤注对此三人讲礼之事的注解，认为诗中掺杂了陶渊明对故交皆前往新朝出仕宦的感慨，隐含了陶渊明的节义观。[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如认为《停云》的头四句：“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是关于社稷灭亡、天下黯然之惨状的歌咏。[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这里明显借鉴了汤注本，认为是整个晋代的倾覆，对陶氏家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认为《时运》其四之末句“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带有“身为前晋之臣，而今日面对的却是宋之山河”的意味。《饮酒》二十首并序中，引用了《萸江诗话》的句子，认为其中的情感也是基于晋宋易代所发，深有寄托。[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本田氏对《述酒》的注释，也是参照了诸家之说，引经据典，考证扎实。

《讲义》基本上点明了过去文献讨论中的核心问题。陶集各本有《归园田居》第六首，有《种苗在东皋》一首，这一首为萧统《文选》所收，题目设为《江文通杂体诗陶徵君田舍》[注]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98～599页。。它的作者问题，在宋代亦获得黄庭坚、胡仔等人的讨论。汤汉注本中亦有提及，云：“此江淹拟作，笺《文选》，其音节文貌绝似，至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织，则与陶公语判然矣。”[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 录自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中华再造善本。李公焕本笺注中，引用了多种陶集版本对此问题的看法。[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如韩子苍认为这一篇与《归田园诗》的前五首并不相类；陈述古本删除了这一首，等等。[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日本翻刻陶集中，菊池本存收《归园田居》全部六首，松崎本是加以怀疑地保留了第六首。而本田氏对此加以纠正，在诗名下注释曰：“旧六首为误。依陈述古本所见五首。”[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最后将此诗归为“附录”并加以详细分析，辨明它是一首伪作。[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

《游斜川》一诗，本田氏根据陶公年谱，对其中“开岁倏五日”进行了详细考辨。[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将之确定为隆安五年、陶渊明三十七岁之时所撰。而且对所观俗本中误作“开岁倏五十”进行了辩驳和否定。[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另外他还引用了《萸江诗话》来论证此篇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一诗的年代先后问题。[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本田氏还将存疑的《问来使》《四时》二首，放在了附录中，并对此错入陶集的问题进行了清理。[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桃花源记》之“欣然规往，未作亲往”，但也没有加以解释，应该是直接承松崎本而来的。[注]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第89、29、77、72、90、99、409、71、3、149、181～187、55、65、67、66～69、123～125、263、313页。从文献的角度来说，此后对陶集相关文献的笺注工作，确实未有出于本田之右者。

日本陶集注译还有数家，也反映了他们的文献视野很宽阔。幸田露伴校阅、漆山又四郎译注《陶渊明集译注》，晚于《讲义》仅数年，也提及了他们所根据的陶集版本：除了菊池本、松崎本以外，还有蒋丹崖评阅本、温谦山纂订本、徐椒岑翻刻本等。受到日本后期儒学思想的影响，这部译注也十分关注陶诗与经书之关系，去讨论陶集中于圣人相关之事。[注]幸田露伴校阅，漆山又四郎译注：《陶渊明集：译注》，第4页。1948年，本田成之的老师铃木虎雄著《陶渊明诗解》，采取的体例是取诗弃文，书中将陶诗分为四言、五言两类，逐句解释，注明读法。其中最有特色之处，是附有“解释陶诗之际”“陶渊明系谱”“年谱略”三种文献[注]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东京：弘文堂，1948年，第1页。。而在注解陶诗时，铃木虎雄能够始终结合陶渊明生平来加以阐述。但此书的核心任务是解诗，而不在清理文献，其体例与本田成之注是极为不同的。1951年，铃木虎雄的弟子斯波六郎，十多年后亦撰《陶渊明诗译注》。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陶渊明相关研究，下篇为“陶渊明诗钞译”。斯波六郎序中提到，他主要是依据《陶澍集注》、江苏书局本《靖节先生集》，同时也借鉴了宋汤汉注陶集、拜经楼丛书本《陶靖节先生诗》、宋李公焕《笺注》、温汝能《陶诗汇评》、四部丛刊本《陶渊明集》、明黄文焕本《陶诗析义》、清广州翰墨园本《陶渊明集》等，同时对民国古直之《陶靖节诗笺》也有酌取采用。[注]斯波六郎：《陶渊明诗译注》，东京：东门书房，1951年，第2页。可见斯波氏手中也没有珍贵的陶集宋本，基本上是采用俗本来进行研究。但与其前人不同的是，此时对古直之研究颇有引鉴。斯波六郎更撰有《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注]斯波六郎：《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汉文学纪要》第三册，1949年，第1～11页。，对古直之研究做出了大量回应和修正。总之，在这些陶集译注著述中，陶集文献研究在不断抵达新的境界。

四、 余 论

陶集作为一部六朝旧集，在流传的过程中总不断被刊刻者、注评者赋予新的意义，这导致它从来都不是只属于陶渊明一人而已，它的背后有一个丰富的文化世界。它东渡日本以后，对它的翻刻、写抄和注译工作，几乎串联起了日本近现代最重要的一批儒学学者、汉诗人和中国文学研究者们，他们都为陶集注入了新的文献内涵。其中，松崎氏接续历史上中国学者对陶集版本文献问题的深层讨论，其论证过程与讨论结果，不比中国历史同期的研究成果逊色；而近藤氏、本田氏更能全面融合中、日两国对陶集文献问题讨论的长处，形成具有文献集成意义的陶集研究成果。

陶集在日本的文献接受，充分结合了日本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语境。故而，在研究日本陶集的文献问题时，不能只看到文献的外观变化，而是需要切入它们所承载的文献思想。无论是菊池氏朱子学趣味的序跋、松崎氏缜密的文献考订、卷大任书陶之道等等，都深刻反映了江户时代社会思潮和文化面貌，构成了陶集在日传播的细腻的文化背景。正因如此，陶集在东渡以后，它不应仅被视作只属于中国文化，也反映着东亚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交流。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陶集在日本的文献接受，始终与诗歌创作的应用层面结合得很紧密，陶诗常被直接作为诗学、诗法的借鉴对象而被反复讨论。赖山阳等人抄写、译注陶集，积极展开与中国诗学理论的对话，并将之运用于诗学创作实践，即是陶诗理论在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获得提炼的一种表现。于是，在日本汉诗的创作中，被反复借鉴的陶渊明诗学也不断焕发出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