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肖奂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64)

庆历到嘉祐二十余年间(1041—1063)，曾巩因主动投谒欧阳修而被引入由欧阳修、梅尧臣为中心的唱和圈。欧梅唱和圈自明道、景祐年间(1032—1038)开始形成，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是个唱和联络方式多样、人员既稳定而又流动开放的诗文艺术圈。随着庆历八年苏舜钦去世、嘉祐五年梅尧臣去世、刘敞熙宁元年离世、欧阳修熙宁五年逝世，而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在治平熙宁逐渐成长并建立各自交游唱和圈，欧梅唱和圈于嘉祐末期及其后渐渐解散、消失。欧梅唱和圈见证了曾巩以及王安石、苏轼等后辈的成长，并培养了曾巩等人的交游唱和能力，为日后曾巩等人建立个人的交游唱和圈提供了模板与基础。

尽管在欧梅唱和圈中，作为后辈的曾巩加入颇早却一直是处于边缘的诗人，但从诸位诗人与曾巩的联络互动的诗文中，可以了解曾巩对唱和圈中诗人的态度及其个性创作、交流方式，也可以知晓师友同侪诗人对青年及中年曾巩的认知与印象，并进而探知曾巩熙丰间自建唱和圈的过程和大体样态。

一、曾巩的典范选择与自我定位

选择并主动投谒欧阳修，完全出自曾巩自己在时代大潮中的审慎眼光与理性思考。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时，便上书欧阳修(即《元丰类稿》卷十五《上欧阳学士第一书》)[1]并献《时务策》两编，以期得到欧阳修的赏识，这自然是为来年礼部试而准备的“行卷”，而这也成为日后曾巩能够进入欧梅唱和圈的首张入场券。为了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不仅对欧阳修作了超乎常人却不失精准地颂扬，而且对自身资质也有相当自信乃至自负的定位。

对曾巩而言，年长12岁的欧阳修是孟子、韩愈般的“圣人”。《上欧阳学士第一书》首先表达的是曾巩对欧阳修的认知与印象：

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蹖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既有志于学，于时事万亦识其一焉，则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论，不与高明，独授摧缩，俾蹈正者有所禀法，怀疑者有所问执。义益坚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内，推于人者诚于己，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天下学士有志于圣人者，莫不攘袂引领，愿受指教听诲谕，宜矣。

当时的欧阳修不过35岁，虽在政坛文坛上稍有声名，但其文章道德是否达到与孟子、韩愈“相唱和”的地步，还需要更多时间检验，或者说值得推敲，而23岁的曾巩却根据他自己的阅读经验和行为观察，竟敢断定欧阳修之“文章”为“真六经之羽翼”，其德行为“道义之师祖”。将欧阳修视作孟轲、韩愈一样的圣贤，确实表现出超乎时辈流俗的勇气和见识。曾巩在庆历新政前就认识到欧阳修文章与道德为天下宗，是较早就认识到欧阳修价值地位的学生后辈，可谓有识人之先见之明。

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因言事被贬谪时，蔡襄《四贤一不肖》诗称其为“四贤”之一，四五年之后，曾巩则将其上升到“圣人”高度，不免有抬高造圣之嫌。但曾巩自言他选择欧阳修作为上书对象并自投其门下，并非随波逐流，而是经过了审慎周密地考察与思考：“惟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的确，“圣人”的称号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送人。作为来自偏远地区的外省青年，落落寡合的曾巩在万千“公卿”“达者”“俗人”之中仔细考量辨别，才客观拣选出他认为具有“圣人”范式的欧阳修。

敢于如此称颂“圣人”的人，自然有足够的勇气和底气。曾巩的确如此：“执事将推仁义之道横天地冠古今，则宜取奇伟闳通之士，使趋理不避荣辱利害，以共争先王之教于衰灭之中。谓执事无意焉，则巩不信也。若巩者，亦粗可以为多士先矣。执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曾巩认为他自己就是可以为“多士”之先的“奇伟闳通之士”，如果能被“圣人”认可，则一定可以与之一起拯救“先王之教”。曾巩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与“圣人”并肩论道的“奇伟闳通之士”。这段理直气壮的话语展现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胸有大志的青年曾巩形象。

这个形象与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对自我的认知与描述非常契合：“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周游当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肤、随波流、搴枝叶而已也。”尽管自称生性“朴陋”，但其自知与自信传播出的印象却“庶不凡近”。曾巩曾借《橙子》言志云：“入苞岂数橘柚贱，芼鼎始足盐梅和。江湖苦遭俗眼慢，禁籞尚觉凡木多。谁能出口献天子，一致大树凌沧波。”(《元丰类稿》卷一)通过一个不同于普通桔柚而能担当盐梅和鼎重任的“橙子”形象，抒发个人“庶不凡近”的志向。年轻的曾巩不仅对欧阳修的定位至高无上，对自己也有极高的定位和期许。

知人且自知、信人而自信，一个期待“圣人”认可的“奇伟闳通之士”，是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确立的个人形象。从来年欧阳修的反应看，这份“行卷”无疑十分成功。

二、欧阳修对曾巩的识察与认可

面对曾巩庆历元年的自荐，欧阳修没有即刻作答，至少没有现存诗文书面地表达个人对“行卷”的态度，但其内心已经认可了这个极有胆识与才华的年轻人，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元丰类稿》卷十五)曾引述欧阳修对他的口头评价云：“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以得生为喜。”欧阳修在“百千人”中选中曾巩，自然是因为曾巩有超越“百千人”的优长。庆历二年(1042)春闱，友人王安石及第而曾巩却出乎欧阳修意外地落第，欧阳修作为导师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文忠集》卷四十二)[2]，第一次将他对曾巩的认知形诸笔墨，首先是“其文”：“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欧阳修此年任“别头试”考官，而曾巩参加的是礼部常规试，常规试由聂冠卿权知贡举，王拱辰、苏绅、吴育、高若讷等人权同知贡举。[3]欧阳修自然无法看到曾巩试卷，但他根据他对曾巩的了解，认为“曾生之业”达到甚至超过了“有司”的标准，中举可谓绰绰有余。欧阳修从导师以及考官的角度，对曾巩早期文章从“大者”“小者”两方面都给予相当的认可与肯定，[4]甚至不怕得罪“有司”中的同行或熟人，而质疑其评价标准的全面性与公正性。

曾巩的品行在此次落第事件中经受了考验：“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这让欧阳修非常佩服：“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考前自我定位甚高的“奇伟闳通之士”曾巩，能够很快就平静地接受事实，这需要巨大气量。曾巩考试之后对王安石云“有司甄栋榦，度量弃樗栎”(《元丰类稿》卷二《寄王介甫》)，认为王安石就是合格的“栋榦”，而自己就是不合要求的“樗栎”。曾巩在考前就认为王安石比他自己更优秀，落第之后，曾巩读王安石的文章：“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周孔日久远，遗经窜墙壁。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着春色。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元丰类稿》卷二)再次认识到自己与王安石文章的差距，因而他不怪罪“有司”。曾巩一直认为王安石与欧阳修一样是孟子、韩愈般的“圣人”，值得自己敬仰。从与王安石定交开始，曾巩就是王曾唱和圈里的中坚人物。认识到还有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显示出识人、服人之雅量。自许甚高的人落第之后，能够不怨天尤人而反思个人的学业，的确难能可贵。这种经得起挫折与打击的心态，在欧阳修看来真正当得起“奇伟闳通之士”的自我定位。

欧阳修甚至认为曾巩这样优秀的年轻人选择以自己为师，是自己的荣幸，也是他人以及“有司”的不幸：“曾生槖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送曾巩秀才序》)“圣人”欧阳修如此定位“曾生”，使得曾巩在庆历二年的科举中虽败犹荣。

欧曾师生之间的双向定位与接受及肯定，都站在对“圣人之道”的理解追求上，因而使得原本私人化的评赏，有了超乎流俗的精神高度，而被广泛接受且逐渐公共领域化。曾巩因此一度成为欧门弟子的模范乃至“奇伟闳通之士”的一种符号。庆历三年，欧阳修在《送杨辟秀才》[5]中云：“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既又得杨生，群兽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识惭未博……有司选群材，绳墨困量度。胡为谨毫分，而使遗磊落。至宝异常珍，夜光惊把握。骇者弃诸涂，窃拾充吾橐。其于获二生，厥价玉一珏。嗟吾虽得之，气力独何弱。帝阍启岩岩，欲献前复却。”就将优秀而落第的杨辟与曾巩相提并论，称二人为“至宝”，再次为“有司”遗落“至宝”而抱不平。欧阳修嘉祐五年还在《送吴生南归》(《文忠集》卷七)将吴孝宗与早年曾巩作并称，且云“古士不并出，百年犹比肩。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把二人称作江西“材贤”中的优秀代表。尽管杨辟与吴孝宗此后的诗文成就都无法与曾巩同日而语，而在当时，欧阳修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巩的影子。曾巩是欧阳修心目中是被“有司”遗落的贤才典范，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欧阳修的认可是曾巩能够进入欧梅唱和圈的许可证。

三、作为欧阳修与王曾唱和圈中介的曾巩

落第回乡的曾巩于庆历四年五月，以《上欧阳舍人书》《再与欧阳舍人书》(《元丰类稿》卷十五)向欧阳修不断推荐好友王安石。作为落第门生，曾巩的举荐行为稍显出格。曾、王相交在曾上书欧阳修之前，两人因都是“奇伟闳通之士”而相互激赏，但王安石庆历二年已中进士，哪里需要落第之士曾巩的举荐？这自然因为当时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使，与范仲淹等人正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一系列改革，正是急需用人之际，曾巩了解王安石的雄心大志，因此不顾个人身份，而希望王安石得到欧阳修重用并能助新政一臂之力。曾巩异乎普通门生的举动，欧阳修不以为忤，但似乎也没有特别的言行表示。

欧阳修尚未启用王安石，庆历新政就已然失败。庆历五年八月，欧阳修被贬谪滁州，曾巩即刻作《上欧蔡书》[6]对欧阳修之“张甥案”发表自己看法：“至于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之议论，不畏天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为欧阳修辩诬鸣冤。在欧阳修遭遇人生重挫时，曾巩坚定维护其师之清白尊严。

欧阳修从河北赴滁州，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郡，直到庆历八年二月离开，期间欧曾师生二人的交往达到私人情谊的高潮。

庆历六年曾巩《上欧阳龙图》云“拜别后，其心焦然如渴饥不见饮食，于今三年矣”[7]，表示对欧阳修殷切的思念之情。曾巩当年卧病临川，未能参加科考，欧阳修《与曾舍人》(其一，《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安慰并劝勉其“畜德养志，愈期远到”。师生二人在逆境中的相互关心拉近了彼此之间的感情距离，但是，并没有削减曾巩对欧阳修的敬畏。

同年，年仅7岁的欧阳发遵其父命过访曾巩[8]，曾巩《送欧阳员外归觐滁州舍人》(《元丰类稿》卷三)云：“子生何其祥，家庭坐轲愈。”十分艳羡欧阳发有孟轲、韩愈般的父亲。而谈及他自己在欧阳修门下的感受时，曾巩云：“顾我齿诸生，渐摩苦顽鲁。有如仰天潢，势岂识津渚。又若马牛然，安能望熊虎。”可以看出曾巩对欧阳修的敬仰与日俱增，当年的“圣人”如“天潢”“熊虎”一样可望不可及，而对自己的认知却由科考前的“奇伟闳通之士”下降到“不识津渚”“马牛”这样极其卑微的程度。这可能因为曾巩落第归乡后情绪颇为低落：“参差势已甚，决起意犹强。亲朋为忧危，议语敢镌荡。久之等聋眊，兀矣坐闾巷。长嗟贫累心，更苦病摧壮。”(《元丰类稿》卷二《答裴煜二首》其二)初识欧阳修时极其自负的心态，受到挫折后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有些自卑，曾巩自己从心理上扩大了两人学问境界之差距，表现出可望不可即的苦闷。

而欧阳修却并未居高自傲，不仅应曾易占、曾巩父子之邀为其父祖曾致尧写了《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还因此而写了《与曾巩论氏族书》(《文忠集》卷二十一、卷四十七)，像对待同辈朋友一样与曾巩讨论家族问题撰写之道，表现出平等待人的心态。曾巩深受感动，以《寄欧阳舍人书》(《元丰类稿》卷十六)表示感谢。师生的私人情谊进一步加固加深。

庆历七年八月，曾巩奉父进京，中途赴滁州拜谒欧阳修：“巩至金陵后，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元丰类稿》卷十六《与王介甫第一书》))二十日的追随陪伴，是对贬谪失意中人的最有力支持。曾巩用这种行动对他心仪的“圣人”“先生”表示敬意，表达出一个布衣后辈的政治态度与立场、不畏流俗的情感与个性。

而曾巩此次到滁州，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再次慎重向欧阳修推介王安石及其交游唱和圈[9]中人。曾巩落第之后，在王安石的交游唱和圈中创作活动比较频繁，是其中与王安石地位相差无几的重要人物，他很希望圈中成员与他一样受到欧阳修的青睐和指导，因此他力邀王安石来滁州一起相聚，但王安石以刚到鄞县任上忙于吏事之故而未能到现场。曾巩同时还向欧阳修举荐王曾唱和圈中王回、王向等人之“文”，二人之“文”也都得到欧阳修高度赞赏。[10]曾巩之所以不遗余力推介圈里人，是因为他了解欧阳修有奖掖人才的热情与能力，而他的圈里人都是像他一样的“奇伟闳通之士”，也急需“圣人”“先生”的识拔。曾巩成为两个小圈子的中介人，日后两个唱和圈的确有过不少交集。

四、进入欧梅唱和圈的曾巩诗歌创作及边缘状态

20天滁州相处成为欧曾交往的高峰，曾巩在此期间的创作真正受到了欧阳修的面对面指导，《醒心亭记》以及《奉和滁州九咏九首并序》(《元丰类稿》卷十七、卷二)都是欧阳修给曾巩的命题诗文，通过这些诗文，欧阳修考察曾巩庆历元年之后的诗文创作水平是否有所进步，也有意识将曾巩拉入欧梅等人的唱和圈。

欧阳修在滁州期间创作大量与本地山水人文相关的诗歌，并在庆历六七年分别将《琅琊山六题》(《文忠集》卷三)六首七绝以及《石篆诗》(卷五三)《游琅琊山》(卷三)《幽谷晚饮》(卷五三)三首长篇古体寄给梅尧臣、苏舜钦以及刘敞，三位诗人先后写出和诗[11]。欧阳修打算将这组唱和诗刻石以便保留永久。曾巩到达滁州后，受欧阳修之命而作《奉和滁州九咏九首并序》，唱和了这九首诗歌。此前欧阳修与曾巩，二人沟通基本使用书信文章。曾巩也没有主动投赠诗歌给欧阳修，欧阳修很有可能认为曾巩不擅长诗歌。庆历六年曾巩《送欧阳员外归觐滁州舍人》，可能让欧阳修认识曾巩的一些诗歌创作才能，因而此次曾到滁州，欧阳修主动要求曾应和自己滁州所作九首诗。梅、苏、刘都采用外地邀约寄题式的唱和形式，而曾巩的本地唱和更有即视感、现场感优势，他不只是从欧阳修诗歌看到滁州的山水人文，还亲临现场，印证欧笔下的山水人文之虚实，体验从实景、创作到再创作之间的距离与多重美感，并受到欧阳修亲自指导的唱和诗歌艺术训练。曾巩的三首古体颇有苏舜钦“豪迈横绝”的风格以及欧阳修在滁州有意追求的“奇险”味道，六首七绝则接近欧阳修、梅尧臣的平和古淡。欧曾二人此前都是单独对话，这一次是欧阳修第一回邀请曾巩加入欧梅唱和圈。尽管只是在书面上与欧、梅、苏、刘进行多向度空间对话，但仍有明显将曾巩带入唱和圈的意味。而梅、刘此后也的确对曾巩表示关注过。

曾巩在和诗《幽谷晚饮》中云“先生卓难攀，材真帝王佐”，其他两首古体也一以贯之地抒发他自己对欧阳修的崇高敬意。但欧阳修没有酬和曾诗，也没有诗文对答，他对曾巩的九首和诗是什么态度，不得而知。倒是曾巩离开滁州时，欧阳修《与杜正献公书》(《文忠集》卷一四五)将其举荐给致仕后居于南京的杜衍云“进士曾巩者，好古为文知道理，不类乡闾少年举子。近年文稍与，疑后进中如此人者不过一二。阁下志乐天下之英材，如巩者进于门下，宜不遗之。恐未知其实，故敢以告，伏惟矜察”。书中只提到其“文”进步，不知此“文”是否包括诗歌。

《奉和滁州九咏九首并序》是曾巩进入欧梅唱和圈的首次创作，这似乎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此后直到嘉祐末，曾巩在欧梅唱和圈都没有主动首唱之作，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庆历末(1048)到皇祐(1049—1053)间，曾巩丁忧并家居临川，负责四弟九妹生活，而欧阳修辗转颍州、扬州、南都，每到一处皆有新人加入的流动唱和圈，却未见曾巩参与。两人的文字交集十分少见。倒是曾巩举荐的王回，与欧阳修在颍州及各处颇有酬唱。

至和嘉祐(1054—1063)间，欧阳修回到京师，政治地位日益尊崇，有更多力量提携举荐才人学士、门人弟子担任京朝官，梅尧臣、王安石、司马光、苏洵等人先后入京[12]，这个由中上层京朝官为主体的唱和圈有了较为固定的交流空间，雅集唱和活动的机会也大大增加。梅尧臣之外，庆历六年高中榜眼的刘敞，经过颍州与欧阳修唱和之后，到嘉祐时期，成为唱和圈的中心人物[13]。特别是曾巩多次举荐的王安石，于至和元年九月终于见到欧阳修，且时不时成为唱和话题中心并引起整个诗坛轰动，而欧阳修对王安石一见倾心，见面不久就有《赠王介甫》诗，明确表示他对王安石的全方位欣赏，甚至要让出斯文盟主之位。欧王相遇，意味着两个唱和圈的融合。曾巩于嘉祐二年及第前后到汴京，随即外任，期间得到梅尧臣、刘敞的关注和赠诗(详见下节)，但曾巩却没有什么呼应，很有可能是有些唱和诗歌遗失。曾巩偶然也参与欧梅京师唱和圈活动，譬如嘉祐四年王安石首唱《明妃曲》，欧、梅、刘以及司马光等人皆有唱和，曾巩虽在太平州任上，可能受到王安石力邀而勉强参与此次唱和，却因识见诗艺都不见精彩而反响平平。

曾巩在欧梅唱和圈的活动中比较被动，几乎没有首唱，和答作品较少，仅存的一些和诗也平平无奇，没有哪一首诗歌引起其他唱和者的关注或者呼应。这在主要以诗歌联络感情并显示才情的欧梅唱和圈中，未免黯然失色。

曾巩敬畏崇拜欧阳修，跟欧阳修的私人情谊也颇深，但其诗歌却始终没有得到欧阳修的青睐。欧阳修甚至没有一首赠答酬和曾巩的诗歌。同为学生辈的徐无党、焦千之，还时不时受到欧阳修的赠诗酬和。与曾巩同时及第的苏轼更是后来居上，完全符合欧阳修对诗文盟主的心理期待。

当然，不能说欧阳修完全不关注曾巩。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文忠集》卷一百一十二)谈到曾巩时云：“太平州司法参军曽巩自为进士，已有时名，其所为文章，流布远迩，志节高爽，自守不回”，称扬的仍是其“文章”与“志节”。

曾巩在欧梅唱和圈里不够积极突出的诗歌创作、个人表现，以及欧阳修等人对曾巩诗歌相对保留的态度，影响了陈师道、秦观——这二位先入曾门后入苏门的弟子，都认为曾巩不擅长韵语[14]，而这个判断基本固定了曾巩的后世声名。

五、梅尧臣以及欧梅唱和圈其他诗人笔下的曾巩

欧梅唱和圈中，除了本属于曾王唱和圈的王安石外，最留意曾巩的是梅尧臣。作为欧阳修诗歌创作的启蒙指导老师以及欧梅唱和圈中的中坚，梅尧臣可以称作“欧阳门下士”的诗歌专业导师，欧阳修主要指导门生的文章，而梅尧臣则对欧门学生的诗歌有更多指导，梅尧臣习惯且擅长用诗歌跟学生交流。

梅尧臣初见曾巩应该在庆历七年作《得曾巩秀才所附滁州欧阳永叔书答意》(《宛陵集》卷三十)之前[15]，因为此诗写的是二人第二次相见。而记录二人初次会面的《逢曾子固》很可能作于庆历四年(1044)[16]，梅尧臣诗歌非常善于叙事，此诗详述二人初见的过程及情景十分详细且格外有趣：

前出秦淮来，船尾偶搀燕。遽传曾子固，愿欲一相见。顺风吹长帆，举手但慕羡。杨子东园头[17]，下马情眷眷。昔始知子文，今始识子面。吐辞亦何严，白昼忽飞霰。我病不饮酒，烹茶又非善。冷坐对寒流，萧然未知倦。

这的确是一场有趣而又略显尴尬的初会。舳舻相接之际，曾巩主动请求拜谒梅尧臣，但见面却有些冷场。曾巩的“吐辞亦何严”，应当源于本性的谨严，当然还可能带着拜见师长辈的紧张。作为后辈，其谈吐过于严谨甚至严肃，以至于让年长他17岁的诗老梅尧臣产生出白昼飞霜霰的凛然之感。梅尧臣没有料想到曾巩“吐辞”如此之“严”，完全超过昔日读其“文”带给他的感觉与冲击[18]，超过他对一个晚生后辈的预期。这个会面和曾巩与王安石初见时“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19]的气氛完全相反，足见曾巩见友人与见师长态度完全不同。尤其滑稽的是，因为梅尧臣生病而只能以茶代酒，茶却不能像酒那样让人完全放松而尽兴，这使得梅曾初会变成颇为尴尬的“冷坐对寒流”，但“懿老”梅尧臣更有意思，竟在如此接近冰点的冷清气氛中，体会到“欲辨已忘言”般的禅意，居然还能在这种氛围中“萧然未知倦”。这是梅老的厚道还是幽默？

“冷坐对寒流”的开始，无疑影响了后续的交往。庆历七年，曾巩拜访过欧阳修之后为欧梅之间传信，梅尧臣写《得曾巩秀才所附滁州欧阳永叔书答意》[20]时也几乎没有感到曾巩的存在：

客从淮上来，往问故人信。袖衔藤纸书，题字远已认。既喜开其封，固觉减吾吝。新诗不作寄，乃见子所慎。向来能如今，岂有得观衅。南方岁苦热，生蝗复饥馑。忧心日自劳，霜发应满鬓。知予欲东归，晓夕目不瞬。贫难久待乏，薄禄藉霑润。虽为委吏冗，亦自甘以进。相望未得亲，终朝如抱疹。

全诗都在谈欧阳修，欧阳修因为变得格外谨慎而没让曾巩捎带“新诗”，梅尧臣表示赞赏，还老实不客气地说老朋友早能如此谨慎就不会祸从口出，亲不见怪的口气更见其亲。而“督书邮”曾巩依旧是梅尧臣眼里面目不清的“客”，再见也没能改变初见时的气氛与印象。

直到嘉祐二年曾巩及第前后，才与陆经等人成为可以到梅尧臣家饮酒赏花的“佳客”之一：“但能有酒邀佳客，亦任狂花落素瓯”(《宛陵集》卷五十二《和楚屯田同曾子固、陆子履观予堂前石榴花》)[21]；随后曾巩即将离开京师时，已经成为梅尧臣深夜值班时还思念担忧的“友生”：“方兹步庭户，浩然怀友生。友生将东归，泛若赴海鲸”(《宛陵集》卷五十三《夜值广文有感寄曾子固》)。曾巩从及第到赴太平州任期间，官场可能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梅尧臣在《夜值广文有感寄曾子固》《重送曾子固》(《宛陵集》卷五十三)等诗歌里明确表示不平和担忧。官场事件可能与欧阳修有某些关联，而欧阳修因为座主、业师的身份比较敏感，不便明说[22]，梅尧臣也是含混其词。

在《送曾子固苏轼》(卷五十三)诗中，梅尧臣对这二位欧门高才并不厚此薄彼，尽管苏轼在嘉祐二年进士及第者中名次靠前，但梅尧臣论齿不论名次，将曾放在苏前，称扬二位如屈宋与王马、如荀与扬分别为楚蜀二国大才：“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并预言“二君从兹归，名价同惊俗”。这个曾苏并称似乎比欧阳修的曾杨曾吴并称更靠谱，而曾巩在熙丰间与王安石产生距离后，与苏轼以及苏门弟子都有更多联系。

曾巩释褐后首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三年宋敏求知太平州，欧阳修《送宋次道(敏求)学士赴太平州》(《文忠集》卷七)并未提及曾巩，可能出于师生关系而有意回避，而梅尧臣的《送次道学士知太平州因寄曾子固》(《宛陵集》卷五十四)则没有这个顾虑，他提醒宋敏求云：“更得西州谢法曹，新咏定多传乐府”，希望作为上司的宋敏求与年长位卑的下属曾巩交往唱和，以提升曾巩的地位以及扬显曾巩的声名。晚年才得到“赐同进士出身”的梅尧臣，非常同情年近40才及第入仕的曾巩，称他“楚泽多年一卧龙，新春雷雨起鳞踪”，认为他本该有更高的官位，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谁知天上争腾跃，偶落池中杂噞喁。且自摧藏随浪去，何当驾驭使云从。刘累只说古来有，暂屈泥蟠莫便慵。”(《重送曾子固》)这可能是他提醒宋敏求关照曾巩的重要原因。梅尧臣比欧阳修更重视曾巩的诗歌创作才华，认为他可以与宋敏求酬唱并会通过乐府流传。

可以看出，梅尧臣晚年对曾巩的关注越来越多，而且因为个人际遇相近似而有些同病相怜，消解了庆历年间初见再见的尴尬冷清。梅尧臣诗歌中的曾巩形象，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初见时的严肃刻板到及第时的卧龙腾飞再到外任时的泥蟠，虽然后期概括的形象不如初期描述的形象那么清晰可感，但在梅尧臣的情绪跌宕起伏中，隐然呈现出曾巩庆历嘉祐间的喜怒哀乐。然而现存曾巩的唱和诗不少，其中却没有一首回应梅尧臣的诗歌。寄而不答、唱而无和不符合唱和礼仪。是唱和诗散遗还是曾巩不善于跟长辈唱和？难以考证。

刘敞与曾巩同龄且同乡，嘉祐二年刘敞在知扬州任上，恰逢曾巩赴太平州经过，刘敞主动设宴招待，并写《李觏以太学助教召，曾巩以进士及第归，俱会郡下，素闻两人之贤，留饮涵虚阁》(《公是集》卷十三)云：

孤鸾方北游，威凤复南翔。邂逅中道遇，其音何锵锵。太平向百年，此固多美祥。扰扰都人士，争先显辉光。虽无醴泉流，江水清且长。虽无朝阳桐，翠树茂且芳。念将万里逝，愿得少徬徨。为君赋卷阿，因以谢楚狂。

因缘际会间，刘敞将李觏、曾巩相提并论，称之为“鸾凤”，表达出无比钦佩和期待。而曾巩与其弟刘攽有和诗(《元丰类稿》卷五《和贡甫送元考不至》)，却没有和答刘敞的诗歌，也没有与刘敞交流的其他文字。是唱和诗遗失，还是根本就没有和答？也无从得知。

从现存的诗文看，梅尧臣、刘敞对曾巩都颇为重视，尤其在曾巩及第前后，都有诗歌关注或称颂，却没有得到曾巩相应的回应，给人的印象是曾巩在欧梅唱和圈中总是过于拘谨低调，在欧梅唱和圈中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但在王曾唱和圈，曾巩表现得比较积极主动。到治平熙丰时期，曾巩似乎摆脱两个唱和圈，特别是王安石的影响，在交游唱和中更加积极主动，甚至成为中心。

六、最后的致敬以及曾巩个人的唱和圈形成

曾巩唯一一首主动寄献欧阳修的诗歌写于熙宁四年欧阳修致仕之时，欧梅唱和圈中的人物已经零落殆尽。《寄致仕欧阳少师》(《元丰类稿》卷六)依旧如庆历之初那样对“圣人”充满敬意：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风义动簪绅。此道推先觉，诸儒出后尘。忘机心皎皎，乐善意谆谆。大略才超古，昌言勇绝人。抗怀轻绂冕，沥恳谢陶钧。耕稼归莘野，畋渔返渭滨。五年清兴属，一日壮图伸。北阙恩知旧，东宫命数新。鸾凰开羽翼，骥马录放精神。旷达林中趣，高闲物外身。挥金延故老，置驿候嘉宾。主当西湖月，勾留颍水春。露寒消鹤怨，沙静见鸥驯。酒熟夸浮蚁，书成感获麟。激昂疏受晚，冲淡赤松亲。龙卧倾时望，鸿冥耸士伦。少休均逸豫，独往异沉沦。筞画咨询急，仪型属想频。应须协龟筮，更起为生民。

在熙宁变法极为敏感的政治环境中，曾巩在欧师王友之间选择支持他心目中的“文章伯”与“社稷臣”，甚至还期待这位儒道“先觉”为天下苍生而东山再起，其政治倾向一目了然。尽管嘉祐之后两人的文字交集减少到几乎没有，但曾巩对欧阳修的仰视与敬畏，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改变。曾巩在这个时候终于主动用诗歌向欧阳修致敬，应该源于治平、熙宁间曾巩对个人诗歌创作水平的日益自信。

嘉祐末到熙宁初，因为梅尧臣离世，随后刘敞外任感染恶疾失声，欧阳修忙于濮议等政事纠纷，欧梅唱和圈盛事不再，于无形中解体。同时，好友王安石因上仁宗万言书没有得到重视而外任，而曾巩却于嘉祐六年回京出任馆阁校勘，之后又升任集贤校理、英宗实录检讨官等馆阁清要之职，有了更好的工作平台。在京九年间，曾巩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着力于学术探讨研究，与王安石渐行渐远[23]，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忙于政务之后，曾巩在文字工作生活中渐渐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唱和圈。

从《元丰类稿》卷十三的几篇序文中，可以感受到治平、熙宁年间，曾巩在京师文化圈的活动情况以及地位变化。《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云：

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师，始合同舍之士，听其琴于相国寺之维摩院。洪君之于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将就学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发也。同舍之士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巩子固也。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吏事称于世云。

这是“同舍”四五人一起在寺院听琴的小型雅集，曾巩有向“文学吏事”都擅长的琴人洪规[24]学琴的愿望，因此组织了这次活动，参与者除丁元珍(1010-1067)较为年长、是欧梅唱和圈中旧人[25]外，郑穆(？-1092)、孙觉(1028-1090)、林希(1035-1101)都是年轻一代、稍晚活跃在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唱和圈中的新人。在与同辈晚辈相处时，曾巩更能发挥个人组织领导能力。

熙宁三年三馆秘阁20位同僚为钱藻唱和饯行，曾巩不仅参与其中，还被钱藻推举为唱和集作序，《馆阁送钱纯老(钱藻)知婺州诗序》云：

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为婺州，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会者凡二十人，纯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处者之思也，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赋诗以送之。纯老至州，将刻之石，而以书来曰“为我序之”。

三馆秘阁是为国储才之地，馆职皆文学之极选，能为馆阁唱和作序，一般都是德高望重文采斐然的人才，而此次送别，苏轼也在其中[26]，但苏轼的资格较浅，因而曾巩在馆阁以及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熙宁五年(1072)到元丰初期，曾巩外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地，所到之处，除了勤于政务发挥吏能之外，曾巩常常创作诗歌，与僚属以及当地诗人建立较为稳定的唱和圈，曾巩还为在齐州的唱和诗编集作序，《齐州杂诗序》云：

余之疲驽，来为是州，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几息。岁又连熟，州以无事，故得与其士大夫及四方之宾客，以其暇日，时游后园。或长轩绕榭，登览之观，属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泛舟上下。虽病不饮酒，而间为小诗，以娱情写物，亦拙者之适也。通儒大人或与余有旧，欲取而视之，亦不能隐，而青、郓二学士又从而和之，士之喜文辞者亦继为此作，总之凡若干篇。岂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绝、可喜之辞不大传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览者得详焉。熙宁六年二月己丑序。

虽然齐州唱和诗歌今已不存，唱和情形却宛然在目。此外，从赵抃《清献集》卷五《寄酬齐州曾巩学士二首》、郭祥正《青山续集》卷三《曾子固令咏齐州景物作二十一诗以献》[27]中，可以看到曾巩在齐州时期诗歌创作以及唱和的影响。

元丰三到五年(1080-1082)，曾巩回到京师，时人王震《元丰类稿原序》云：“晩还朝廷，天下望用其学，而属新官制，遂掌书命。于是更置百官，旧舍人无在者，已试，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展纸肆书，初若不经意，午漏尽，授草院吏上马去。凡除郎、御史数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职守而为之训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时亦为尚书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尽观，始知先生之学，虽老不衰，而大手笔自有人也。”曾巩在参与元丰官制改革期间，显示出过人的学识与文学才华，是时人尽服的“大手笔”。

在汴京工作期间，曾巩不仅有《和御制上元观灯》《和史馆相公上元观灯》《池上即席送况之赴宣城》《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龙图》这些与皇帝重臣唱酬的诗歌，还有不少与“同舍”诸君的唱和，如《正月十一日迎驾呈诸同舍》《集贤院春燕呈诸同舍》《上巳日瑞圣园锡燕呈诸同舍》(均见《元丰类稿》卷八)。而现存苏颂《次韵曾子固舍人上元从驾游幸》(《苏魏公文集》卷十一)、刘挚《正月十一日迎驾大庆殿次曾子固韵》(《忠肃集》卷十九)以及陆佃《次韵和曾子固舍人二首》“右集英殿春宴呈诸同舍”、“右上已日瑞圣园锡宴呈诸同舍”(《陶山集》卷一)，更让人了解到同舍和者的一点情况。

可以看出，曾巩在君臣以及馆阁同舍的上层社会聚会唱和中，常常作为首唱或主导者出现，非常活跃，完全不同于在欧梅唱和圈中的被动以及默默无闻。

尽管在北宋熙丰诗坛，[28]王安石、苏轼更为璀璨夺目，但曾巩在游离于欧梅唱和圈以及淡出王曾唱和圈后，其实和王安石、苏轼一样，建立了由自己主导的唱和圈，拥有了自己的交游唱和空间。如果对曾巩的熙丰唱和诗以及相关文献作更深入的探讨，会对这个唱和圈有更全面深入了解。然而王曾唱和圈以及治平熙丰间曾巩自己的唱和圈中曾巩的诗歌表现，都没有改变欧梅唱和圈中曾巩留下的形象，这只能说明庆历、嘉祐间欧梅唱和圈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而王安石、苏轼诗歌上的影响力也非曾巩所能抗衡，曾巩的诗歌创作成就就这样被淹没被遮蔽了。

注释：

[1] 下引曾巩诗文大多出自《元丰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下引欧阳修诗文大多出自《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详参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6，200页。

[4] 欧阳修因为在这篇序文里是为曾巩抱不平，所以对曾巩早期文章评价较高。二十年后，曾巩已经及第多年，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文忠集》卷七)中再次提到曾巩，描述其早期文章缺点以及对其引导与指点：“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

[5] 杨辟是欧阳修洛阳“七交”之一杨愈字子聪之弟。详参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第155页。

[6] 佚名：《圣宋文选全集》卷十四，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宋集珍本丛刊》第九十一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

[7] 陈杏珍、晁继周：《曾巩集·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9] 王曾交游唱和圈以“知经明道”为特色，经学之外亦有诗歌唱和。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三《读临川集》云：“本朝鸿儒硕学比比，出于庆历、嘉祐间，而莫胜于熙宁、元丰之际。王荆公自谓知经明道，与南丰曾子固、二王深甫逢原四人者，发六艺之藴于千载绝学之后，而自比于孟轲、扬雄，凡前世之列于儒林者，皆不足道也。”另外，详参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0] 《元丰类稿》卷十六《与王介甫第一书》：“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矣。”

[11] 详参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二六《和永叔琅琊山六咏》及《欧阳永叔寄琅琊山李阳冰篆十八字并永叔诗一首欲余继作因成十四韵奉答》，苏舜钦《苏舜钦集》卷四有《和永叔琅琊山庶子泉阳冰石篆诗》、刘敞《公是集》卷二三有《永叔附寄滁州庶子泉李监题十二字》。

[12]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邵氏闻见录》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页。)实际上，王安石在嘉祐初虽有不少追随者，但并没有太多“党与”。张舜民《与石司理书》所言更确切一点：“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是时文忠欧阳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为学者共趋之。”(《全宋文》第83册，286页。)嘉祐时期已经不是欧阳修一人主盟，司马光、王安石等后学已经崛起，但司马光、王安石都曾加入欧梅唱和圈。

[13] 吕肖奂：《欧阳修刘敞嘉祐唱和：京朝官的社交与私交生活》，《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4] 张 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296页。

[15]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五将《逢曾子固》系于至和二年(1055)，在此诗之后。下引梅尧臣诗歌多数出自《宛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少数出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6] 当时梅尧臣解湖州监税任归宣城，由宣城至京师时，参《欧阳修纪年录》，第167页。

[17] 杨子东园，即真州东园，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可能根据梅尧臣的《真州东园》写作时间，将其系于至和二年。但初会时间应在庆历七年再见之前。

[18] 梅尧臣“昔始知子文”，应该得力于欧阳修对曾巩文章的推荐，因为欧常将学生后辈的作品转送给梅尧臣欣赏评判。

[19] 《元丰类稿》卷二《寄王介甫》。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十“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可能曾巩与人交往时态度因人而异，给每个人留下印象不同。曾巩的交游观与王安石非常相似，《元丰类稿》卷一《论交》云：“德操庞公林下时，入门岂复知客主。夷吾鲍叔贫贱间，分财亦不辞多取。相倾顿使形迹空，素定已各肝胆许。世间未信亦论交，得失秋毫有乖忤。”是希望师生朋友之间的交往超越常规礼法，肝胆相照而不论行迹。《元丰类稿》卷一《欲求天下友》云：“欲求天下友，试为沧海行。风来冥冥内，摆触怪浪生。突兀万里怒，势疑九州倾。鲸鹏不自保，况此一舟轻。我徒幸来即，可留石根耕。日将书上客，共须天地清。”这种求友态度颇有李白式的野性狂放，又有些江湖游侠气。

[20]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6页。

[21] 欧阳修《文忠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亦约子固、子履。当奉白也。”

[22] 欧阳修《文忠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饯介甫、子固，望圣俞见顾闲话。”预邀梅尧臣五月二十二日为王安石赴常州、曾巩赴太平州饯行。稍后苏轼母亲过世，不久全家仓皇离京。梅尧臣有《送王介甫知毗陵》以及《送曾子固苏轼》，而欧均无诗文送王、曾、苏，大概也是受到当年知贡举身份影响。

[23] 关于王曾在熙丰间关系交恶疏远的研究论文颇多，如王琦珍《曾巩与王安石变法》(《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此处不一一列举。较早关注者如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三《读临川集》：“荆公当国，二王已下世，独有子固以秘阁校勘在京师，便当引而进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摈弃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予观《南丰集》，序礼阁新议则指新法，记襄州长渠则指水利，问兵诗则指徐徳占，论交诗则指吕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

[24] 尽管欧阳修也擅长弹琴，但曾巩有自己的琴学老师。

[25] 此外，曾巩诗歌中还有欧梅圈中人如裴煜、韩维(1017-1098)、韩缜(1019-1097)等，如《元丰类稿》卷二《答裴煜二首》、卷三《简如晦(裴煜字)伯益》、卷四《七月十四日韩持国直庐同观山海经》《韩玉汝使归》、卷五《送韩玉汝。春日城东送韩玉汝赴两浙转运，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为韵，得“生”字》(此诗又见于李正民《大隐集》卷七。刘攽《彭城集》卷一七《送韩玉汝司封奉使两浙。闻诸公先分题，用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字，合为十章，章四句》写于分题唱和之后)、卷六《送玉汝使两浙》(七律)。

[26] 苏 轼：《送钱藻知婺州诗分韵得英字》。苏轼在馆阁唱和中活跃，熙宁二年有《送曾子固倅越诗分韵得燕字》。

[27] 郭祥正(《青山续集》卷七《上曾子固》)、刘 弇(《龙云集》卷十五《上曾子固先生书》)以及吕南公、王梦锡等人都在曾巩外任各州时拜其为师。

[28] 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