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本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1]又曰：“‘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殆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论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2]这是对“记”的来历和唐宋间记体文发展变化的颇为客观的分析。记有多种，记营建，是其中一大类，如亭堂楼阁等皆是。记在唐宋散文中占有很大的份量，很有影响。由中唐至北宋，营建记中的议论由“微载”发展到普遍的“辞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过程，北宋的营建记与中唐相比有哪些明显的特点，一代文宗欧阳修于其间又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的探究。

一、中唐至晚唐五代的亭堂记

此一时期的演变，以各阶段的佳作为例说明之。先看中唐古文极盛时营建类记体文的情况。韩愈《燕喜亭记》，写友人王弘中在连州“其居之后，丘荒之间”辛勤开发创获胜景的经过：“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韩愈遂自请命名之：

其丘曰“竢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

在用一系列排比或兼偶对畅叙为丘、谷、洞、瀑、池、泉命名之意后，方点出亭名，且以《诗》之典故道出亭名之由来。建筑主体与其环境如此美妙地融为一体。随即由亭及人，历数尊敬的刚正不阿的友人“自吏部贬秩而来” 道途之所经，“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接着，笔锋一转，发慨曰：“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3]

像王弘中这样仁智兼备的正直之士，受屈理当一时，作者在文末抒发了自己美好的期待和祝愿。全篇以“竢德之丘”“谦受之谷”“君子之池”等具象与抽象相融之笔，以众景观烘托建筑物燕喜亭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对友人美德之钦敬。美景的发现与命名，分别用对句和若干“也”字煞尾的长句来表达，极富诗意与韵味。一篇亭记之叙写是如此周详而大气，后幅之“微载议论”，又十分得体，且开宋文热衷议论之先河。

柳宗元是历来最富盛名的山水游记作家，《柳河东集》中的亭堂类营建记亦甚著名。《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谓“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因高丘之阻以面势，无欂栌节棁之华，不斫椽，不剪茨，不列墙，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何其壮美！又写马退山“崒然起于莽苍之中，驰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更是气势磅礴。述茅亭“不崇朝而木工告成”之后，“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于是手挥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以极万类，揽不盈掌”。此情此景，穷形尽态，令人陶醉，美不胜收。末以“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领起一小段议论作结。[4]柳氏又有《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在渲染一番岭南节度辖区广而职责重之后，称今御史大夫扶风公任岭南经略使之要职，有飨军堂位于治城之西北陬。关于堂内布局之不合理及其造成的后果，文中写道：“公北向，宾众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视泉池于其东。隅奥庳侧，庭庑下陋，日未及晡，则赫炎当目，汗眩更起，而礼莫克终。故凡大宴飨、大宾旅，则寓于外垒，仪形不称。”如此，岂不大谬？下文曰：

公于是始斥其制，为堂南面，横八楹，从十楹，飨之宴位，化为东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观以游目，偶亭以展声，弥望极顾，莫究其往。泉池之旧，增浚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问工焉取，则师舆是供；问役焉取，则蛮隶是征；问材焉取，则隙宇是迁。或益其阙，伐山浮海，农贾拱手，张目视具。[5]

此堂终于十月甲子建成，公命大飨於新堂，仪式隆，人员众，饮食丰，礼成乐遍，作者奉命撰文勒石，以示庆贺。

飨军堂的初建与再造，前略后详，皆娓娓道来。“公于是始斥其制”而下，内部的结构，叙述井然有序；外部的风光，亦尽显其美。建堂的用工与用材，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柳氏写物记事之周到贴切，文字表达之简洁生动，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晚唐，小品文兴盛，营建记已不彰显，司空图有一篇见于《新唐书》的《休休亭记》：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司空氏王官谷休休亭，本濯缨也。濯缨为陕军所焚，愚窜避逾纪。天复癸亥岁，蒲稔人安，既归葺于坏垣之中，构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为奇：盖量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顽，谓吾曰：“吾尝为汝之师也。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因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亭之东北楹。自开成丁巳岁七月，距今以是岁是月作是歌，亦乐天作传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乎，且又殁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负于国家矣。复何求哉？天复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耐辱居士司空图记。[6]

司空图于发端即释亭名之意，指出亭本名“濯缨”，毁于躲避战乱之时，直至唐昭宗天复三年(903)，自己回到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才重修此亭，名为“休休”，并阐述命名的缘由。又引僧人语，谓“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效法陶渊明、白居易，避世而居。全篇关于亭的描写仅“归葺于坏垣之中，构不盈丈”两语，却由自己并借僧言发了大段的议论，写法颇引人注目。韩柳营建记中大量生动的写景文字已经消失。

五代十国时，吴国沈颜有《化洽亭记》云：

宁国临县径之东南，古胜地也。顷属兵兴以后，尽目芜焉。稂莠蔽川，嘉树不长。氛烟塞路，清泉不发。幽埋异没，谁复相之。是邑汝南长君，治民有瘳，任人得逸。乃卜别墅，就而营之。前有浅山，屹然如屏。后有卑岭，缭然如城。跨池左右，足以建亭。丘陇高下，足以劝耕。泓泓盈盈，涟漪是生。兰兰青青，疏篁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洽矣，斯亭乃治。长君未至，物景颓圯。长君既至，物景明媚。物之怀异，有时之否。人之怀异，亦莫如是。懿哉长君，雅识不群。愚不纪之，孰彰后人。时乾宁三年仲夏月十有九日记之。[7]

此记除首尾及“顷属兵兴以后”与“是邑汝南长君”两句外，尽用四言，长于铺陈，有赋的特色，又颇似颂赞体。先叙“古胜地”经历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的景象；接着夸奖“汝南长君” 治邑有方，“前有”与“后有”、“跨池”与“丘陇”、“泓泓”与“兰兰”三组，皆为两两相对的句式，写尽别墅周边的美景，且道出景中之亭名为“化洽”的原因；又用“长君未至，物景颓圯。长君既至，物景明媚”的对比等一番议论，隆重彰显“长君”的政绩。叙事、写景与抒情皆有，颇有文采，甚多偶俪之句。

南唐徐铉于保大十三年(955)作有《乔公亭记》，曰“同安城北，有双溪禅院焉”，描写周围风光后，言其地有“乔公之旧居”。继而叙“甲寅岁，前吏部郎中锺君某字某，左官兹郡”，来游此地，策划造亭，在禅院“主僧自新”的协助下，乔公之亭“逾月而毕”。随即议论道：

噫！士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未若进退以道，小大必理。行有余力，与人同乐，为今之懿也。是郡也，有汝南周公以为守，有颍川锺君以为佐，故人多暇豫，岁比顺成。旁郡行再雩之礼，而我盛选胜之会。邻境兴阒户之叹，而我赋考室之诗。播之颂，其无愧乎？余向自禁掖，再从放逐。故人胥会，山水穷游。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有一于此，宜其识之。立石刊文，以示来者。[8]

以上有紧扣乔公亭的叙事、写景，还有大段赞美主事官员的议论，是一篇不短的骈文。

综上所述，韩柳之时的亭堂记，主于记述建筑物本身的结构布局以及所用劳力、建材等情况，当然还有包括建筑物周围景色的形象刻划，也难免有些感慨议论，但重点仍是以建筑物为中心展开书写。到了晚唐，司空图对建筑物本身的着墨已不多，而对亭的取名大作文章，滔滔不绝地展开议论，抒发怀抱。五代十国的沈颜在四言体中，以甚多两两相对的偶句作铺陈的景物描写和议论，突出“斯亭何名，化洽而成”的主题。仕于南唐的徐铉更是以骈文为记，以铺陈与议论为能事，中唐古文亭堂记的本色已荡然无存。

二、宋初的楼亭记

宋初古文，吕祖谦《宋文鉴》选了柳开、王禹偁、穆修三人的作品，很有代表性。柳开《来贤亭记》云：

人之学业、文章、行事烈烈有称者，虽前古而生，孰不愿与之游，恨乎己之后时而出也！同世而偕立，并能而齐名，则反有不相识相知者，亦有识而不知者。吾观乎斯二者，经史子集之中，或绝言而不相谈，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静思之，未尝不为惜，是夫当时力不相及者乎？是夫当时义不相宾者乎？因而诲人，吾所以异是于世矣。乃作此亭在东郊，厥有意乎？命曰“来贤”也；吾欲举天下之人与吾同道者，悉相知而相识也。[9]

此文开头即侃侃而谈，谓前世于学业、文章、行事方面卓有成就者，有缘相知而同游成为知心朋友的，实在罕见。所以在东郊建了名为“来贤”的亭子，希望能与天下志同道合者相知而相识。点题过后，又列举“有能闻于吾”“有未闻于吾”“有先达于吾”“有后进于吾”“有务胜于吾”“有推退于吾”等人士，均表示欢迎光临，都将给予礼遇。文末指出，非以此求名，“盖欲夫是亭也，不独如前言而已耳，亦将化今而警古矣”。全篇谈今说古，口气很大，甚为自负，除了中间“乃作此亭在东郊”三句点题外，余皆为议论。

王禹偁《竹楼记》是后世传诵的名篇。“黄冈之地多竹”的开头，说明作竹楼乃因地制宜。写身处“子城西北隅”小竹楼，有美好的视觉感受：“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且不乏怡人的听觉感受：“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美不胜收。至于执《周易》而焚香默坐，赏风景而饮酒茶，“送夕阳，迎素月”的描写，道出了“谪居之胜概”，实展现出作者虽处逆境而坚毅不屈的精神。“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的倾诉，更突出了作者崇高的人格。文末回顾自己“四年之间，奔走不暇”的贬谪经历而感叹道：“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10]全篇借记楼以写自身，竹楼之不朽为人格不朽之象征。

穆修《静胜亭记》,先就州郡兵马监押之职务作简单交代，引出“颍川陈君永锡，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一再迁为右侍禁，盖汉之郎将类也，来监蔡之郡戎”。陈君“力文服古”，“拥书自娱”，“思得洒然空旷一宇，为寄适之地”，作者写道：“廨中旧有亭，其制卑而久，为之易去故材，俾丰宏之。前数十步间，夹树畹蔬蹊果，果外先峙射堋，堋岂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远甚，不大与亭害，故亦不废，存之。亭成，君谋予以名，予请以‘静胜’名亭。”由“制卑”至“丰宏”，写亭之改造，亭前景物略有交代。此后是一段议论：

陈君之饰是亭，岂志于静者耶？夫静之阃，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静，则可以胜视听思虑之邪。邪斯胜心乃诚。心诚性明，而君子之道毕矣。惟陈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无益也，是亡实而守空器也，不与夫盗名而居者比欤？后之挈斯职、据斯亭者，亦复能悦静而思胜乎？苟能善矣，无为自扰而病其职，以守亭之名，为亭之愧也。[11]

仁人心静，“可以胜视听思虑之邪”，“心诚性明，而君子之道毕矣”；若盗名而居，则是“以守亭之名，为亭之愧”，这是作者对“据斯亭者”的忠告。

由三篇楼亭记观之，无疑王禹偁最佳。处在在宋初骈俪文盛行的环境中，王禹偁与柳开、穆修都大力提倡古文。王禹偁感叹“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12]，为文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13]，且身体力行，推出营建记佳作《竹楼记》。不仅十分动人地写出身在小竹楼的所见所闻，而且抒发了自己在逆境中得享其中生活的乐趣，更有展现磊落胸怀的议论和无比深沉的人生慨叹。此记的写景抒怀可谓妙绝。柳开的《来贤亭记》以建筑元素的淡化和议论的强化显示变体的特色。穆修的《静胜亭记》对亭的兴建及其环境都有所描写，重心仍在后幅的议论上。可见北宋古文的先驱者在楼亭记的创作中对“艳冶”时文之不屑和对议论发慨的重视，王禹偁力倡古文，且文笔优美，对后来欧阳修的思想和创作都颇有影响，柳、穆有开辟之功，但文章艺术性与感染力均不强。

三、欧阳修的亭堂楼阁记

《欧阳文忠公集》共收有记39篇(含《居士集》的《吉州学记》及载于《居士外集》的初稿)，其中亭堂楼阁等营建记共25篇(不包括园记)，入选《宋文鉴》的有《峡州至喜亭记》《画舫斋记》《襄州谷城夫子庙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计7篇，全出于欧阳修自编的《居士集》[14]，以《宋文鉴》所收营建记的数量而言，还领先于苏轼的5篇而居首位。欧还有一篇《岘山亭记》，《宋文鉴》未收，而南宋陈亮所编《欧阳文粹》和明清人编欧阳修或唐宋八大家的诸多文选都收了，确是佳作。以上述八篇历来评价甚高的文章为主，结合其他作品探析欧阳修营建记的特色，窃以为有如下四点：

(一)文中建筑元素刻意的淡化、略化

欧登第后为西京留守推官，明道元年(1032)作有四篇记。《河南府重修使院记》写彭城相钱惟演“始谋新之，乃度地于府之西偏，斥大其旧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图经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15]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那样关于建筑情况的详细记载已完全不见。《河南府重修浄垢院记》写重修情况，以“易坏补阙三十六间，工既毕”[16]十一个字带过。《丛翠亭记》之文中点题曰：“巡检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筑之，治亭于上。”而前后幅纯属环境与景色的详尽描写，末以一句“其古所谓居高明而远眺望者欤”[17]的感慨收束。《非非堂记》先从“权衡之平物”说起，言“动则乱于聪明”，“静也，闻必见审”；再由“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说到“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结论是“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18]以“非非”为堂命名，表达了自己坚决否定谬误的精神。下文简介作堂经过和堂内外情况，呼应上述的议论。欧早期的这两篇亭记主于写景或重于议论，都胜过宋初柳开、穆修平实而文采不足之作。

景祐三年(1036)欧贬夷陵，作《峡州至喜堂记》，称峡州知州“朱公治是州”，“为至县舍，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度为疏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19]次年，作《峡州至喜亭记》，关于亭的记述也仅有“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为舟者之停留也”数语。行文重点已转移到水经三峡之湍急、行船之凶险，而出峡口后江面平阔，顿时化险为夷的记叙上，主要表达舟人“相贺以为更生”的“至喜”之情[20]。景祐五年(1038)欧作《游鯈亭记》，叙拜访“家荆州，临大江”的兄长晦叔，见“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的景象，命之曰“鯈亭”。虽简略至极，但用“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关于“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21]一段对话的典故，道出了兄长“其心岂不浩然”[22]之气魄。宝元二年(1039)，欧作《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叙谷城令狄栗“修文宣王庙易于县之左，大正其位，为学舍于其旁，藏九经书，率其邑之子弟兴于学”。[23]修庙事也写得够简练了。以上诸记为欧早年所作，就文中的建筑元素而言，皆已淡化或略化了。

庆历二年(1042)，欧作《御书阁记》，写醴陵县东登真阁曾遭大火，唯存太宗皇帝所赐御书飞白字。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复宫之旧，建楼若干尺，以藏赐书”。[24]具体用钱几何，用工几人，用材多少，建楼多高，都未详述。庆历五年(1045)欧贬官滁州(今属安徽)，翌年作《丰乐亭记》，写在丰山中“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25]。仅九字写建亭。后又作《醉翁亭记》，写琅邪山里，“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26]，并用两句介绍由山僧智仙作亭，自身命名。

嘉祐四年(1057)，欧《有美堂记》问世，称梅挚于两年前出守杭州时获天子赐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27]。作堂之事一笔带过，建筑元素完全省略。治平二年(1065)为韩琦撰《相州昼锦堂记》，曰：“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28]也是极其简单地交代一下。熙宁三年(1070)应友人史中辉之请，作《岘山亭记》，称“山故有亭”，“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29]也仅是寥寥数语介绍一下扩大旧亭规模的情况。

(二)营建物环境或景色描写的强化、细化

建筑物元素的淡化、略化与周围环境或景色描写的强化、细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是建筑物本身，如亭堂一类，样式多已定型。如亭多四角飞檐，难有施展笔墨的余地。欧“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已是生花妙笔，后人难乎为继。二是建筑物为静止的，而人的目光是流动的，宋人把笔触伸向周边的环境或目力所及的远方，可写、可思、可值得玩味的物象与风景就更多了。欧写丰乐亭，把亭置于丰山的宏阔背景中加以生动的描绘：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30]上、下、中三方鼎足对的描写，气象雄伟，动人心魄，衬托出丰乐亭的壮丽。

同样，醉翁亭是在移步换形的流动而变化的巨大空间中突显出来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31]在作者的引导下，读者的视线由“环滁皆山”至“西南诸峰”，又集聚于“蔚然而深秀”的瑯邪山，再投向“泻出于两峰之间”的酿泉，最后锁定“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这是何其壮观的景象啊！

《峡州至喜亭记》追溯“水出三峡”后的情景：“岷江之来，合蜀众水出三峡为荆江。倾折回直，捍怒斗激，束之为湍，触之为旋。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不及顾视; 一失毫厘与崖石遇，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32]详绘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一幕自然是以流动的宏大深邃的景象为至喜亭的背景，突出船工们历险无恙和自身遭贬却受到照顾的“至喜”之情。

《画舫斋记》别具一格，在“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东偏之室，治为燕私之居，而名曰画舫斋。斋广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的简单介绍后，写道：

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则穴其上以为明；其虚室之疏以达，则槛栏其两旁以为坐立之倚。凡偃休于吾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爱者。因以舟名焉。[33]

作者据营建物的特点，灵机一动地以舟喻斋，描绘出身居舟内“泛乎中流”时见到如画的美景。对营建物本身作风景化的刻划，淡化了建筑元素，却强化了自然的色彩，极富艺术感染力，又引出下文的议论，真是不同凡响的妙笔。

《有美堂记》交代了此亭营建之缘由后，先说“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随即撇去；又将“海内为一”之后满眼是“颓垣废址，荒烟野草”的金陵弃而不说；专叙“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的钱塘，肯定其归顺宋朝、“不烦干戈”的正确，称赞“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34]连用反衬的手法和登高遥望尽收眼底的胜景，给人以极其难忘的印象。

(三)议论与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

宋人好议论，这是营建记有别于唐人的重要特征。但欧阳修的营建记，一般说决不是纯粹大段地议论，而往往是将议论与叙事、写景、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作富于艺术魅力的文学精品。

《丰乐亭记》首段写的是丰乐亭位居其中的丰山由上到下的景观，在欢乐的情调中宣称“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35]；次段记述太祖赵匡胤平滁的伟绩，并情意无限地一再诉说今日太平的来之不易，实际上包含了叙事、议论和抒情；末段又写滁人之“安闲”和“四时之景”的可爱，突出此地人文与自然风光之美。全篇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此文成为历代古文选本中欧文入选频率最高的名篇，绝非偶然。

《醉翁亭记》开篇写醉翁亭所在的琅邪山之景，交代了作亭者智仙和命名者醉翁及此雅号之由来，既有活泼的写景，又有生动的叙事；接着写山间朝暮及四季之景，特地渲染了自身“无穷”之“乐”；继而写“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的热闹场面，欢乐之情寓于其中，更是叙事与抒情的巧妙结合；末幅写“夕阳在山”，游人归去，禽鸟为主，“鸣声上下”之景之乐，又即兴发了 “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36]的一通颇为得意而有趣的议论。全篇也是景、情、叙、议紧密而自然地结合，成为欧阳修最为人喜闻乐诵的代表作。

再以《画舫斋记》为例，首段为简短的叙事与起点题作用的写景，次段引“《周易》之象”，展开议论，谓“舟之为物，所以济险难，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斋于署，以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岂不戾哉？”又引自己贬官夷陵，水行近万余里，“而卒遭风波之恐，往往叫号神明以脱须臾之命者数矣”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发出“当其恐时，顾视前后，凡舟之人，非为商贾，则必仕宦”，“以谓非冒利与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的感叹，强调今“乃忘其险阻，犹以舟名其斋，岂真乐于舟居者邪”的真意。[37]发议中叙经历，借经历再发感慨，而寓遭贬而生之悲情于其中。作者笔下，有叙有景，有议有情，相互交融，令人击节赞叹。

(四)一唱三叹、摇曳多姿、韵味无尽的风神展现

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已64岁了，作《岘山亭记》，其无比豁达的心胸和炉火纯青的文笔展露无遗。此篇重在抒情，开篇点题云：“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简单地把自然界的岘山带过，有意略去风景的描写，而把关注点放在与岘山有关的历史人物身上，谓岘山“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实因有先后都督荆州军州事的羊祜、杜预二人，能“以平吴而成晋业”，杜“以其功”，而羊“以其仁”，“皆足以垂于不朽”。此概述二人平定南方的贡献，予以隆重的褒扬。

接着，话锋一转，以“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的反问，先是引出羊祜“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的往事；后又提及杜预“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的行为，对二人“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深为不解，于遗憾中已见不以为然之意。

下文，由历史回到现实：山上原有旧亭，据传羊祜来过。如今，“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且“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羊、杜之名“并传于久远”。这里，补叙了史中辉扩建亭区的简况，交代了他向自己求记、欲与羊、杜一同扬名后世的愿望。

最后，对求记者的仰慕先贤和“襄人爱君”之说，略加着墨之后，云：“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考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38]末段真乃妙不可言：岘山风光无限啊，登高吟诵自有所得，而亭的兴废、记的有无，或许不必多想也不必多说了。

何焯评此篇曰：“言外有规史君好名意。盖叔子是宾，光禄堂却是主也。史君非其人而尤汲汲于名，公盖心非之，妙在微讽中有引而进之之意。”[39]此评可谓一针见血。作为一位长者，欧公之言，不急不徐，情意悠长，唱叹中显得摇曳多姿。首段由岘山想到羊、杜两位名人的历史贡献，赞其“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唱叹有加；次段对二人“汲汲于后世之名”深为不解，惋惜不已，低回慨叹；三段由亭区的扩展与后轩的命名，言及史中辉求记，思与羊、杜一样扬名后世，更是于微讽的文字中见慨叹；末段有感于面对空旷的山川与“草木云烟之杳霭”，想起诗人的登高、《离骚》之不朽和世代的更替，于“皆不复道”中发出无声的慨叹。姚鼐当感受到欧公阔大的精神境界、隐约低徊的慨叹和韵味悠长的风神，故称“此文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壒者，绝世之文也”[40]。

《丰乐亭记》被朱熹誉为“是六一文之最佳者”[41]，该篇中幅云：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42]

作者称颂太祖赵匡胤“平滁”的功绩，称“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此是一叹；“自唐失其政”以下，又赞太祖终结国家分裂的局面，谓“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此为二叹；“今滁”以下，写天下至此太平，“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此乃三叹。反复唱叹，韵味无尽，不断传达出人们应珍惜当下，居安不能忘危的深意。饱含情意而风神溢出成为欧文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广受宋人与后世的激赏。朱熹曾感慨万端地说：“六一文一倡三叹，今人是如何作文！”[43]欧阳修大抵从以上四个方面体现了本人营建记的主要特点 ，并对当时和后世的同类文章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欧阳修对北宋亭堂楼阁记的影响

宋僧契嵩云：“欧阳氏之文，大率仁、信、礼、义之本也。诸子当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拟词章体势而已矣？”[44]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欧文得到时人何等的喜爱和效仿。曾巩称欧之“文章、智谋、材力之雄伟挺特，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45]，强至亦称欧“文章大醇，坐复古道，制作一出，立为人模”[46]。他们对欧文堪称榜样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吴充赞欧公云：“有诏戒天下学者，为文使近古，学者尽为古文，独公古文既行世，以为模范。”[47]苏轼也称颂欧公曰:“斯文有传，学者有师。”[48]可见欧文享誉当时，为无可争辩的权威，受到绝对的重视，产生巨大的影响。朱熹云：“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49]足见当时欧文影响之大。

营建记属北宋记体文之一大类，数量颇多。《宋文鉴》记体文收入卷七七至八四的8卷内。宋文六大家欧、曾、王和三苏之文就收了34篇，又收了柳开、王禹偁、穆修、范仲淹、尹洙、苏舜钦、刘敞、司马光、李觏、黄庭坚、陈师道、张耒、晁补之等名家之文56篇，合计90篇，大体可窥见北宋记体文的面貌。其中营建记，有亭记15篇 ，堂记17篇，加上楼、台、院、阁、斋、厅、庙等记，有近50篇之多。柳开、王禹偁生活于欧阳修之前的真宗朝，穆修卒于欧入仕不久的明道元年(1032)，前已论及，范仲淹为欧阳修前辈，尹洙、苏舜钦与欧为平辈，故下面以作品入选《宋文鉴》的年龄较欧为小、受欧熏陶较多的著者为例，仍从四个方面论述他们受到一代文宗的影响。

第一，像欧阳修那样，著者充分淡化或略化营建记中的建筑元素，而人事元素却在其中得到不断的强化。

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今天子嘉祐元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相与慕公之烈，以公之尝为此邦也，遂为堂而祠之。”[50]此文建筑元素已略去，重点关注颜鲁公，亦不忘为堂者。

章望之《登州新造纳川亭记》：“吉州刺史刘侯涣之为登州也，为纳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滨于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51]篇中点题，建筑元素亦已省略。

王安国《清溪亭记》：“清溪亭临池州之溪上隶军府事判官之廨。而京兆杜君之为判官也，筑于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于某月某甲子。”[52]只是简介清溪亭之所在、筑亭的年份与主事者。

刘挚《临湘县阅武亭记》：“县所赖以索盗，有所谓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时听其便私，散居廛闾，呼调不一，难以应猝，及去而扰平民。今吾能不取官与民，作区屋以萃之，凡若干，据以大亭，牓曰‘阅武’，以时临视其艺。”[53]只是简述建阅武亭之原因。

苏轼《墨君堂记》：“王子猷谓竹君，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属余为文以颂君德，则与可之于君信厚矣。”[54]释墨君堂之含意，旨在颂人，不在写堂，故以“作堂以居君”一笔带过，后文是大段议论。

苏轼《眉州远景楼记》：“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苛，众以为易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55]只叙作记缘由，建楼情况仅有“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两句。

苏轼《庄子祠堂记》：“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56]亦只叙作记缘由，无“作祠堂”的具体记述。

苏辙《齐州闵子祠堂记》：“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守济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与来告曰：‘此邦之旧，有如闵子而不庙食，岂不大阙？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饬！’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缓。’于是庀工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献焉。笾豆有列，傧相有位。百年之废，一日而举。”[57]赞主事者之盛举，而营建仅有“庀工为祠堂”五字。

张耒《双槐堂记》：“酸枣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余力作燕居之堂，洒扫完洁，足以宴宾客，阅图书。庭有双槐，因以为名。”[58]主要介绍主事者与堂之命名。

唐庚《颜鲁公祠堂记》：“上元中，颜鲁公为蓬州长史，过新政，作《离堆记》四百余言，书而刻之石壁上……元符三年，余友强叔来尹是邑，始为公作祠堂于其侧，而求文以为记。”[59]亦只叙作文缘由，“作祠堂”一笔带过。

张绎《绛州思堂记》：“金台太守时侯，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车之六月，作堂于治所之东偏，命之曰思，且将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以尽吾之才也。”[60]赞作堂之太守“好深沉之思”，后就“思”字发论，滔滔不绝。

以上关于亭堂等介绍都较为简单、概括，建筑元素除个别淡化处理外，皆已略化，而人事因素得以凸显：或叙营建或修葺的缘由，或书主事者之官职、姓名，或关注该建筑纪念的人物，或述及友人求记的情况。苏辙《齐州闵子祠堂记》篇幅算是较长的，但是祠堂作为建筑物的描写仍付阙如。

第二，像欧阳修那样，著者重视营建物的自然环境及周边景色的形象描写，让环境与建筑、自然与人文相互交融，相映生辉，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和艺术感染力。

刘攽《泰州玩芳亭记》：“海陵郡城西偏多乔木……负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重修竹、梅、杏、山茶、橙、梨，异芳奇卉，往往而在。清池萦回，多菱、莲、苹、藻。于是筑室城禺，下邻众卉，名曰‘玩芳’……于是刻石亭右，以记岁月云。”[61]环境甚美，尽显亭名玩芳之意。

苏轼《放鹤亭记》：“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62]“春夏之交”六句，把自然环境描绘得美不胜收。山人之亭紧扣“放鹤”二字来写，何其空阔，无边无际；亭的位置以“适当其缺”表达，形象而贴切。

陆佃《适南亭记》：“会嵇为越之绝，而山川之秀，甲于东南……熙宁十年，给事中程公出守是邦……有以梅山胜告公者……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茎尚疏，木叶微合，峰峦如削，间见层出。公曰：‘此山之佳处也。’已而北顾，见其烟海杳冥，风帆隐映，有魁伟绝特之观，而高情爽气，适相值也。夕阳在下，不得已而后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构宇，名之曰‘适南’，盖取庄周大鹏图南之义。暇日以众饮而赏焉。水转挹转清，山转望转碧，而俯仰之间，海气浮楼台，野气堕宫阙，云霞无定，其彩五色，少顷百变，殆词人画史不能写也。”[63]宇即亭也，“因高构宇”的气势和“大鹏图南”的典故相得益彰，浓墨重彩地描写环境之宏伟壮丽，凸显登高者的心旷神怡。

晁补之《照碧堂记》：“宋为本朝始基之地……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临之，岁久且圮。而今龙图阁学士南丰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盖成于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东诸侯之宅，无若此者……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怀高蹈，寓目而皆适。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长堤迤靡，帆樯隐见，隋帝之所以流连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为火正，曰阏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东双庙，唐张巡、许远捍城以死，而南霁云之所以驰乞救于贺兰之涂也。”[64]堂之临湖，见“照碧”之意；堂之扩建，概括交代之；写登堂远望，更是气势磅礴，且引发思古之幽情。

此类亭堂楼阁记，将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周边近景以至四方远景的烘托，构成壮丽或幽美的画图，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的密切交融、相得益彰，令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第三，像欧阳修那样，著者将写景、抒情、叙事与他们最擅长的议论完美地融合，往往催生出深受读者喜爱而传世的经典作品。

以曾巩、苏轼、苏辙的名篇为例，先说曾巩的《道山亭记》。此记先介绍闽地的来历，继而用极其细致而形象的文笔描写水陆两行入闽之惊险：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扼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纟恒，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65]

接着，叙述福州的地理与风土人情：“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66]在交代了知州程师孟“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谓“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后，遂感慨而议曰：“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67]此篇将精彩的描写、生动的记叙和感慨而简短的议论融为一体，沈德潜尤夸“水陆二段”的描写曰：何减“韩柳”[68]。

苏轼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喜雨亭记》于亭并无特别之描写，只是紧扣“喜”“雨”“亭”三字作文章。在“亭以雨名，志喜也”的点题后，是旱而逢雨，“吾亭适成”的记叙，接着是老天赐雨，意义重大的议论：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69]

对话式的议论，别出心裁，不乏幽默。下文紧接着颂雨以歌，无比欢乐地抒情：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70]

记叙、议论、抒情巧妙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充满激情和风趣的笔墨中，表露出对民生的关切。吴楚材、吴调侯评曰：“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71]如果说丰乐亭尚赖“山势回抱”为美的话，喜雨亭只是亭的符号，无具体的建筑元素可言，但在苏轼生花妙笔之下，它已成为爱民与喜庆的象征，予人以高度的美感享受。可见建筑元素的淡出无损以营建物为写作对象的记体文的魅力。

《黄州快哉亭记》为苏辙最著名的作品。开头叙述友人张梦得建亭的地点和苏轼为之命名的情况。而后写道：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72]

写“南北”“东西”，极显视野无比开阔；写“涛澜”“风云”及昼夜，强调亭之所见，皆属惊心动魄。由“举目而足”的尽情观赏，到历史人物神态英姿栩栩如生的刻划，无不突出“快哉”的感受无与伦比。此段关于大江景色及三国风云的描写，堪称精彩。下文借昔楚襄王与宋玉关于风的一段对话，就“快哉”之题，发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议论，谓“张君不以谪为患，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并抒情曰：“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73]

从王禹偁的《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到欧阳修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再到曾巩、二苏的《道山亭记》《喜雨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均是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千年以来脍炙人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表率和引领作用堪称居功至伟。这些精心构撰、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杰作，无疑代表了北宋此类散文的最高水平。

第四，欧阳修鼓励门生后学自由创作，发挥专长，不拘泥于一种模式，如欧阳修以独特的风神享誉文坛一样，后继者亦以各自的特色在文坛上尽显风采。

如前所述，在宋人的亭堂楼阁记中，营建物往往只是个名称，作者擅长借题切入，借端发慨，全是依据各自的特长与喜好落墨，而未顾及建筑元素的存在与否，或者说，作家不过借营建物切入急欲铺开的话题，展现各自的书写特长与创作期待。

曾巩熟读古书，曾经在京都编校史馆书籍，撰写史书《目录序》，故平时为文，喜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知齐州时，作二堂，分别取名“历山之堂”、“泺源之堂”。其《齐州二堂记》云：“齐滨泺水，而初无使客之馆。使至则常发民调材木为舍以寓，去则撤之，既费且陋。乃为之徙官之废屋为二堂于泺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74]自述二堂为使客之馆，建筑元素已淡化，而着力引出下文为二堂取名来历的文字，从《史记·五帝纪》说起，就历山、泺水作了大量的考证，而二堂本身，一点都未着墨。

王安石擅长议论，其《石门亭记》首段介绍石门为名山，亭为县令朱君所作，山上多有书观游感慨之石碑，朱君“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身为其甥婿，安石受命“记其作亭之意”。于是发出“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的五问，紧接着自答曰：

夫人物之相好恶必以类。广大茂美，万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适野，升高以远望，其中必有慨然者。《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诗》不云乎：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夫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长谷之民，与之相对接而交言语，以求其疾忧，其有壅而不闻者乎？求民之疾忧，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则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后可以无讼。民不无讼，令其能休息无事，优游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则其人之名与石且传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夺其志，亦仁也。[75]

文章别出心裁地从五个角度探析朱君的作亭之意，最终都归结到一个“仁”字上，然后以“其然乎？其不然乎”的有力反问结束全篇。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以自己滔滔不绝的议论说理，给后世留下了一篇富于特色的亭记。

苏轼为人旷达超脱，文如行云流水，活泼自然，而笔法多变，常有奇思妙想、言外之意。《放鹤亭记》就是富于其个性特征的佳作。文中感叹云龙山人的隐居生活道：“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76]林云铭评此文云：“前段叙亭叙鹤，末段作歌，总为中段隐居之乐作衬笔耳。亏他说隐居之乐，以南面之君伴讲，说鹤以酒伴讲，且出落转棹处，极其自然，全不费力。所谓遇方成圭，遇圆成璧，此等笔意，古今无第二手也。”[77]苏轼为文个性鲜明，他用擅长的文笔给作品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黄庭坚《大雅堂记》云：“丹稜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领袖，崇拜杜甫，对杜诗深有研究；又是书法大家，声名远播。他自然乐于成此盛事，遂命名曰大雅堂，以“而告之曰”引出一段关于杜诗的议论：

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

遇到自己最喜爱的题目，庭坚恰好畅所欲言，这是一篇堂记中极难得的诗论，而此记的问世也传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回顾营建记由中唐至北宋的发展，欧阳修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继承韩愈营建记文从字顺、生动形象的传统，又效法王禹偁的“易道易晓”，行文更为平易自然。其文散行为主兼用偶俪，使古文充满美感。既改变了唐末五代至宋初骈文占领文坛的局面，也改变了宋初古文的平实无奇、“辞涩言苦”，合理地吸取骈俪之作的文辞、音韵和节奏之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中幅写景，以赋为文，多用四言与排偶，情景交融，确属佳作。但与欧及受其影响的主流写作，即以散为主，融骈于散的特色，有所不同。其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雄伟的抱负上。北宋营建记的创作，尤其是亭堂楼阁记数量众多，欧作为诗文革新的领袖，影响巨大，其营建记尤为诸多后学所效法，韩柳的微有议论已发展为欧苏的快意论说和深沉感慨的抒发。欧所倡导的以散行为主、间有偶俪的书写已为后世普遍接受。总而言之，建筑元素的淡化、人事元素的强化、情景叙议的交融、个体风格的展现，已成为北宋及后世诸多营建记创作的共同追求。

注释：

[1][2] 吴 讷:《文章辨体序说》，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21，1622页。

[3] 韩 愈:《燕喜亭记》，见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8-49页。

[4][5]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3，442页

[6] 司空图：《休休亭记》，见《新唐书》卷一四九《司空图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720页。

[7] 沈 颜：《化洽亭记》，见《文苑英华》卷八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徐 铉：《乔公亭记》，见《骑省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0][11][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72][73][74][76]吕祖谦：《宋文鉴》，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11，1112，1115，1150，1161，1161，1168，1168，1172，1173，1179，1198，1203，1203，1165，1175，1188，1198，1153,1153,1154, 1182，1182，1152，1175页。

[12] 王禹偁：《五哀诗》，《小畜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王禹偁：《答张扶书》，《小畜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苏辙作于崇宁五年(1106)的《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称欧有“《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政和四年(1114)李之仪作《欧阳文忠公别集后序》云：“汝阴王乐道与其子性之……得公家集所不见者，集为二十卷。余幸得而观之。”此二十卷的《别集》即《外集》。周必大整理编校的收有二十五卷《居士外集》的一百五十三卷本《欧阳文忠公集》，庆元二年(1196)方刊刻问世(详见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欧阳修书简九十六篇之发现》，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陈亮(1143-1194)编《欧阳文粹》，收有见于《居士外集》的《明因大师塔记》《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偃虹隄记》。他比吕祖谦(1137-1181)仅小6岁，能看到《居士集》外的欧文，吕氏亦可能看到。吕氏自然看不到周必大编《欧集》，但家中藏书甚多，加上皇家所藏，点校《宋文鉴》的齐治平先生称“他搜采公私藏书，所得文集凡八百家”，故阅见欧二十卷《别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果如此，他看中的还是欧自编的《居士集》文，则其选文的眼光是值得称道的。

[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 [36][37][38][42] 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58，1659，1666，1667，994，997，1683，1011，1000，1017，1020，1035，1038，1044，1017，1020，997，1002，1035，1017，1021，1002，1044，1018页。

[21] 郭庆藩：《庄子集释·秋水》，王孝鱼典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06页。

[39] 何 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八《欧阳文忠公文上》，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0页。

[40] 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三《岘山亭记》评语。

[41][43] 朱 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清同治壬申刊本。

[44] 契 嵩：《镡津文集》卷八《文说》，《四部丛刊三编》本。

[45] 曾 巩：《曾巩集》卷一五《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3页。

[46] 强 至：《祠部集》卷一九《代上南京欧阳龙图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47] 吴 充：《赠太子太师欧阳公行状》，见《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337页。

[48] 苏 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见《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一，第1333页。

[49] 朱 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四部丛刊》本。

[68]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八《道山亭记》评语，光绪壬寅年孟夏宁波汲绠斋石印本。

[69][70] 苏 轼：《苏轼文集》卷一一《喜雨亭记》，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9，349页。

[71]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一一《喜雨亭记》评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9页。

[75] 王安石:《石门亭记》，见《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9页。

[77]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一五，清康熙丙申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