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广利，洪 流

土地，是指地球表层的陆地部分及其以上、以下一定幅度空间范围内的全部环境要素，以及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作用于空间的某些结果所组成的自然——经济综合体。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土地的内涵是一个共同体，它包含诸多要素，体现了人类作用于土地的各种社会活动如耕种、放牧、狩猎、捕鱼等。

生态意识就是对人与自然处于一个共同体的觉悟，是人类承担共同体责任的前提，亦即土地伦理的前提。换句话说，土地伦理是生态意识的体现，生态意识则是人与自然同处一个共同体中觉悟的体现。它也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对于早期主要从事游牧经济的印第安民族来说尤为重要，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土地尽可能多的需求，这也造成了印第安人对土地的强烈热情和依赖，也导致印第安人对土地的原始生态意识。

1 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生态意识

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普及使得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人类对土地的贪念和攫取，对资源的任意挥霍，对野生动物的残忍屠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频发。如何维护生态平衡，注重生态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1.1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

美国知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8年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他认为“当前还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指导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动植物关系的伦理法则。人类按照经济法则视土地为私有财产，人类只享受对土地的特权，而不尽到对土地的义务。”[1]203-218利奥波德认为，只考虑人类权利而忽视自身义务会导致人们滥用土地，有损生态环境。人类理应把义务扩大到土地上的动植物和土壤。“应该承认动物、植物、土壤和水在自然界中有存在的权利。”[1]197因此，人类理应尊重和保护土地上的一切。就像普罗泰戈拉在《论真理》中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首先考虑的是人的利益，并把它作为评判自然界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因此他们认为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是客体，只具有工具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工具，人类可以肆意地夺取自然资源，只要对人类有价值，甚至对环境可以破环和污染。土地伦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背道而驰，它探索的是人与土地，人与土地上动植物的关系。利奥波德对土地的界定是一个整体范畴，它包含土地上所有的生物、山川、河流、植被等，可以说蕴含着整个自然界。在这个共同体范畴中的人，与其他成员具有同等地位，不享受任何特权。在土地共同体概念中，由于人类地位的改变，自然界中所有的存在物都被赋予了生存的权利，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理应按照自然规律生长、繁衍，维持自然界生态的和谐性和多样性。

1.2 印第安人的生态意识

印第安人尊奉土地为圣明，他们对土地及其上面的万物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印第安人认为土地上的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相互依存。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约瑟夫说：“我们欣赏事物保持原创的样子。”[2]158印第安人渴望融入大自然，成为土地的一部分。他们“经过一个地方时，不会干扰任何东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就好像鱼在水里游动，鸟在天空中飞翔。”[3]101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土地只是人类获取生活资料和实现梦想的场所，印第安人却顺应自然，以环保的生态方式对待自然。

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不是一种占有的意识，而是把自己看成土地的一部分，依据印第安人的信念，人与土地本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人类应当尊重土地，爱护土地，以一种感恩的心态表达自己对土地的崇拜之情，对土地的利用必须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对印第安人来讲，动植物是大地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要而赋予人的必需品，人类不能出于贪念而肆意捕杀大地上的动物。印第安人往往对满足自身需求而不得不杀死动物表示愧疚和感恩，以及对可能遭受的灾害表示恐惧，因而他们在利用土地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中，对自身的行为有所控制，相应的减轻了对自然界的危害。早期印第安人是不过度捕猎生灵，不随意乱砍乱伐的，可见早期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是建立在有节制的狩猎与耕种上的。

在北美，狼的主要食物是驯鹿，狼捕食到的驯鹿往往是老弱病残的，狼只有在饥饿状态下，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才会捕食驯鹿，吃饱了的狼是不会对其他动物产生危害的，狼的存在对驯鹿不至于过量增长有着积极作用，从中可以看出狼拥有的生存智慧——有节制的捕食。这正是印第安人从大自然学到的智慧。印第安部落往往在捕猎活动前都会举行一些仪式，表达对动物的尊敬和感谢，并在狩猎中节制捕杀，珍惜捕猎到的食物。巴克指出:“印第安人的捕猎是受到约束的，每次捕猎都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的少量猎杀，以保证任何时候都有可供猎取的动物。”[4]16-17借助这种方式，猎物就有了可持续性的供给。

最能再现印第安人土地生态意识的是西雅图酋长的讲话: “对我的人民来说，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土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土地。”[4]14印第安人没有私有制概念，他们心中的土地是部落成员共享的，他们认为土地就像空气一样不能被私人占有。西雅图酋长的演说就是一篇生态保护主义的宣言。

在殖民者到达北美之前，印第安人过着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通过季节的转换而捕猎动物、采集食物，由于总体人数较少，动物捕猎的数量少于动物自然更新的速度，对整个物种和自然生态影响不大，整体而言，不妨碍大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2 毛皮贸易导致印第安人背弃传统的生态意识

人类中心主义者往往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大地上的存在物是否具有价值，他们往往充分利用那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对那些自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肆意的毁灭，此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利奥波德就举例指出，“人类认为鹿比狼更有价值，因而大规模的猎杀狼，导致狼变少了，鹿多了，被狼吃掉的鹿会很快得到替补，而过多鹿对草原的毁坏是很难短期恢复过来的。”[5]129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毛皮贸易就印证了这一点。

毛皮贸易是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协作获取毛皮的一种贸易形式，印第安人为了能从白人那里得到他们青睐的日用品、枪、酒甚至奢饰品而为白人提供毛皮。印第安人的大部分部落先后参与到毛皮交易之中，这些部落逐渐背弃了传统的生存方式和生态意识，对猎物的捕杀完全失去了节制，为了自身的贪念，渐渐演化为白人屠杀动物的工具。

1743年，法国在加拿大的港口拉罗谢尔进口了12万7000张海狸皮、3万张貂皮、1万2000张海獭皮和11万张浣熊皮。[6]203在毛皮贸易下滑的1854年，在伦敦市场上仍然交易了50万9000张海狸皮。[7]14为了击垮竞争者，早期白人采用焦土政策，鼓励印第安人尽量多捕杀动物，以便获得更多毛皮，最终导致大量的动物被捕杀。

猖獗的猎杀导致珍贵的毛皮动物数目暴减。到1600年，圣劳伦斯河上已无海狸的踪影。18世纪四五十年代，查尔斯顿每年会交易17万8000张鹿皮。由于皮革产业的迅速发展，北美的野牛也惨遭毒手。1872至1874年，每年交易的野牛皮有300万张以上，使得野牛的数量急剧下跌，到1903年，整个北美就剩下34头。[8]7

在白人到来前，北美充足的动植物是印第安人取之不竭的食物，毛皮动物的消失使得印第安人失去了食物的供给，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渐渐被摒弃，由于对白人社会的依赖，导致了自身的贫困和经济的落后，当毛皮贸易终止时，印第安人被迫进入保留区，依靠政府的扶持度日。

毛皮贸易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可怕的灾难。毛皮贸易的利润加剧了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冲突，枪支的泛滥使得冲突变成了杀戮，导致大量印第安人死亡。白酒也随着贸易引入到印第安部落，白酒不仅危害印第安人的身体健康，还引发严峻的治安事件，影响了印第安人内部团结。各种来自欧洲的传染病，也使得印第安人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

3 印第安人土地的沦丧和诉求

印第安人在北美大陆生活了几千年，土地是他们生存之根本，也是他们文化的源泉。传统的印第安人过着耕种渔猎的生活，他们没有私有制概念，奉行的是部落公有制，这与来到北美的资本家理念有所不同，资本家在步入工业化时代，需要大量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种原材料用来工业化生产。因此，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是资本家必然的所作所为。印第安民族与白人的交往进程，也是印第安人土地的流失过程，最终沦为在保留区内苟延残喘。印第安民族的土地是如何丧失？他们又是如何对土地的诉求的呢？

3.1 印第安人土地的沦丧

早期的殖民者对待印第安人还是比较友好的，没有急切提出土地的要求，因为毛皮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和边疆的稳定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为了获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毛皮，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主要是釆取怀柔策略，承认印第安人的合法独立地位，与印第安人建立盟友关系，通过谈判或购买来获取印第安人的土地。

联邦政府于1776年成立了“印第安事务临时委员会”，在1806年和1824年分别设置了“印第安贸易局”和“印第安事务署”，负责管理全国印第安事务。这些措施把印第安民族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放在平等的地位，旨在尊重和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

179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贸易和交往法》，再次明确国会处理印第安事务的权利，强调只有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机关通过总统任命的印第安事务专员才有权同印第安部落进行有关购买土地的谈判，其他各州的政府无权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通过与印第安人的谈判和支付年金，印第安人居住的阿巴拉挈亚山脉以西的大片土地转归白人所有。

美国政府和印第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条约往往是白人单方面拟定后，通过对部落酋长赠送礼物、哄骗或威胁，达到使其签字的目的。“到1820年美国政府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购买1亿9000万英亩的土地，却只付给印第安人约250万美元的转让费。”[9]125

1830年，美国总统杰克逊颁布法令，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交换居住在河流以东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强制把这批印第安人迁入保留地。

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方案”。到1880年全国共建141个保留地。到杰克逊总统时期，美国政府从迁移的印第安人手中夺取了1亿英亩的土地。[10]28印第安人失去了原有的东部家园和独立的地位，沦为被监管的对象。

188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印第安人土地分配法》，该法废除印第安人传统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把部落土地分成小块，按照份额直接分给部落的印第安人所有，多余土地则由政府占用。“该法案实施的头15年里，政府强制分配了3万3000块份地给印第安人，并将保留地内大约2850万英亩的土地出售给了白人，从1887年到1934年，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由1亿3800万英亩锐减为4800万英亩。”[11]25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重组法》，也称印第安人“新政”，它废除了土地分配制度，将现有的没有分配的土地重新交还到印第安部落手中，政府每年拨款200万美元用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购买。去世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不再由其后人继承，而是交还给其所在部落或特许社区，印第安人现有的个人土地以自愿的原则归还到部落。新政的实施遏制了印第安人土地的不断流失，联邦政府出资为印第安人购买的土地到1936年达到210万英亩，1945年政府为印第安人买进了40万英亩土地，内政部归还了尚未分配的100多万英亩农田和100万英亩牧场用地。

1940年至1960年间，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实施重新安置政策和终止政策，也就是终止印地安部落以及印地安人的特殊地位，终止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监管和服务，使他们逐渐成为普通公民，把印第安人重新安置到城市来生活，使其彻底融入白人主流社会。该项政策的目标在于通过将印第安人移居到城市来实现对政府监管的终止和将印第安土地占为己有。

60年代至今，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实施自治政策。联邦政府允许印第安部落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己的政府，允许并鼓励部落政府充分行使政府职能，制定自己部落的宪法，管理自己的部落事务。

为了捍卫生存的权利，要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美国印第安人进行了长期的土地诉求。

1809年，“韦恩堡条约”的签订使得印第安部族丧失了300万的土地，激起了印第安首领特库姆塞的愤怒，率部反击此次条约的签订者印第安纳州州长哈里森，虽然战斗失败，但显示了印第安部族对土地不舍的眷恋。

保留地的实施，使得印第安部族失去了大量的土地，沦为被监管的地步，此时各种协会纷纷成立，抗议美国政府对印第安部族的迫害，维护印第安人的自身权利。如1879年成立的“印第安保护委员会”、1882年成立的“印第安人权利协会”、1883年成立的“妇女界全国印第安人协会”、1885年成立的“美国印第安人保护协会”等。

3.2 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诉求

30年代起，印第安人对美国政府和白人开展了“诉讼运动”，迫使政府重视印第安人问题。联邦政府于1946年成立了“特别法庭”，1955年成立了“诉讼法庭”，专门受理印第安人提出的诉讼事务。诉讼运动不仅使印第安人或多或少得到赔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印第安人的利益。

60年代，城市印第安人成立了各种印第安人组织，如致力于收复部落土地的“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协会”、维护阿拉斯加州印第安人土地和资源权利的“阿拉斯加印第安人联盟”以及规模最大的印第安人组织“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等。这些印第安人组织代表了印第安人的利益，在印第安人的土地诉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0年代的土地分配制度和强制同化政策给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1911年10月12日，美国印第安人大会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连同18个印第安部落的首领共同发起。会议要求联邦政府取消土地分配制度和改善保留地的状况。

经过不懈努力，印第安民族的土地问题有了极大的改善，但距离他们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对土地的诉求一直在持续进行。

4 总结

早期的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对大地是尊敬和敬畏的，他们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有节制的捕杀猎物，无形中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在与白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改变了信仰，肆意的捕杀猎物，以便同白人那里换取更多的物品，造成了许多物种的灭绝，对大自然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从中我们应当学习印第安人的整体主义观念，善待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认清个人对他人、社会、生物圈的依赖关系和责任，不应以贪念而破坏生态。印第安人对土地的孜孜不倦的诉求表达了他们对土地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也是现代社会如何利用土地，尊重自然，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值得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