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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视角下的辽代四时捺钵再探讨

2019-03-22王征

关键词:渔猎游牧

王征

摘 要: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看,辽代四时捺钵活动应以辽太宗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四时捺钵活动以游牧为主、渔猎为辅,后期则以渔猎为主、游牧为辅。其转变的原因在于契丹统治阶层身份的转变和农业的发展,这种转变同时对四时捺钵自身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四时捺钵;人地关系;游牧;渔猎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021-04

捺钵作为辽代重要的体制,对于捺钵的地点、活动等问题,前辈学者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看捺钵学界研究较少。本文拟从人地关系的视角出发,将四时捺钵活动以辽太宗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捺钵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对辽代四时捺钵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辽代文献对于契丹建国前及辽太祖时期的捺钵活动都语焉不详,但我们仍可以从其中找到蛛丝马迹。

《武经总要》前集卷22记载:“初,阿保机强盛,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山北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1]《辽史》《契丹国志》《旧五代史》《虏庭杂记》等书也均有类似记载。关于阿保机所建四楼的性质,学界已多有论述。傅乐焕认为“四楼”是耶律阿保机四时捺钵之地。任爱君认为“楼”是斡鲁朵的异译。陈述认为“四楼”之说纯属附会,历史上仅存在“西楼”一词。本文取傅乐焕之说。阿保机所创制的“四楼”,作为辽代四时捺钵的前身,其性质与自辽太宗之后的四时捺钵有着明显的区别。

关于阿保机所建“四楼”的所在地,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杨军教授认为阿保机时代存在两种“四楼”,前期是以辽上京为西楼、龙化州为东楼、木叶山以南的永州为南楼、山北的唐州为北楼,后期是以祖州為西楼、降圣州为东楼、永州为南楼、庆州为北楼[2]。本文主要采用此说。考之阿保机所建“四楼”的地点,其均为牧场所在。《辽史·地理志》有关记载如下:

上京临潢府……涞流河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其北东流为按出河。又有御河、沙河、黑河、潢河、鸭子河、他鲁河、狼河、苍耳河、辋子河、胪朐河、阴凉河、猪河、鸳鸯湖、兴国惠民湖、广济湖、盐泺、百狗泺、火神淀、马盂山、兔儿山、野鹊山、盐山、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山、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贺氏勒得王有墓存焉[3]。

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4]。

龙化州,兴国军。下,节度。本汉北安平县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5]。

降圣州,开国军。下,刺史。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6]。

永州,永昌军。观察。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于此置南楼。乾亨三年,置州于皇子韩八墓侧。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7]。

庆州,玄宁军。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兴国湖、辖失泺、黑河[8]。

以上地点的记载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契丹部落时期某部的驻牧地,如祖州、龙化州、降圣州;二是诸河流的流经区,如上京临潢府、永州、庆州,草原上河流流经的地区往往都是优质牧场[9]。此外《辽史·地理志》中并未记载唐州,但知其在木叶山以北,木叶山大致位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故唐州也应为河流流经区,为优质牧场。阿保机所建“四楼”之地均为牧场所在,说明其在“四楼”的活动主要以游牧为主。另外,《资治通鉴》记载述律后言:“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10],也证明了其主要活动为游牧。

《辽史·游幸表》记载:“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11]契丹以游牧和渔猎为业,但两者之间也有主次之分。契丹在建国前,游牧经济为主要的经济类型。《辽史·食货志》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12]而渔猎不属于契丹的主要经济类型,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产业,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阿保机“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此处“游猎”应分为游牧和渔猎两部分,游牧为主要活动,渔猎作为对游牧的补充,处于次要地位。

辽太祖四时捺钵的随行人员也可证明这一观点,《辽史·百官志》记载:“初,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13]《辽史·营卫志》:“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14]由此可知扈从阿保机四时游猎的人员主要为阿保机的亲信侍卫,人数多达千余人。阿保机“腹心部”,即亲信侍卫是由契丹诸部中选出的“豪健”,其本身就是精于游牧的青壮劳动力。大量游牧劳动力的存在,也使得阿保机时的四时捺钵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游牧活动。

综上所述,在辽太宗之前,四时捺钵活动是以游牧活动为主,以渔猎活动作为补充,这与辽太宗之后四时捺钵的性质有着很大的区别。

辽太宗即位后,四时捺钵开始成为国家的一种特殊体制。四时捺钵开始作为处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活动,其中尤以夏捺钵和冬捺钵更为突出。但排除其政治活动来看,四时捺钵的活动开始自辽太祖时的以游牧为主、渔猎为辅转变为以渔猎为主、游牧为辅。《辽史》中曾记载侍中崔穷古向辽太宗进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15]恰恰体现了这种转变。《辽史·营卫志》对捺钵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戈猎[16]。

(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17]。

(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18]。

(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19]。

概言之,春捺钵和秋捺钵侧重于钩鱼、狩猎,夏捺钵和冬捺钵则侧重于与南北大臣商议国事,闲暇时游猎。傅乐焕先生已指出,《辽史·营卫志》中对四时捺钵的记载,仅代表圣宗以后的情形,而非有辽一代的普遍情况[20]。虽然此处记载主要为圣宗以后的情形,但通过此记载可以推测,自辽太宗后,捺钵不再是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延续下来,其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也将游牧活动作为了渔猎活动的补充,将渔猎活动作为一种传统,或者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21]同时,《辽史·游幸表》记载的自太宗后辽代诸帝的游幸活动主要为渔猎也可证明此情况。

《辽史·营卫志》秋捺钵条:“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22]由此看来,辽帝捺钵的主要随行人员是皇族。而前文已提及,阿保机时捺钵的随行人员主要为亲信侍卫。阿保机的腹心部将阿保机诸弟作为防范对象,故其随行人员不包括皇族。所以辽代以皇族为捺钵的主要随行人员应是自辽太宗始。其次,自辽太宗开始,捺钵的政治性增强,需要处理朝政大事,随行人员中还包括了相关的政府机构官员。《辽史·营卫志》记载:“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23]可见捺钵随行官员数量众多。自辽太宗后的捺钵活动当然也包括大量的侍卫,《册府元龟》记载长兴三年:“十一月乙巳,云州节度使张敬达奏,探得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率蕃族三百帐,见制造攻城之具,云蕃界无草,欲借汉界水草。”[24]随同辽太宗捺钵的人员共300帐,这个数字若不包括侍卫在内,以每帐五人戍守为标准,则随同辽太宗捺钵的人员中仅侍卫就至少包含1500人。但是如此众多的侍卫并不是进行生产活动,而是进行安全守卫工作。《辽史·营卫志》冬捺钵条:“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25]捺钵的主要随行人由亲信侍卫转变为皇族、各类官员以及负责安全守卫工作的侍卫,其失去了游牧所需的劳动力。故捺钵的活动开始由游牧为主转向了以渔猎为主。

自辽太宗开始,辽代诸帝的捺钵地点多有变化,但捺钵地的选择均为湖泊或山林。此类型地点的选择,恰恰与“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26]的记载相吻合。自辽太宗起捺钵地的选择在气候方面和自然资源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捺钵地必须能够秋冬温暖,春夏清凉,而且需要自然资源丰富,这些条件都是与渔猎活动息息相关的。苏颂在1078年使辽时的诗作《牛山道中》言:“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27]从诗中可以看出,辽朝农业区的范围已经大幅增长,存在过度开发的现象,并且游牧活动已经开始向山上转移。游牧活动开始向原来的山林地带转移,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大量减少。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使辽代捺钵地开始向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地区迁移,这证明野生动物资源对捺钵是至关重要的。辽代自太宗起捺钵地为追随渔猎资源多有变化且越走越远,恰恰证明自太宗起,四时捺钵以渔猎活动为主。

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看,辽代四时捺钵产生这样的转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契丹统治者身份的转变。阿保机在称帝前为契丹部落的首领。游牧部落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着经济生产而进行的。在契丹部落时期,虽然已经形成了贵族阶级,但始终没有脱离牧业生产。此时阿保机的捺钵活动主要还是围绕着经济生产而进行,捺钵所进行的游牧活动是为了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等物资,这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阿保机称帝后,制度初建,虽然身份完成了转变,但捺钵活动的转变还是滞后的。自辽太宗起,辽代的制度基本完善,贵族已经完全脱离了生产。四时捺钵作为辽代帝王参加的一项重要活动,其物资已经有了专门的供给,不需要再通过游牧生产获得,贵族更不可能从事大规模的游牧活动。因此捺钵中的游牧活动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仅将其作为一项传統进行了保留,却已经不再占主要地位。渔猎活动在辽太宗之前是作为对游牧活动的补充,以获得额外的食物。但在辽太宗之后,其娱乐性更加凸显,作为贵族的休闲娱乐活动,渔猎的地位也就相应的上升,成为捺钵中的主要活动。

其次是因为土地资源类型的变化。契丹建国前,虽然在迭剌部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现象:“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28]但契丹人并未普遍参加农业生产,阿保机时契丹所需的粮食主要还是依靠对中原地区的掠夺。“初,契丹既强,寇抄卢龙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29]但自辽太宗以来,农业发展迅速,在辽代的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逐渐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辽太宗会同九年“秋七月辛亥,诏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30]这种对于农田的重视表明了自辽太宗始农业在辽代经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由于农业区扩张势必会挤占游牧的区域,那么游牧区域就会相应的缩小。缺少了放牧的优质牧场,捺钵活动也就逐渐将游牧活动转为次要活动。同时,农业的发展可以为捺钵提供充足的粮食等物资,不必再通过游牧活动获得粮食。

由于以上原因,自辽太宗起,渔猎活动成为四时捺钵的主要活动,而游牧活动则变为渔猎的补充和传统的保留。这种转变对四时捺钵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保机时的捺钵活动是为了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等物资,所以其生产规模必定是很大的,只有足够规模的生产活动,才能保障其自身的生存。而自辽太宗起,捺钵活动的政治意味增强,《辽史·营卫志》记载,夏捺钵“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冬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31]四时捺钵开始以政治活动为主,而生产活动中又以游牧转向了渔猎,捺钵所需的物资有专门的供应,其生产规模大大缩小。

自辽太宗起,四时捺钵活动的转变,已经不足以提供捺钵日常所需的物资。虽然渔猎活动能够提供一定的食物,但对于契丹这样的游牧民族而言,畜牧业产品的需求量是巨大的。由于大规模的游牧活动已经剔除,捺钵地所需的畜牧业产品开始由驻牧于附近受辽管辖的各部供应。《辽史·圣宗纪三》记载统和十五年“冬十月壬辰朔,驻跸驼山,罢奚王诸部贡物。”[32]证明在此之前奚人诸部是需要向捺钵地贡物的。除此之外,捺钵地的物资有相当部分来自市场贸易[33]。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提道:“过犊儿(即吐儿山)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34]捺钵地附近已经有市场,捺钵所需部分的物资可以从市场上获得。

自辽太宗起为了追逐渔猎资源捺钵地多有变化,辽中后期捺钵地更逐渐迁往偏远之地。在这种追逐渔猎资源的过程中,却无意间起到了控制边疆、开发边疆的作用。捺钵地作为辽代皇帝捺钵的重要场所,其军事驻守必然是十分完善的。辽中后期捺钵地逐渐迁往偏远地区,无意间加强了辽代边疆地区的军事驻守力量。《辽史·地理志》记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35]辽兴宗置长春州并在长春州加强军事驻守正是加强边疆地区军事力量的体现。

辽代四时捺钵经历了以游牧为主到以渔猎为主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契丹统治阶层身份的转变和资源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种转变对四时捺钵自身产生了重要影响,才使四时捺钵在有辽一代作为一项传统保留下来,形成了辽代独具特色的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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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楊军.牧场与契丹人的政治[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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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352.

〔27〕〔34〕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87.102.

〔33〕杨军.辽代捺钵三题[J].史学集刊,2016,(03):15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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