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

一、变化中的中美关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国际事务的空前发展，如何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处理好与美国在政治经贸文化中的关系，成为中国正在面临的严峻考验以及中国学者们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此语境下，讨论变化中的中美关系不仅对中国适时融入进而要求变革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美国面对崛起中的中国要求影响现行国际体系，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的目标计划和行动必然与想要维持旧有国际体制的拥护者和相关利益国家、集团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乃至对抗。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且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并逐渐成为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大国，这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从西方学者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可以说，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尤其是美中关系的影响，虽然在某些时刻有着不是体面的认知和表态。自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更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习近平总书记访美到特朗普访华，从签订大额贸易订单到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像滑动的齿轮一般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产生了剧烈的影响。美国学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有着三种不同的方面[1]：

一种认为，期待中国能够尽快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持正面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更多地参与可以增强国际体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核不扩散、全球治理方面能够承担更大的义务，他们尤其希望中国能以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来应对全球经济问题中的挑战。在东亚地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能够融入东亚国际体系将更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这种认知层面上，并没有将中国的加入看成是对美国主导的现行体制的挑战，反而是帮助。

另一种认为，中国的崛起和试图对国际体系规则和制度的重塑使得美国的地位下降，中国得利而美国损利，其他非主导性尤其是衰落的霸主视中国为“不断增长的完全威胁”。这种认知尤其类似于冷战后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现实是“冷战后美国的这种地位将由于一个实力增强且不满现状的大国的兴起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伴随着权力转移是两者之间的冲突直至战争”[2]。美国政府时刻警觉着中国的发展，一有风吹草动“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就甚嚣尘上，且很多美国保守派都将中国视为21世纪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最后一种认知主张较前者温和，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事实及趋势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趋势。相比较对抗，如何保持美国霸权和主导地位的持久性和有效性成为强调的重点，立志于继续维护现行体制的规则和标准，迫使中国不得不服从现行体系的条件和规则来进行战略目标选择，从而达到主导、控制、规范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实现维护霸权的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教授在这场“体系较量”中认为：“这种秩序越是能够以深深植根的制度团结起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越是开放、具有共识和以规则为基础，越是能够更广泛地扩散其利益，那么也是可能兴起的国家能够并将通过整合和适应而不是通过战争保证其利益”[3]，面对中国崛起与西方秩序的混乱，伊肯伯里教授认为加强西方秩序的再投资，当美国昔日的同盟看到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加强国际体系的规则和制度时，他们将更有意愿与同美国站在一起而不是反对或者旁观，这就加强了“西方世界本身的中心性和支配性”[4]。这使得同中国的打交道时更加便利和有效，这种认知理论反映出了不愿与中国发生对抗，又希望借助国际规则向中国施压以将中国纳入美国政策目标选择的轨道上来。一旦中美冲突对于两国对于东亚，乃至对于欧洲都将是灾难，基辛格一再强调，中美要吸取英德争霸的教训：“当时支配性国际强权不列颠没有能力融合德国最终导致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5]显然，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激烈冲突的底线不能触碰。

二、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认知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在被动融入国际体系时曾遭遇不平等的国际待遇，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国家体系，作为体系的一部分力争改变、改革旧有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的部分。而对于中国外交和国际政治，中美关系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90年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演变成了中美关系研究，美国问题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的重中之重。诚然，中美关系重要但它不是唯一。近年来，中国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点的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冲击和影响也与日俱增。不仅是中国，对任何国家来说对世界地图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二战后美国对各个国家及世界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是认知层面的，我们往往是以美国的视角和美国的眼光来看世界。现在，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外交问题的主要，这个世界不只有美国，世界开始有了它本来的面目。世界有了各种色彩，各国的国际观正发生着变化，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中国作为非主导性的国家对国际体系基本形态的认识无非是符合国际条件、认识国际标准、参与国际标准。

相對于美国的衰落，中国开始实行一套相对稳定的战略，尤其奥巴马执政之时，中国处于相对顺风顺水的环境中。对于国际形势的剧烈转变，中国外交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这是因为目前的国际形势还没有抵消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是有意愿进入国际体系，国际体系也有条件接纳中国，但是条件就是服从美国的游戏规则——出于对中国的规制化动机，90年代末成功的案例是使中国加入WTO，对加入世贸的认知，不管初始条件多么的恶劣，只要使中国加入国际主导体系，中国就是胜利。这对中国来说是经验，对美国是教训。而现在，初始条件变了，中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以其整体规模和策略选择正成为影响全球国际关系进程的关键变量，世界权力结构也进入新一轮调整转移时期，一大批类似于中国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正在发生位移。这改变了自己成为别人体系中的一员的冲动，本民族对外心态的转变、心理上的变化，不仅需要了解这个世界，更需要了解自己的国家。

三、策略分析与选择

中美之间存在着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金融型国家与实业型国家的矛盾。中美之间亦存在着两大合作需求：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的需求;保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中美之间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博弈共生关系决定了要想维持秩序的稳定，谁也不能先跳下船，谁也不能打翻了船只，掌舵在谁的手中以及运行的方向都要通过慎之又慎的相互博弈。一方想要独占船只，将导致偏离航向;一方想要强占船只，则船毁人亡。

（一）妥协——以最小的成本代替更大的损失

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的原则对中国产品进行加关税的贸易保护措施，严重违反了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实质上，特朗普认为是美国在全球化中自身利益收到了损失，因此希望改变规则，置多边贸易体制于不顾挑起争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在这种状况下，中美贸易争端呈现常态化趋势。以中兴为例，缴纳罚款，进驻监察，加收关税。谈判、交涉、妥协的策略，看似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方式、最低的门槛代替了更大的损失，但试想，美国认定中国在贸易领域长期“占便宜”，认为美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认为“中国在美国做生意很容易，而美国与中国做生意就很难”，美国不仅把中国视为占便宜者，更是把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成就看作是对它规则的破坏和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一次的妥协并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中美在价值取向与国际道义等义利观的根本不同不是一次妥协让步就能解决的。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维参数去认识中美关系呢？中美的每一次博弈都会对下次博弈的心理参数产生影响，所谓退而求其次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但中美仅仅是一次博弈吗？对于下一次的博弈，中国是否要一退再退;而是此次博弈是在一个两极博弈场上的单独博弈吗？对国际体系中许多的旁观者来说，对其他旁观者的心理和下次博弈的机会来说，中美的博弈是又加权的，做出一次让步，对周边国家的博弈同样也要让步。有的国家跟风、占便宜;有的对中国是充满信心的，但是从避险的角度考虑，如果中国顶不住美国的压力，就会有放弃中国体系的投机心理，如果你能顶得住压力，我还是可以跟随中国的脚步，占便宜是无所谓的。

（二）对抗——成本与损失

诚然，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霸主和中心，美元仍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抛弃妥协战略，实行全面对抗战略？冷静考虑成本与损失，现阶段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全面对抗也是不可取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目前来说，中美最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之间断绝贸易来往，政治上作响决裂与对抗的情况发生的概率极小。以美苏争霸的经验为例，当时的美国之所以可以与苏联对抗、决裂而没有什么风险，是因为美国同苏联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在那里他们相互没有投资需要保卫，没有确实存在的贸易机会会丧失。而今天，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投资、生产等各方面的联系已经达到了如此紧密的程度，任何一方想要摆脱任何一方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消耗——以消耗成本代替更大的损失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整个力量结构上的攀升是不影响整个结构的稳定性的，影响的只是自身和超越过的那个国家，但是一旦攀升到第二，就会引起整个体系和顶尖国家的震荡和恐慌，现阶段这种情况反映在中美关系上。

中国主观上想要有所作为和主动的韬光养晦，但现实要求我们被动的有所作为和被动的韬光养晦，有约束的有克制的有所作为。只有以持久消耗战和有限的目标对抗，拉拢更多的周边国家进入国际体系的建构中来，采取僵持战略，以消耗成本来代替更大的损失。转变自我认知的主场外交，重视多边贸易的舞台，发展多重的双边关系。在非常明显的目标中，不要忘记目标的有限性，随着利益边疆在扩大，我们该怎么执行有限的目标？我们没有先例可循。中国所认为的常态是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全面接轨，而美国却要求走出这样的常规，要求与中国切割，显然中美之间的初始条件已然发生剧烈变化，这是个环境因素。在没有触碰到约束边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按照战略计划执行目标，先前笼子大时鸟小，现在鸟胖了，触碰到了笼子的边界，无论怎样转身都必然触碰到边缘，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回到一切问题的根本点，从根本认知上转变外交关系。以前用经济解决外交问题，成为一种本能和思维定式来回避搁置矛盾，但是现在条件变了，必须在周边地区奋发有为，顶住美国的压力，收益会直接迅速地受益自身。

消耗——持久战略，就是不断增大你在本地区的成本，利用消耗成本来降低损耗;消耗不是无谓的消耗，是经略周边，发展周边外交，真正有可能实现自身利益扩展的国家是那些体系中势力弱小的国家，但是我们也反对“包养行为”，不去讨好霸权，不去豢养乞丐。中国外交思维要去除美国化，就是因为美国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能让其成为唯一，经略周边是要抵住美国，这是一个僵持战略，搞一个缓冲地带，等待对手犯错误。有足够的耐心高筑墙广积粮，一方面等待一方面反击。

中美之间的博弈，是基于利益之间的博弈与基于天下秩序的博弈。而现在中国不适合谈“天下”，因为现在“天下”不在中国。反之，中国在周边的行动中与美国并没有冲突，一带一路倡议、海上与陆地的地缘经济策略都在为下一次的博弈累积条件，国家由稳定到富强的过程，只有通过周边地缘政治寻找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可能持久的贸易战中发展潜在力量，保持战略定力，化危为机。

四、结论

认知视域下的中美关系实质上中美怎样协调双边关系，最后会在哪些问题上达成妥协。贸易战对我们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只是显现出的冰山一角。我们无法确定美国的底线在哪里，美国也在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中国的底线在哪里或者说中国到底能够容纳美国多大的利益。中美关系又不仅仅是贸易战，又掺杂像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其重要性与紧迫性并存，对于紧迫性的贸易战：做好持久消耗战的准备，经略周边，拉拢更多的周边国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中，发展对边贸易关系，发展广阔的周边地区市场，寻求利益共同体;对于重要性的中美关系：避免激烈冲突，在认知层面上抛弃美国唯一论，发展周边外交，发展与新兴国家关系，寻求更公平、更开放的国际政治經济体系。

参考文献：

〔1〕洪邮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西方学者的视角评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0，（12）：1-9.

〔2〕奥根斯基.世界政治.一书中有关权力转移的经典阐述.

〔3〕G.John Ikenbu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M].29.

〔4〕G.John Ikenbu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M].34.

〔5〕Katrin Bennhold.Mutual Trust Called Crucial to U.S.--China Relation in New York Times[M]. 2010.12.

〔6〕王湘穗.处理中美关系关键在于审时度势[J].军事文摘，2018，（17）：1.

〔7〕李文.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深层客观原因[J].学术前沿，2018，（08）.19—29.

（责任编辑 赛罕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