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玉

摘 要：牛河梁遗址无底塔形器和无底豆形器数量不多，应该是男祖和女祖的造型，它们具有生殖崇拜、祖宗崇拜的祭祀功能，属于祭祀重器。这两种器物造型既融合了仰韶文化男祖女祖造型，也融入了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物的器型特征，独具特色陶器群彰显了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红山文化包容兼备的文化特征。红山文化的这种文化特点是由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业模式决定的，客观上形成了部落居民迁徙无常、人口流动频繁的生活方式，因而部落居民更加注重死后归葬、认祖归宗的文化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红山文化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客观上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祖宗”崇拜传统。

关键词：牛河梁;无底塔形器;无底豆形器;造型及功能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005-005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一处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在众多出土的遗物中人像、玉器和彩陶格外引人瞩目，很多学者认为它们多与祭祀活动有关。然而，在造型各异的无底彩陶器中，无底塔形器和无底豆形器究竟有着怎样的功能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分析牛河梁遗址塔形器、豆形器的器型特征来探讨其使用功能。

一、无底塔形器和无底豆形器器型分析

根据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统计，在牛河梁遗址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五个地点，共出土塔形器残件（片）78件。其中，第二地点47件，第一、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合计31件。其中经过复原的完整器只有1件（图1—1）。N2Z2：49泥质红陶，有红陶衣。双口部，口上端残缺，口下起一凸棱。颈部呈椭圆形，筒壁下部并联，腹部较鼓呈覆钵状，腹下部内收，腹面满压窝点纹，再施挂黑彩。腹下出甚宽的裙边，以与束腰相接。束腰以中部一方棱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下各有镂孔4个，上部镂孔近倒梯形，顶边外弧，下部镂孔为竖长方形。方棱在与镂孔相间部位饰4个小泥饼，饼面压画十字装饰。覆钵状底座，座面绘4组以平行横线相间的勾连涡纹带黑彩。器存通高55、上腹径18、束腰径15、底径44.6厘米。该器的残片多发现于冢体北墙中段处。从器型上看该塔形器可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为塔头，中部为塔身，下部为塔基。塔头又分为三部分，即口部、颈部和腹部。口部为双小口，上端残缺，口下起一凸棱。椭圆形颈部与下腹部并联，腹部圆鼓，腹面满压窝点纹，再施黑彩。从出土位置观察，塔形器残片一般见于冢体堆积和冢体上，冢内墓葬中基本不见。而且每个独立的冢一般只有一件。比较冢体周围无底筒形器数量而言，更显其独尊的地位。从造型上看，塔头口下凸棱、凸棱下塔颈和塔腹均和男祖造型极为相似，而且腹面满压窝点纹也和男祖形制风格统一，这应是祭祀的主体。至于双口很可能表明牛河梁红山文化居民对男性生理结构有了一定认识。口下凸棱、长颈中空、两个球状物圆鼓满饰窝点纹是对男性生殖器的最直观写实。塔身以中部方棱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下各有镂孔4个，上部镂孔近倒梯形，顶边外弧，下部镂孔为竖长方形。在方棱上饰4个小泥饼，饼面压画十字装饰。这种镂空和技法和在贴塑泥饼压画十字纹应在豆形器上也有发现。对于塔形器造型郭大顺先生认为：“此类器物不仅个体较大，而且造型甚为独特与复杂……其中如瓶状的口部两侧各附一椭圆状竖 ，可知此器物其实是男性崇拜物，或可直称为‘祖形器。”①塔形器不仅大量发现于牛河梁遗址，在其他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也有发现。如图东山嘴遗址A1②：1塔头口部甚敛，颈部细高，颈上起凸棱两道，腹部圆鼓，口腹饰压印窝点纹。塔身部镂孔，分为两段，上段为三角形镂孔，下段为方形镂孔，上下镂孔相互对应（图1—2）。底座绘有黑彩，已残缺，形制不清。从形制上看，塔头部分就是一个标准的男祖形器。从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残片来看，同样造型的塔形器还见于牛河梁第一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可见，这种器型在红山文化晚期各个祭祀址的出现具有普遍性，各个遗址的居民应该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

从牛河梁遗址分期研究来看，豆形器似乎要早于塔形器的出现，且多不施彩。和无底塔形器数量相比，无底豆形器数量极少，目前仅见于牛河梁遗址群第一、第二地点。依据考古发掘报告来看，在牛河梁遗址群中共发现两件无底豆形器，其中N1J1B ：10（图2-1）出土于第一地点女神庙中室内;2009 N2T3109⑤：（图2-2）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点五号冢东部偏北的冲沟中。二者共同之处均为细泥质红陶，火候高，质地硬，壁均匀。从器型上看如倒置的豆，姑且称之为豆形器，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N1J1B：10上为口颈部、中为腹部、下为底座。上口部呈喇叭状，上颈部圆而中空;中部器腹饰蓖点式压印“之”字纹五周，有长条状镂孔四组，每组5条，间距相等，以中间孔最长。间以小泥饼四个等分。从镂空形状来看，五个长条形镂孔间距相等但长短不一，值得注意的是中间的镂孔最长，与人手五个手指造型相似，这一点在2009N2T3109⑤：2表现尤为明显。2009N2T3109⑤：2器腹上有三组镂孔，每个镂孔指向颈部的一段尖锐，在长条状镂孔上还有两道“隔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隔墙”并不等分镂孔，而是其中一个“隔墙”靠近“手指尖部”（图2—2）。所不同的是，N1J1B：10体型稍大，有四组镂孔，间以四个小泥饼等分。而2009N2T3109⑤：2器型稍小，有三组长条状透孔，间以两个小泥饼（应还有1个）。根据第二地点3座土坑层位和包含物分析，2009N2T3109⑤：2无底豆形器属红山文化晚期，具体时间当与下层积石冢阶段相近或略早，N1J1B： 10时间也应与此相当。牛河梁發掘报告把无底豆形器暂称之为熏炉器盖，然而该类器物是否具有熏炉的功能本文认为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无底豆形器是和塔形器相对应的，是女祖造型。依据有四：其一，从整体造型上看，豆形器和塔形器主体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塔头口部甚敛，而豆形器口部呈喇叭状，和女性外阴极为相似;塔形器塔头下有细长的颈部，豆形器也有细长的中空管道与之对应。此外，豆形器和塔形器都有着形制相同的器身和器座相对应。其二，从纹饰上分析，塔形器的塔头腹部布满了窝点纹，和男性睾丸窝坑相似;而豆形器颈部下面的腹部布满之字纹;塔形器中部塔身有长方形镂孔，豆形器中部腹身有手指形镂孔，中间一孔最长类似中指，五个镂空和手指数量对等。这种造型的镂孔应该和人手活动有关。其三，从出土位置上看，牛河梁遗址塔形器所处位置不在冢的边缘，在冢的中心;而在牛河梁女神庙内豆形器和塔形器共出，且器型大小一致。2009N2T3109⑤：2出土于冲沟内很可能是环境变化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本应在冢体的中心部位，且数量稀少，和塔形器都属于地位对等的祭祀重器。其四，从祭祀体系架构上分析，牛河梁遗址既然会制作无底陶器对男祖祭祀，也必然会有制作无底陶器对女祖进行祭祀的考虑。综上所述，无底豆形器应是女祖造型无疑。

二、关于无底塔形器和无底豆形器功能的探讨

作为男祖造型的无底塔形器和女祖造型的无底豆形器，它们到底有着怎样的功能呢？从器物造型分析，塔形器整体中空，且上通下达。上部塔头男祖造型，是祭祀主体;中部塔身饰长方形镂孔，内外相同，有与人间相连的寓意;下部塔基和冢体造型相似，且满绘黑彩，纹饰自下而上层层上升。根据牛河梁发掘报告可知，牛河梁遗址无底塔形器在上下层积石冢都有发现，多出于冢上中心位置。

从单个冢体出土残片数量（表1）和陶片个体特征分析，塔形器在单个冢体中的数量远远少于筒形器，有着一冢一件的分布趋势。这表明塔形器在冢群中的等级绝对高于筒形器。关于无底筒形器的功能其功能有很多学者做了研究，无一例外都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在牛河梁居民看来他们的祖先一定还会再次回到人间，而他们再次来到人间应是以重生的方式，而不是复活。他们的祖先重生必然会通过人性繁殖，因而要借助男祖或女祖来到人间。祖形器器座成倒置的钵形以代表逝者生活的地界，器身代表着祖神从地界到再生之门的通道。牛河梁居民最高的心理愿望最初应是期盼逝去的人能“再生”。牛河梁下层积石冢一般一冢一墓，墓中随葬彩陶罐，墓外积石，冢周围无底筒形器环绕，冢上中心部位房址塔形器。随葬彩陶罐是視死如生的生活需要，如果无底筒形器是重回人间的通道，那么塔形器就是逝者“再生”的制造者。红山文化晚期前段，居民对于男祖在生殖繁衍过程中作用的认识应该是十分清晰的。因而将其放置于冢体上的中心位置。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由于大规模祭祀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一冢多墓的祭祀体系取代了一冢一墓，这一阶段塔形器不仅仅是逝者“再生”的制造者，而且包含了“宗”的原始观念，每一件塔形器当代表了女权或男权社会下的一个宗族。其一，塔形器还在祭器中数量稀少，是尊贵之器，对于每一个冢体而言具有唯一性;其二，每个冢相对独立，冢内埋葬的多不是一人，且数量不等，很可能说明每一个冢体代表一个有着更亲密血缘关系的群体，或者说很可能是一个“宗”。若干个宗有一个共同的“祖”。其三，塔形器虽大小不一，但形制较为固定，当表示不同的“宗”人口数量不等;女神庙内塔形器个体残片更大，制作更为精细，当是最大的“宗”。或许正是因为最大的宗族才有资格去庙中祭祖，所以最精美的塔形器被放置于女神庙中。塔形器最初的功能应该是逝者“再生”的工具，之后逐渐具有“宗”的原始观念。

作为女祖造型的豆形器它应和塔形器一样，是逝者“再生”的女性制造者。牛河梁居民能够认识到男祖在逝者“再生”中的作用，就更能认识到女祖在逝者“再生”中的作用，而且这种认识应该不晚于对塔形器的认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豆形器数量远远少于塔形器，这既可能与二者出现的时间早晚有关，也可能与牛河梁晚期居民更注重对男性祖先的祭祀有关。根据牛河梁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牛河梁女神庙形成时间距今约5700年—5500年，牛河梁第二地点上层积石冢Z1形成时间距今约5300年—4900年。牛河梁迄今为止发现的两件豆形器，N1J1B：10出土于女神庙，距今约5700年—5500年。而塔形器除在女神庙发现外，多出现于上层积石冢阶段，年代普遍较晚，距今约5300年—4900年（表2）。目前我们发现的两件豆形器基本不施彩也很可能说明其制作年代略早于塔形器，只不过这样的祭祀重器因为年代早而数量极少罢了。如果说塔形器可能有了“宗”的功能，那么豆形器应该已经具备“祖”的意义。

总之，牛河梁遗址无底塔形器和无底豆形器均出于庙址内和冢的中心位置，器物造型精美，既表现了居民高超的制作工艺，也表明了部落居民的高度重视，是牛河梁居民对祖宗认同、生殖繁衍高度诉求的集中体现。他们置于庙和冢的核心部位，属于祭祀重器，其功能当有如下几种可能：第一，期盼逝者再生。冢内墓葬是死者安息之地，但是在牛河梁居民看来他们的祖先一定还会再次回到人间，而他们再次来到人间应是以重生的方式，他们的祖先重生必然会通过人性繁殖，因而要借助男祖或女祖来到人间，故而祖形器均中空无底。祖形器器座成倒置的钵形以代表逝者生活的地界，器身代表着祖神从地界到再生之门的通道，第二，祈求部族繁衍生息。第三，代表女权或男权社会下的一个宗族。无论是塔形器还是豆形器在祭器中均数量稀少，是尊贵之器，对于每一个冢体而言具有唯一性;而每个冢内埋葬的巫觋多不是一人，且数量不等，塔形器和豆形器数量和巫觋数量的强大反差很可能说明每一个冢体是一个有着更亲密血缘关系的群体，或者说很可能是一个共同的宗。若干个宗有一个共同的祖。如果说豆形器是“祖”，那么塔形器就是“宗”，两种器型是牛河梁居民认祖归宗、祈求繁衍的反映。从牛河梁遗址分期研究来看，豆形器似乎要早于塔形器的出现，故而豆形器发现极少，而塔形器数量略多，且多施彩。这或许与牛河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有关。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人物造像、陶祖、石祖等与祖先崇拜、生殖崇拜有关的遗物。对于塔形器和豆形器这两种器物的祖型也很难在本地区前行的考古学文化中找到。考虑到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与中原仰韶文化影响有关，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和柳湾遗址祖形器，探寻牛河梁遗址塔形器和豆形器的源头。

在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祖形器既有陶质的也有石质的，既有男祖也有女祖。大地湾一期H363出土陶塑一件，两侧为突出的椭圆形，四面各穿一小孔，中间相通，足部为两片扁舌状，后端似尾，前端似头，已残缺，从造型上观察应是一件残缺的男祖。在属于大地湾四期的地层中出土一件特征明显的男祖形器，T800④：74泥质红陶，似人体或器物构件，残长3.5厘米（图3，1—2）。除陶质男祖外，还有2件石质男祖发现。H868：32选用磨蚀力强的粗砂岩，头部残，表面明显可见轮纹。形状不规则，下部两端都有乳突，钻孔最大直径约可达6厘米。H366甲：9头部尖、颈部最大直径处有一周凹槽，身残，写实性极强（图3，3—4）。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两件男祖形器，也同样突出头部尖圆、颈部刻画一周或多周凹槽、颈细身长的特点（图3，5）。在大地湾四期还出土一件陶质女祖形器，女性特征十分明显，极具写实性（图3，6）。此外，在青海柳湾遗址M45还出土大量石质女祖形器，椭圆形台面上一沟槽，两侧各刻画一组平行线，表现女性特征;上端有一穿孔，当是用于系戴之用（图3，7）。石质女祖形器在牛河梁遗址也有发现，N2Z1C：3无论从造型上还是工艺上均与柳湾遗址出土的女祖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图3，8）;不同的是牛河梁石质女祖在沟槽内有两个穿孔，但无疑具有系带功用。根据发掘报告分析，上述器物均属于大地湾四期。关于大地湾遗址四期的年代有几组数据可参考（表2）。据已发表并较可靠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可知，大地湾四期（仰韶晚期）在距今4900年—5500年，和牛河梁遗址年代大体相当。牛河梁积石冢距今约5000年—5500年，和大地湾四期在时间上相对应，在空间上同属于中国北方地区，二者既具有共时性，又存在文化互动的空间，不排除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可能。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彩陶之路无疑遵循着由西向东传播的规律，因而红山文化彩陶很可能是受到了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基本是学界共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制作男祖女祖祭祀祖先是牛河梁遗址代表的红山文化和大地湾代表的仰韶文化共有的现象。牛河梁居民和大地湾居民均崇尚生殖繁衍，因而基于对人类生殖繁衍的最初认识，他们制作的祖形器形近神似。然而，牛河梁遗址出现的塔形器和豆形器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却很难寻觅踪迹。相反，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类似于无底塔形器和无底豆形器器座镂空的工艺却一直得到传承;但是，镂空器座上面十分写实的男祖造型却又不见于大汶口文化中。因此，红山文化彩陶不仅仅是简单地承袭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而是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更大的超越。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质变。首先，牛河梁遗址塔形器制作更加趋于规范化，具有原始礼器的特征。其上面男祖、下面为器座的造型既不同于仰韶文化大地灣单一的男祖，也不同于大汶口文化单一的器座。其次，豆形器整体形制虽极像大汶口文化倒置的豆，但豆盘底部镂孔作法又不见于大汶口文化各个阶段，是对大汶口文化折腹盆式豆的创新和发展。再次，牛河梁遗址在陶祖制作日趋精美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玉质男祖形器和女祖形器;大地湾遗址陶祖制作日趋粗简，和男祖神似的陶容器——葫芦瓶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器物发展层面上看，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似乎走过了一条更加实用、理性化的传播道路;大汶口文化似乎沿着更为繁复的礼制道路一路前行。而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无底塔形器、豆形器、筒形器、钵形器组成的特色陶器群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水平，不仅融合了仰韶文化对“祖宗”祭祀最直观的反映，也兼备了大汶口文化对器物组合制度进一步规范，使得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体系更加完备。

牛河梁居民生活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南部，以之字纹筒形罐为代表的渔猎采集传统客观上形成了部落居民迁徙无常、人口流动频繁的生活方式，因而部落居民更加注重死后归葬、认祖归宗的文化信仰。塔形器和豆形器突出男祖形器和女祖形器特点，毫无实用性可言，更多地彰显了原始宗教信仰，最初可能是生殖崇拜，之后发展为对“祖”和“宗”的认同。从某种角度上说，豆形器和塔形器代表的“祖”和“宗”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原始基因。只不过“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红山文化以神本为主，故而断裂，仰韶文化以王权为主，故而延续。”⑦但是，“发达的神权是中华大地进入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这也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多层次交流融合的基础。”⑧“红山先民的巫神传统开辟了敬天法祖的先河，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中华文化基本支点。这些支点并不是红山文化自身，然而，确是由这个时代的文化干细胞裂变出来的产物。”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红山文化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客观上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祖”“宗”崇拜。

注 释：

①郭大顺.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所见“祖先崇拜”的若干线索[A].辽河寻根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00-106.

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29;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11）：1-11.

③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38，225，479.

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29，114，32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J].文物，1982，（11）：11-14.

⑥郎树德，徐永杰，水涛.试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J].文物，1983，（11）：31—39.

⑦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A].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43-54.

⑧郭大顺.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关系再观察[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103—107.

⑨于建设.红山文化十讲[A].赤峰学院学报—第五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专辑（2011第二辑）[C].119—120.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