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诗雨 唐祥云

摘要：以湖北省各市为研究区，对农村建设用地进行整治潜力分析，通过城镇人口预测与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出建设用地的需求情况，将各地区需求量和整治潜力进行对比，并进行了人地挂钩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地区挂钩供给率基本高于100%，人地挂钩可执行潜力高。

关键词：城乡统筹;需求;供给;增减挂钩;人地挂钩;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02-0044-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02.01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人地挂钩政策是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后提出的一项新的思路，是增减挂钩的继承和发展[1，2]。从人地挂钩的角度出发，对湖北省内部土地的供需情况进行研究，有利于解决城乡土地供需矛盾、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和提高利用效率，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概述

1.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主要包含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及人口数据。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湖北省历年统计年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各市国土部门的调查数据;人口数据来源于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1.2  研究内容

以湖北省为例，从人地挂钩涉及的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及挂钩分区三方面进行研究，并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3]。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2.1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一般来自于超标宅基地、闲置宅基地整理潜力、农村居民点拆并、建造多层住宅以及废弃砖瓦窑厂等整治潜力。选择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分析的研究对象，分析农村居民点的现状特点，并对其整治潜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新增耕地系数修正其理论潜力得到现实潜力[4]。

1.2.2  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及挂钩需求预测  应用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对湖北省各地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预测。在预测城镇常住人口变化的基础上，预测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

1.2.3  人地挂钩供给率分析  在城镇建设用地挂钩需求及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测算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城镇建设用地人地挂钩供需平衡问题进行分析。

2  湖北省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主要包括整治理论潜力与整治现实潜力两个方面。本研究中的潜力分析均以湖北省2015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依据，理论潜力参照村镇建设标准和当地宅基地标准，结合人均农村居民点规模或户均宅基地规模、基年农村居民点总规模和目标年预测人口等，理论上可以通过整治农村居民点所增加的有效耕地及其他用地面积测算[5]。现实潜力则需要进一步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农民整治意愿、交通区位状况以及社会发展对于农村建设用地的需求等多种因素。相较于整治理论潜力，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更为现实可行，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的区域性差异和人为的影响因素。

2.1  整治潜力计算方法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理论潜力分为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闲置率法、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总体规划标准法等多种测算方法[6]。基于测算方法与数据可获取的难易程度，选择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来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理论潜力。本研究仅关注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具体方法步骤：首先获取湖北省各地市（州、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相关数据和调查分析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然后借助于线性回归和灰色预测两种方法，在2006-2015年湖北省各地市（州、区）的农村人口数据的基础上，预测各个地区规划时间段内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得到各行政辖区目标年农村人口数;最后依据人口预测的结果，参考村镇建设标准，确定规划期末目标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同时得出规划期末农村居民点面积，该结果与现存农村居民点总量之差即为由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测算得出的建设用地整治全部可缩减潜力[7]。

2.2  农村人口预测

采用线性回归预测和灰色预测两种方法对全省各地区规划目标年的农村人口进行预测，会得到两种不同的预测值。每一种预测方法的预测值难以避免均会与实际值之间存在误差，因而通过综合两种预测方法的结果，对其进行修正，降低由于模型拟合性问题而导致的预测误差。线性回归预测方法对预测结果存在一定的缩小效应，而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其预测结果往往偏向于指数型增长，具有一定的放大效应。因此，本研究采用2∶3的权重对线性回归模型和灰色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全省各市（州、區）农村人口的最终预测值，见表1。

由表1可知，预测湖北省2018年农村人口为4 126.50万人，2020年农村人口为4 130.07万人，其中到2020年，农村人口最多的城市是黄冈市，农村人口为593.40万人，其次为荆州市，农村人口为455.22万人。农村人口最少的是神农架林区，仅为4.45万人，其次为潜江市，农村人口仅为65.67万人。

2.3  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

依据村镇建设标准，确定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根据湖北省2006-2015年农村人口规模，预测出2020年农村人口。依据不同地区地形地貌，调整规划末期的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和制约农村居民点规模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从平原到丘陵，再到山地农村居民点规模呈现明显的地势差异，平原地区农村居民点平均值较大，丘陵地区农村居民点平均值居中，山地地区农村居民点平均值较小[8]。因此本研究将平原地区的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取为140 m2/人，将丘陵山区的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取为120 m2/人。依据2020年的农村人口规模与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测算出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通过计算201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与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差值得出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待整治潜力。通过人均农村居民点规模测算得到的整治潜力是全省农村居民点理论上全部可缩减潜力，与农村人口的预测精度和确定的规划期末农村居民点规模的合理性有关，并未考虑建设用地需求和社会经济条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支撑，潜力结果偏大，因此，本研究以理论整治规模为基础，采用农村建设用地新增耕地系数对其进行修正，得出现实整治规模。见公式1，具体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

式中，ΔS为各行政辖区农村建设用地全部可缩减潜力;ΔS_现实为各行政辖区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现实潜力;α为各行政辖区目标年新增耕地系数。

3  湖北省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

3.1  预测模型

按照人均标准用地法的原理， 采用人口预测模型估算湖北省2020年的城镇常住人口数，确定城镇常住人口及城镇化率的变化是预测建设用地需求量的关键。预测模型为：

式中，P为规划目标年的总人口数;N为规划基础年的总人口數;γ为规划期人口平均增长率;n为规划年限。

按照湖北省土地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对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相关规定，利用其规定的人均用地指标，在人口预测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预测。计算公式为：

式中，S为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面积;P为规划目标年的城镇常住人口数;Pa为规划基期城镇常住人口数;A为总体规划中规定的目标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标准。

3.2  城镇人口及城镇化率预测

根据湖北省各市州统计年鉴，2010-2016年各市州的常住人口数据如表3所示。

根据湖北省各市州统计年鉴，2010-2016年各市州的城镇化率如表4所示。

根据各年常住人口数据，算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根据人口增长模型预测2020年的人口数据;根据各年城镇化率数据，算出城镇化率的平均增长率，据此得出2020年的城镇化率，如表5所示。

最后预测出湖北省各市州2020年的城镇常住人口，得出其与基年2015年的城镇常住人口之差，如表6所示。

3.3  建设用地规模需求预测

选取湖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中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总体规划中城乡建设用地分为两类：一为城镇工矿用地，二为农村居民点，故选择其中城镇工矿用地指标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总体规划规定的人均用地预期目标。

综合考虑湖北省各市州发展现状，在规划期的人均用地预期中取指标平均值，预测2020年各市州建设用地需求量，如表7所示。

4  人地挂钩供给率分区与分析

湖北省城乡建设用地人地挂钩能力区域差异较大。从分区结果（表8）来看，各地区的人地挂钩能力有着较大差异， 因此在制定土地规划或相关规划时，应当根据其不同的现实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案来进行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

对各地区的人地挂钩能力进行分区的结果显示，鄂州市、咸宁市、黄石市为人地挂钩低配区;孝感市、潜江市、仙桃市、恩施州、武汉市、黄冈市、十堰市为人地挂钩中配区;随州市、襄阳市、荆门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宜昌市、荆州市为人地挂钩高配区。其中，人地挂钩低配区所占比例较小，均位于湖北省的南部，这部分区域能通过内部土地整理基本满足其城市发展的需求，应控制好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范土地整理程序，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加快整治步伐;人地挂钩中配区与高配区所占比例相当，中配区域应该在持续保障自身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而高配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很大，对于该类地区可以考虑节余指标的周转和异地交易[9]。

5  小结与讨论

人地挂钩节余指标可实现跨省交易周转。通过测算结果可知，湖北省各区域人地挂钩施展潜力很高，节余指标多，可以将节余指标多的省与人地挂钩潜力不足的省联系起来，建立节余指标异地交易政策，既可为贫困县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扶贫脱困，也能缓解耕地占补不平衡等问题，调节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在实施指标异地交易政策的过程中，也必须牢牢铭记政策本身“以人为本”的立足点，在当今城市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将人与地的流动联系起来、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转移与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联系起来，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与规划的引领作用下，保障多方资金来源，构建挂钩指标的公平交易平台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传的平台，以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为根本[10]，进一步探索“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储卫东.淮安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测算[J].上海国土资源，2014，35（1）：37-40，45.

[2] 李晴宇，李月芬，龚河阳，等.长吉两市城乡建设用地人地挂钩供求指标预测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9（4）：120-127.

[3] 徐卫东，王增如，王代印，等.基于挂钩政策下的山东省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及重点区域[J].山东国土资源，2009，25（1）：33-35.

[4] 罗  沅.土地整治潜力研究—以浏阳市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5] 许小亮.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6（2）：7-9.

[6] 朱  亚.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及其空间布局优化[D].重庆：西南大学，2014.

[7] 孟  展，潘杰华，肖  颖.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新方法[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11）：304-307.

[8] 贾维花，尹永宜，侯彩青.基于TM影像的曲阜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景观分析[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1，34（3）：62-65.

[9] 罗灵岭.株洲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潜力的分区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10] 李明秋，田  月，牛海鹏.人地挂钩与增减挂钩的异同分析及其实施要点[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36（1）：10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