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见珠

（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14）

我国一开始就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竞技体育体系，后人称之为“举国体制”，60多年以来也培养了诸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运动员。运动员一次次在国际体育竞技的舞台摘金夺银，为国争光，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凝聚民族的向心力，培养国民的民族认同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也一直是运动员培养体系中的障碍，由于体育运动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因此运动员必须要经历长时间的训练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运动技能，这与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方面又发生了时间分配上的冲突，产生了“训学矛盾”的问题。因此长期以来，运动员被贴上了“文化素质低”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等错误标签，运动员的文化形象处在低位，社会对于其文化认可度较低。针对此问题，2010年，国务院专门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育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含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阵地。公办体育运动学校要积极吸纳当地优质教育资源，通过联办、共建和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运动员文化教育质量。”此强调了相关的体育运动学校应该承担起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职责。2012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也强调，要着眼于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创新保障机制，提高运动员综合素质，为建设体育强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体育人才。提升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水平，重塑运动员的文化形象，是我国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形成“以文促体、文体耦合”的新型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最终达到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水平关系着运动员的文化形象，运动员文化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多方耦合共促的过程。

高校图书馆被称为“大学的心脏” “学校的第二课堂”，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承担着“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智能”[1]。而体育院校图书馆具有高度的体育专业性，承担着传递体育信息、服务竞技体育、弘扬体育文化等作用。同时，体育院校图书馆还是宣传运动员事迹、塑造运动员形象的窗口。作为体育院校文化的支撑点之一，体育院校图书馆与运动员文化形象塑造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首先，在地理位置上，体育院校图书馆是距离运动员最近的知识获取场所。因此，大部分运动员的自主阅读、学习过程都是在体育院校的图书馆里完成的。其次，在心理位置上，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学生等外部环境都是与自身具有相似特征的人，因此大部分运动员对于本校的图书馆有着心理的贴近感。最后为专业性，体育院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都是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更加符合运动员的需求。基于以上三点，体育院校图书馆对于运动员的文化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南京体育学院为例，着重分析体育院校图书馆对于运动员的形象重构的模式，同时探讨基于体育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对于运动员形象重构的作用。

一、对抗：运动员文化形象的困顿源流

新中国运动员的文化形象一直以来就处于十分困顿的境域，笔者分析这种困顿的局面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对于运动员的文化形象的刻板成见，这属于运动员圈层外环境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二是运动员群体内部的对于自我群体的文化形象的认知，这属于运动员圈层内的信息环境对于运动员的影响。

（一）圈层外：刻板成见后的关系紧张

刻板成见是指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2]。该定义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记者、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所提出，他认为人的刻板成见是基于大众传媒所赋予的拟态环境所造成的，刻板成见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刻板印象更为根深蒂固，我们就只能看到自己所熟悉、所喜欢的景象，那些与之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3]运动员的文化形象的发展也经历着这一路径，大众传媒对于运动员的文化素养低的相关报道为社会大众塑造了一个“运动员（体育生）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一个拟态环境，长此以往社会大众只要一提到运动员，脑海中便会生成“文化水平低”的刻板成见。这种刻板成见会与运动员圈层群体之间产生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运动员文化水平低的主观认知一旦传播进运动员群层群体内，便会影响运动员对于自身的文化水平的认知，同时运动员对于这种刻板成见又会采取无奈认同或极力对抗的回应，无论是哪一种回应，这种基于刻板成见对于运动员的文化形象的评价都会导致运动员群体与运动员圈层外群体的关系的紧张甚至是冲突。

（二）圈层内：自我认同误区

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不是一个由个体所拥有的明确的特征。它是个体以其人生经历对自我所做的反思式的理解[4]。运动员群体内部对于自身的文化水平的自我认同的思想主要囿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身对于运动成绩一味追逐的“锦标思维”，体育训练馆中的标语基本上为类似“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的标语，同时教练员只关注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运动排名）不关注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更是普遍现象，再加上在群体内拥有高超的竞技水平将占据绝对的话语权，如此所提供的信息环境会加深对于运动员自身的文化自我认同。二是“学训矛盾”的不可调和。长时间的训练和体力的大幅消耗使得许多运动员在休息时间根本没有精力再进行自我的文化学习，很多的运动员懈怠了自我文化的提升。群体自我认同需要个体和所在群体应某种一致性、凝聚性、连续性，因此当群体内大部分运动员呈现对于文化的不重视，便会形成较为稳定的“不读书”的信息茧房，长期的影响下便会加固这种自我认同的一致性。

二、创新认同路径：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对运动员文化形象的重构方式

南京体育学院多年来共培养了15位奥运冠军，98位世界冠军以及近上千位全国冠军，是中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地。因此，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在与运动员关系维系上、重构运动员文化形象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两年来，该校图书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平台主要为微信公众号平台，线下主要为针对运动员“阅读”组织周期性的活动。笔者对于2017年以来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涉及运动员文化培养等活动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出一套重构运动员文化形象的机制。

（一）网络交互式重构：基于微信平台“阅读推荐”

2018年以来，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的官方微信平台“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开设了新栏目“阅读分享”，同时并向全体体育相关专业学生、运动员征集介绍喜欢的书籍及读后感。笔者通过后台整理了25期（2018年1月～2018年5月）的分享内容并进行分析。在所有的分享者中，身份为运动员或曾经有运动员背景的占总人数的60%，通过数据的显示表明，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微信平台的议程设置更加偏向于传播运动员及有运动员身份背景的阅读分享，一月份“阅读分享”栏目初办时，运动员占比20%，二、三、四、五月份运动员占比分别有大幅度的提升，这与编辑对于运动员稿件的处理有紧密的联系。与该校普通大学生的文化形象相比，该校专职运动员的文化形象更需要重构与修复。因此，在编辑图书馆微信平台时，通过优先采用运动员稿件的方法，达到“优先传播、优先塑造”的目的。同时阅读量突破300的分享者中，运动员或曾经有运动员背景的占比83.33%，我们可以推断出，具有运动员身份背景的文章更加易于传播。通过后台的数据显示，运动员的阅读分享用户平均送达率（点开率）达到92%，而普通学生的送达率（点开率）只有65%，可见作为受众对于运动员的阅读分享更加感兴趣，说明基于微信平台的传播，可以有效地构建运动员的文化形象，消除社会对于运动员文化素质低的错误判断。运动员群体是一个相对封闭和内向的群体，社群感、亚文化形成的内容能力的可复制，造成了大规模的传播和用户的卷入感，这样大规模的群体卷入可以改变该群体对于自身的形象的认同改观。根据后台的投稿数据统计，运动员的投稿量在五个月中呈逐月上升趋势，一月份运动员的稿件编辑采用的是约稿方式，五月份的运动员自主投稿量就已经占总投稿量的50%，运动员圈层内部开始逐渐形成自我的文化认同，运动员的曾经被误解的文化形象正在被动态化的、交互式的分享和传播所重构。

（二）多屏重构：“朗读者”塑造场景力

场景力本是商业用词，今天判断一个企业能否进行产品的迭代，能否快速形成一种消费主张，很多时候是看它对场景本身的定义能力和对亚文化社群的影响力，我们称之为场景力[5]。在对于运动员的文化形象建构的时候，运用场景力思路就是旨在将构建运动员文化形象的系列活动对运动员及身边的环境形成一定的影响力。2017年年初，央视一档文化节目《朗读者》大火，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借势举办了“冠军朗读者”活动，邀请惠若琪、惠若琪教练蔡斌、陆春龙、黄旭、许安琪等冠军在图书馆的图文信息演播厅朗读自己喜欢的文章，同时将朗读的视频进行多屏观测。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体进行传播，造成一定的传播场景力，让在场的手中深切地感受到运动员文化形象的变化。历史学家丽莎·吉特尔曼认为传播媒体在两个层面进行工作：首先，它意味着一种令沟通成为可能的技术；其次，它是一套相关的“协议”（protocols），或者说围绕着技术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媒体技术是一种文化技术，媒体系统也是一种文化系统[6]。此次图书馆展开的《朗读者》活动，就是采取了多屏观测、多媒介传播整合的机制，从不同的传播渠道对运动员的文化形象进行构建，塑造运动员文化的场景力。该整合机制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共融进行，线上屏幕主要为微信公众平台、网页平台，网易等App进行传播，这是针对与运动员社群弱关系人群的形象构建，在网络上的场景力具有精准定位、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将运动员朗读的视频在网络场域中进行传播，能够很好地达到运动员形象塑造的效果。线下的屏幕主要是校园里的电子大屏幕、食堂的电视屏幕，这些电子屏幕安放于与运动员群体有强关系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场景力之中塑造运动员的文化形象，容易形成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感。通过对运动员群体内部与外部的场景力进行构建，将运动员“朗读”的形象传播出去，有效地达到了将运动员的文化形象进行重构。

（三）线下体验重构：运动员阅读沙龙

在网络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面对面的交流体验变得弥足珍贵。体育学院图书馆应建设卓有成就的第二课堂，担当起“守望大学精神”的使命，坚守“以读者为本的服务理念，搭建与读者交流、沟通的互动平台，开设读者论坛、读者沙龙和读者与馆员交流处(室)，使体育院校图书馆成为服务于教学、科研、训练和竞赛的‘第二课堂’”[7]。往常的读者交流似乎并没有把运动员的团体纳入交流的体系，举办单位一般为教学部门、研究生部门与图书馆联合开展的读书沙龙。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在举办读书沙龙时，将眼光投射到运动员群体，举办了一系列针对运动员的读书沙龙，创新出“一二三阅读沙龙”模式：一周一次读书社团走进运动队“说书”；两周一次奥运冠军读书沙龙、讲座；三周一次文化学者“我的阅读岁月”。

一周一次的图书社团走近运动队“说书”：南京体育学院有一群热爱读书的大学生，图书馆将他们组成了读书社团——“独思社”，同时还为该社与专业的运动队搭建桥梁，每周独思社的社员都会深入不同的运动队中，在这些运动员休息的时候，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简述不同书目的内，容。每一次“说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将指定的书目放在运动队中“漂流”，供有兴趣的运动员进一步深入阅读。这样一来，通过培养运动员的阅读习惯，在运动员的群体内对运动员自我文化形象认知进行修复，进而重构运动员的文化形象。

每两周，图书馆便会邀请一名奥运冠军在图书馆报告厅进行阅读沙龙与讲座。沙龙与讲座面向的群体以运动员为主、社会人员为辅。吴静钰、黄旭、陆春龙、仲满、许安琪等都曾被邀请作为分享嘉宾进行阅读沙龙。这样一来，对内，奥运冠军是所有运动员努力的方向，因此奥运冠军在运动员群体中有着绝对的权威性，是运动员群体的“意见领袖”。奥运冠军的读书沙龙对于运动员很有激励与引导作用，这对于加强运动员内部的文化形象的自我认同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外奥运冠军是社会上较为熟知的运动员群体的代表，也可以逐渐改善社会上对运动员“文化水平低”污名化现象。

除此之外，每三周，图书馆邀请一名文化学者与运动员们分享“我的阅读岁月”，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人生经验娓娓道来，对运动员群体又是一次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机会。

三、总结

运动员的文化形象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体育学院图书馆单边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运动员文化形象问题需要运动员群体自身、相关部门、相关院校、社会群体等相互的共通共融。笔者基于在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工作的经验，仅探讨在此过程中体育院校图书馆对于运动员的文化形象构建有哪些积极的作用。体育院校图书馆与运动员的文化形象其实是处于互动双赢的关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在对于运动员的文化形象重构的过程中，图书馆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活动，对运动员内部文化形象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对运动员文化形象刻板成见都进行了很好管理和改善，帮助运动员的文化形象从对抗走向认同，基于分享、基于兴趣、基于认同，对运动员的文化形象进行多维打造，也全面地展示了图书馆本位的巨大优势和潜力，显示着体育院校图书馆在构建运动员文化形象的过程中的重要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效应是正面的、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