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家韵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安徽桐城231400）

口述史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90年代，作为“史”为我国史学界认识并接受，“在史观上，它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它主张史学研究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1]2。因此在方法论上，口述史被广泛应用于多学科研究。

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对于它的研究，从未囿于文学一目，随着研究的深入，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已是桐城派研究的必然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桐城派的现代转型与终局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伴随着大量的信札、日记、报刊、杂志、档案等新材料的挖掘和整理，为还原后期桐城派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便利条件，学者借鉴近代史的研究方法，利用新史料，试图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后期桐城派。口述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在发掘新史料上，越是近的历史，越真实可信，其应用于桐城派，重构后期桐城派势必有一番作为。实际上，口述史与桐城派研究的融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至少有两本著作可为例证。一本是《舒芜口述自传》，舒芜是后期桐城派作家方守敦的孙子，马其昶的外孙。虽然全书围绕着舒芜的个人经历铺展，但是书中舒芜对于先辈生活、交往、个性、甚至是兴趣爱好等的口述回忆，于后期桐城派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另一本是《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其中一节是“叶扬谈桐城叶家”，叶扬是后期桐城派作家叶玉麟的孙子，此书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标准的口述史著作，只不过它不是以桐城派研究为主体。有着前人成功的尝试，笔者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桐城派口述史研究，虽有斩获，但还不成体系。本文试图从口述史的视域下，根据自己的实践经历，探讨口述史对桐城派研究的价值及其实践。

1 口述史对桐城派研究的价值

“口述史，按照目前国内学界普遍的解释，是指以搜集和适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1]。作为一种方法论，口述史倡导多学科合作，且与社会学、人类学关联紧密。桐城派虽是一个文学流派，但归根结底它是人的集合体，而且桐城派作家所反映出来的人格品性，创作风格等，又无不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因此桐城派本身蕴含着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因子，通过研究桐城派不同个体的生命历程，将其理解为整个群体的一个缩影，从而折射整个派别历史命运，这样口述史应用于桐城派研究，才有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1.1 充实桐城派研究的史料来源

口述史是一种研究方式，最终呈现的是口述史料，但是口述史料与以往桐城派研究史料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目前桐城派研究的史料有两个层次。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作家身份首先是文人士大夫，著书立说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桐城文学渊源考》以及后来的《桐城派文集叙录》就体现这样的特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聚焦于作家的文集、日记、批注、选本编纂等文学作品，通过文本分析其文学风格，文论特征、美学思想等，这是桐城派研究的主体，其核心理论“义法”“义理、辞章、考据”“经济”等学说皆由此出，桐城派作家的文学作品是桐城派研究史料的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史料是与桐城派作家除了文人身份以外的某些特定身份有关，桐城派作家自方苞、刘大櫆、姚鼐起，大都职为教师，辗转各大书院，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等，吴汝纶长期主讲莲池书院，如何理解他们的办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教育实践等，这就需要搜集与教师身份相关的史料，比如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堂时，亲自撰写制定了《开办学堂呈稿》《开办学堂章程十七条》等，戴均衡创办桐乡书院时撰写《桐乡书院四议》，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教育思想。除了教师身份，长期主持军务的姚莹所著的《康輶纪行》反映了其朴素的海防思想；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反映了其独具一格的家学思想；晚清重要的外交家黎庶昌所著《西洋杂志》，有助于理解黎庶昌的西学思想。这些史料自然算不上纯文学作品，但是这些非文学史料与文学作品一起，为更加全面的理解桐城派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第三层次便是学者很少关注的口述史料，它聚焦作家个人生平的讲述，通过桐城派后人口述先辈的生平经历，发掘有价值的史料。口述史料不阐释作品风格，不讨论文艺思想，不分析文学理论，只做历史的客观呈现，诚如《舒芜口述自传》的作者许福芦解释这部口述史的目的“这部口述传记试图超越文学或思想创作，它还原的是历史，因而它不单单是个人的人生经验”[2]2。我们将口述史的方法引入桐城派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挖掘更多的新史料来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桐城派。现有文献史料难以回答清楚的问题，如桐城派作家的婚姻家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关系、价值观念、文化传播方式、娱乐休闲方式等，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料的梳理得以解决。

口述史料与前两个方面的史料不同，它还原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生动客观全面的历史，口述史料“有其个人或私人特点，能够弥补历来公共文献档案作为官方记忆、主流记忆的不足”[3]9。它将有助于将桐城派研究的史料范围拓展到传统文献史料所不能支撑的领域，如婚姻、家庭、娱乐、艺术等等。

1.2 开拓桐城派研究的新局面

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其应用于桐城派研究有助于转变桐城派研究的视角、方法和对象，开拓了桐城派研究的新局面。

口述史是采访人与受访人共同完成的，采访人的采访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并非漫无天际的闲谈，它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围绕主题，在采访中有针对性的设计采访提纲。比如郑诗亮采写的《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访谈了一些文化世家，包括桐城叶家，它的目的性很明确，即彰显世家大族的家风，他在后记中说到：“所谓家风，大概也就是如此。最开始，不过是父母对子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训诫和示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积淀，便形成了家风。较之于权力与财富，家风对弟子的发展、家族的昌盛所起的作用虽然并不明显，却更深远，也更持久。这是我做完‘文化世家’系列访谈录之后，最为突出的一个感受”[4]259，家风研究并不少见，但是引入口述史方法做专门性的家风研究，这种研究视角、对象和方法的变化，让氏族大家的家风的通过受访人的口述，呈现在读者面前，显得更加生动亲切，有说服力。

此外，口述史作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最大的不同是研究视角的根本变化，口述史摈弃以往史学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而显现出自下而上的角度，“那就是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转为对准普通的人民大众，口述史学则成为他们实现这场转移的有力武器”[1]3。无论是《史记》《资治通鉴》还是马其昶所编著的史学著作《桐城耆旧传》，它们关注的都是上至皇帝、诸侯，大臣，下至名门望族的社会精英人物，而口述史的受访者，桐城派后人均是普普通通的大众人物、小人物，或是教师、或是工人、或是农民，身份地位远不如先辈有名，但他们是先辈生活经历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声音不应该被忽视。口述史与桐城派研究相融合，就在于通过倾听那些平民化的桐城派后人的声音，以期达到重构桐城派历史的目的。

因此，口述史应用于桐城派，研究视角由桐城派作家本身下移到桐城派后人的“底层视角”，研究对象由精英转到普通民众，通过面对面的访谈的方式，阐明个人经历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联系，“（口述史）已经发展到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1]4。它已经脱离单纯的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单科学科的研究，成为跨学科研究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势必会开拓桐城派研究的新局面。

实际上，口述史对于桐城派研究的价值不止于以上两点，除此之外，口述史对于桐城派的大众化传播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提到研究，我们总是倾向于学术研究，但桐城派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除了进行学者式的学术研究，还应该关注于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大众化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桐城派。

口述史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在大众传播上的独特作用。它将以往的桐城派研究从“书斋”，拓展到“田野”，通过普通人的口述，使其故事化，通俗化，这将大大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以及开始接触桐城派学者的关注。唐德刚评价《胡适口述自传》这部著作的价值那样，有关胡适的巨著层出不穷，然而“这些巨著会使‘后世青年’愈看愈糊涂，愈看愈不知道‘胡适’是怎么回事。他们所需要的实在只是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如果这个文化需要，由于时代转换而成为事实的话，那么胡先生这本小小的《口述自传》，对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也会逐渐地上升了，因为它是一部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学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5]。正是口述史的成果更加接地气，它才有助于桐城派的大众化传播，让更多的人认识桐城派，了解桐城派，这也是口述史对于桐城派传播的特有的价值。

总之，桐城派与口述史的融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价值还有待于学者继续挖掘并在实践去中实现。

2 桐城派口述史的实践

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是单向的，面对的是死的、固定的文献不同，口述史的重点是在“做”上，即实践，是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双向互动，其获得的史料信息是活生生的，并且充满着不确定性。这使得口述史实践充满着各种变数，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复杂。概括来说，口述史“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它是一个系统性工作，包括：“准备+访谈+整理”三个主要环节，缺少哪一环节都构不成完整的口述史，而每一个环节都有不确定性，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

2.1 访谈准备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为确保成果的严肃性，科学性，前期的充分准备必不可少。口述史的三个环节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口述史的前期准备显得尤为重要，尽可能事先消除各种不确定因素，它直接关系到现场访谈效果乃至整个口述史的质量。

2.1.1 口述主体和对象的确定 口述史的主体和对象，实际上就是开展口述实践的采访人和受访人。确定采访人是解决“谁”才能做口述史，虽然我们鼓励大家都来做口述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口述史没有门槛，任何人只要拿着录音机就可以做。实际上除了掌握必要的口述史相关理论以外，还需要充足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是心理学等专业的训练，以及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口述史做好。当然，在实际中，具备这样较强综合素质的采访人是不多的，但是对于采访人，即使没有受过专业的口述史训练，我们仍然要求采访人符合一些基本要求，比如一定的心理学、社会知识和经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等，这样才能保证口述史的基本质量。

桐城派口述史是一个专题型口述史，除了基本要求，桐城派口述史的采访人还有它特定的要求，即采访人必须对桐城派有所了解，甚至是专业的认知，只有这样，采访人才能科学开展口述史活动，明确采访主题，设计访谈提纲。口述访谈不是没有目标的泛泛而谈，采访人要紧紧围绕访谈主题，实时把控整个访谈过程，以防访谈内容偏离主题。更重要的是在访谈中，采访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敏锐的捕捉访谈现场有价值的口述信息，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入挖掘，这往往是访谈中最令人意外的收获，而这些都须建立在采访人对桐城派具有一定认知的基础上。《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叶扬谈桐城叶家》中，如果采访人不了解桐城派与新文化之间的龃龉，就不会问：“您祖父是桐城派古文派传人，在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背景下，他自己，包括叶家人，是如何看待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这类学术性较强的问题[4]146，而恰恰这样的口述内容最受大家关注，对于研究桐城派也更有价值。因此采访人在进行访谈之前要了解口述史的一般理论和实践方法，而掌握桐城派的相关知识也是桐城派口述史实践的必然要求。

访谈是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互动，最有价值的、最值得期待的是受访人的口述内容，因此确定受访人尤为重要，它直接决定了口述史质量的层级。桐城派口述史是采访人对桐城派作家后人的访谈，因此受访人的身份首先是桐城派作家后人，而不是研究桐城派的学者，弄清这点十分必要。很多时候人们以为，桐城派口述史研究的对象是桐城派研究的学者，访谈他们对桐城派的认识，这种研究方向是根本性错误的。

《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桐城派作家1200多人，分布全国各地，其后人更是人数众多，遍布广泛，如何选择和确定受访人需要进一步设定原则。我们认为，由于口述史的特殊性，越是近的历史，越真实，因此根据此原则我们在确定桐城派后人时，尽量选定后期桐城派作家，比如马其昶（1855-1930）、姚永朴（1861-1939）、吴闿生（1877-1950）、叶玉麟（1876-1958）、贺培新（1903-1952）等，他们的生活时期距离现在较近，曾经参与和经历其生活的后人尚在世。因为桐城派口述史是建立在后人对先辈生活经历回忆的基础上，只有那些曾经与先辈真正生活在一起的后人，即桐城派作家生活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口述才更为准确，也更为可信。这就是我们确定受访人身份的第二个要求。我们以《舒芜口述自传》为例，舒芜在书中较为详细的讲述了外祖父马其昶葬礼的场面。

外祖父去世时，我才八岁。丧礼办得很隆重，给我留下的印象。灵堂上，孝帐，挽联之类铺天盖地。……记得正中靠上方挂着一个大横幅，写着‘哲人其萎’四个字，是段祺瑞送的。下面又有一条横幅，署名是‘弟子张学良’，内容是四个什么字，不记得了。……这里面还有章太炎的一副挽联：

一朝史事付萧至忠，虽子玄难为直笔；

万世文章愧李遐叔，知颖士别有圣怀”[2]12。

正是因为舒芜曾经与外祖父马其昶生活在一起，亲身经历了其葬礼，书中的讲述才那样的细致和真实。

2.1.2 访谈提纲的设计 确定好采访人和受访人，接下来需要设计访谈提纲。当然也有人主张不设计任何提纲，而是随机性采访，想到什么说什么，根据访谈现场受访人的谈话信息灵活提问，但即便是这样，访谈从何开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事先还是要有轮廓式的提纲。

设计访谈提纲之前仍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和调研工作。首先要熟悉受访人的身份背景，如受访人与桐城派作家的关系，家族情况，交往情况，成长环境，甚至是受访人的职业、文化素质、地域风情等等，根据受访人具体情况设计提纲，尽量将常规问题具体化、特别化，使之与受访人密切相关。如果访谈时对受访人一无所知，不但访谈提纲无从设计，访谈效果也会大大折扣。例如受访人如果是个农民，若问他“你如何评价你祖上的文学作品”之类的问题，就显得荒唐，甚至会让受访人感到难堪。其次要确立采访主题，即此次访谈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提纲设计要服务于主题。《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访谈主题便是家风，采访人围绕家风设计一系列的问题，关注家族成员的教育、交往等，凝练出家风对家族发展昌盛的影响。

确定了以上原则，提纲设计就比较容易，但是也要防止以下倾向。一是提纲太大太空，“谈谈你对桐城派的认识”这类话题就显得空而大，让受访人无从说起。二是提纲太杂太细，在访谈时反而有可能束缚受访人，使谈话出现一问一答，无法深入。三是提纲问题太尖锐，受访人在接受访谈时往往自我保护的心理特别严重，对问题非常敏感，一旦问题过于尖锐，或者有损祖辈形象，他们都会拒绝回答，甚至是反感。总之，我们在设计提纲时脑海中应该有一个预设的答案，确保访谈能够顺利进行。

访谈前的准备是口述史的第一环节，虽然都是一些基础性工作，但是非常重要，没有第一环节的充分准备，接下来的工作开展起来必然举步维艰。

2.2 访谈现场

口述史最主要的环节就是采访人与受访人的现场互动，如果缺少访谈环节，不能呈现访谈的现场感，就不能算是口述史。“口述史的作业者要能够通过在现场与受访者面对面的交流，来分析语言、声调和说话者的主观意思，来捕捉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以及事件对人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1]10。这实际上就是口述现场活的信息与纸质文献死的信息的不同之处。因此对访谈现场的把握，最能考验采访人的能力，我们需要掌握一定的原则和技巧。

2.2.1 记录方式 在口述史的初期阶段，有少数采访人采用传统的笔录方式进行记录，但是笔录方式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缺少现场感，它无法记录受访人的声音、语调、停顿、表情等话语特点，而且笔录的错误率较高，使得口述史质量大大降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录音和录像技术的出现，使得口述史现场得以完全的呈现，口述史的核心环节得以很好的保存和再现，口述史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对于采访人来说，访谈现场使用录音或者录像会带来很多便捷，也有利于访谈效果，但是访谈现场是否使用录音或者录像的决定权不在采访人而是受访人，这点在桐城派口述史中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桐城派是没落腐朽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攻击和批判对象，代表了封建落后。桐城派后人在接受采访时，担心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并不愿意接受录音和录像。因此，采访人在访谈之前，务必要对受访人表明来意，强调采访的目的是做学术研究，在征得受访人同意之后才能使用录音或录像。如果私自使用录音和录像，会引起受访人的戒心和不满。至于使用录音还是录像，这与访谈情景有关。如果在一个固定的场合里访谈，录像方式最为合适，同时放置录音笔，以防万一。如果在一个行动的场合，比如边走边谈，录音的效果会更好。

2.2.2 访谈地点 访谈是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对话，形式很简单，因此对于访谈地点除了安静以外，没有其它特殊的要求。可以在采访人的住所，办公地，也可以在受访人的住所、办公地等。根据实践经验，访谈地点选在受访人的住所最为合适，受访人在熟悉的场所接受访谈，气氛自由，压力小，更容易进入访谈状态。相反在一个陌生的场所接受访谈，受访人会显得压抑，访谈时感觉不自在和局促，不利于访谈效果。

此外，受访人在住所进行口述访谈，有时为了印证口述内容的可信度，他能随时提供先辈们留在家里的一些照片、信件、手稿等重要的资料。笔者在马其昶的后代马创家中进行访谈时，就获得了其父亲马茂炯与舒芜、马茂元等人的来往信件，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后期桐城派乃至论证桐城派之终局的价值是极高的。因此访谈地点选在受访人的住所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2.2.3 访谈方式 访谈方式指访谈现场参与的人数。在采访现场，采访人为了专心做采访，有时会安排1-2人专门负责录像或者录音，有时为了培训新人，采访人也会安排若干新人在一旁观摩采访现场。但是采访人数过多，无疑会给受访人带来更多的压力和压抑，对于一些私密的问题不愿意谈及。因此访谈最好的方式是一对一的访谈，在场的人数越少，越能建立一种互信，便于受访人说出更多的信息。

但是在做桐城派口述史访谈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即受访人世居桐城，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而且这些人成为受访人概率又更大，他们大都只会说桐城方言，桐城方言与普通话相差很大。如果采访人不懂得桐城方言，访谈就会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访谈质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要求须有一位懂得桐城方言的人一起参与口述工作，访谈过程中可以作为翻译，而且用桐城方言进行交流，也会使受访人感到更为亲切。

2.2.4 访谈提示 访谈最好的状态是受访人口述，采访人倾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现。譬如对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语言表达不顺畅的受访人，访谈过程中容易出现无话可说的情形，这就需要采访人凭借已知的信息对其进行技巧性的引导。还有一些受访人比较健谈，访谈时容易偏离主题，常常将访谈先辈变成了访谈自己，这同样需要采访人有技巧性的在一旁提示，以便于访谈回归主题，同时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提示而引起受访人的不快。

访谈现场存在太多的不可预知性，需要采访人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经验，提升访谈的效果和质量。

2.3 口述史料的整理

口述史料的整理同样重要而且更为复杂，可以说口述史料的呈现效果很大一部分决定于后期的整理。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后期整理的原则并不一致，因此导致这个环节存在的争议最多，主要表现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口述史料的最终目的是用于学术研究，因此必须强调口述史料的有用性、可靠性，必要的时候需要改写受访人的陈述。他们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这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6]。正是基于口述史料有用性、可靠性的考虑，需要对受访人的陈述所大幅度删改，而最终呈现的有用史料所占原有口述史料的比重是比较低的。

另一种观点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个人的记忆是珍贵的人类精神遗产，口述历史是对人类记忆的采访和收藏，因而要按照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这一路径去思考研究”[3]311。这意味着，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并不是口述历史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因而，大量改写受访人的陈述，在口述史层面是错误的。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的因素。口述史与桐城派研究的融合过程中，口述史只是一种研究方式和手段，最终的落脚点应该在桐城派研究上。“口述史学关键是利用搜集到的口述资料进行历史研究，从而更加形象、全面地展示历史。它不应该是简单的资料堆积和历史再现，而应该着重于阐释大众的历史意识，若停留在史料学的水平上，难免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7]。也就是说桐城派口述史实践所呈现的资料不应该是终点，它只是开展桐城派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其有用性和可靠性是必然的要求。为此，桐城派口述史料的整理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2.3.1 坚持口述史料的学术性 学术性是相对于故事性而言的，学术是严肃的，故事是随意的。桐城派口述史是讲述桐城派作家的个人经历，个人经历与故事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真实性。笔者在做桐城派口述访谈时，经常会听到受访人讲述先辈的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是受访人从上一辈人中口耳相传的，虽然一个故事的出现并非只是空穴来风，它可能是以某个人的某种经历为蓝图，经过文学再创造，使其更具可读性，有的甚至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是故事的真实可靠性是难以保证的。因此在进行桐城派学术研究中，故事是不能作为研究依据的。但是如果将这些故事收集起来，编纂一部桐城派作家趣闻轶事，用于大众化传播，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2.3.2 坚持口述史料的口述特性 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最大的不同就是口述史料的口述特性，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现场感。在进行口述史料的整理时，将采访音频或者视频资料转化为文字材料，首先要做到文从字顺，特别是一些受访人说的都是桐城方言，更需要后期大量的整理，将一些方言翻译为大众化语言。其次就是要最大化的保持其口述者的语气和原貌。具体来说口述要以第一人称，语言口语化，不要纠结语法结构等，文字整理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也是严格的语言文字工作，最能体现口述特性的工作。

2.3.3 坚持口述史料的准确性 口述史料的准确性关系到研究的可信度。受访人在回忆的时候，无论主观上多么努力，但是由于时间久远，年龄较大，受到记忆规律的影响，口述难免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口述史料必须同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和补充，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8]。因此，对于一些重要的人物名称、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等口述史料，需要查阅相关文献相互印证。遇到受访人所述内容与官方史料不一致时，要多方求证，以保证最后公开的资料符合历史史实。

2.3.4 坚持尊重受访人的意愿 受访人应该是口述史料的主人，因此“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和隐私必须贯穿于口述史活动的全过程”[9]。口述史料的整理不是一蹴而就，有时为了一个信息不断反复查阅资料，求证受访人，因此每次口述史料的整理、编辑（增删）后，都必须征得受访人的同意，这既是对受访人的尊重，也是受访人对自己口述史料负责任的体现。正如舒芜在校订《舒芜口述自传》时果决地说到：“宁可不出，也绝不更改一字，我对口述文字每一句话的事实负责”[2]1。

以上只是从桐城派口述实践的操作层面进行论述的，实际上口述史背后还涉及到个人隐私、版权保护、权力和利益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由于口述史在我国发展较晚，还未形成学界公认的法则，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桐城派口述史实践对于我国口述史的发展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桐城派绵延两百余年，式微于晚清，若以1919年新文化运动为桐城派之终局，相去我们已经百年。依据《桐城文学渊源考》所载作家来考量，较晚的贺培新（1903-1951），离我们也有半个世纪之远。由此推算，桐城派后人大都六七十岁，笔者所采访的对象最大年龄已过80岁，很多事情记忆不清晰，甚至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开展访谈工作，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尽早开展桐城派口述史实践，最大范围的访谈桐城派后人，收集整理有用的史料，为桐城派的进一步研究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