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姝彤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少女小渔》是旅美作家严歌苓在移居美国三年后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曾获1991年中国台湾地区“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版“典妻”的故事，意在探讨在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之下的海外华人的精神超越之道，并以少女小渔的形象作为主旨提炼，海外华人的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奋斗进取，而在于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随后，短篇小说《少女小渔》由张艾嘉改编成电影，于1995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获“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等六项大奖。游弋于不同载体转换，文本本身发生迁移，少女小渔、外国老头等主体人物被赋予多重身份的诠释和转化，由此折射出不同文本驾驭者多重的文化身份观念。本文将以文化身份与认同为理论载体，透视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及其变体电影版《少女小渔》的主要人物文化身份的转换，从而尝试挖掘不同文本驾驭者——严歌苓与张艾嘉的文化身份观。

一、小渔：从“地母”到“失语者”

小渔作为故事中毋庸置疑的主角，在小说与电影中的文化身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作为中国传统女性，勇敢为爱走出国门，自身与生俱来携带着传统东方善良、包容、宽厚和仁爱的特质，呈现出严歌苓小说中典型的“地母”形象。“地母”形象常以柔弱示人，如同大地般拥有仁慈而包容一切的力量，虽外表柔弱，内里却强悍，在人格的冲突中化身为生命的强者，捍卫一切。严歌苓认为，小渔的善良是可以被辜负甚至是践踏的，但是她并未对践踏者的暴行还手，而是以其博大的胸襟选择包容甚至是怜悯。以现代人的现实眼光来看，小渔对外界暴行的忍耐和原谅是无尊严的弱者的处事态度，但是，她始终忠于自己内心的坚定，从这个角度而言，小渔是完善的，是拥有独立而健全人格的个体，以内心的力量完胜施暴者。文中，小渔把自己的童贞给了一个将要走向死亡的病人，在异国他乡，小渔独自面对生活，以自己独立而顽强的内心力量对生活重压报之以歌：尽管还有三个月就要搬离她和老头的房子，小渔仍每天任劳任怨、认真细致地照顾老头，为老头打扫房子；尽管老头常无故上涨房租，但小渔为了攒够房租钱，辛苦工作，修房顶、灭蟑螂、通下水道，瞒着所有人吃苦。最终，在小渔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邋遢老头终于重燃对生活的期冀，重拾人格和尊严，文章最后，小渔发现老头变了，现在他会拎着还不满的垃圾袋出去，像说：你看，我也做事了，他仿佛真的在好好做人，再不挨门去拿邻居家的报看，也不再敲诈偶尔停车在他院外的人。小渔以其善良、乐观、宽容与豁达实现了对老头的救赎，在东方式女性的影响之下，以老头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终于在宽厚与坚定的包容中，重新审视自己并改变自己，实现自尊，开启全新生活。

电影版《少女小渔》中的女主人公小渔，仿若失语者。小渔作为初来乍到者，等待被救赎，马里奥作为人生导师的形象介入了小渔的生活，他于无形中在思想观念上影响和指导着小渔，而小渔也在这种西方式的教导中，实现对于自我独立的建构，寻找自我，并与旧爱分离。在影片中，马里奥在生活中，常给予小渔教导，如他多次提醒小渔不要总是说“谢谢”，“对不起”之类的客气话，要尊重自己；在小渔纠结要不要去参加移民局的面试时，马里奥希望小渔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认识自己并思考问题，而不是总是询问周遭人的意见，考虑身边人的看法，去和不去都应遵从内心的选择。由此不难看出，马里奥虽然仅作为一个西方老头在影片中出现，但其背后却隐喻着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以马里奥为代表的崇尚自由、民主、独立和平等的西方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对以小渔为代表的沉静、内敛的东方文化的规训，强化了西方文化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彰显了电影本身偏向西方的文化身份。在影片中，小渔不再是包容一切的“地母”，反而以过分善良、懦弱与胆怯的“属下”身份贯穿影片，因过分依赖和没有主见而需要老头马里奥的“引导”与“教育”，因与生俱来的善良与怯懦而需要在马里奥的教育之下重拾自我，完成主体建构，面对马里奥的教导，小渔更是欣然接受，她仰视并略带崇拜马里奥为她所作的一切，乐于认同马里奥的价值导向。钱超英曾在《“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说到：“身份总是和关于身份的意识及其表达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种被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作用而出现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行为……‘身份’尤其提供了对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问题群体’以及社会急剧转型中的民族——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的观察方式”。当身份转换出现差异时，小渔作为新一代移民，丧失话语权与表达权，面对马里奥展现的西方价值，她言听计从，在这种姿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小渔走出文化身份的困境，完成一种截然相反的转变，成长为具有西方当代意识的独立女性。

二、老头：从“沦丧者”到“美国英雄”

小说中西方老头具体姓名不得而知，他对生活失去希望，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消极沉郁，自甘堕落，最终在小渔的感化与训导下，重燃对生活的希望，过上独立且自尊的生活。小说中的开头对老头的刻画就是“摊着一桌子碟子、杯子，一地纸牌、酒瓶，垃圾桶臭得像得了瘟疫一样”，老头陷入生活困境，垂垂老矣，没有一丝生命的活力，而小渔的到来则赋予老头以新的生命活力。严歌苓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并未以独立、自由示人，相反，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以老头为代名词的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化身为堕落、斤斤计较、缺乏生命活力的腐朽“沦丧者”，小渔为代表的传统东方文化则给西方文明带来曙光和希望的力量。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始终处在一种变化之中，并屈服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交替威力。后殖民者必须在问你话。历史和权力的交替影响之下，重新寻找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定位。严歌苓年近三十旅居美国，深厚的东方传统美学素养已然形成，加之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之下，严歌苓的文化视野逐渐开阔融合，她在多元文化中力求平衡并力求保持还原自身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严歌苓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她认为，在异质文化中，华人需要在乡土故国的文化机理中挖掘价值，以此作为自我身份确立的准则。因此，严歌苓在创作中，力求凸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以此来与西方异质文化形成交流甚至对抗，从而构建自身文化身份。

与小说版《少女小渔》的老头形象相较而言，电影版中的西方人一改往日邋遢的形象，不仅摇身一变成为作家“马里奥”，而且长相高大、有气质、不再是一个处于边缘的贫民，同时两人在品性上有着天壤之别。同时，马里奥在精神世界的丰富而独立，更成为导演刻画的重点。在电影中，马里奥选择与小渔结婚，不再是为生活所迫，同时，马里奥这种独立健全的人格于无形有形中引导着小渔发生某种转变，他教导小渔对生命应葆有尊重，更应尊重自己的内心，做到真正的独立，并在感情生活方面给予遇到挫折的小渔以鼓励，教会她珍惜爱人，珍惜感情。最终，在马里奥的引导之下，小渔这一东方身份完成了某种意义的融合与置换，她勇敢与感情决裂，寻找自我，在影片结尾，小渔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并未随江伟一起离开马里奥，而是陪在马里奥身边，细心照料他。马里奥由此完成了对小渔成长之路的精神引导。由小说改编后的电影，宣扬的价值观与西方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精神追求不谋而合，同时，导演通过弱化小渔原始东方文化身份的技巧，达到宣扬西方主流文化的目的。东方人在文化中仍然处于某种弱势地位，拥有边缘身份，等待着西方的教导与精神启蒙，由此，在影片中，西方文化已然成为被宣扬的主流话语和主流身份。

三、从“东方民族文化身份”到“西方民族文化身份”

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作者严歌苓始终向读者展示着东方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包容和感化，她通过融合两种文化融合的方式来塑造小渔，赋予小渔浓重的东方地母式的女性形象，并由此放大其东方特质：善良，坚强，包容，逆境中迎难而上，由此观之，作者严歌苓通过塑造小渔这一女性形象，其目的是引导读者去探索小渔背后蕴含着的深层东方文化密码，挖掘东方文化的魅力。严歌苓作为旅美作家，尽管多年生活在国外，但她仍在国内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年时光，由此沉淀出。稳定而深厚的东方文化价值观，她在写作中一直强调自己的东方民族文化身份，力求保持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身份立场，并在作品中，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严歌苓一直都是试图在小说中寻找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衡点。

反观电影，张艾嘉塑造的“小渔”形象，在西方面前呈现卑微姿态和失语状态，完全迎合了西方对东方的“他者”想象，可以看出，电影的文化身份是偏向西方的。张艾嘉自幼随母移居美国，直至成年之后回归祖国，张艾嘉的青年时期完全浸淫于西方文明之中，连张艾嘉自己也承认，“作为人生最重要的几年在美国度过，我的观念不可避免的受西方影响蛮大，尤其是我刚开始入行，做音乐、拍电影，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在电影版《少女小渔》中，小渔从一个“地母”式善良、包容的东方传统女性，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同化之下，转变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模糊西方女性形象，而老头则从落后的“沦丧者”升级成为小渔的“精神导师”，影片无不浸润着编剧和导演张艾嘉偏向西化的文化身份观，同时，不自觉地呈现出对本土文化的自我东方主义。

文本《少女小渔》在不同媒介的转换中，文中主要人物的文化身份发生转变，由此透视出不同写作创造背景之下严歌苓和张艾嘉不同的文化身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