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燕京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走過来的人，大都有—项共同的体育爱好——打乒乓球。

我开始打乒乓球，是在上小学后，启蒙教练则是曾获得所在机关乒乓球冠军的老爸。六十年代初，老爸因地制宜，先是购置了球网、球拍及成盒的乒乓球，然后在院里砌了两个约80厘米高的砖垛子，将单人铺板搭在上面，再支上球网，俨然就成了一个小号的乒乓球台。就在这样简陋却实用的条件下，我从正反手发球、接发球练起，逐步掌握了一些基本要领。

1964年，在西便门小学举办的乒乓球选拔赛中，我以年级第三名的成绩入选校队。而进入了校队，在训练器材和训练水平上，都比在家里上了一个档次。那时，校际间的赛事比较频繁，我们除了在校迎战友邻校的球队，还经常到其他学校切磋交流。至今依稀能回想起在梁家园、北线阁、善果寺、康乐里、北京小学等学校打比赛的情景。

升入中学尚在“文革”期间，但打乒乓球的热度未减。每当下课铃声响起，我和同学们都会第一时间冲向乒乓球台，挥拍对阵。但由于观阵的人多，场地狭小，竟至有一次一位同学击球动作过大，球拍一下打到我的眼部。还好，到医院检查后，眼球没有伤到，只是上眼皮擦裂伤，缝了三针。有同学开玩笑，说这应该算是我为乒乓球爱好昕付出的代价。

工作后，我又加入到厂乒乓球队，并配备了运动服和乒乓球鞋。1982年春，我参加上级公司举办的职工乒乓球赛时，一路过关斩将倒也顺利，唯独最后那场冠亚军决赛却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第一局开局后，只几个回合，对手便以凌厉的攻势，压制住了我的技术发挥。如此，两局均以大比分落败，我获得亚军。然而当宣布名次并颁奖时，这位冠军却不见了踪影。原来，那位冠军是什刹海的体校乒乓球运动员，参赛只是顶替基层一位职工来玩儿票的。当我接过奖状和奖品——一支红双喜乒乓球拍时，内心油然升起一种喜悦与自豪。

到单位工作后，同人中与我的球技不相上下者，也就有两三位。日常午休打球时，我赢多输少，时常出现打遍一轮一直“霸盘”的情景。回想起几十年中，我坚持较久的体育运动除了自行车，也只有乒乓球了，这得益于国家对群众体育的重视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