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

摘要：清朝通过平定准、回二部，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了新疆。原本与清朝并无交集的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坎巨提等中亚部落，从此成为与清朝西北交邻或邻近的政权，并接连被清朝纳为藩属。清朝亦由此构建起自己的中亚藩属体制。拟利用清代档案、官书等相关史料，对清朝构建中亚宗藩体制的具体过程及特点，进行系统探讨。

关键词：清代;新疆;乾隆帝;藩属体制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8.069

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通过用兵西北，平定准、回，统一了新疆。历来与新疆南、北相邻或邻近的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坎巨提等中亚部落，随之成为清王朝西北边境的邻部政权，此后，更接连成为清朝藩属。其中，最早与清朝建立直接联系，并且在清朝中亚藩属体制中具有重要位置的，便是生活在新疆边境地带的哈萨克各部。

1清朝与哈萨克的早期接触

早在决定派遣大军平定准噶尔之时，清朝便已萌生与准部邻边的哈萨克各部取得联系，以为平准助力或扫清障碍的念头。待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平准战事已功成在即，乾隆帝认为派遣使者出使哈萨克，劝谕其不得妨害大军平准的时机已然成熟：“现在两路大兵已经会合，奏功指日可成”，“此时正宜遣人往谕哈萨克。”于是降下谕旨，命平准将领即刻派遣侍卫前往哈萨克。

如前所述，清朝之所以想要与哈萨克各部取得联系，其目的在于希望哈萨克能够避免在清军彻底平定准噶尔之时，徒然制造障碍，甚或对清朝之行动予以支持。因此在谕旨中，乾隆帝除对哈萨克各部予以良言劝导之余，亦对该部可能违背清朝意愿的企图进行了警告：“倘不谨遵谕旨，必发大兵征剿。”

因迟迟未见回音，乾隆帝于是年六月初六日，再度降旨要求平准将领派人晓谕哈萨克，并及时回报哈萨克各部接到谕旨后之反应。此时，将军班第业已派出侍卫顺德讷、达永阿等前往哈萨克。而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所派出之丹津央金、特古斯穆彰阿，更是早已前往哈萨克各部。

不久后，丹津央金领同哈萨克左部之使者，返回清军大营。将军班第等随即向其询问了哈萨克接到清朝谕旨后之反应。哈萨克使者代其首领阿布赉表示：“我处人众早已听说大汗仁恩威名，甚有敬慕之心，但不能通晓得享。此次（大汗）在准噶尔地方行战事而来，不杀一人，不拿一物，诚令我等赞叹喜悦”，哈萨克得以领受大皇帝之恩，肯请派遣使臣赴京，瞻仰大皇帝。随即，哈萨克左部首领阿布赉便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派遣使者前往北京朝觐，继而向乾隆帝呈现了国书，表示：“今只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末部落，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化鸿化，永为中国臣仆。” 而将军班第，亦随后于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十二日，上奏清廷，向乾隆帝陈奏了自己向丹津央金等了解其出使哈萨克的情况：“为知晓使者口信，向铁木尔真询问，其言与文书相近。臣等向尔等使者铁木尔真言，尔等达塔若欲前来相见，即可前来，如愿受圣主恩典，前去瞻仰大皇帝，派使者请安进贡之处，彼等到时，议定上奏。塔什干驻扎阿齐布、哈尔罕，乃从前旧制，不可取消。至若先前所派之人为恶，可另换派好人。”接到此份奏稿后，经过反复斟酌，乾隆帝随机降旨，将左部哈萨克纳为清朝外藩。

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哈萨克右部与左部一道，派遣使者，向清朝进献表文：“伏念臣者，久思内附，远处边末，与左部阿布赉汗各长一方，为准噶尔阻绝，未由自通。近闻左部输服，被恩优渥。恭惟天使惠来，祗领宸训，得均隶臣仆，诚劝诚忭，谨遣臣子弟入觐，瞻仰天颜，如天覆育之圣人在上。臣愿竭衰驽，奋勉自效，永无二心，倍于左部。”鉴于平准业已成功，且之前已将左部哈萨克纳为藩属，乾隆帝于是立即便批准了右部哈萨克愿为藩属的请求。自此，哈萨克左右二部，皆与清朝结成了藩属关系。

2布鲁特等部与清朝的接触

清朝于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之际，生活于新疆南北二路边境地带的布鲁特部，分为东、西两大部。其中，东布鲁特由五部落构成;西布鲁特由十五部落组成。

清朝与布鲁特的直接接触，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是年六月，将军兆惠等率兵追捕准部残余哈萨克沙喇，“至东布鲁特界，遣侍卫乌尔金、托伦泰往抚，抵其游牧珠穆翰地。”该布鲁特部即刻“遣使献牛羊百头，将军等宴而示之讲武，咸诧服天朝骑射之利，乞内附。”与此同時，生布鲁特萨娄鄂拓克首领阿克拜，“亦率众五千户来归”。兆惠等随即将东布鲁特请为藩属的情况，上奏清廷。乾隆帝收到奏报后，立即降旨兆惠等，命其接受该部之请，并立刻派侍卫前往该部进行宣谕。乾隆二十三年（1758）七月，侍卫伊达木札布到该部宣谕：“乾隆帝业已同意将其纳作外藩。”该部首领随即上表表示：“我部久思投诚大皇帝，为准噶尔所阻，不能自通，今得为天朝臣仆，实望外之幸。”

乾隆二十四年（1759），将军兆惠等为追捕逃逸之大小和卓，行进至西布鲁特之地。该部首领阿济比随即派人呈书兆惠：“额德格纳布鲁特部小臣阿济比恭呈如天普覆广大无外、如爱养众生素赉满佛之鸿仁、如古伊斯干达里之神威、如鲁斯坦天下无敌之大勇、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钦命将军之前。谨率所部，自布哈尔以东二十万人众尽为臣仆。”兆惠将此情形奏闻清廷，乾隆帝随即下诏，接受该等布鲁特之请，将该等布鲁特收为外藩。

不久之后，西布鲁特首领接到将军兆惠自喀什噶尔所传之谕，以及清廷颁给之印文。阿济比随即上书清廷，表示：“颁给印文谨已奉到，不胜踊跃，适慰心想，当率诸部，自布哈尔迤东二十万人众，皆作臣仆。”

除上文业已论及之哈萨克、布鲁特外，浩罕亦是清朝在统一新疆后，所接纳又一中亚藩属。

浩罕，在清代又称敖罕、霍罕。其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吉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清朝将其视为古代之大宛：“浩罕，古大宛国地，一名敖罕，又曰霍罕，葱岭以西回国也。东与东布鲁特接，南与西布鲁特接，西与布哈尔国接。有四城，俱当平陆。一曰安集延，东南至喀什噶尔五百里”，“从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为玛尔噶朗城，又西八十里为那木干城，又西八十里为浩罕城。”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一月，清朝于平定回部之际，曾派遣侍卫“招降安集延、纳木干二城回人”，但是未能奏效。次年夏，为阻止大、小和卓远逃，清朝计划提前抢占通往浩罕、巴达克山、巴勒提等沿途要隘。为此，乾隆帝曾谕令兆惠领兵先取喀什噶尔，富德攻取叶尔羌，巴禄由巴尔楚克路与富德会合，互相策应。“其喀什噶尔西去之鄂坡勒岭，可通霍罕;敏珠尔岭、玉斯屯、阿喇图什岭，俱通安集延;沿途之额德格纳、伊什克里克等部落，皆传檄晓以利害”，并于各处派兵堵截。

为此，清朝特派侍卫前往浩罕，向其首领额尔德尼伯克“哓以利害”。额尔德尼接到清廷之表文后，随即表示奉表而行， 并立刻上书乾隆帝，请求“内附”。其表文曰：“额尔德尼伯克等请大皇帝钦差统兵，至威至勇将军等安，仰赖上天之德、大皇帝洪福，我等群生亦获安生。闻将军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后，布鲁特、哈萨克等众部落俱传檄安定，今我部檄书未至，日夜以冀。幸侍卫赍将军书来，我等得为大皇帝臣仆，永受康宁，不胜感悦。”

乾隆二十五（1760）年三月，乾隆帝向浩罕领主额尔德尼颁布了敕书：“尔远处边陲，闻大兵平定回城，逆贼逃窜信息，即慕化归诚，请擒贼自效，遣使入觐，深可嘉尚”，“今既为朕臣仆，自必加恩抚恤。尔其约束所部，永享无疆之福。”从而正式将浩罕纳为外藩。标志着浩罕正式成为清朝外藩。

浩罕以外，另一个被清朝接纳为藩属的中亚部落巴达克山，“在叶尔羌西千馀里，居葱岭右偏。由伊西洱库尔西稍南行，渡喷赤河至其国。有城郭，部落繁盛，户十万馀……巴达克山酋所居地曰维萨巴特，在喀克察河上。喷赤河自瓦罕帕米尔流入境，绕其东北，喀克察河西流入之，下流为阿母河。”其所控之地，大致位于今日阿富汗东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东部。

清朝与巴达克山的初步接触，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年八月，将军兆惠率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其部将富德在率兵追击大小和卓博罗尼都和霍集占时，开入巴达克山之地。并随即“以博罗尼都、霍集占逆状谕示巴酋素尔坦沙，令擒献。”不久之后巴达克山首领“素尔坦沙遣使诣军门投款，且报擒二贼。”富德于是令其献出博罗尼都、霍集占，并进军瓦罕城以待。“素尔坦沙迁霍集占兄弟密室，以二百人围而杀之，刃其馘以献，并率其部落十万户及邻部博罗尔三万户以降。”

经此事件，清朝决定接受素尔坦沙之请，将巴达克山纳为外藩。并很快派遣侍卫向其颁发了乾隆帝的谕旨。乾隆二十五年（1760），巴达克山“遣额穆尔伯克朝京师，贡刀斧及八骏马。”此后又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十八年派遣使节入京朝觐，“贡马、犬、鸟枪、腰刀。”

坎巨提，又称“谦珠特”，“在叶尔羌西南约一千五百里”，虽距离新疆颇远，亦在不久之后，成为清朝在中亚的又一藩属。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驻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桂向清廷奏报：“谦珠特（坎巨提）伯克黑斯娄，遣其子来贡金。”乾隆帝获悉此事后，决定将坎巨提纳为王朝藩属，并制定了该部向清朝朝贡的规则：坎巨提“定例三年一贡沙金，裹以黄绫，中分十五小包，合重一两五钱。”每到朝贡之期，坎巨提使者便会解送贡金至喀什噶尔，喀什噶尔主政官员循例赏其领主大缎二匹，对于来使，则另犒赏以银器等物，并发给传牌，饬地方官供应出卡费用，车马免其缴价，以示体恤。

除上述各部落外，还有一些中亚部落也曾与清朝结成藩属关系。但是，由于距离等因素，它们与清朝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更多处于名义上之藩属关系，故在此不予赘述。

3清代中亚藩属体制的特点

清朝在统一新疆后，将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部落纳为藩属，既完成了自身中亚藩属体制的构建，同时也标志了清代藩属体制的最终完成。受中亚各部落本身，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清代中亚藩属体制，与清朝在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汉字文化圈所建立的藩属体制相比，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

首先，清朝对中亚各藩属部落的重视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与新疆直接相邻或对新疆有较大影响的部落，更容易受到清朝的重视，反之，则很难获得清朝的注意。正因如此，一些与新疆距离遥远且无甚交集的部落，虽亦主动请为外藩，却为清朝婉言拒绝。例如，巴达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曾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代布哈尔和达雅尔领主，向乾隆皇帝表达两部皆愿请为清朝藩属的意愿：“今有布哈尔之诺罗斯伯克，达雅尔伯克二人，至巴达克山。闻我等归附后身受重恩，其汗阿布勒噶子等情愿率属归附。”但由于布哈尔、达雅尔两部落与新疆并无重要联系，所以乾隆帝婉言拒绝了以上两个部落自愿归附清朝的请求。

与此相对应，因哈萨克与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常常得到清廷的“特殊看待”。乾隆三十四年（1769），“哈萨克鄂罗木拜等十几贼入卡伦伤人，盗马。”乾隆帝在得知此事后，便预先为哈萨克盗马之举进行了辩护：“尔等哈萨克以为现今盗取之马，并非大皇帝之官马，系参赞大臣马群之马，关系不大，亦未可定。”借以维系清朝与哈萨克之间的藩属关系。

再者，清朝在不同的时期，对待中亚藩属部落的态度亦会有所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部对清朝的新疆统治所具有的影响力。总而言之，中亚各部落与清朝之间的藩属关系，由于两者之间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皆存有较大差异，远不如清朝与其在东亚、东南亚等属国之间的关系那样紧密。

4结语

清朝在统一新疆后，通过接纳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为外藩，逐渐建构起了王朝在中亚的藩属体制，从而宣示了清代藩属体制的最终完成。与此同时，清朝的中亚藩属体制，亦为其在新疆的统治的确立和巩固，平添了许多助力用。

具體言之，清朝中亚藩属体制的成功建构，为清朝确立其对新疆的统治，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大减轻了清朝在新疆地区的边防压力。此外，中亚藩属体制的成功建构，为新疆与哈萨克等中亚部落间的经济往来创造了条件和基础。清朝与哈萨克之间长期存在的绢马贸易，与浩罕之间的商品交易，促进了清代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应该予以说明的是，虽然中亚藩属体制对清朝的新疆统治颇有助益，但也并非毫无妨碍。为了维系自己与中亚各藩属部落之间的关系，清朝经常需要让渡藩属部落以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利益。例如，某些哈萨克人跨境至新疆实施偷、盗，扰乱新疆边境治安，但是清朝为不破坏自己与哈萨克之关系，常常予以从宽处置。个别中亚商人跨界新疆走私货物，亦经常因其所属部落为清朝藩属，从而被清朝予以宽宥。更有甚者，由于清朝一度将新疆部分边境借给哈萨克游牧度冬，为俄罗斯于十九世纪中叶，借口上述地带为哈萨克所有，予以侵据，埋下隐患。

当然，就整体而言，清朝所构建的中亚藩属体制，对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来说，还是利大于弊，且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清朝中亚藩属体制对于清朝巩固其新疆统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清朝在构建其中亚藩属体制过程中，其与中亚各部落建立和发展良好关系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当下“一带一路”重要政策，同样具有较大的历史借鉴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且系统地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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