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极端化的“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的文道思想虽是由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首先提出来的，可是其具体的内涵曾发生变化。理学家所说之“道”夹杂着心性义理之学的内容，重思辨而不重实践。如二程时期，文道关系彻底转换为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将文与道对立起来，认为“作文害道”。而朱熹将文看作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主张文统于道之内，认为“道外无物”，在他看来没有离开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这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反映了理学家对纯文学的偏见。在理学家看来，文学的抒情性是作家主观欲望的抽象化表达，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表达表现出的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破坏力。也就是说，“文”是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应该去文学化。因而，终宋一代，在理学家的努力之下，文学成为了理学的奴仆，此有别于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偏重于维护政权稳定的政治功能。

为了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在“独尊宋儒”思想文化政策背景下，宋濂、刘基等馆阁文臣认为宋之理学家只有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5人的文章能够达到“载道”标准，并称“观五夫子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违，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道为文”的创作论：“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行，由其心与道一，道与天一”，“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