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根红，路 慧

（1.长治学院 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11；2.康园中学，山西 长治 046011）

在解放区（抗战时期称为革命根据地）民主革命、土地改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赵树理的小说无疑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及审美意义。这既缘于其农民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定位，又关涉到其文本创作的价值指向。根深蒂固的“问题”意识及“务实”、“重实效”的生存法则，使其文本创作与彼时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复杂而又紧密地缠绕在一起。通过对赵树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进一步解析，我们不仅可以返观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具体历史场景，也能对政治意识形态、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文本的现实呈示之间的复杂关联有一个客观合理的认知。

一

赵树理在琚寨下乡时曾给中国作协写过一封信（原载中国作家协会编：《作家通讯》1956年第1期，写于1955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原文如下：“我于十一月三日出发赴太原，正赶上山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得于会议中听到各地方（县及基点组长）的报告。十三日随长治地委赴会的同志们到长治专区，十九日才到潞安县的琚寨乡。这个乡是潞安县的模范乡，有三百户以上的大社，现在正准备转为高级社，今天就要开党团员大会，研究全面规划问题。这里也和其他模范地区一样，经常住有外来的人。现在这里住有国务院法制局的一个调查小组、北影一个新闻摄影组、河南一个参观团、山西省委一个考查三定的组和副县长、县委宣传部长等多人。谈材料成为干部负担的现象在这里依然存在，现在正想法克服。我初到这里，一切情况都不熟悉，也不愿再为干部增加任务，所以就旁听一些谈材料、解决问题的会议。我觉得这样足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我想在这里住一个较长的时期（一两个月）然后再到别处。”[1]根据山西长治县琚寨村赵树理故居收藏的相关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赵树理于1955年11月19日到潞安县琚寨乡下乡，1956年11月1日出席琚寨乡转高级农业社大会并讲话。琚寨成了他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窗口，他在老百姓当中爱说快板，更爱说顺口溜，给当地一位中医编的快板曾在报刊上刊载。①赵树理与当地的一个老中医贾子玉同龄，又有共同语言，就给他编快板说：“潞安县琚寨乡，有件事情不寻常，这村有个贾子玉，祖传就把中医当……”原载山西日报，1954，（1765）号头版.还自编歌曲《歌唱琚寨乡》教当地老百姓唱。②原歌词如下：琚呀（么）琚寨乡呀，居住（那）在太行/正村（那）东边佛爷山，巨石满山岗/道路不通（那）难行走/清凌凌泉水，漫山遍野（那）流远方/琚呀（么）琚寨乡呀，居住（那）在太行/老百姓，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山里水呀，引到（那）村上。歌词内容来源于山西长治县琚寨村赵树理故居文物展室。早在1953年5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就发出了《关于加强农村支部工作以巩固整党成果的指示》，决定在山西全省逐步推广琚寨支部的工作经验。1955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以“必由之路”为标题报道了琚寨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事迹。赵树理1958年来到琚寨，根据村里的事情写成了小说《“锻炼锻炼”》，当时的琚寨村不仅种棉花，还种植了水稻，修建“水库”，兴建“万头猪场”，大搞植树造林。

从上述两则相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知，从1952年至1956年，琚寨村办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成绩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务院1958年12月授予琚寨乡“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奖状）。而赵树理写《“锻炼锻炼”》是在1958年，我们从文本中很难读出当时农业合作社“热火朝天”的冲天干劲及取得的丰硕成果。那么，从1956年至1958年，当时的农业社发生了什么变化？赵树理在文本中到底想表达什么？

二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述，赵树理被赋予的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员干部三重身份的重合与特定文化场域中的国家意志、民间存在法则之间的撕扯和弥合，造成了其文学及自身命运的起起伏伏，以及独特的审美空间。赵勇在谈到赵树理的三重身份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复杂关联时认为，“这种尴尬与痛苦表面上是身份的撕裂与缝合问题，实际上是价值立场和写作立场的坚守与摇摆问题，最终则演变成了赵树理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症候：故事的走向不再清晰，主题的呈现比较含混，政治话语既跟不上节奏，民间话语也踩不到步点……。”[2]也如有些研究者所述，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艺术既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疏离，也与“浪漫主义”似乎无缘，而将其命名为重“亲历”与“经验”的“朴素的现实主义”[3]，赵树理正是这样一位深深植根于土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小说写作的独特方式反映农民的愿望、理想、情感和诉求的作家。

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刊载于《火花》1958年第8期。按作家自述，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主要是批评农村基层政权中的“和事佬”思想倾向[4]。小说的题目就很有意思，“锻炼锻炼”本来是争先社社主任王聚海的口头禅，他始终认为副主任杨小四与女副主任高秀兰年轻，没有经验，不胜任挑大梁，还需要在工作岗位上“锻炼锻炼”，结果杨小四在社长与支书去社里参观整风大辩论不在场的情况下，依靠副支书、高秀兰、王盈海以及张太和等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布置摘棉花”的任务，同时对社里的以“小腿疼”“吃不饱”为代表的懒惰落后妇女有效进行了一次整风批评教育，于是，社里群众都认为社长王聚海应该“锻炼锻炼”。小说以万事大吉的喜剧式结尾收束。

这篇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或许在于作者塑造了两个活灵活现的农村落后妇女形象“小腿疼”与“吃不饱”，而且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琐碎叙述中暗含着人物灵海波动的汹涌激流。先看“小腿疼”，这个妇女自私自利，仗着社领导是自己的本家亲戚，自己年龄稍长，所以无所顾忌、胡搅蛮缠，属于农村典型的泼妇形象。“她的小腿上，在年轻时候生过连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在“生疮的时候”“丈夫伺候她”，治好后“为了容易使唤丈夫”说自己留下了腿疼的病根，“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有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了起来”。在家装“病”役使丈夫，尽耍婆婆威风，但也对儿子疼爱有加。“大字报”事发后，一开始气势汹汹要找杨小四算账，“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后来听说真要把她送到“乡政府”“法院”，就怯了场；闹事也懂得掌握火候与分寸，有主任王聚海在中间调解时尽管她行为上有所收敛但嘴上还不服软，她对杨小四说：“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一阵詈骂之后，支书王镇海站出来批驳她，并有两名社员“拉住她两条胳膊”往乡政府走，这时“小腿疼”的确心生颤栗，恰好主任王聚海出面让她“定了定神”。等到发现连主任也不可能“保护”她时，她赶紧趁机会“退场”，“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担着的！可不许平白白地拉倒啊！”说完抽身就走，却忘了“装腿疼”。

再看“吃不饱”这个人物形象。“吃不饱”原名“李宝珠”，三十来岁，凭借自己天生丽质，结婚后依旧朝三暮四，还想着与丈夫张信离婚，另攀高枝，在家飞扬跋扈，对丈夫颐指气使，极尽刻薄之能事，好吃懒作，背着丈夫“偷吃”，自私胆小又爱撺掇，“小腿疼”第一次与杨小四发生冲突以及开社员大会布置生产任务时与王盈海发生的冲突，不能不说是“吃不饱”怂恿、撺掇的结果。“吃不饱”一直担心有人给她贴大字报，看到大字报后，立刻就去了“小腿疼”家，把大字报的内容给“小腿疼”报告了一番，“又添油加醋说了些大字报上没有写上去的话，一顿把个小腿疼说得腿也不疼了，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杨小四”；等到晚上开社员大会时，也是“吃不饱”“推着小腿疼的脊背”让她去搅会场，而自己“只坐在圈外”。在“偷棉花”被抓，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吃不饱”的“老实交代”充分彰显了这个色厉内荏的农村落后妇女的性格本质。“吃不饱见大风已经倒了，老老实实把她怎样和小腿疼商量，怎样去拉垫背的、计划几时出发、往哪块地去……详细谈了一遍。”

在塑造这两个农村落后妇女的性格特征时，赵树理并没有接续新文学“乡土文学”国民性批判的路径，而是设身处地地深入彼时农村社会现实语境中对这两个落后妇女给予了善意的嘲讽，甚至以农村的伦理道德关怀作为化解危机的“润滑剂”。在处理偷棉花问题的社员大会上，尽管“小腿疼”还想“巧辨”，但面对群众要送她去法院的咄咄逼人的阵势，“小腿疼”的气焰可以说彻底被消灭了。“小腿疼着了慌，头像货郎鼓一样转来转去四下看。”这时，她的儿子、儿媳也慌了，劝她说：“娘你快交代呀！”尤其是在矛盾的紧要关头，作者再三安排了她的儿子、儿媳帮她求情，恳求大家准许她“交代”的细节，“全场冷了一下以后，小腿疼的孩子站起来说：‘主席！我替我娘求个情！还是准她交代好不好？’”这一细节暗示出的恰恰是作者并没有把人民内部矛盾“深刻”化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是以同情之理解的姿态突出了农村人情伦理的脉脉温情。

三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最终到底是谁经受了“锻炼”？文本结构紧凑，充分发挥了作者驾驭中短篇小说体式的特长，时间安排在一天半之内，以两张由当地农村曲艺“快板”顺口溜的形式承载内容的大字报结构起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一张是针对两个落后妇女的，另一张是针对社主任王聚海的，中间串联起的事件是王聚海认为做好社工作必须要“摸透”每一个人的性格，对症下药，以柔克刚，以杨小四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有些落后社员撒泼耍赖恰恰是因为“摸透了”王聚海“和事佬”的性格，必须以强硬的方式“整治”。而矛盾最终以“软着陆”的方式得到妥善解决——生产任务完成了，落后妇女也受到了教育，冲突双方皆大欢喜。追踪整个文本描述的人物群像的行为、思想以及情感转换的蛛丝马迹，不难发现，冲突的双方都得到了“锻炼”——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时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精通人情世故。毋庸置疑，这就是赵树理企图解决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诉求既缘于其乐天知命、通达幽默的性情，也彰显了其“问题小说”的“劝人”观念。

这篇小说在艺术架构上也凸显了赵树理对晋东南地区民间曲艺、快板以及说唱、评书等传统艺术的稔熟，同时又对传统章回体小说进行了现代性转换，小说先从快板式的大字报起笔，紧接着介绍两个主要落后人物的性格、行为，然后迅速推进故事的运行的节奏，在张弛有度、参差错落的矛盾情节设置中，彰显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及作品的思想蕴涵。作者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高度一致，经过提炼的晋东南口语让人不自觉地重返历史现场，与其笔下的人物一同经历是是非非。尤其是晋东南地区口语的运用，诸如“使唤”“说倒了”“摆弄”“平塌塌”等等语汇的运用，不仅使小说显得生动俏皮，也使文本烙上了深刻的地域民间文化色彩。

当然，在整篇小说幽默风格的背后，从“小腿疼”“吃不饱”及消极怠工的其他妇女的身上所潜隐的彼时农村农民生存的真实状况，也不难发现赵树理极度悲怆的一种内心情怀。《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一书中所罗列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相关数据毫无疑问是赵树理文本思想蕴含的有力佐证：我国农业合作化后，由于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农业生产并没有明显提高。全国粮食产量1958年为2亿吨，20年后的1978年才达到3亿吨，年平均产量只能增加约500吨。1977年，全国农村依旧有1.5亿人口的口粮不足。1978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年人均分配不到50元。农民的温饱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正如陈思和所述：“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状况。”“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5]这也是一件至今仍旧让人深长思之的事情。

综上所述，赵树理深深扎根于农村，以其亲历“体验”为基础，对彼时晋东南农村的现实生存境况进行了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艺术编码，也延续了其小说揭露农村基层干部的“坏分子”的一贯主题，然而，在与农民命运休戚与共的情感驱使下，作者在塑造文本中的农村基层干部和落后人物性格特征时，也在不经意间折射出了彼时农民生存状况的窘迫及农业生产面临的严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