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禾 刀

一部家训，既是一个家族的“史记”，也是社会发展的一张“晴雨表”。

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家训繁多，如《帝王将相家训》一书就搜集了从刘邦、曹操、刘备等数十位历史著名人物至今仍有一定启迪意义的家训。至今仍有传诵的家训也很多，如南北朝的《颜氏家训》，晚清的《曾国藩家书》，以及近代的梁启超家训、《傅雷家书》等。

家训，萌芽于应对自然威胁

提起家训，许多人言必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现存家训的最早文字记录当数《尚书》。该书载有“文王教武王、周公教成王等，其中以周公家训为代表”。古人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层建筑的谆谆训诫，对下层无疑是最有效的示范。

回望历史上的那些家训，既不乏至今熠熠生辉，比如对孝道、谦卑、善良、诚信等方面的推崇；也有一些因不合时宜被历史淘汰，比如一再强化“三从四德”的女训，后更是极端化为女贞和贞节牌坊。不过，即便是孝道，也不全都是万世良言。万历年间一代名相张居正就因未遵守“守制”“丁忧”传统“夺情”，从此跌入被政敌道德攻讦的漩涡，也为他日后遭万历清算，乃至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家训自然离不开家，有家才有训。追溯家的源头，最早可至远古祖先时时得提防猛兽袭击的群居生活。人类从狩猎走向农耕，从游牧到定居再到筑城而居，彼此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合作首先源自血源纽带，于是便有了家和家族的雏形。为了最大限度提升家族的凝聚力，共同御敌于外，类似大猩猩式的“群规”应运而生。于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接一代。换言之，家训是家族的“内部法”，是对家族内部秩序的规范，同时也是对生存经验的不断积累与传授。家训中蕴藏的“累世同居”愿景，就像是人类从小到大，“抱团”发展形成的遗传基因。

随着交往日益增多，人类早先面临的自然环境威胁最终让位于人类自身竞争，直至现今。家训内涵也因此出现变化，即从传授自然生存经验转向社会生存经验。

广义而言，长辈对下辈的教导训诫都应视为家训，因此内容繁多，既有“诏、敕”，也有“家道、家约、家训、家风、家规、家法、家范、家诫、家劝、户规、族规、族谕、庄规、条规、宗式、庭训、劝言，等等。家训形式多样，有书、书信、散文、诗词、格言、座右铭、条款，等等。家训的内容更是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励志、勉学、修身处世、治家、从政、慈孝、婚恋、养生等”。

有训就有诫。家训常常并非和颜悦色式的循循善诱，绝大多数时候离不开“庭训、笞、杖、役、经济惩罚、不承认身份、告官、驱逐、移乡等”严厉的惩戒措施。包拯就曾立下训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家训，成长于社会变化之需

通过对历代家训的梳理，徐少锦和陈延斌通过合著的《中国家训史》一书，将中国家训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产生时期的先秦家训、成型时期的两汉三国家训、定型和成熟时期的两晋至隋唐家训、繁荣时期的宋元家训、鼎盛到衰落时期的明清家训。

表面看，家训源自家庭治理所需。从文字最早记录的西周家训来看，因为制订家训者位居权力塔尖，所以训言不可避免会夹杂浓厚的身份特色。后世汉唐帝王的膜拜效仿，更是将家训与国家概念融为一体。于是，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背景之下，家长权力（像）是君主权力的一种浓缩”。再则，在士族政治时代，门阀世家鲜有生存之忧，以国家为已任本质上也是“安身立命”所需。

民以食为天。当粮食问题始终是左右朝代兴衰重要因素时，中国家训历来特别强调务农重要性便不难理解。正因为对农业的高度重视，许多家训要求子女多置田地。久而久之，又形成了衣锦还乡、解甲归田的“重农”文化。而陶渊明更是虚构了一幅“桃花源”的美丽图景。

家训在魏晋南北朝迎来了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民族的大融合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没有人能置身动荡时局之外，生存压力空前增大。更何况，在此阶段，“官学兴废无时”，于是以家学为目的的家训被推上重要的历史位置。这一时期名人竞相推出家训，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诫江夏王义恭书》，当然还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家训发展的峰值出现在宋代。这一时期不仅家训数量巨大，而且影响空前。如范仲淹《义庄规矩》、包拯《家训》、陆游《放翁家训》、赵鼎《家训笔录》、叶梦得《石林家训》、赵鼎《家训笔录》、袁采的《袁氏世范》等。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不问阀阅”的婚姻观，对门当户对传统婚姻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新的婚配观念还倒逼女训内容的变革。尽管“三从四德”仍是女训重要内容，但对于历史上视为禁区的改嫁，人们认识已渐显松动。如范仲淹曾以实际行动支持家族女子改嫁，“再嫁支钱三十千。再娶者支钱十五千。”

今天，我们还需要家训吗？

历代家训内容有着较为鲜明的发展趋势，即以国家为本，逐渐到以生存为本，再到现今以人性为本。影响家训的“变量”有很多，如周朝和汉唐帝王的重视、魏晋南北朝局势的动荡、宋代“重本抑末”传统的崩解，以及外来文化的侵入等。自明朝以降，传统家训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挑战——海外文化。

区别以往，明清两代的文化发展不再是基于中原这一特定的历史场域。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不管是否出于初衷，明朝用行动证明与海外文化进行了有效接触。两次鸦片战争，则宣告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方式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外来西方文化的步步进逼面前，作为传统文化神经末梢的家训的呆板守旧缺陷暴露无遗。就算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有识之士，也鲜见积极主动地面对新事物，并导入家训内容。反倒常常选择退回到历史，冀望在传统经验中寻找答案。曾国藩算得上晚清开明重臣，对西方文化有过不错认识。但其《曾文正公家训》依然没有走出传统家训一味强调“向内”修炼的囚笼，所以他要求“子孙只守农土家风，求为可继，惟有此而已”，只求家族永世昌盛，对于正大举入侵的西方文化依旧思考不足。

当家训对新事物反应迟钝，最终命运难免是被抛弃。那些率先走出国门却被西方发达科学技术惊呆了的年轻人很快掀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狂潮。作为落后象征的家训，自然成为他们重点批判靶标。那些坚决从传统家庭中出走的年轻人，非但不会得到家训的有效约束，还会被舆论推崇为有远见的英雄。

家训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吗？今天我们还需要家训吗？

有一点我们无法改变：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源自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不仅我们，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同样如此。也并不否认，传统家训中确有一些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内容，但家训之所以能够从西周流传至汉唐，兴盛于宋元，长期成为一些家族的精神支撑，根本一点在于顺应时势，比如对“三从四德”内容的改造，对工商业思想的导入。以此观之，明清家训之所以江河日下，及至后来还出现家训断代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对中西文化碰撞束手无策。

换句话说，家训能否重新焕发活力，取决于能否积极适应时代变化，自我改造。一言以蔽之，弘扬家训，不是对传统的故步自封，而是吸取精华，除去糟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