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鸿

摘 要：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支，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学者守先待后，发微阐幽，在会通中西、诠释儒家思想、揭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港台新儒家的心性道德话语，实有再检讨之处。一方面是西方启蒙话语和后现代对传统道德的消解，一方面中国的救亡图存同时压倒了“启蒙”和“道德”，另外道德进入实际政治所带来的悖谬亦不能不正视。如何更好地诠解儒家中国，后人的任务依然艰巨。

关键词：儒家文化港台新儒家心性道德

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昔日的天朝上国沦为列强争相宰割的“东亚病夫”。危难之际，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国运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思想文化方面，伴随着西学东渐，从“西学中源说”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全盘西化”，思想家们也在艰难求索。在五四以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主潮之后，也有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儒家学者，他们以复兴传统儒学为己任，以温情与敬意来思考中国文化特色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与前途，以儒家统纪学说来回应时代激进狂澜，努力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寻求一条现实出路，形成了一支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

一、港台新儒家与《五八宣言》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晚清的政局动荡、生民凋敝一直延续到民国。板荡之下，偌大的中国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在1949年鼎革之际，大批知识人远走大陆，在“花果飘零”的孤苦荒凉心境中苦苦思索中国的未来，其中颇具代表的就是熊十力的弟子唐君毅和牟宗三，后来我们常把这批留寓港台的现代儒家学者称为港台新儒家[1]。

1958 年元旦，四位港台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名在《再生》和《民主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近四万字的长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以下简称新儒家《五八宣言》），从多个角度阐述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主张和立场，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港台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献，《五八宣言》批判了西方文化的缺陷，申言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可大可久之道及其对世界的贡献，并乐观倡言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坚信儒学将成为新的哲学人类学，能够帮助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五八宣言》全文共分12部分，内容十分丰富，讨论了研究方法、科学与宗教、民主建国、中西文化之异等诸多重大思想理论与政治问题，其中重心无疑当属全文的第6部分，即“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五八宣言》指出，堪称中华文化之神髓的儒家心性之学不同于西方的Rational Soul、Human Nature诸理论，也不同于希腊、希伯莱传统，是一种特具中国特色的道德实践形上学，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价值重大、意义非凡。所以《五八宣言》倡导复兴儒学心性之学，主张以天人合德、赞天地之化育之儒家人生道德伦理实践义理之学，以补救西方文化之偏。《五八宣言》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对五四以来的激进狂潮无疑是一次绝好的回应。

以《五八宣言》为代表，港台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返归旧“内圣”即传统儒家心性道德以开出自由民主的新“外王”。诚然港台新儒家并非只讲心性，比如牟宗三就有“外王三书”——《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义》讨论政治哲学诸问题；但整体而言，港台新儒家探讨的核心无疑是心性之学，他们主要从道德伦理的视角来解释儒家传统，他们对于“内圣”的关注显然多于“外王”。比如牟宗三就以康德哲学为参照，将儒学思想知性化、逻辑化，构建了以“良知坎陷说”为代表的庞大的“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体系，将思孟-陆王心学一系的道德本体论提扬到了不可再高的水平。

时隔一个甲子之后，我们重新检视港台新儒家的心性道德话语，会发现实颇有可讨论之处。且不论“心性之学”是否足以概括儒家思想，还有几个重大问题不容绕开：道德话语是否构成儒家中国之文化特色？道德话语在现代有没有说服力？对于前者，西方人难道不讲道德，抑或道德学说不如中国完备？对于后者，我们需要思考现代西方启蒙话语和后现代对传统道德是否构成消解，道德话语进入实际政治是否真的会带来悖谬？此外还有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在20世纪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中国，一个连“启蒙”都被救亡图存所压倒的国度，道德话语是否真具有现实需要和足够说服力？

二、道德话语之古今中西

港台新儒家学者致力于打通古今中西，高扬儒家的人文理性和道德精神，探索儒家传统与现代精神的价值联系，可谓贡献卓著。不过我们翻开西方文化史，会发现道德（virtue、morality）作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也一直被西方思想家讨论着。从古希腊苏格拉底以来，到中世纪教父与经院哲学家，再到近代卢梭、康德，乃至20世纪罗尔斯、伯纳德·威廉斯及麦金泰尔，善恶道德问题都是他们的核心关切。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在《政治学》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希腊三主德勇敢、节制、明达外，还反复讨论了诸如“好人与好公民”等具体问题，认为最理想的城邦的公民应该人人都是好人（1332a35），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称“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1102a5），并条分缕析讨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德性。由此可见，谈道德并非中国人的专利，西方人对于道德问题亦十分关注，其论说的丰富与精细周密程度恐不在中国之下。

到了西方现代，道德话语开始充满争议，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其“道德（virtù）”概念便混杂了武力与欺诈[2]，与纯德性含义已有相当大差异。而从笛卡尔及其后的启蒙运动，在理性准绳的严苛审视下，道德以其模糊、含混等特征而显得进退失据。西方对道德最严厉的抨击应来自唯意志论者尼采。尼采认为，道德生活会加剧人生命的退化，使人日益远离人的尊严、生命的勇气、激情和人的全面提升而沦为“末人”。虽然尼采的抨击对象主要指向基督教道德与奴隶道德，但其哲学对整个道德话语的冲击亦不容小觑。另外，道德问题终究是人格内在问题，在现代公、私二分之后，道德话语在公共领域也变得日益边缘。所以从历史发展脉络看，道德话语无疑经历了一个“古今之变”。现代的大规模、高流动的复杂社会，以及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兴起，让道德话语逐渐式微。古典的德性与善到现代被视为理性欲望的满足，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欲望政治、一种去德性化的政治（甚至被列奥·施特劳斯径直称作“堕落的政治”）。到后现代日益架空道德，造成的意义缺失、虚无主义泛滥和总体性的精神危機等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忧思，以至于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者呼吁找回公民美德和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当然类似的，如果从规训现实、提撕公共的后现代视角看，港台新儒家的道德心性话语亦有其重大价值在。

三、道德政治实践的悖谬与时代的不合时宜

港台新儒家《五八宣言》中最精彩的，当属其反求诸己式、对儒家传统心性之学知行合一道德实践的细致勾画。“尊德性”无疑是儒家的核心主张，而道德心性之学的政治实践，在传统中国也源远流长。从《论语》孔子的“为政以德”，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宋明儒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教，患难相恤”为主张的《吕氏乡约》的乡土实践，在政治领域推行仁义礼智信的德治主张无疑是儒家的代表性理念，这与西方哲人柏拉图《理想国》的主张亦颇有相通之处。但我们必须警觉，这种以德治国说有其特殊语境，德治亦有其限度。儒家主张每个人自修其德，然后扩充出去，修己以安人，“人文化成”，而非简单在上者以道德准绳来要求百姓。若以先验的抽象道德作为统治工具，极有可能造成“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前有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专政，后有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3]。要在人间实现天堂的理想，于是先从政治革命延伸到社会革命再到道德革命，把一次革命引申为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狂热激情，最后造成难以收场的严重后果。即便在前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以道德风骨相标榜的东汉“党锢之祸”中的清流士大夫、北宋元祐党人、明末东林党人，亦有其气矜争胜不负责任的一面，以至于为清儒讥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可惜道德话语在政治实践中的异化和悖谬这一点却很大程度上为港台新儒家所忽视。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20世纪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目标不仅压倒了“启蒙”，更压倒了“道德”。“仓廪实而知礼节”，相比生存与吃饭问题，道德境界终究是更高蹈的一层。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国势不振，梁漱溟投身了具体的乡村实践，而像港台新儒家们倡言道德则难免有不合时宜之讥。

四、展望中国和儒家的未来

类似于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张，以唐、牟二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在民族文化危机、传统文化自信力最低落之时，以儒家文化慧命自托，“返本开新”，为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之路作了艰辛探索，在坚守儒家主体性、会通中西文明、诠释儒学的基本理念、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和重建儒家哲学的本体论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求索良善德性与更好的生活方式，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港台新儒家的道德话语，在现代中国实面临多重疑难。而且，港台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否足以概括儒家其实颇有争议，比如近些年勃兴的“大陆新儒家”就针对港台的心性儒学转而倡导“政治儒学”，通过回溯先秦孔孟原始儒家、公羊学传统及剖析汉唐成功的政治实践，对港台新儒家的宋明心学传统的过分偏重倾向提出了批评[4]。

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在多轮挫折之后，特别是大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驶上快车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似乎并非遥遥无期。我们或许也可乐观地认为，儒家从形而上的心性落实到具体生活乃至政治实践，也并非不可期。在“历史三峡”（唐德刚语）的当口，我们应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在古今中西多重视阈中重新思考儒家文明的普适性、儒学复兴与中国崛起等关系问题，“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期不负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1]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01

[2]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04

[3] 李明辉：《儒家与康德》[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07

[4] 唐文明：《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M].三联书店，2012.09

[5] 成海鹰、成芳：《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

[6] 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01

[7] 余纪元：新儒学的《宣言》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期

注释：

[1] 李明辉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前辈学者并未自称为“新儒家”，遑论“港台新儒家”。“新儒家”这一标签最早来自台湾的天主教学界，起初并不太流行。及至20世纪80年代方克立与李锦全推动“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之后，“现代新儒家”的标签才开始被广泛使用。

[2] 马基雅维利的“virtù”分析可参罗素·普萊斯著，傅乾译：马基雅维利的virtù诸义[J].《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4期；约翰·普拉梅纳茨著，傅乾译：探究马基雅维利的virtù[J].《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另，马基雅维利“virtù”概念包含武力与欺诈出自其《李维史论》第2卷第13章。

[3] 朱学勤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首版于1994年，受美国学者Carol Blum《卢梭与德性共和国》影响很大）一书中就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残酷归结于卢梭的先验主义至善论道德论说；美国学者史华慈也有《“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一文（见许纪霖等主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40-157页），分析了受卢梭等影响的共产主义纯洁道德话语在实践中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4] 相关争议可参2016年1月在成都举行的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港台新儒家代表李明辉、林月惠、郑宗义、陈昭瑛和大陆新儒家代表陈明、干春松、曾亦、唐文明、陈壁生等参会，会讲的文字见于《天府新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