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岚

一、国际高端产业发展特点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高端产业，发达国家掌控高端产业。因为高端产业本身要求高新技术、成熟的市场环境，使得高端产业大多被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能力较弱，发展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小，国际地位低。例如航天领域，有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商业航天收入3,073亿美元,约占全球航天经济总量的80.1%；其他国家政府航天支出762亿美元，约占19.9%[1]。印度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航天领域有一定的发展。

(二)国际高端产业间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决定了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是必然趋势。随着产业关联度的提升，产业融合日趋深入，产生“1+1>2”的效应，其实质是一种产业创新。通过上海实证可发现：发展关联效应强的产业,有利于提升产业间的协同性。2008～2017年上海金融业与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业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双向关联性。(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业产值每增长1%,金融业产值增长0.712%；金融业产值每增长1%,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业产值增长0.693%)[2]。

(三)国际高端产业集聚效应显著。高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专业性人才、器械、大量资金的支持。因此高端产业通常集聚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集聚经常表现为科创基地、服务园区和区域性产业集群。例如美国的生物医药集群，硅谷生物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美国专业人员一半以上，销售额达美国生物产业的57%，每年销售额增长速度达到大约40%，R&D投入占59%[3]。

二、我国高端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晚，科学技术方面的相关积累少，发展高端产业缺少经验和技术支持，创新能力不足。如今，我国仍存在着研发经费支出投入不够、科技人才留不住、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缺失的问题。据统计，我国2017年R&D经费总量达到4748.1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5529.84亿美元[4]。但我国R&D经费强度仍不及OECD成员的平均值。可见，我国还要加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支持，合理分配。在高附加值中攫取高利润，促进经济转型。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1.三产比重不合理。2017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值80.05%，我国只有51.63%。而我国在农业增长值占GDP总值7.91%，大约是美国的5.5倍[5]。我国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低，而发展低水平的第一产业对产业结构升级也没有很大帮助。

2.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绿色产业没有得到大力发展，低端产业产能过剩使市场难出清，资源分配不合理。例如我国电力行业，根据要素禀赋理论，我国电力以煤电为主。2017年煤电利用小时数不足5,000小时，煤电机闲置率较高。同时，水电装机34,119万千瓦，发电量为11,945亿千瓦时，风电装机容量为16,467万千瓦，发电量为3,057亿千瓦时。太阳能装机容量为13,025万千瓦，发电量仅为1,182亿千瓦时[6]。我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开发可再生能源，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三)产能不足。我国高端产业产能不足主要表现为：在国民经济和各层产业中高端产业产值比重低、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不够显著；关键技术与设备来源于国外，国内有效供给不足；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国内的巨大需求。(邓楠，2017)

当下我国各行业高端产业发展迅速，规模日益扩大，但许多核心零部件和技术只能依赖进口,比如我国的高铁齿轮传动箱85%依赖进口，制动装置94%依赖进口[7]。由于核心技术、材料及部件多数被国外公司垄断，这种核心技术的严重缺乏和我国对高端产业的极大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

三、国际经验借鉴

(一)美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发展的一举一动都举世瞩目。

1.高端农业方面。美国逐步完善了“精准农业”技术体系，至2015年，超过83%的农场采用了精准农业技术，超过30%的农场使用了基于GPS和处方图的变量作业技术,74%以上的农业装备使用了GPS辅助导航技术,82%以上的农场使用了GPS自动导航技术[8]。

2.高端制造业方面。由于美国生产率水平高，即使劳动力成本较高，也有足够的吸引力使高端制造业在美投资。伴随着工业机器人、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普及，劳动力成本降低，生产水平再次提高，形成良性循环。2017年，在创建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的框架下，美国还将继续建立7个创新中心，研究领域涵盖范围广泛，创新体系组织机构的完善也推动着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高端制造业回流也是一种趋势。有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3年，美国制造业从中国回流整体呈大幅上升趋势，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后虽每年回流下降，但均比2008年高[9]。其重点在于电气机械、金属制造业、电子设备等中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环节上。其中电气机械回流占总量的16.6%，金属制品占16.1%，电子设备占10.4%，橡胶塑料占9%，服装服饰占8.5%，文教用品占8%，专用设备占4.2%，通用设备占3.8%，运输设备等行业占3.3%。其他行业一共占了20.1%。

3.高端服务业方面。2015年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服务业在三产占比分别达到了82.1%和92.4%，处于创新经济阶段和服务经济阶段。而2016年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广深两区服务业在三产中占比分别为69.4%和60.0%，处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阶段。湾区是典型的产业集群代表，是多种产业复合性集聚的体现，这里有成熟的一体化市场，开放的贸易环境。高质量的产业集聚对高端产业发展有很大助力作用。

(二)日本。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和我国有相似的背景，经常被当作同向比较的示例国家。20世纪90年代，今村奈良臣提出过“第六产业”的发展概念，对我国现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模式被简单归纳为“第六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随后又发展为“第六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意在说明一二三产业融合能够产生乘数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带来新的经济效益。“第六产业”以地产地消为核心，用本地自产产品代替外地的产品，提高本地自给率，将加工和销售利润留在本地。

经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第六产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发展效果显著。采取六次产业化方式经营的业主销售量增加了24.7%,业主收入增长率达到了32.0%，附加价值额增加了29.3%,增长的附加价值中有近60%归属于从业人员工资；而以非六次产业化方式经营的农户销售量只增加了14.6%，业主收入只增长了9.1%，附加价值额只增加了17.8%，增长的附加价值中只有31.8%是从业人员工资[10]。

“第六产业”目标是让农业后向拓展，生成基于第一产业的第二、第三产业。使农业生产者可以获得农产品在加工、销售、消费环节的利润，使农村地区逐步实现农业及相关产业的高效集成，充分挖掘独特的农业与农村资源价值，同时促进二三产业反哺农业，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德国。如今德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总体较高且稳中有升，虽有个别部门竞争力有小幅度下降，但综合来看发展平衡，在国际上还占有相当的份额，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盛新宇,刘向丽，2017)

1.科技与研发投入高。根据钻石模型,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科技与研发投入是高级要素，具体指标包含科研经费投入强度。2017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2.12%，同比增长0.01%，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而德国科研经费投入强度每年早已超过2.5%，2017年达到2.95%[12]。究其原因，是我国创新体系中保障性制度和引导性机制尚不完善。(汪胡根，刘俊伶，2018)

2009年德国政府将《研究与创新协议》规定的大型研究协会每年的研究经费增幅不得小于3%上调至5%，并且一直提高科研经费强度，2017年达到2.95%，居全球第七，并朝着3%的目标发展。同时，国家经费投入、资助计划有针对性，注重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重点扶持自主研发、基础平台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在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发展新兴产业。

2.德国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净化创新环境。建立科研项目评估管理制度，事前评估注重可行性、风险性，事后评估利于经费透明，进度追踪；加强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德国知识产权法以民法为基础，以刑法为手段保护著作权、工业产权等。

3.德国创新体系主体多元。把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研究力量全部算入创新网络，发挥不同作用。比如，联邦教研部和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分别负责科教活动和制定政策；高等院校科研体系中包括职业教育学院、应用技术大学和研究型综合大学以培养专业知识性人才；企业是创新体系的主体，其研发经费投入约占德国经费投入的2/3，80%的大型企业拥有自己的独立研发机构，高科技产品的研发预算占销售收入的2.5%～7%，尖端技术产品占7%以上。政府与企业内外联动，共同推动技术研发，市场中由企业主导进行产品推广。

四、结语

如今国际高端产业发展蒸蒸日上，我国高端产业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一些自身早期发展问题，使得我国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高端产业竞争力不强。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政策，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营造良好氛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高端竞争新优势；打造高端产业集聚区，促进高端产业间融合，走向高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