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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君子”画与题画诗的文化教化意义

2019-03-19顾国兰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19年11期
关键词:四君子艺术形式

顾国兰

摘 要:“四君子”(即梅、兰、竹、菊)绘画题材与题画诗的兴盛,与文人画的发展及文士阶层的审美取向密不可分,二者皆是文人画勃兴与文人参与创作的产物。梅、兰、竹、菊自古以来就被赋予独特的道德属性与“君子”内涵,历来为文人墨客欣赏,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的笔下成为自我形象的物化与画家精神理想品格的艺术寄托,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走向。宋代以后,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四君子”画与题画诗的结合,不仅丰富了画面艺术形式,增添情趣,更充分体现了画家的主观意愿与情志传达。诗、书、画互相生发,相辅相成,画家主体的“人格”“画格”“诗格”水乳交融般契合,使画面的艺术意境与审美内涵得到无限的延伸,并产生积极的教化意义。

关键词:四君子画;题画诗;艺术形式;理想品格;教化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校级教改研究“三位一体”教学在山水课程的实践运用(621740025)研究成果。

一、画家主体的人格标举与精神追求

著名画家、美术史学者潘天寿先生说过:“文人而兼画家,画家而兼文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大特点。”中国文人画家兼具文人与画家的双重身份,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特质。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怀着满腔入世的热情,对国家、民族有着以道自任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追求艺术家率性自由、清高淡雅的精神境界,在艺术创造中表现自我对社会、生活的感悟与体验,通过“游于艺”的方式尋找个体生命的精神归宿。往往文人士大夫在理想追求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在艺术创作中寻找精神寄托,以象征性的艺术手法曲折隐晦地表达他们的忧思爱憎或孤愤不平。梅、兰、竹、菊本为自然植物,但是,在文人的笔下,却象征着高洁清雅的情操及坚贞不屈、孤直坚强、不畏强暴的文化品格,可以寄寓怀抱,自托高雅,成为历代文人画家反复刻画表现的对象题材。古人说:“诗言志。”“志”者,士之心也,古人通过吟咏诗歌抒情传志。绘画与诗歌皆是文人艺术精神的象征性表达,中国的诗与画有一种天然的血亲关系,“四君子”画与题画诗的结合增强了画家主观感情的表现性,强调体现个性品质与人格精神的意味。如与梅同芳的王冕、金农等,与竹同青的苏东坡、郑板桥等,与兰、菊同洁的郑思肖等文人画家,通过诗画意象的自内而外、由表及里的双重构建,表达出画家超拔脱俗、举世高标的人格精神风范。王冕的《墨梅图》选取墨梅半支,繁花幽香,飘逸挺拔,画面雅致清新,生动地传达出梅花的清肌傲骨。画家于空白处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盛赞梅花的高风亮节,画家借物喻人,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与立身之德,墨梅的风姿与诗人的傲岸形象跃然纸上。郑思肖画兰无土亦无石,称“露根兰”,题诗:“钟得至清气,精神欲照人。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空色微开晓,晴光淡弄春。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以君子之志以表对前朝一片耿耿忠心。其《寒菊图》题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庭中。”借菊花凋零不落枝头道出文人不向元朝低头,不屈不媚、不畏不惧的汉字士人的人格操守与精神风骨。李方膺的作品《风竹图》,数根挺拔有力的劲竹傍于石旁,秃笔直扫,有力地表现了暴风下的竹子坚韧挺直的气节。并自提诗:“波涛宦海几飘蓬,种竹关门学画工。自笑一身混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流露出画家绝不向炎凉的世态低头和傲然抗争的态度。郑板桥曾作《破盆兰花》,画面中描绘了破损的瓦盆与未开的兰花,加上自题诗:“春雨春风洗妙颜,一辞琼岛到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意味深长,抒发世无知己的慨叹,并展现出豪气孤高的人格魅力。其在另一幅《半盆半蕊》图中题诗:“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发泄,不畏凋残。”画家以兰写志,其独立品格与精神风范展现一览无余。在其另外的题竹画诗中,还有“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从其劲健挺拔的兰竹与铿锵有力的绝句中映照出画家倔强的文人性格与君子之风。“四君子”画与题画诗的结合,两相映衬,相谐生色,呈现出抒情、言志、寄性的艺术内涵,折射出文人画家特有的个性品质及精神追求。

二、诗画构筑画面空间的形式美

文人画家对于“四君子”画的表现,往往取其一枝或一株,画面未免太显单调,题画诗作为一种视觉形式参与到画面的章法构造中,成为其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与绘画意象呼应成趣,保障了画面空间布局的统一性与均衡性,对于增加画面的形式美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构图在中国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说:“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清代王昱说:“作画先定位置,次讲笔墨。”(《东庄论画》) 题款构图也有很多讲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言:“画有一定落款处,失其所则有伤画局。”清孔衍栻在《石村画诀》中也说:“画上题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提到:“一图必有一款处,题是其处则称,题非其处则不称,画故有由题而妙,亦有由题而败者,此又画后之经营也。”画家往往将题画诗作为整个作品章法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布局,根据作品主体不同位置、不同形式,以单双、高低、横竖、长短、正斜、大小不一的形式与画面取得呼应,形成多样统一、和谐平衡的整体。郑板桥的《竹石图》作一巨石与几株立竹,题诗于不规则的石头空白处,画面与题诗巧妙穿插结合,与石块形成天然的一个整体,构思巧妙,可谓独具匠心。画中物象的气势有时也需要题款去连接引导,石涛的《梅花》,画面上两枝梅花从自左侧伸出,画面的中间与右侧皆留出空白,画家题诗于此,不仅画面很自然地取得了平衡,而且贯通画面气势,使画面整而不乱,开合自如。在其另一幅绘画中,于画面左侧绘一折枝梅花,枝干劲健而有气势,画家于画面右侧与梅枝对应处题诗,题诗长度与枝干同高,二者互相呼应联系,既充实了画面内容,又丰富了画面层次。画面的横竖格局、韵律需要题款去打破与调整,徐渭的《双清图》描绘从右侧倚出一怪石上长出几从兰草,兰叶相互穿插结合,俯仰伸展,石块下面隐藏略露出几枝竹叶相呼应,画家为了平衡画面则在上方左右两侧各题诗一首,以一首竖题款长诗与一首横题款方形诗打破左右对称的僵硬格式,既与图像的整体竖格局相互呼应,又增加了画面的节奏性与生动性。题诗作为画面空间的重要补充与绘画主体有机结合,通过疏密、虚实、穿插种种对比变化,与画面形象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诗与画双方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其在主题内容上相互阐发,画面形式上相互协调,成为内在的有机联系与融合。

三、诗书画一体的笔墨情趣意境

中国文人画家首先是人文修养很高的人,能诗、擅画、作书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养。徐渭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齐白石说:“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中国文人画是融诗、书、画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对于中国画的传统来说,物象、心境、笔墨,三者缺一,便不足以构成具体的创作。”唐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中国绘画与书法二者关系密切,其产生与发展相辅相成。文人画更是重视对于笔墨情趣的追求,突出绘画中笔墨本身的独立审美价值,尤其是梅兰竹菊“四君子”形象较为简练,一笔显形,易于发挥书法用笔的特色。元人汤垕在《画鉴》中云:“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明确阐明了“四君子”形象创造与书法的关系。赵孟頫在其《秀石疏林图》中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其画石用笔如同飞白书,画树用笔如同写大篆,以永字八法描绘竹子的形状姿态,以书法用笔丰富了墨竹的表现技法与美学内涵。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一书中以画竹为例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陈继儒也说:“画家写水、写兰、写梅、写葡萄多兼书法。”道出了画家“书法写物、造物”的态度与方法。至郑板桥使用个字、介字各种名目,将横、竖、撇、捺等书法符号扩展到竹石花卉画法中,对画物笔法做了新的补充,使作品物象更为潇洒、奇趣横生。书法不仅用于写物,且直接用于画面题诗,题画诗的书写当与画面整体效果相协调一致,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还在于书法用笔气势内在规律的契合。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题款:“山石苍劲宜款劲书,林木秀致当题秀字,意笔用草,工笔用楷,此又在画法精通、书法纯熟者方能作此,若非天姿超群,不能勉强学得。”可以看出题诗融会贯通于作品整体精神意趣,集中体现文人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情趣。徐渭的题画诗作为其绘画作品的组成部分往往更加明确地阐释其艺术风格与精神宣泄,其笔踪墨韵,满纸云烟,用笔老辣,点画狼藉,笔画笔触狂逸放肆,以狂草般的笔法抒發心中不平之气,将诗与画的艺术效果完美融合,一枝一叶、一字一句都渗透着作者满腔感情,无不书写性情、无不流露出摄人心魄的真率,诗、书、画结合相得益彰,自然地切中了三种艺术形式血脉相通的内在精神,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内涵与精神品质。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画作品,不仅能够砥砺文人品行,而且对于提升学画者的审美品位和社会教化皆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四、结语

“四君子”画与题画诗作为文人画的产物,二者的结合从形式、内容、艺术表现等各方面参与了文人花鸟画审美内涵与艺术内蕴的创造。梅、兰、竹、菊与题画诗作为中国画的奇葩,其艺术传达及美学思想有着深厚的传统性,当中体现出来的诗、书、画的内在兼容不仅体现出文士阶层的思想情趣与精神追求,更积淀着中国绘画的基本精神与艺术特色。其中传达出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画艺术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同时对于作画与做人、题材内容与精神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启示价值,其潜移默化的教育价值更是自不待言。

参考文献:

[1]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徐建融.传统的兴衰[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3]吴孟复,郭因.中国画论[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

苏州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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