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蓉娟

包容心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同存共生、海纳百川，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中国是一个有着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共同存在于发展的国家，中国文化最具包容性、开放性和持久性。中国历史，重视国家与国家间的和睦相处，提倡“和为贵”，邦交和睦友好，和平相处，倡导以“礼”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对外国的非礼行为，据礼力争。国家内部自身发展也要注重和睦相处，古有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可见自中国古代开始，便已经开始重视树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处的理念，相互理解、真诚相待。每个个体心理所想的和追求的是一种平和、和乐、中和的境界。心理、语言、行为保持一致。克服双重人格，实现以诚相待。“以和为贵”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内涵是在肯定多样性的统一发展。“以和为贵”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告诫人们应该包容人与世界的不同，不能以牺牲人、自然、社会中的任何一方来达到另一方的“和”。“以和为贵”的共存理念充分体现了我国在人类发展中的和谐性、包容性发展的社会心态，因此成为我国包容性发展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血脉，并且逐步融入当今世界大变动格局中，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普遍支持。

“中和”思想完美地体现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华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礼记·中庸》中将“中”、“和”阐述为天下的本体，是发展的途径。“致中和”，既体现天地的位置，又促进万物的发育。真正意义上的“致中和”，应是世间万物并存而不相害，万千道路并行却不相悖。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根本，和合之道是中华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准则。虽然天下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是多元包容，同处一个统一体之中，协调发展。《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仁”是实现天下大同的根本，孟子有云：“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用心爱人，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施恩于普通大众，仁爱、大同等精彩名言，是一种历史涌流，孕育着人们的心田，哺育着仁人志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盏明灯，广为人们的称颂赞誉。

人类社会的变迁，经济体制机制的差异，社会心态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实施，许多新的问题不断爆发出来。胡锦涛同志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在这里所提出的社会转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国内外的各种影响，差异性、变动性日益突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内，应该包容和允许多种观点的存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历史的“中和”与今天的“包容”具有相同之处。其特点在于，改革、竞争形成了穷富差别，下岗、再就业，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经济地位的变化，难免在多种心态登场的条件下，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在国际上，西方利用“颜色革命”瓦解人们的斗志，甚至出现抵触情绪。中国与邻国的情况也不同。比如，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成果截然相反：中国经济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俄国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最终国家解体。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较东欧晚了近百余年，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却是经历了40年的发展，而苏联却一夜解体为十多个国家；二是中国改革采取的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其他改革协同发展的渗透式改革发展，而俄国则是借助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改革先行的转轨顺序；三是中国的改革以双轨制渐进改革的方式，而俄罗斯则选择了以“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休克疗法”这一激进的转轨路径。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会做出这种不同的战略选择？其答案在于中国经济先行，意识形态与之相配套决定了中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创新模式。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虽放松了思想领域的自主权，但没有超越应有合理限度。这就是与古代“中和”密切相关的“包容”。

胡锦涛同志在2009年11月15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并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后来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会议上阐发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行性。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与人类共同富裕，是人类发展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包容性增长，包含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充分发挥经济的内在潜力，抓住社会生产的各种机遇，扩大就业范围，促近社会经济发展最大化。同时，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中机会平等与社会和谐，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经济福利，让经济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包容性增长”在中国具有最直接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正因为具有包容、和谐，才使我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字记载源远流长。包容性增长包括缩小中国的穷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群体差距，包括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稳定性与灵活性、必然性与选择性之间的关系。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公共政策法规不完善等情况，都会阻碍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使得社会机会不平等，是国民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包容性增长不仅是我国重视经济、社会同步发展，重视改善民生和优化人们收入分配的重要体现，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科学发展观的重视和深化。包容性增长也同时在政策选择上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我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极大的“包容性”，注重GDP增长模式，关注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防止弱势群体边缘化，由国富向民富进一步转型，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力图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统一。包容性正常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全球化，实现全球信息与价值共享，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增长”，不仅来源于中国，也来源于世界，最后目标要与世界接轨。资本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包容性增长”只有通过与世界通力合作才有其可行性。最早，“包容性增长”来源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提出的经济概念。世界银行出版了《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减少贫困的包容性增长：基础设施发展的强化角色》的政策报告。所有这些，都深刻分析了各个国家经济的不平衡，提倡扩大就业机会，融入市场主渠道，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使包容性增长成为一个清晰的概念。在世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明确指出，一些重要观点和政策杠杆可以帮助各国实现高速的、可持续的以及有包容性的增长。这份报告是由19位经验丰富的经济领导人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过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囊括了迄今为止针对有关增长要素最为完整的分析，如果各国运用得当，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增加脱贫人口的数量。包容性增长与“智慧增长”、“可持续增长”共同成为欧盟《2020战略》中的三大支柱，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在逐渐被发达国家与地区所接受与应用。

在深刻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后，总结导致社会经济分配差异的诱因以及其所带来的新一阶段的问题和挑战，充分探讨并作出有助于实现构建共享式增长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因为各国各地区的地理、资源、人力、条件的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别是难以避免的，应该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世界各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也进行了多种发展道路的选择，包容性发展要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权，维护世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弘扬平等互信与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平等互信是必要前提和基础，包容互鉴是基本原则和动力，合作共赢是实现途径和目标，三者统一于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维护公平正义的全过程。

一个新的理论、政策、方略的制定，既有历史传承，也要普惠世界。在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包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了新的特色，也得到世界的认同。在总结、继承这些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采取的方法是“一带一路”，使“包容”、“共同体”在国内生根，力争普惠全世界。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各国之间的联系，用多边主义的普惠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世界合作。各国之间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客观务实，妥善处理矛盾，不断充实全面合作。共同富裕是人类发展的愿景，积极参与、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利益共享。所以，“包容”是人类和谐发展的基础，“共同体”使人类社会建设飞跃发展，“一带一路”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步骤。只要各国平等互信、包容互鉴、相互渗透、发挥不同国家的特有优势，才能构建合作共赢的新世界，实现我国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