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奎

“减负”这件事儿，其实已经喊了有三十多年了，而且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中央政府下达49次“减负令”。如此重锤之下，却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去，补习班的迅猛发展增加了中小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多达50多道。如果将地方出台的“减负令”算进来，过去60余年，我国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3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出台减负文件，但问题依旧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校内在减负，校外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却发展迅猛。学生减负，越减越重。

这次“减负三十条”，在重申此前多道“减负令”关于控制考试、控制竞赛次数、教学要严格遵循教学大纲等内容的基础上，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又开出了不少新的“药方”，提供了多个政策选项。诸如对学校办学行为进行了规范，不得随意提高教学难度和加快教学进度，杜绝“非零起点”教学。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规范实施学生随机均衡编班，合理均衡配备师资。同时，限制竞赛评优活动，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评优、推优及竞赛活动。这些制度性安排，其治理理念成了国家减负政策的“压舱石”。

然而，这次“减负三十条”能否不再成为墙上画饼，终结负担重？笔者以为，“减负”比八年抗战难，问题的根源具有很多的深层次原因。诸如，不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升学情况考核、绩效和奖励挂钩等，倒逼学校不想减负，或者“明减暗增”;学校作为办学的主场，抢跑抢学，以重点班、实验班等形式进行掐尖比拼破坏了教育生态，引发了普遍焦虑;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让起跑线”成为家长的“生命线”而不敢“减负”，事实上，不是家长不想减负，而是不敢减。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大家都在抢跑，谁也害怕“输在起跑线上”。近年来，我国在抓学生减负时，主要紧盯学校教育，要求学校减少作业，严禁学校补课。来自学校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校外的负担却迅速增加。

“减负三十条”虽好，但落实好才是真正好，一条条去抓落实，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同努力。不仅要亟待改革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教育体系，跨越“减负陷阱”，而且要厘清政府、家庭、学校、教师的主体责任，并建立问责机制。政府要履行对各类办学机构和教育教学行为规范、治理、引导的责任。应综合施策抑制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提高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規范校外培训行为，使之有序，成为正常学校教育教学的良好补充。同时，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的配合，尤其需要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多方发力，中小学减负才能不再成为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