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平

古代晚期艺术史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方法论思考的试验场。

——贡布里希〈博多尼书评〉

〈博多尼书评〉[Bodonyi review]1[英]贡布里希撰，〈J.博多尼，《古典晚期绘画构图中金色底子起源和意义》〉（“J.Bodonyi, Entstehung und Bedeutung des Goldgrundes in der spätantiken Bildkomposition”[Arhcaeologiai Értesitë, 46, 1932/3]），载《美术史文献批评报道》[Kritische Berichte zur Kunstgeschichtlichen Literaur, 5, 1932/3,published in 1935]，第65—75页。是贡布里希早年在维也纳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借他的同学博多尼[Josef Bodonyi]2博多尼（1908—1942），布达佩斯人，1932年以《古典晚期绘画构图中金色底子的起源和意义》一文获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是施洛塞尔[Schlosser]和赖施[Reisch]。毕业后博多尼回到布达佩斯，没有找到工作，后不幸于1942年在俄罗斯的纳粹集中营中被害。参见https://www.univie.ac.at/geschichtegesichtet/j_bodonyi.html。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契机，以新的语言学和社会学视角对李格尔等学派前辈的理论进行检验。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贡布里希美术史观念形成期所受影响的一个侧面，尤其是他遇到波普尔之前。

我们可以将这篇文章看作贡布里希早期的一次思想实验。其实当时的维也纳本身就是20世纪各种思想观念的一个大实验室。在施洛塞尔的影响下，他对学派“祖父”李格尔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与学派前辈的思想交锋，成了他美术史研究的起点。例如，在施洛塞尔的研讨班上，贡布里希读了李格尔的《风格问题》；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他想验证德沃夏克精神史方法在手法主义建筑研究中的可行性。经过自己的调查与思考，贡布里希总是得出与前辈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李格尔在《风格问题》中构建起来的线性纹样发展史只是一个推想而已；他通过对罗马诺手稿与草图以及赞助人档案材料的调查，并未找到当时流行看法的证据，即手法主义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