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萌 董丽叶 和书琴 李佳诺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一、研究背景

一线城市向来是人口流入重地，随着人口流入数的增多，流动儿童增加，同时由于B市的户口制度导致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成为了失学失业失管的“三失”儿童，使得许多人看到其中的需求和商机，从而建立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打工子弟学校自1993年就展现出了一发不可收的态势，但是近几年来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大部门学校均面临不同形式的关停、搬迁和拆除。许多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也因此受牵连，纷纷离开B市工作，甚至有些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已转行，投入其他领域的工作。

本文就此对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开展研究，了解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这一群体近些年的发展困境和问题。此文所研究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是指在大都市民办类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处于流动状态的非京籍教师，力求了解该团体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并以教育社会学的视角与教师专业成长精神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理论依据

（一）社会融合理论

周皓认为，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在流动所到之处接受与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的过程，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1]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基本是从适应到区隔融合、再到最终融合这三个阶段中的某一位置上，多数研究者在探索群体关系时用经验研究方法，从现代化的宏观层面可展现我国城市化剧烈进程中流动人口家庭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的不协调，若从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则借助政府制订现实的制度，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查尔斯·扎斯特罗将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3]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生来就有与环境和互动的能力。人存在于环境系统之中，并与系统中不同的子系统持续地发生相互影响。若把人的成长环境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人与生态环境、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于分析和理解人口流动都是十分必要的。[4]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对民营组织A中之前有从事过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 W 老师进行访谈，了解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自身对于这一职业看法和困难之处；通过对民营组织A中的S老师进行访谈，了解到组织现今的发展情况及理念，反观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发展困境；通过对民营组织A的负责人H老师进行访谈，了解组织的发展历史和近些年来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人员更替，知晓对老师这一职业的社会支持的变化。

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困境成因分析

（一）宏观层面：城市人口调控相关政策使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立足

“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是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的三大政策。“以房管人”就是依据城市居住证制度管理人口的一种办法。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某些人口疏解政策虽能有效控制人口，但也可能会造成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影响社会稳定。经济手段调控可能会形成差异明显的经济社会群体，低收入人群容易受到伤害，从而激化社会矛盾。[5]“以证管人”就是政府控制一个产权证下最多批准居住证的数量，从制度上杜绝群租现象，但加重了外来务工人员在住房方面的经济负担。“以业控人”则是鼓励用人单位多吸纳B市户籍的劳动者就业，这就使外来务工人员在职业寻求上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

B市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以解决“大城市病”、优化城市核心功能等系列措施。调查数据显示，有86.8%的务工人员认为疏解政策会导致他们收入的降低。疏解政策除了影响他们的收入之外还可能打破他们现有相对稳定的发展道路和收入水平、影响居住环境和劳动安全。由此可见，“疏解”政策确实给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

（二）中观层面：城市疏解带来的变化使打工子弟学校教师面临重重困难

B市疏解过程中的一大重点就是“希望改变城乡结合部瓦片经济蔓延、流动人口杂聚的状态”，拆除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城中村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环境治理较为薄弱以及建筑的老旧、简单，因此能够享受到较低的房租支付，使得许许多多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在此安家，节约生活成本。因此该政策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大部分拆除致使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带着子女离开了B市，致使打工子弟学校很难再招生。再者，学校的选址也较多集中于地租较低的城乡结合部或是远郊区，如果在此继续开展学校，也难免会面临拆迁境遇，顶着政策的压力，打工子弟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更是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

另一方面，就目前而言，国家制定的办学标准对于现存的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来说明显偏高或者说是无法达到的，师资的缺乏、资金的不稳定和教学设施的不够完备是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通病，现有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也就是所谓的创办者，他们都是在不具备资格的条件下办学，这些学校随时都存在着被政府关闭的困境。[6]

（三）微观层面：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目前的困境现状

1.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首要压力是物质性压力。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低待遇无法满足大部分教师的生活需求。根据我们的调查，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一些退休的老教师，包括当地的退休老教师，也包括外地退休老教师，来B市与家人生活。或者就是自己来B市再找一份工作，这样的教师可以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也有退休金。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外地生，来B市求职。那么这可能是他们北漂的第一份工作，工作环境艰苦，工资较低，在居高不下的成活成本面前相形见绌，甚至无法满足他们在B市的租房费用。还有一部分人是喜欢教育或者是之前的工作遇到瓶颈，选择投身教育事业但又无缘公办学校，因而来到打工子弟学校，他们或是从事着多份职业，或是在外面为学生补课赚外快，或是奔波于几个学校，才能够维持生计。

2.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缺乏强有力的劳动保障。我们通过访谈W老师了解到，无论有证还是无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与雇佣者签订劳动的比例也都远低于公办学校教师签订劳动合同比例。由于打工自己学校教师的缺乏，不少教师身兼多门课程，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未依法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签订劳动合同的教师，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时间、报酬时间、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方面得不到全面的保障。而且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大多没有社会保障，主要买一些商业保险作为替代。这也是促成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群体的强流动的另一因素。

3.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在职业成长上缺少支持和帮助。与公办学校的老师相比，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所拥有的培训机会是少之又少。我们了解到，由 XGM 组织于2011年开展的Z项目通过资助A机构，给予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有限的培训机会。但在2014年大的社会政策的坏境背景下，这个项目终止。后来与A机构的负责人S老师有过简短的访谈，确认了目前在B市帮助和支持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的项目几乎为零。

五、政策建议及措施

对于教师来说，政府可以为不同水平的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提供专业水平提升和职业发展的机会。例如：送这些教师到教学质量好的学校去进修，请一些优秀教师来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进行授课等。培训所需费用做相应减免，缓解教师的经济负担，从而提高他们的教学技能，关注他们的专业发展。对教师群体要实行人文化管理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避免采取过度的刚性管理。要积极和教师交谈，了解教师的心理活动，了解教师的困难，及时解决；同时在学校搭建教师互动平台，促进教师之间交流，本来这样的学校年轻教师比较多，这样更容易使他们相互吸引，缓解他们内心由于生活和工作坚苦带来的压抑，形成归属感。

对于城市疏解而言，以更温和的手段进行流动人口规模控制更能体现人文关怀，也更利于管理和维持社会稳定。尤其是对打工子弟教育有着明显贡献的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在经过职业培训后建立一套公正的评价机制，对他们的工作努力程度、工作态度、工作绩效等进行全方面的关注和考察。在前期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进行同等条件地帮助，暂缓对他们的驱离。后期则对经考察后较为优秀的教师进行长期培养，给予他们落户福利，并按照法律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保证其职业的相对稳定性。同时在条件可取的情况下，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转变为公办资格提供更多的机会。

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存在大多是建立在流动儿童的需求和民办学校的持续运营上，有其必然性。但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发展最大阻碍也正是源于这两方面皆陷入困境。在学校不被认可、教学资源匮乏、服务对象因不可抗力流失、工资低甚至受到制度的排斥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群体只能面临解散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