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蕴含着中国政社关系及基层社会治理优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挖掘“三社联动”面临的发展条件与约束，优化联动环境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三社联动”是一个功能不断拓展的过程，其发展深受社区内外具体情境的影响。从“治理情境”这一中观视角出发，构建“目标指向—相互关系—联动情境”的分析框架，以揭示“三社联动”在城市社区实际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机遇与制度约束，探讨“三社联动”得以顺利发展需要的支持体系建设，对丰富“三社联动”的解释链条，重新理解社区治理的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論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社区治理  三社联动  治理情境  党建  参与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政府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效应研究”（郁建兴主持，编号为18ZDA1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关爽（1984-），女，河北省唐山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6-0001-09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地方探索与改革实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更是蕴含着中国政社关系及基层社会治理优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一直强调城乡社区建设，并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对社区建设提出了重要的改革方向。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由此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这“三驾马车”互相联动，成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2013年11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机制。2016年，民政部通过各种政策激励大力推进“三社联动”，这一实践从个别省份走向全国。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可见，“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作用日益重要。如何优化联动环境，充分发挥“三社联动”，调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资源的能力与作用，是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持续推动社区建设中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实践中，“三社联动”需要嵌入到具体的社区治理结构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基于具体的社区治理情境，“三社联动”面临更为复杂的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和发展阻碍，又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支持体系，构成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一、 “三社联动”的文献梳理与述评

作为本土化的治理探索，目前国内直接有关“三社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向：

第一，对“三社联动”的范围与内涵的学理探索，研究目的在于澄清“三社联动”的主客体、本质、目标指向和治理意义。徐永祥、曹国慧指出，伴随着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向社区制的转变，需要重新定位“三社联动”，同时对“三社”主体进行再界定、“联动”关系再认识。？譹？訛叶南客和陈金城等学者认为“三社联动”即是将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三者有机整合，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的方式，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良性互动，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譺？訛顾东辉指出可以从“主体联动”和“要素联动”解读“三社联动”，即针对具体的社区议题，社区传统机构、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基于社会理性并依托社会工作方法，通过协作行动实现社区发展任务。？譻？訛

第二，“三社联动”模式与经验总结。叶南客、陈金城将“三社联动”类型归纳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和体制创新型五种模式;？譼？訛陈召强、史云贵指出“三社联动”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创立了以“党组织、政府、社区（社会平台）、社会组织、社工”为主体的五架马车的联动治理结构，其中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为基本元素;？譽？訛李文静、时立荣发现“三社联动”在地方治理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譾？訛王思斌通过探索“三社联动”的基本逻辑将其归纳为工具性联动、协作式联动和合作式联动等三种类型。？譿？訛

第三，“三社联动”的运行困境与路径研究。丁辉侠、孟悄然指出，“三社联动”在实际运行中普遍存在主体能力不足、社区居民有效参与不足、联动缺乏持续性，以及联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讀？訛相关的改革方案相继被提出：“组织化拉动、社会化运营、多元化发展、项目化支撑、专业化导向”等五大发展战略;以项目为载体，打造联动平台，提升社会组织和社工的能力，精准对接社区居民需求，设计合理的联动机制，规范运作过程，更强调了国家的顶层设计、政府的主动推动和培育、良好的政社互动和社社互动格局、党政部门的特殊作用，以及情境等因素对于持续推动“三社联动”发展的重要作用。？讁？訛

总体上看，现有文献在“三社联动”的相关议题上进行了拓展与探讨，并聚焦于内涵澄清、地方探索的经验模式总结、运行机制、实践困境与路径分析等研究方向。但是仍存在一些未解问题：首先，逻辑链条的完整性。从“三社联动”已有的实践发展出运行机制——存在问题——解决路径的研究链条，忽略了对“三社联动”规范价值的探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出“三社联动”所需的发展条件。其次，缺乏对“三社”相互关系的科学论证，以及未真正厘清“三社联动”改革的逻辑顺序，导致对“三社联动”发展环境与实际约束的判断缺乏有效支持。最后，由于对以上研究的忽略，导致现有研究缺乏对“三社联动”制度环境及其复杂性的整体把握和分析，继而未针对“三社联动”的现实提出更为根本性的、更加精准的改革路径。

基于此，本文从“治理情境”这一中观视角出发，构建理解“三社联动”的分析框架，分析影响城市社区“三社联动”顺利运行的情境因素，以及发展面临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探讨“三社联动”得以顺利发展需要的支持体系建设。

二、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基于治理情境的分析框架

从社区治理的大环境来看，随着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管理理念、管理形式和管理目标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要求改变政府唯一主体的地位，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继而推动社区发展。？譹？訛社区制的发展日趋成熟，但与此同时，大量的社会职能和社会问题开始回归社会和居住地，迫切需要新的承载平台。？譺？訛“三社联动”的产生，源于中国治理转型、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政府在社会服务提供中的角色转变、职能转变和权力下放、社工专业服务职业化、社会组织发展内源化以及社区建设目标人本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旨在通过将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纳入治理网络，以期达到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社会服务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多重改革和治理目标。“三社联动”既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动社区发展的结果，同时作为手段，它更是社区减负增效、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移、培育社会组织和社工专业性的新契机。

理论上，“三社联动”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各自的角色、职能定位，以及互动过程中对社区服务提供模式和社区治理的重要影响，使得推动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可以认为，需要从“治理情境”这一中观层次出发理解“三社联动”并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治理情境规定了“三社联动”面临的发展机遇、制度约束，以及得以顺利运行的深层次条件和支持体系建设。基于“治理情境”的三社联动的发展，需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理目标的多重性。“三社联动”被赋予了社区服务、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多重治理功能和意义。二是进一步明确主体范围和主体间关系。三是“三社联动”并非仅是社区资源的整合和运用，它还是国家治理政策和意图在社区层面的具体体现。因而，更需要探索国家资源与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配置方式，实现联动效应的最优化。四是“三社联动”需要在一定的“场域”中，探索国家权力如何更好地介入社区建设，？譻？訛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实现良性的政社互动。基于此，治理情境包括三种要素：目标指向、相互关系和联动情境。目标指向设置了“三社联动”的发展方向，相互关系规范了“三社”的合作方式与改革的逻辑顺序，联动情境揭示了“三社联动”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的发展约束与改进方向。

第一，明确“三社联动”的定位和目标指向。“三社联动”并非仅仅是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的简单组合和连接，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定位和认识。“三社联动”是功能性的，是一个功能拓展的过程，具有治理意义，涵盖多重治理目标。对国家而言，“三社联动”是政府转型、国家重塑在基层的合法性的重要切入点。对社区而言，一方面，“三社联动”服务于社区社会服务的提供、满足居民需求、解决社区问题和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它具有激发社区活力，畅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社区事务等多重功能。通过深入挖掘社区内在资源，培育社区内生力量，培养居民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对社会组织和社工而言，“三社联动”的顺利运行是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实践领域。最终，通过发挥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影响社区治理结构，从而引发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实现社区治理和社区自治的多重目标。

第二，厘清“三社联动”中“三社”的相互关系。首先，“三社”在主体上涵盖社区（社区居委会、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其他驻区企业）、社会组织（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其次，“三社联动”是议题导向基础上的各司其职和政社分开前提下的合作治理。“三社联动”并非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它需要与具体的社区议题、社区事务、社区需要和社区问题结合起来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结合要素整合、优势互补和专业化等原则，实现不同社区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协同与合作，形成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的整体。最后，在“三社联动”的多目标体系中，“三社联动”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有学者认为，“三社联动”制度创新已从“1.0 时代”走向“2.0时代”。在“1.0 时代”，初步规划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发展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尚未产生“联动”格局;在“2.0 時代”，解决政府、社区、社会组织权责关系，并在机制上解决“联动”课题成为此阶段的重点问题。？譹？訛可以认为，“三社联动”发展的重点在于增强“三社联动”的适应性和嵌入性，重点在于发挥社会组织、社工和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参与性和专业性作用，使得“三社联动”机制从最初的问题解决机制转变为议题驱动的常态化联动机制。

第三，把握“三社联动”的联动情境。“三社联动”的运行离不开社区内外实践互动的具体情境。从体制上讲，条块结构和明确的分工体系是中国科层制的重要特点。社区已经获得了城市社会管理科层体系中的正式体制性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治理单元”，但同时社区也是一个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和“社会自治单元”。？譺？訛因此，一方面，社区嵌入在更高层级的科层结构中，其发展深受科层逻辑的规制。嵌入到具体社区治理结构的“三社联动”，其实际运行必然会受到科层体系不同维度的影响。另一方面，社区的“社会性”又表明社区自身有其内在发展逻辑，即社区不仅依托纵向科层制推动社区治理，而且依托嵌入科层制组织的社区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的扁平化合作，从而形成组织合作网络，实现社区共治。？譻？訛因此“三社联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区治理结构和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中的，其深入发展和目标实现都需要精准把握其所处的发展环境与治理情境，通过“纵向科层+横向网络”的方式，整合条块资源，注入新资源，融入专业性资源，激发社区内生性资源，建立良性合作的治理情境。

三、 治理情境的具体分析：“三社联动”面临的发展约束

基于“三社联动”的纵向嵌入性与横向合作网络特征，优化联动环境，推动“三社联动”的纵深发展，势必要依托于社区内外的联动环境。因此，进一步挖掘和深入分析“三社联动”所处的治理情境的具体维度，即对治理情境的分析具体化，并分析这些维度对“三社联动”产生的不同影响，有助于发现“三社联动”发挥其治理功能与服务作用所依赖的制度条件与组织保障。

（一） 政社不分与政社互动

推动“三社联动”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三社联动”在实际运行中，容易产生政社不分的弊端。第一，基于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社区面临多重行政任务和多行政目标，“三社”的互动合作程度取决于社区的发展目标和治理需求，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的嵌入程度和专业性。如果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嵌入程度高，能够准确把握社区发展需求，且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那么社区与社会组织和社工就会形成良性互动，但也有可能导致“三社联动”在具体运行中形成“对上负责”的行为倾向，偏离了“三社联动”的目标指向。第二，由于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掌握社区主要资源，并在社区中占有主导地位，它们如何理解和能否合理运用“三社联动”机制也决定了“三社联动”的作用发挥程度。比如由于大量政府职能进社区、政府主导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和绩效考核，以及社区居民偏重于对居委会“政府工作协助者”的片面认知，？譹？訛导致社区居委会日趋“行政化”，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组织和社工的专业化，造成“行政化”与“专业化”的矛盾甚至冲突，导致社会组织和社工并不能有效解决社区面临的实际问题，更无法有效回应社区居民的具体需求。第三，属地管理体制。属地管理对“三社联动”的不利影响如下：一是“三社联动”服务于行政目标，比如基层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组织来解决自身遇到的难题，进而形成“借道”机制;？譺？訛二是为了维护本地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街道可能排斥其他专业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影响社会组织的跨区域合作和横向合作网络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的治理目标，强调要严格按照“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理顺条块关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因此，需要进一步挖掘超越于行政机制和社会机制之上的新型制度框架和更具弹性的整合机制，？譻？訛以通过“三社联动”机制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回归社区本质，形成政社良性互动的格局。

（二） 政府主导和优势主导

“三社联动”落地在社区。？譼？訛社区行政机关掌握一部分组织资源、政策资源和物质资源，加之大量管理资源的“下沉”和各种新的行政和社会资源被注入城市社区，使社区建设逐步成为贴近居民需求、就近供给公共产品的最重要治理层级。？譽？訛理论上，“三社联动”机制设计的目标在于解决社区实际问题，激发社区内生性资源，推动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和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并且培育社会组织和社工的发展和治理能力也被纳入“三社联动”发展的目标体系。实际上，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由于受到科层体系和具体治理情境的双重影响，“三社联动”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推进”特征，这对于“三社联动”机制顺利融入社区、增强嵌入程度，以及获取社区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导致“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只是起到辅助性作用，面临着问题导向而非议题导向、政府主导而非优势主导的发展困境，导致“三社联动”治理的效果有限。

第一，行政主导严重影响“三社联动”的在地效果。一是行政主导。面对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行政事务负担，街道和居委会会根据具体的治理环境和自身的治理逻辑工具性地运用“三社联动”机制，比如在面临上级指派的中心任务和紧急任务时，会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到应付上级任务，完成考核指标，不仅挤占了“三社联动”的资源空间，专业社工和社会组织潜在地成为了压力群体，？譾？訛导致“三社联动”疲于应对基层的各种行政任务，沦为社区的“助手”的不良发展局面，呈现“象征性”发展，其作为社区社会资源的优势并未得到有效彰显，作用发挥极为有限。二是有条件的辅助。面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社区依赖“三社联动”的参与解决具体的社区管理和服务议题，回应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但“三社联动”变成了事实上的问题解决机制，其所面对的也多是社区碎片化和零散化的问题，并没有形成常态化、优势主导的运行机制。

第二，资源需求和依赖程度的差异化导致“三社联动”治理效果的有限性，影响优势的有效发挥。以专业社会组织为例，由于其资源获取的方式主要依赖公益招投标、政府购买服务等政府资源的支持，在行为模式上呈现出“向上负责”、集中注意力去寻找更多的项目资源、悬浮于社区之上的特点，？譹？訛影响了“三社联动”嵌入社区的程度和治理效果。对于社区社会组织而言，其发展较多依赖于社区自身拥有的可支配资源，且对资源的开放程度亦有不同需求。？譺？訛同时，处于科层末梢的社区，面对纷繁复杂的任务环境，工作内容的优先级排序会影响社区资源投放的方向和多少，进一步制约了“三社联动”的参与程度和治理能力。

（三） 地方实践与顶层设计

“三社联动”一经提出便得到研究者和实务者的广泛关注。从2016年开始，民政部主推的“三社联动”从个别省份的探索走向全国性实践。从地方多样化的探索来看，地方改革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涌现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太仓模式等，并通过治理创新和资源投入，不断创造“三社联动”的新模式。事实上，在深入推动“三社联动”的地方实践中，由于重要法律和制度的缺失導致“三社联动”实践难以向纵深发展，比如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法律环境不够完善、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伦理性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购买服务的立法层次较低等。因此，难以对“三社联动”得以顺利运行的深层条件和配套措施提出精准的制度设计和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对于如何形成“三社联动”实践创新经验的扩散效应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研究。顶层设计与系统的改革配套，结合地方的治理创新，其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三社联动”的深入推进，其对政府转型和职能转变、激发社会活力、重建基层治理秩序等都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

四、 优化联动环境：制度配套与支持体系建设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三社联动”在具体运行中会受到联动环境和治理情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工作重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并有可能偏离“三社联动”治理目标的最初设定。就机制而言，部委主推的“三社联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机制——政府在政策制定、职能转变、权力下放，资源投入和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选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政府的不当干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三社联动”行政色彩浓厚、行政性与专业化的矛盾、唯资源导致的“向上负责”、过于注重短期效应等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本质上，“三社联动”最终的目标指向在于激发社区的“社会性”、激活内生性资源，因此更需要专业社会组织、社工和社区居民等“自下而上”的社会支持机制，即在社区议题选择和解决机制、社区具体服务项目的选择和设计等关于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方面积极参与，发挥主体性作用，融入更多的协商因素，以平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机制，提高“三社联动”运行的有效性和服务提供的精准性。

（一） 联动平台支撑：政府改革与激发社会活力并重

事实上，“三社联动”并非只是涉及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者的分工联动关系，政府角色依然占有主导地位，且发挥顶层设计的重要制度供给作用，着眼于解决社会治理领域的条块分割与矛盾、资源整合机制不完善、社会主体活力不足等重要问题。因此，探讨“三社联动”的优化问题，要在一定的“场域”和治理情境中，探索政府如何更好地介入社区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实现良性的政社互动。政府需要积极参与和主导社区秩序的构建，同时也要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的方式和界限，设计逐步退出的机制;利用、培育和巩固社区治理资源，发展相应的社区组织，以填补政府治理和自治理之间的断层，此为基层治理构建的核心方面。？譹？訛具体而言，在联动平台建设方面，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持续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移和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政府不仅要提供政策支撑，资源支持，更需要简政放权，建立清单制度，厘清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权责边界，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权责边界，厘清政府与社会的权责体系，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和资源整合，“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同时，明确“三社”主体间关系，增强社区的自治和服务功能，为“三社联动”的持续推進提供平台支撑和制度支持。第二，政社分开与政社合作。“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譺？訛改变政府的全能角色和大包大揽的传统治理模式，在政社分开的前提下转向通过政社的互动式、多样化合作、借助社会力量来促进社区议题的有效解决，完善社区服务提供的方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不断强调将党的有效领导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联系起来，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嵌入基层治理网络体系，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开放了制度空间。第三，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改变传统社区治理模式。这不仅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多元治理结构，还需要通过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这种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奠定社会基础。因此，需要改变传统上过于注重服务经济和行政推动的治理模式，建立新治理模式，更加强调以民生为导向、向下负责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以及强调多元共治。？譻？訛

（二） 联动保障：党建引领“三社联动”

将“政府改革+激发社会活力”联系起来，对于推动“三社联动”的有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又面临如何平衡秩序和活力的问题。此时，党建在整合社会不同利益、塑造政社之间的新共识和促进政社之间有效沟通上具有正面价值。？譼？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型，党建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各自功能的高度分化使得它们在提供社区部分职能上具有专业优势，同时各主体间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社区治理的结构与机制尚需探索和完善，以社区党建的社会化、区域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实现对社区内不同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促成新型的政社关系。？譽？訛进而，党建引领“三社联动”需要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各种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街道党工委总揽全局的核心地位，引导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通过区域化党建、党建联建等方式推进街道、社区与驻社区单位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共建互补、协同整合，推动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共同为辖区内居民服务。？譾？訛

（三） 联动机制：从问题解决机制走向议题导向的常态化机制

前述分析已经表明，根据具体的治理情境，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可能会策略性地运用“三社联动”，比如完成上级指派的社区行政性任务，提供临时性的、一般性的社区服务，过于强调事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被动而非主动回应社区居民需求，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未能充分发挥社会服务供给效力。这都导致“三社联动”的发展层次较低，使得“三社联动”具有临时性和工具性特征，成为一种“应急”驱动的问题解决机制，而非以社区议题为导向的常态化机制。以社区议题为导向的常态化机制的重点在于，使社区真正成为街道、社区居委会、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工，以及社区居民进行协同治理的平台，通过有效的良性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推动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比如部分让渡社区居民事务管辖权、通过社会服务组织自由选择权提供社区服务、在服务项目立项中建立社会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的良性互动，？譹？訛提升社区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为“三社联动”深入社区治理提供更好的平台。

（四） 联动的运行原则：社区服务投放的精准性和社区居民的参与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精准化治理，着眼于满足社区居民多样性和差异化的需求，强调社区服务的精准投放。形成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在立足于社区需求和社区发展实际存在差异化的前提下，要求宏观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引领、中观层面的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和微观层面的社区行动者的有效协作，这些层面的改革有可能进一步突破社区治理发展的结构性瓶颈。具体依赖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要注重对社区治理细节的把握，把精细化、专业化、差异化贯穿于社区治理全过程，优化社区发展策略和推进机制;？譺？訛二是强调协同治理和机制的建构，注重公共性生产机制和社会支持机制的建设，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注重发展和培育专业性社会组织，注重社区专业人才发展及其能力建设;三是融入技术治理的维度，推动社区治理的信息化水平。技术治理融入到“三社联动”中，一方面有助于进行网络平台建设，在识别社区居民需求、推动社区居民意见表达，以及形成高效且有针对性的社区服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技术治理有可能引导有效的居民利益和意见的表达机制的形成，引发社区公共性生产，进一步提升居民自组织治理的能力。

（五） 聯动的资源支持：整合条块资源，逐步发挥社会资源的功能，充分运用社区内生性资源

无论是社区治理，还是社会组织与社工向纵深发展并更好服务于社区发展，都需要资源支持。为了便于讨论，可以把对“三社联动”的资源支持种类分为三种：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社区内生性资源。

具体而言，在联动的资源支持方面：第一，行政资源分为条块资源和政府购买服务。在继续整合条块资源，推动行政资源下沉，提升社区综合治理能力的同时，社区要放开相应的资源，扩大空间让渡的程度，改变“三社”主体结构失衡的局面。？譻？訛进一步地，政府购买服务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方式，即依据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服务提供的效率性等原则，通过签订管理合同，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服务的提供者。政府购买服务使得社会组织与社区的联系趋于稳定，一是社会组织的数量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有动力培育社会组织。二是基层政府合同管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能够协助基层政府。本质上，政府购买体现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契约关系。作为理性的制度设计，在政府购买关系中，政府与社会组织是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出资方的政府需要界定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管理购买服务合同，实施监督与评价。但是由于基层政府缺乏合同管理经验，因此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予以协助。

第二，社会资源方面重点阐述社工对“三社联动”发展的影响。目前，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专门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政策，用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系统的社工人才培养机制，提高社工专业素质，形成省、市两级社工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加强人才的系统培训、专业培训与培训的层次性，从管理层、工作层和成员层三个层面规范社会组织人才培训。？譹？訛进而，完善社工人才激励保障政策，提高社工薪酬待遇和社会地位，为“三社联动”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对于社工自身而言，为了更好的服务社区，社工要了解社区生态、社区历史，从社区建设的角度提升自身素质，与社区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增强相互信任。

第三，社区内生性资源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从长远来看，“三社联动”健康、有效和长远的发展依托于社区内生性资源的培育、发展和运用。因此，促进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育，拓展自治空间，激发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等社区内生性力量广泛、深度且有效的参与，塑造社区的公共精神和社会资本，让社区运转起来成为“三社联动”发展的根本。

五、 结语

本质上，“三社联动”是一个功能不断拓展的过程，更是培育、发展社会自身力量，运用社会机制发挥治理作用的过程。它是一种规范化治理，有其特定的目标指向;更是参与式治理，需要逐步发挥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三社联动” 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要求“三社”提升治理能力，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且有赖于“三社联动”背后的制度要素与社区行动者的有效互动，还需要从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中多渠道寻求治理之道。它们共同形成了城市社区的治理逻辑。

（责任编辑：徐澍）

Abstract The mechanism of “three society linkag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pos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a process of function expanding， and its development is deeply influenced and regulated by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mmunity. From the meso-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contex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arget orientation-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linkage context”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three society linkage” mechanism in urban community， and probes into the support system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ee society linkage; governance context; party buil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