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敏 杨洋

社工在国外被誉为“社会工程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名社工。然而在国内，社工是一个尚未被大众认识的人群，甚至与“居委会大妈”画上了等号。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复杂的深层社会问题凸显：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家庭亲子沟通障碍以及由于父母离异等原因造成的儿童心理疾病等，这一切都逼迫政府着手进行“社会管理服务”的改革，“社工热”随之掀起。

然而即使在社工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广东，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专业社工人员的储备不足和大量流失，专业社工组织的蹒跚起步，使“社工热”正遭遇着“社工荒”。

社工生活：

“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了”

海幢街社工站在广州市海珠区一条老巷里，不起眼的门面被精心布置。

下午4时，社工站开始热闹起来。社工叶倩怡介绍，社工站的工作重而且琐碎，海幢街社工站只有6位社工，但他们服务的对象却有几千户，项目涉及失业青年培训、残障人士探访等方面，加班是常事。叶倩怡开玩笑说：“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了！”

在中山大学等6所院校每年毕业的七八百名社工专业学生中，转行是大多数毕业生的选择。广州女孩叶倩怡是华南农业大学社工专业的，他们班只有她是主动填报而非经过调剂的。2009年，她毕业选择社工这条路就遭到家人反对。“妈妈让我去考公务员或找别的工作，以为我在社工站就是玩两三个月，但如今都干了快三年。”一个月前，叶倩怡刚从华洲街社工站调到海幢街社工站。

海珠区华洲街道属于城乡接合部。这里诞生了一代被称为“二世祖”的“闲散青年”。

这些“闲散青年”正是华洲站“青年地带”项目的重点群体。但这群人也是最不可能主动来社工站的，华洲街社工站一度冷清。社工们只能主动出去找，这被社工们称为“外展”服务，是香港社工制度中较有特色的一种。

“主动地去接近、关心他们，就会了解他们逃学，是为了想‘打工买新的手机，不花父母的钱，可能父母离异了或者是家人身体不好……”

“社工热”：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九年前来中大，基本上每次谈社工，包括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对我都特别冷淡；现在，突然之间我们变得很红啊！”谈及突如其来的“社工热”，让罗观翠教授有点不适应。她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3年前，她带领学生创立了广州第一个社工类NGO组织——“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位上世纪70年代就活跃在香港社工界的元老，在2002年，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中大任教，可谓华南社工的领头羊。

正如广州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的一名负责人所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市场经济领域从政府职能逐渐剥离的过程，后三十年，应当是政府开放‘社会服务管理职能的三十年。”

目前，一场服务中心进社区的大潮在广州逐渐展开。2010年，广州市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设立了20家“社区综合服务中心”。2011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了位于北京街的“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它是首批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个，有12个社工。

2011年7月，广州市提出“到2012年上半年，广州市每个街道至少建成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目标。按照“一街道，一中心”的计划，2012年广州将需要8000～10000名社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表示，到“十二五”末，广东要实现每万人有5个以上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工作的人数包括专业社工、志愿者、义工等要达到常住人口的10%以上。届时，按照广东的人口基数，该数字将达到上千万。

社工荒：

“有经费也招不到人”

一方面，“服务中心进社区”轰轰烈烈，但巨大的社工缺口和人员的流失，也让社工NGO组织陷入了“有经费也招不到人”的困境。

统计显示，广东省通过考证获得专业社工师和社工师助理资格的仅七八千人，广州社工人数仅为2000人左右。广州有华农、中大等6所院校开设有社会工作专业，每年的毕业生有七八百人，“逃离社工”一直是多年的难题。

“广州社工缺口较大，短期内难以弥补。”“启创”执行总监廖焕标说，他们在招聘时只招本科以上社工专业的毕业生，其实“就是读社工专业的出来也不一定做社工，专业人才少；加上待遇不高、经济压力过大，有人曾开玩笑说，想发达的就不要做社工”！

叶倩怡是社工主任助理，属于管理人员层级，目前的月工资能达到4000元，这在社工行业中已经算相对较高的了。他们入行第一年，月薪还不到3000元。

廖其能和张铭伟都是“启创”首批社工，如今已是管理者。“买房压力确实大。”廖其能说，已经27岁的他，不是广州本地人。“这是一个拓荒的年代，我希望能够在这里有更好的发展。”

说到同学朋友“逃离社工”，张铭伟觉得，有因为工作强度过大、工资待遇不高而离开的；但高速发展的NGO组织也暴露出不成熟，伤害了社工人员的热情。很多社工离开其实是因为“专业得不到理解，找不到专业的价值”。

社工组织之困：

税收问题和理念冲突煎熬

事实上，专业社工缺口大只是问题之一。税收问题和社工运作模式和政府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都让社工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

2008年2月15日，“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率先“吃螃蟹”。“当时连成立一个社工类NGO组织的规定和手续都没有。”参与创建的廖焕标介绍道，“许多政府机构都不知道社工组织是什么，很不规范。比如：要不要买发票、去银行怎么开户、到民政局是以什么名义登记等问题。”整个注册过程从2007年中旬持续到了2008年2月。

“启创”已经发展到第三年，在广州有9个站点，还建立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小雁子计划”；但10个站点只有22个社工，“有经费也招不到人”。

“税收”也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我们不盈利，可是税得照缴。”廖焕标介绍，像“启创”这样的社工类NGO属于“民办非企业”中比较特殊的一种——不盈利的民办非企业，不像教育类的一些民办非企业，比如民办学校，自己能够盈利创收。廖焕标表示，“我们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资金，我们自己本身不盈利，因此税金就只能从政府拨款中上缴，这也变相伤害了服务对象的利益”。

在学者眼中，这种“政府购买”的模式还存在问题。罗观翠认为，现阶段在珠三角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主要遭遇两大困难：一是社工“关怀为主”与政府的“管理为先”发生理念冲突，社工进入到政府部门或者街道工作，通常会受到政府人员的影响；二是“社工荒”和NGO组织发展不成熟。

希望之光

流失社工正逐渐回归

随着“社工热”的大潮，社工专业的拐点似乎正在到来。据统计，华农社工系毕业生此前基本上没有从事纯粹的社工工作，但今年110余名毕业生有近一半当了专业社工。与此同时，广东工业大学今年社工系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也高达70%。

而更让叶倩怡感到温暖的是，之前流失的社工正在回归。最近，一起毕业的同学从别的行业回流到社工机构的特别多，有的人在毕业时选择了医院的宣传岗位，但是不想浪费四年学习的社工专业知识，最后还是回到了社工岗位。

不同于很多人是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张铭伟报读华南农业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社工专业。2008年3月，还在读大四的张铭伟就已经来到“启创”工作。在香港实习时，张铭伟跟从的社工督导是一个有20年工作经验的老社工。当地的警局侦破了一起少年性侵犯的案件，但无论警察怎么审问，那些孩子什么话都不说，于是请来这位社工，希望能够让这些孩子说出案情。“过了一段时间，里面的那些孩子就哇哇地哭出来，对督导说了所有的情况。”张铭伟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社工的力量是那么强大。“我会坚持，因为我感觉我的社工理想还能实现。”

（插图：钟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