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艳宁

摘要：沈从文是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以自己的故乡湘西为原型，书写属于自己心中的“桃花源”。在他的两部作品——《边城》和《长河》中，他通过人物形象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更迭等方面来阐述了他笔下的“湘西”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可以发现以湘西为代表的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击与碰撞。

关键词：《边城》;《长河》;沈从文;“湘西”变化

1前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是朴野之美的发现者，他用独特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边城》是一首浪漫主义的牧歌，同时也是对自己心中“桃花源”消失的一首挽歌。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倾注了“爱”与“美”，在描述湘西特有的风土人情下，极力展现人性的善良美好。如果说《边城》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1]，那么《长河》就是湘西的现实写照。《长河》是沈从文第二次回湘西时所创，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湘西的变化。但无论是《边城》湘西的“常”亦或是《长河》湘西的“变”[2]，本质上都是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美执着的追求[3]，这对于当下身处都市文明中的人们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

2人物形象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山水间、渡船上，一个个小人物跃然纸上。《边城》中的湘西自成一个世界，尚未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湘西人自有的一套价值观念支撑着湘西世界的运行。在这部小说人物塑造中，作者塑造了一群至善至美的小人物，如天真善良的翠翠、淳朴厚道的爷爷、豪爽大方的天保、勇敢正直的傩送、洒脱仗义的顺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湘西人的信仰与自然赋予他们的勤劳善良。

其中少女翠翠是作者倾注了“爱”与“美”的理想艺术形象。“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4]翠翠是自然的产物，成长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翠翠身上散发着来自山林的活泼与灵动，如山头小鹿一样，单纯善良。而在沈从文的姊妹篇《长河》中，也塑造了一个美丽纯真的少女--夭夭，人称“黑中俏”。她同翠翠一般，从小生活在湘西的灵山秀水中，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沈从文对她们的刻画简单大方，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刻画两位少女如何美丽，而是将她们与当地淳朴纯澈的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展现出她们的纯真与美好。

但翠翠和夭夭又是不同的，翠翠幼失双亲，从小与爷爷相依为命，因此她的性格中多了一份忧郁。但在那个没有受到都市文明污染的湘西中，翠翠的生活是安逸的，有挚爱她的爷爷、良善的邻居，以及同样爱慕她的心上人。她所忧虑的仅是爷爷的健康以及未知的爱情。夭夭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家中和睦且兄弟姊妹众多。作为家中老幺，夭夭从小倍受宠爱，“一家人凡事都对她让步，但她卻乖巧而谦虚，不占先称强”且“心性天真而柔和”[5]。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夭夭，与翠翠相比，性格中多了几分俏爽活泼以及小泼辣。在保安队长带桌师爷去长顺家买橘子时，师爷以为夭夭年纪小可欺，就为上司捧场说大话，谁知却被夭夭问的说不出话来。此外，夭夭所处的湘西是“变化”中的湘西，即使有父兄、满满的庇佑，但夭夭还是敏锐得感知到了时代赋予他们的苦难。当她从满满口中得知“新生活”要来了，第一反应就是询问父亲“是不是又要躲到齐梁桥洞里去”。因此与翠翠不谙世事的天真相比，夭夭身上多了一些现实要素，是现实中的翠翠。

此外，《边城》中的顺顺与《长河》中的长顺也是相同而又相异的角色。他们都是地方的有产阶级者，为人都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在地方德高望重。然而两者又是不同的，《边城》中的湘西是处和平时期的湘西，顺顺作为地方大户在茶峒有着较高的地位以及话语权，生活安乐。而在《长河》之中，长顺生活在政局混乱时期，饱尝压迫之苦。面对保安队长和师爷的算计，长顺敢怒不敢言，只得“在院子里用竹蒿子打墙头狗尾草”生闷气。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曲意逢迎，委曲求全，以求在动荡中求取暂时的安宁。在这个繁复纷杂社会动荡的时期，长顺仍葆有正直善良的人性，但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做事变得更加圆滑世故。

《边城》展现了不受外来文明污染的纯朴的乡土人情，没有明争暗斗，没有阴险狡诈，茶峒的人都是真诚善良的人。而《长河》中人物的性格更加多样化，既有善良淳朴的夭夭、满满等角色，也大篇幅刻画了一些剥削压迫人民的恶势力形象。他们野蛮霸道，虚伪庸俗，进行腐朽统治，剥削与压迫当地百姓，加深了湘西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苦痛。

3人际关系

《边城》描绘的是一幅民风淳朴的风俗画。在那里，亲人友爱，邻里和睦。翠翠和爷爷相依为命十几年，爷爷对翠翠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对爷爷充满了依恋与关心，这种纯真的爷孙亲情动人心弦。天保、傩送两兄弟同时爱上翠翠，他们遵循湘西传统通过月下唱歌的形式公平竞争翠翠，三人之间这种纯粹而又充满尊重的感情令人心动。最后天保心甘情愿退出成全弟弟的爱情，展现了两人之间诚挚的手足之情。这些都是沈从文对于人性大美的诠释。

而随着现代文明的传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变得趋功近利、庸俗不堪，逐渐丧失了人性最纯真的一面。正如沈从文在《长河》序言中所言：湘西在变化中开始堕落，“农村社会所保留的那点儿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5]

在《长河》中，保安队长对于爱情的看法不再单纯，在与夭夭的交流中言语轻浮，故意挑逗夭夭，失去了对爱情追求的纯粹。“世界在变，这船夫一家也跟着变。”追求现代文明的“时髦”青年沉浸于现代文明的浮华之中，追求名利与虚荣，自恃清高，瞧不起父母的知识浅薄与见识，与父母产生了巨大隔阂和代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淳朴善良的民风不再，追名逐利的庸俗之风盛行。

《边城》中对于官民关系的描述仅是寥寥几笔，只是简单说了下茶峒这个地方有一营由昔日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由此可见，《边城》中的湘西是安静祥和的，官民关系稳定和睦。但在《长河》中，由于政局混乱，外来文化打破了传统湘西世界的运行规律。官民关系发生变化，官民矛盾日益突出。保安队长平日里压榨群众，巧立明目搜刮钱财满足自己的私欲。保安队长看中了长顺家的橘子，想借机发财，便与师爷算计欺诈长顺。农民收了三十二斤的大萝卜报到县里请赏，反而被敲诈，生出来一堆事端。当权官员腐败无能，恬不知耻欺压人民，人民对其无奈失望。长顺在二十多年的动荡中，相信国家，却不相信官，对于官员则是既嫌恶又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