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枝

2008年，美国《展望》(Prospect)和《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杂志联合评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土耳其伊斯兰思想家费图拉·居伦[注]费图拉·居伦是土耳其语名字的音译，目前国内译法并不统一，包括法图拉·葛兰、费图拉·居兰、费图拉·古莱恩、费图拉·居伦等，“居伦运动”也被译为葛兰运动、居兰运动、古莱恩运动等。本文除引用相关文献时保留原作者的译法外，均按照新华社译名室的译名标准，统一使用费图拉·居伦与“居伦运动”。(Fethullah Gülen)高居榜首，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居伦运动”(Gülen Movement)是对费图拉·居伦及其追随者所发起的一系列活动的统称。“居伦运动”作为过去三十年间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注]Peter Mandaville, “Transnational Muslim Solidarities and Everyday Lif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7, No. 1, 2011, pp. 16-17.，在土耳其本土以及中亚、南亚、东南亚、西欧、巴尔干、南非、北美等地区建立了大批学校、传媒机构和跨文化对话协会，开展消除贫困和慈善救助活动，[注]Itar B. Gözaydin, “The Fethullah Gülen Movement and Politics in Turkey: A Chance for Democratization or a Trojan Horse?” Democratization, Vol. 16, No. 6, 2009, p. 1219.成立了一系列社会服务组织，其影响力已遍及全球。2013年底，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政府因腐败指控而陷入执政危机，“居伦运动”被视为对埃尔多安政府及其亲信进行腐败指控的幕后黑手而受到外界更多关注。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政府迅速挫败政变图谋，并指控居伦策划和指挥政变，随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肃清军队、司法和警察部门的反对派力量，取缔与“居伦运动”存在关联的学校、传媒和商业机构，并要求其他国家配合土耳其打击“居伦运动”，正发党政府与“居伦运动”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由此可见，针对“居伦运动”的个案研究愈益迫切且必要。目前学术界对“居伦运动”的性质尚存在争议，其究竟是政治运动、宗教运动或社会运动并没有定论。本文以市民社会[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非政府部门”或“第三部门”的讨论中，这些概念都直指国家与公民的中间环节。学界关于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内涵也多有争论，本文采用市民社会的称谓，但引文中为保持原文而使用公民社会的表述。的研究视角，考察“居伦运动”的社会组织属性、组织运行机制及其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而阐释该运动对市民社会组织功能的“越位”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 “居伦运动”的社会组织属性

外界一般称居伦的追随者为“费图拉党人”(Fethullahçar)，将其发起组织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活动称为“居伦运动”或“服务运动”(Hizmet Movement)。居伦的追随者宣称：“一些反对者称居伦的支持者为费图拉党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侮辱，原因在于其将该运动误作为政治运动——或更糟糕的——名人俱乐部。然而，居伦并不想成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或一个著名人物。……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真主，除凸显真主是所有好事的渊源之外，居伦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注]Pim Valkenberg, Renewing Islam by Service, A Christian View of Fethullah Gülen and the Hizmet Movement,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5, p. 157.居伦认为，“服务运动”或“志愿者运动”(Volunteer Movement)的名称能够更好地体现其追随者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的目标和特征，他曾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称该运动为居伦运动是不对的，这没有考虑许多人所从事的活动。我在运动中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该运动没有领导权和中心，也不效忠于某个中心，更没有等级结构”[注]Brian Knowelton, “Turk Who Leads a Movement Has Advocates and Critics,” New York Times, June 11, 2010.。尽管居伦本人及其追随者坚决反对使用“居伦运动”的称谓，但这种称谓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

20世纪60年代末，费图拉·居伦继承了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的基本思想，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以“努尔库运动”[注]“努尔库运动”是伊斯兰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追随者的统称。赛义德·努尔西是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其基本思想体现在鸿篇巨制《光的书信》中，影响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走向。在反对凯末尔世俗化改革过程中，努尔西的追随者日渐增多，形成声势浩大的“努尔库运动”。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努尔库运动”因成员思想分歧而陷入分裂。为基础成立“光之屋”(Light House)，为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必要的道德和科学教育，并开设夏令营和学生宿舍项目，此为“居伦运动”的雏形，主要得到安纳托利地区边缘社会群体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居伦的追随者借助祖国党推行“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利时机，提出培养“黄金一代”的理想，安纳托利亚地区和移居大城市的中小企业主成为“居伦运动”的主要支持者。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居伦运动”的教育项目开始向境外扩展，积极推行跨宗教对话活动，逐渐走出土耳其向中亚、南亚、东南亚、西欧、巴尔干、南非、北美等地渗透，吸引了大批中产社会阶层加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结构松散的市民社会组织特征的伊斯兰运动。“居伦运动”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其从以教育、信仰为基础的社团转变成为信仰社会运动。“他们表现出将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群体聚集在共同的人道主义事业周围的兴趣，试图基于共同的事业而实现协同。他们尊重多样性，旨在发现和建立公共利益和联系，以不断调整公共、私人和市民社会群体。”[注]Dou Ergil and Gürkan Çelk, “The Socio-Political Dimension of the Gülen Movement,” in Gürkan Çelk, Johan Leman and Karel Steenbrink, eds., Gülen-Inspired Hizmet in Europe: The Western Journey of a Turkish Muslim Movement. Bruxelles; New York: P.I.E. Peter Lang, 2015, p. 122.居伦作品的英文编辑侯赛因·宾格尔(Hüseyin Bingül)也指出，“居伦运动”是一场由信仰激发的社会运动，而非宗教运动[注]Pim Valkenberg, Renewing Islam by Service, A Christian View of Fethullah Gülen and the Hizmet Movement, p. 161.，这体现了学术界对“居伦运动”社会属性的主流界定。

实际上，“居伦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没有确切的成员数目，更缺乏核心权威来统一制定规则或实施统一活动，“居伦运动”的各个地方机构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发展项目都处于居伦的伊斯兰话语之下，但同时也适应各地不同的环境。[注]Ahmet Yükleyen and GökçeYurdakul, “Islamic Activism and Immigrant Integration: Turkish Organization in Germany,” Immigrant and Minorities, Vol. 29, No. 1, 2011, p. 75.正如彼得·曼达维尔(Peter Mandaville)所言，“居伦运动”仰赖成员和活动参与者的个人纽带与彼此协作，居伦本人向其亲密战友和可信任的追随者分派任务，但并不具有对“居伦运动”的核心控制权。该运动的教育、商业、慈善、传媒等项目并不统一在同一组织结构下。[注]Peter Mandaville, “Transnational Muslim Solidarities and Everyday Life,” p. 17.居伦宣称，“我从未称自己为领导人。领导人是那些拥有能力、天赋、克里斯玛式权威和高效的人。……我并不坚称自己为领导人，30年来我一直在讲坛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引起拥有同样感情和理念的人回应。”[注]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 The Gülen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74.尽管“居伦运动”的部分附属组织奉居伦为“荣誉主席”，但居伦仅作为精神权威而存在，并不真正参与具体的组织管理。

作为一个旨在实现信仰虔诚、传统复兴的现代市民社会运动，“居伦运动”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土耳其国内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不同力量可以利用该运动的不同面孔来为自己服务，政治家可以利用其中庸温和的一面，商人得益于其网络结构来实现商品流动和保持社会资本，穷人和边缘群体则受益于其高水平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土耳其平民强调其守时、卓越的道德活力。“居伦运动”因其不同面孔也加剧了土耳其国内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道德严格与物质至上、社群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注]Ibid., p. 91.，但这正是该运动在土耳其国内外具有广泛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原因所在。在杰里米·沃尔顿(Jeremy F. Walton)看来，“居伦运动”代表公众层面一种“自由的虔诚”，即作为文化资本灌输虔诚、诚实和指向全球商业、学校和非政府组织的全球网络。[注]Jeremy F. Walton, “Horizons and Histories of Liberal Piety: Civil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9, p. 41。转引自Paul Weller and Ihsan Yilmaz, eds., European Muslims, Civility and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and from the Gülen Movement,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2012, p. 208。虽然“居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虔诚的穆斯林且严格履行宗教仪式，但这些项目在公共领域却对所有人开放，而不考虑其信仰、教派、民族和种族等背景。因此，“居伦运动”作为一支强大的市民社会力量，宣扬超越国家和跨越文化、种族甚至宗教的理念，着眼于实现世界和平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尽管“居伦运动”的起源与安纳托利亚的民族宗教认同密切相关，但如今“居伦运动”在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中间同样表现活跃，吸引了来自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民众参与，活动范围和影响力都呈现出国际性特征。

土耳其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其实现进步的重要条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通过世俗化改革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重构和机构重组，建立了共和人民党的威权政治体制。凯末尔政权积极推行国家控制宗教的世俗主义模式，成立宗教事务委员会，宣称宗教与土耳其的现代性并不冲突。凯末尔政权所追求的现代性包括现代民族国家、世俗主义思想、民主、宗教没有公众功能等。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世俗国家政权的需要实现对伊斯兰教的控制和塑造，进而割断或限制伊斯兰教的国际联系，以使伊斯兰教服务于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附属于伊斯兰教的市民社会组织[注]市民社会组织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活动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在谋求经济公平和社会正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乃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旗帜下开展活动”的道义性社会组织力量。参见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被取缔，国家通过吞噬市民社会实现同质化民族国家的构建，市民社会组织逐渐失去活动空间。随着多党民主制的兴起、凯末尔主义威权政治的弱化，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诸多社会边缘群体借助宪法赋予的平等公民权利和经济模式变迁所带来的有利时机而日趋活跃，被压制的宗教社团力量迅速崛起。穆斯林兄弟会、苏菲教团、伊斯兰社团和伊斯兰运动吸引了社会中的反凯末尔主义力量，接纳大批中产阶级成员，成立和经营公司、学校、慈善机构、医院、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等，提出从道德重塑到消除贫穷，再到支持信仰对话和实现人权平等等诸多倡议，形成市民社会组织的主体。

从成员数量、涉及领域、活动范围和国际形象来看，“居伦运动”是土耳其最具影响力的市民社会组织，通过开展教育、媒体活动对符合伊斯兰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的理念进行整合，试图挽救传统文化缺失所造成的社会道德沦丧和实现社会道德的重塑；通过为普通民众提供医疗保健、免费教育等服务，弥补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未能触及的领域；通过动员边缘群体参与政治和媒体机构监督政府运作，推动民主化进程向纵深发展。有观察家认为，“居伦运动”的“德尔沙尼”[注]“德尔沙尼”最初是“努尔库运动”成员集中学习和阅读努尔西著作的学习中心，部分大学生也在这里居住学习。“居伦运动”兴起后，居伦的追随者在这里阅读《古兰经》、“圣训”、努尔西和居伦的著作，并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开展讨论。是该运动向青年学生渗透的渠道，他们试图通过开展教育和资助活动来培养信仰虔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创建一个个顺从的个体”，使他们很少与外界接触且较少受外界影响，“形成更具凝聚力的集体认同感”。[注]Tural Keskin, “Market-Oriented Post-Islamism in Turkey,” in Berna Turam, ed., Secular State and Religious Society: Two Forces in Play in Turk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135.然而，“居伦运动”并非成熟的市民社会组织，这与其自身发展历史以及土耳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二、 “居伦运动”的组织运行机制

“居伦运动”并非是具有统一组织结构的市民社会组织，而是由奉行相同意识形态的“居伦运动”成员开展的、具有协作关系的社会活动的统称。“居伦运动”没有正式的成员登记制度，因此关于该运动的成员数量尚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社会捐助和“居伦运动”的商业和传媒项目盈利是维持其社会服务项目运转的重要资金来源。尽管反对者指控“居伦运动”受人幕后操控，呈现自上而下的组织特征，但从具体实践来看，该运动并不存在核心领导机构和统一组织形式，诸多项目只是在运行规则、组织结构和社会服务方面具有相似性。

第一，“服务”是“居伦运动”宣扬的核心原则。“居伦运动”的基础是各种服务项目，它们由深受居伦思想激励的民众发起、资助和管理。“服务是一种由宗教激发改革世界的劳动和为正义社会创造更好的条件[注]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 The Gülen Movement, p. 78.”。居伦将这个概念扩展到服务于他人的每一项行动中，“居伦运动”的教育项目旨在“克服当前道德沦丧的状况，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和更好地服务于他人的需要。结果，它成为一种宗教行动”[注]Fabio Vicini, “Gülen’s Rethinking of Islamic Pattern and Its Socio-Political Effects,” in Ihsan Yilmaz et al., eds., Muslim World in Transition: Contributions of the Gülen Movement, London: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37.。从事“服务”的人将其工作视为真主所赋予的神圣职责，拥有服务道德意识、努力工作的志愿者是促使“居伦运动”走向成功的最重要支柱之一。[注]Rifat Atay, “Reviving the Suffa Tradition,” in Ihsan Yilmazet et al., eds., Muslim World in Transition: Contributions of the Gülen Movement, p. 471.“居伦运动希望提供一种伊斯兰教的良好形象，不是通过灌输，而是通过其成员来传授伊斯兰教以树立好医生、好数学家、好政治家、好厨师的典范，这些成员通过做好本职工作来实现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也反映了安纳托利亚地区民众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即苏菲主义的道德观念居于该运动的核心。”[注]Doan Koç, Strategic Defamation of Fethullah Gülen English vs. Turkish,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12, p. 4.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土耳其伊斯兰教的新模式——民主与现代性的和平共处，所以有学者称其为“温和的伊斯兰改革运动”[注]Martin E. Marty, ed., Hizmet Means Service: Perspectives on an Alternative Path within Isla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 176.。居伦也使用诸如“希米特”(Himmet)[注]“希米特”意为给予无私捐助。、“伊赫拉斯”(Ihlas)[注]“伊赫拉斯”意为获得真主的赞赏。等术语来动员民众资助“居伦运动”，民众则根据该运动规定的道德规范行事。[注]Fabio Vicini, “Gülen’s Rethinking of Islamic Pattern and Its Socio-Political Effects,” p. 437.显然“居伦运动”是从道德层面来界定其服务理念的。居伦及其追随者以服务安拉与信众的名义，根据宗教思想来重塑社会道德，通过发起、资助和开展各类项目，在教育、传媒、医疗卫生、金融、商业、慈善和经济等领域实践居伦的思想，并向国家政治领域渗透。市民社会组织并不寻求政治目标，但是，“居伦运动”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结果，导致其超出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功能。

第二，“居伦运动”项目的资金来源途径相似。捐助是“居伦运动”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居伦曾指出，将天课[注]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伊斯兰教法规定，凡有合法收入的穆斯林家庭需每年捐出年度纯收入的2.5%用于赈济穷人或需要救助的人。用于建造世俗教育机构和作为奖学金授予在世俗学校和大学读书的学生也是崇信真主的行为。[注]Paul Weller and Ihsan Yilmaz, eds., European Muslims, Civility and Public Life: Perspective on and from the Gülen Movement, p. 24.为实践上述理念，居伦本人捐出60多本畅销书收入的90%用于居伦学校奖学金或人道主义援助。[注]SalihYucel, “Fethullah Gülen: Spiritual Leader in a Global Islamic Context,” Journal of Religion & Society, Vol. 12, 2010, pp. 1-19.民众捐助“居伦运动”的原因如下：一是宗教原因，即穆斯林纳天课的宗教义务需要；二是穆斯林受爱国主义动员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睦邻友好的土耳其的需要；三是社会认同的需要，即通过捐助居伦项目使个人获得“居伦运动”的承认；四是社会压力的结果，穆斯林通过捐助回应“居伦运动”慈善倡议和满足社会期望。所以捐助是居伦追随者的重要义务，也是“居伦运动”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居伦运动”经常召集被称为“希米特”的募集会议，每一场“希米特”会议都有明确的主题，出席“希米特”会议的人都要捐助“居伦运动”项目。大部分“希米特”会议由“居伦运动”的本地领导人(hadim或abi)发起，本地中小企业主受邀参加，并公布每人的捐助额。捐助者经常因自己的孩子在居伦学校读书，或者自己的商业活动与其他亲“居伦运动”的商业组织存在联系而慷慨捐助。“希米特”会议通常从诵读《古兰经》开始，然后是激发参与者热情的短篇演讲，演讲内容包括重现奥斯曼帝国历史和复兴伊斯兰教等。演讲之后，“希米特”会议组织者或直接号召参与者捐款，或向参与者播放“居伦运动”的成功项目以动员更多人参与。由于“希米特”会议主题强化了中亚、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共同记忆，所以其募集会议在这些地区较为成功，影响力也很大。近年来，“希米特”会议在北美和非洲等地日渐盛行，促进了“居伦运动”在这些地区的迅速发展。居伦宣称，聚集起来的部分财富用于支持消除无知、贫穷和道德沦丧的教育项目，“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市场对于财富十分必要，这将有助于支撑穆斯林和土耳其建立更强大的现代教育体系。”[注]Helen Rose Ebaugh, The Gülen Movemen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a Civic Movement Rooted in Moderate Islam, New York: Springer, 2010, p. 36.大体来看，“居伦运动”项目的捐助者多为小商贩、书商、城市雇员、产业工人和工厂的临时工，还包括教师和公务员等。[注]Ibid., p. 57.一般而言，捐助者的捐助额占年收入的比例为5%～20%不等，大部分人将年收入的10%用于捐助，少部分人的捐助额占收入比例高于20%。[注]Ibid., p. 54.一个美国商人在捐助“居伦运动”项目时表示：“我不知道他们的活动细节，但我知道这些人非常好，我信任他们。我的捐助也被他们很好地使用。”[注]Ibid., p. 52.捐助确保了“居伦运动”的经济支出、社会服务和良性运转。账目透明是“居伦运动”获得广泛信任与社会捐助的重要原因。“居伦运动”的各机构、社团、公司、基金会和学校都有独立的会计体系和会计师来管理收支账目，并向本地和国家权威机构、信托基金发起者提交收支情况说明。“居伦运动”在资金使用方面的透明度使得本地发起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掌握项目的进展，并能主导捐助资金的使用。[注]Ibid.

第三，“居伦运动”的成员结构呈现分层特征。居伦的追随者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诉求，“居伦运动”成员根据与居伦的亲疏关系而呈现同心圆的结构分布，成员可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圈层是居伦的核心追随者，被称作“兄长”(Büyükabiler)，其中部分成员是居伦的亲密盟友和学生，如哈伦·托卡特(Harun Tokat)、阿卜杜拉·艾马兹(Abdullah Aymaz)、瑟瑞夫·塔卡兰(erif Ali Tekalan)、伊斯梅尔·比于科沙里比(Ismail Büyükçelebi)等，这些人经常就国家政策和“居伦运动”项目征询居伦的意见。由于“居伦运动”相对松散，核心圈在整个“居伦运动”中并不具有绝对权力，如“居伦运动”发言人侯赛因·古勒斯(Hüseyin Gülerce)在决策方面的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时代变迁和“居伦运动”内部的代际交替，阿里·白拉姆(Ali Bayram)、阿拉丁·卡亚(Alaaddin Kaya)、拉提夫·埃尔多安(Latif Erdoan)等“居伦运动”初期的著名人物逐渐销声匿迹。老一代和新一代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且争论不断，接受西方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如艾克拉姆·敦楠里(Ekrem Dunanl)、穆斯塔法·耶斯尔(Mustafa Yeil)、里泽·梅拉尔(Rza Nur Meral)等人的言论更为激进，他们对“居伦运动”的认同、目标和战略直言不讳，对不作为与犯错误持零容忍态度。新老领导层的交替和斗争影响了“居伦运动”的内部团结。第二圈层是“居伦运动”的附属者，支持居伦的宗教—民族话语和目标，通过“希米特”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创建美好的未来。该圈层的成员主要是中小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是“居伦运动”附属基金会的受托人，主要通过志愿者的资金募集活动支持“居伦运动”项目。正发党上台之前，“居伦运动”的几乎所有资金、财产和投资都登记在个人而非基金会名下；正发党上台后，“居伦运动”大部分财产和资金都被登记在合法的基金会名下，这为其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随着该圈层向外扩展，尽管其责任界限变得模糊，但却与其他社团组织乃至政党的联系愈益密切。最外面的第三圈层是“居伦运动”的同情者，该群体支持“居伦运动”但并不主动参与其宗教社会服务项目，因此该群体的数量并不固定，对居伦项目的贡献度不一。[注]参见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 The Gülen Movement, pp. 87-88。

第一个圈层和第二个圈层之间基于忠诚、信任的纽带促使权威从中心向次级传递；第三个圈层作为“居伦运动”外围存在，尽管可以扩大其社会基础，但却凸显出组织松散的特征。虽然“居伦运动”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分层结构，但成员并没有严格的入会程序或仪式，也没有会员资格证明，因此，可基于自由且松散的成员结构而将其界定为自愿的市民社会组织。“居伦运动”在经济、教育、传媒、医疗、慈善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而成为其同情者，这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基础，并对土耳其乃至周边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居伦运动”的政治参与

“居伦运动”主张基于自愿原则向民众提供教育、传媒、金融、经济、公共服务，迅速发展成为土耳其乃至全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市民社会组织。但是，“居伦运动”通过商业金融和传媒实践的盈利行为违背了市民社会组织的非盈利特征，对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参与，向国家安全与司法机构的渗透，以及与正发党政府的权力博弈，突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并立格局，更背离了市民社会组织的非政治功能而呈现出“越位”倾向，进而对土耳其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居伦运动”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它与正发党一起突破了土耳其1982年宪法框架下的“监护式民主”体制。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中联结国家权威与民众的重要媒介之一，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对于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土耳其政党政治的不完善和威权政治的历史遗产，决定了该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但旨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向纵深发展。效仿西方国家的多党民主制启动后，土耳其的工会、协会、商会和伊斯兰组织大量涌现。伊斯兰组织在环境、教育、医疗卫生、人道主义和宗教对话等领域的活动，弥合了民众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差距，这有助于促进官方与民间关系和谐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伊斯兰运动是促进社会多元化的动力，不仅挑战了伊斯兰世界的威权政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捍卫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居伦运动”作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代表，通过在教育、金融、传媒、商业、公共服务领域的实践活动而吸引了大批来自不同阶层、职业、政治和宗教倾向的支持者，甚至包括坚持世俗主义的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实现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包容和协作。随着庞大的商业和贸易网络的形成，“居伦运动”启动超阶级协作和慈善服务活动，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发展，这不仅推动了公民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且强化了国家的治理能力，所以能够与正发党形成政治联盟。

此外，“居伦运动”还积极支持正发党通过修宪突破1982年宪法框架。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基于军方掌权和整饬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实，确立了土耳其延续至今的宪政体系和制度框架，由于宪法制定者主要考虑军方的诉求，所以土耳其民主体制呈现出被监护的“有限民主”的特征。在“居伦运动”等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正发党政府先后出台了10余项宪法修正案，包括为埃尔多安当选总理铺平道路的2002年宪法修正案，降低议员年龄的2003年宪法修正案，废除死刑和国家安全法院、限制军人权利和赋予少数民族权利以符合入盟标准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耳其广播与电视最高委员会(RTÜK)成员选举、任期、职能的2005年宪法修正案，缩短议会选举周期和实施总统直选的2007年宪法修正案，废除头巾禁令的200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重塑司法机构、取缔军方司法豁免权和保护公民权利自由的2010年宪法修正案，改革立法机构、实施总统制的2017年宪法修正案等。实际上，正发党在2010年之前提交的历次宪法修正案均得到“居伦运动”的支持。在正发党与军方的权力斗争中，“居伦运动”利用其在军队、情报和司法机构的成员网络，与正发党共同发起针对军方、传媒和世俗主义者主导的国家机构的司法调查，“埃尔盖内孔”事件的首席检察官(Zekeriya Öz)和参与调查该事件的部分警方高级官员都是“居伦运动”的同情者。[注]Hakan Yavuz and Rasim Koc, “The Turkish Coup Attempt: The Gülen Movement vs. the Stat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3, No. 4, 2016, p. 138.居伦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土耳其)在2003～2010年间，整个趋势朝着民主改革和土耳其民众广泛支持的方向发展。……一个新的、公民制定的、民主的宪法将巩固民主成果，将会促使土耳其塑造符合欧盟的民主价值。不幸的是，这些努力现在都被放弃了。”[注]Kim Shively, “Pragmatic Politics: The Gülen Movement and the AKP,” in Ümit Cizre, ed., The Turkish AK Party and Its Leader: Criticism, Opposition and Dis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95.这体现了其对正发党态度的变化。“居伦运动”对宪法修正案的支持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自由和民主秩序的强调，顺应了革除1982年宪法不民主因素的发展趋向，对土耳其民主政治变革影响深远。2013年之后，“居伦运动”与正发党政府关系恶化，对正发党的总统制改革和宪法修正案持抵制态度，其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愈益明显。

另一方面，“居伦运动”与正发党的权力博弈凸显了该运动的政治目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就市民社会理论而言，志愿性中间社团一向被视为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强调其独立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开放性、契约化等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注]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1页。有学者指出，“居伦运动”旨在调和伊斯兰教信仰、生活方式与世俗制度之间的关系，大部分追随者认为伊斯兰教产生市民社会的唯一途径是在世俗民主的条件下复兴信仰，且不反对世俗政治制度。[注]BernaTuram,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between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Ambivalence of ‘Civil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5, No. 2, 2004, p. 261.这反映了“居伦运动”上升期的基本特征，它在信仰认同方面和世俗国家的部分部门达成一致，由此获得合法开展活动的权利。时任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在接见土耳其记者与作家基金会的代表时反复强调支持居伦学校，认为这些学校在传播土耳其文化方面达到了奥斯曼帝国不曾达到的高度。[注]Ihsan Yilmaz, “State, Law, Civil Society and Isla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The Muslim World, Vol. 95, Vol. 3, 2005, p. 397.“居伦运动”作为市民社会组织代表具备与国家协作的能力，甚至影响国家的行为，其作为非政府组织沟通了个体与国家，其在公众层面独立于国家而行动，但又受政治关怀和国家机构的塑造和影响。[注]Berna Turam, Between Islam and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1-32.正如伯尔纳·图拉姆(Berna Turam)所言，“居伦运动”并没有对抗世俗国家，相反它比许多其他世俗组织更加积极地与世俗国家开展合作，[注]Berna Turam, “Ordinary Muslims: Power and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3, No. 1, 2011, p. 145.为民众伊斯兰力量发展与执政当局的关系提供了示范。

虽然居伦本人宣称远离政治，但“居伦运动”与正发党从结盟到破裂的关系演变，恰恰说明了其对政治的参与超越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功能范围。早在1997年居伦就对其追随者宣称，“你们必须嵌入体制内中枢组织而不让任何人注意到你们的存在，直到抵达权力中心，直到条件成熟；你们必须等待，直到掌握所有的国家权力，直到控制土耳其宪法机构的所有权力”[注]Zeyno Baran, Torn Country: Turkey between Secularism and Islamism,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ublication, 2010, p. 43.。此番言论的传播，再加上以凯末尔主义捍卫者自居的军方对伊斯兰政党——繁荣党执掌联合政府的不满，导致1997年“后现代政变”的发生和埃尔巴坎总理的下台。尽管“居伦运动”支持军方行动，但“后现代政变”直指土耳其较为活跃的伊斯兰组织，祖国党主导的耶尔玛兹政府开始限制宗教教育和清真寺，导致“居伦运动”处境艰难。1998年，居伦离开土耳其前往美国。正发党上台后，在坚守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宪政秩序的前提下，包容并保护宗教自由权利，在各领域放松对宗教的限制，导致“居伦运动”的成员迅速向军队、警察、司法、情报部门渗透。“居伦运动通过引入伊斯兰道德价值所涵盖的观念和纲领来塑造(土耳其)的公共领域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转变。”[注]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 The Gülen Movement, p. 200.最终，“居伦运动”和正发党政府之间因认知差异、利益分歧而逐渐走向分裂。反对埃尔多安统治的记者阿卜杜拉·博兹库尔特(Abdullah Bozkurt)曾指出，居伦与埃尔多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反对使用和滥用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和哲学的一部分，后者则将宗教视为赢得选票和巩固社会基础的工具，“居伦架起了基于共同人类道德和民主原则的桥梁，并将其作为跨信仰和跨文化对话努力的组成部分，而埃尔多安仅仅关注围绕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来确立自身的领导权，并利用这种意识形态吸引土耳其和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控制区域的保守穆斯林”[注]Abdullah Bozkurt, Turkey Interrupted: Derailing Democracy, New York: Blue Dome Press, 2015, p. 125.。尽管上述言论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分歧所在。

“居伦运动”成员对政治生活和国家机构的渗透引起了埃尔多安政府的不满，政府内部反对“居伦运动”的声音日趋增多。有土耳其官员指出，“土耳其警察部队充斥着居伦运动的成员，我认为这对警察部队在整个国家的信誉构成了威胁”[注]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 The Gülen Movement, p. 218.。时任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杰米尔·奇切克(Cemil Çiçek)和土耳其副总理巴舍尔·阿塔莱(Beir Atalay)都指责居伦组织开展政治游说活动，试图将“居伦运动”的成员安插到国家机构中。[注]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 The Gülen Movement, p. 218.另有分析指出，活跃在国家权力机构内部的“居伦运动”支持者对执政党的威胁还表现为对埃尔多安及其亲信甚至家人开展秘密调查行动，未经授权对电话谈话和政治会议进行窃听并将窃听录音发布到网络上，以此蛀蚀执政党的根基和破坏埃尔多安政府的合法性。埃尔多安指控居伦的支持者是政府中的“平行结构”，强调必须将其从政府机构、司法和安全部门中清除出去。然而，包括“居伦运动”成员在内的土耳其人都认为没有“平行结构”能够或应该在国家中存在。[注]Kadir Ustun and Erol Cebeci, “AK Party-Gulen Split: Political Fallout from Corruption Probe,” SETA Perspective, January 2014, p. 4, http://setadc.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SETA_DC_Perspective_AK-Party-GUlen-Split_Political_Fallout.pdf，登录时间：2018年12月19日。随着正发党在地方选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胜，“居伦运动”与正发党的矛盾更趋激化，最终在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后达到顶峰。正发党政府指责居伦策划未遂政变，要求美国引渡居伦。尽管居伦否认发动军事政变，但正发党政府仍然将“居伦运动”定义为“恐怖组织”，随后开展了报复性的“清洗”行动，数以千计涉嫌参与政变的军官被解职，大批与“居伦运动”有染的军警、司法、情报、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公职人员被开除，为数不少的亲“居伦运动”记者和专栏作家被判处监禁，“居伦运动”与正发党的关系由此彻底决裂。

“居伦运动”与正发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体现了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凸显了土耳其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自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土耳其就存在以市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伊斯兰力量和以伊斯兰政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他们之间虽然彼此独立，但相互借重，尤其是在21世纪最初十年，二者的合作有效地捍卫了正发党的选举优势和政治合法性。2011年以来的政治斗争表现了二者政治目标的歧异，“居伦运动”通过向国家权力机构渗透来对抗和威胁执政党，正发党政府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压制异己力量，充分说明融合伊斯兰与民主的“土耳其模式”更多地只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民主机制工具化的后果是民主价值异化和民主政治文化培育土壤荒化”[注]李游、韩隽：《土耳其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探析》，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第73页。。“民主异化为正发党与居伦运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居伦运动和正发党实际上将民主工具化了。”[注]同上，第71页。“居伦运动”与正发党的联盟破裂宣告了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社会伊斯兰与正发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合流趋势的终结，也使得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无法发挥“社会独立之眼”的功能，从而使土耳其新模式构建陷入了危机。2017年4月的修宪公投使土耳其实现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转变；2018年6月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强化了埃尔多安的威权统治，导致土耳其新模式的威权政治特征更为突出。苏西·汉森(Suzy Hansen)曾指出，“土耳其模式”，即正发党所坚持的伊斯兰教与民主相符，为中东国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但是土耳其的最大问题是威权结构，国家仍然是聚集不相称权力的工具，当面临威胁时，其牺牲公民而拯救自己。[注]Suzy Hansen, “Whose Turkey Is It?,” 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 February 9, 2014。转引自Kim Shively, “Pragmatic Politics: The Gülen Movement and the AKP,” in Ümit Cizre ed., The Turkish AK Party and Its Leader: Criticism, Opposition and Dis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202。如今，自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开始实行的土耳其国家紧急状态宣告结束，但未遂政变后被捕判刑的诸多人员仍然在上诉和反诉，这充分体现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土耳其市民社会的成熟尚需要漫长的过程。

四、 “居伦运动”遭遇的挑战

“居伦运动”从一个基于民族主义的土耳其教育运动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社会运动令人瞩目。20世纪80年代，“居伦运动”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强调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本国利益至上；90年代，“居伦运动”认识到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关键在于培养基于伊斯兰教的民族认同，克服西方化认知模式的弊端；进入21世纪以来，“居伦运动”认识到孤立并不能解决土耳其的问题，遂提出发展与西方关系的主张，甚至谴责凯末尔主义者没有将西方价值真正引入土耳其，只有和基督教国家和谐相处才能更好地了解彼此。[注]Paul Weller and Ihsan Yilmaz, eds., European Muslims, Civility and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and from the Gülen Movement, p. 209.发展理念的更新为其全球性扩张奠定了基础，但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也使其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很多国家怀疑“居伦运动”输出宗教意识形态。由于“居伦运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经济和社会服务，因而在巴尔干、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发展迅速，诸多居伦学校、商业公司和宗教对话机构在上述地区生根开花，但居伦学校在伊拉克等国面临被取缔的命运，传媒、商业和金融机构也遭到不少国家的抵制，这与这些国家对其宗教政治目的的怀疑不无关系。“居伦运动”宣称在中亚地区设立居伦学校以建立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文化桥梁，但法裔土耳其学者贝拉姆·巴尔迟(Bayram Balc)指出：“居伦运动加强与中亚诸国政府和土耳其使馆的协作，旨在通过在这些国家重新引入伊斯兰教以间接促进突厥主义在突厥语国家的传播和影响。”[注]Bayram Balc, “Fethullah Gülen’s Missinary School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Role in the Spreading of Turkism and Islam”,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 31, No. 2, 2003, p. 164.“居伦社团旨在教育和影响未来的(中亚)国家精英，……这些未来精英将说英语和土耳其语，人们希望他们能够证明他们对费图拉党人和土耳其的良好意愿。”[注]Bayram Balc, “Central Asia: Fethullah Gulen’s Missionary Schools,” Religioscope, April 11, 2002, https://english.religion.info/2002/04/11/central-asia-fetullah-gulens-missionary-schools/，登录时间：2018年12月18日。尽管此评价仅仅针对中亚地区的居伦学校，但也能够解释因其政治倾向而遭到不少国家抵制的原因。乌兹别克斯坦禁止居伦学校传播伊斯兰教法；俄罗斯担忧“居伦运动”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传播，禁止居伦学校落地和所有“居伦运动”项目的运作。西欧国家也对“居伦运动”采取了一定的措施。2008年，荷兰基督教民主党、劳工党和保守党同意政府削减对“居伦运动”的资助，并调查居伦社团在荷兰的活动，指控居伦社团正在逐步颠覆世俗秩序。[注]Rachel Sharon-Krespin, “Fethullah Gülen’s Grand Ambition: Turkey’s Islamist Danger,”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6, No. 1, 2009, http://www.meforum.org/2045/fethullah-gulens-grand-ambition，登录时间：2018年12月10日。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宣称居伦将像伊朗的霍梅尼那样，最终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国家，“当霍梅尼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十二伊玛目派隐遁的伊玛目相提并论时，居伦仍然保持沉默，然而其支持者将其回归视为恢复被阿塔图尔克废除的哈里发的证据”[注]Michael Rubin, “Turkey’s Turning Point Could There Be an Islamic Revolution in Turkey?”, April 14, 200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08/04/turkeys-turning-point-michael-rubin/，登录时间：2018年12月20日。。休·菲茨杰拉德(Hugh Fizgerald)也将居伦比作伊朗的霍梅尼，甚至认为居伦比霍梅尼更危险，宣称土耳其已经屈服于居伦的控制，“既然土耳其朝着费图拉·居伦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不能回家接受英雄般的欢迎。答案在于他现在另有要事，他要整个西方世界帮助他从内部征服(土耳其)”[注]Doan Koç, Strategic Defamation of Fethullah Gülen: English vs. Turkish, p. 25.。尽管目前并没有确切证据来证明“居伦运动”具有传播伊斯兰主义的目标，但居伦学校的宗教渗透、课程设置和社会动员遭受普遍的质疑，“居伦运动”项目也在诸多国家陷入停滞。

第二，很多学者怀疑“居伦运动”怀有重现奥斯曼帝国辉煌的野心。除了土耳其本土，“居伦运动”在巴尔干地区等前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发展迅速，积极支持正发党政府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和充当枢纽国家的外交政策，体现了复兴奥斯曼帝国辉煌的野心。艾兰德·米赛尔(Aland Mizell)指出：“今天，奥斯曼帝国正在回归。奥斯曼帝国的推崇者诸如费图拉·居伦及其追随者想扭转阿塔图尔克所做的每件事。许多伊斯兰组织尝试利用各种平台向民众施加权力，但是在今天，以教育制度为幌子，用恢复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核心精神的激进议程来培养领导人的策略，将使国家退回到前共和国时代。”[注]Doan Koç, Strategic Defamation of Fethullah Gülen: English vs. Turkish, p. 26.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ams)认为，居伦正在利用他的学校培养旨在恢复奥斯曼帝国的新一代。“他(居伦)从内部颠覆土耳其的世俗政府，在全世界建立宗教学校。他的学校向孩子灌输极端伊斯兰信条，为成年人实现世界的伊斯兰化做准备……伊斯坦布尔的法提赫大学(Fatih University)等几十所大学培养学生成为律师、会计师和政治领导人，以使他们在恢复奥斯曼帝国和推动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注]Ibid., p. 27.正是基于这种怀疑，很多初期接纳“居伦运动”项目的国家纷纷关闭相关项目。还有学者将居伦视为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声称其企图利用伊斯兰教的塔基亚原则[注]塔基亚原则(Taqiyya)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掩饰。作为《古兰经》的一个原则，指的是穆斯林在遭受迫害时，可以隐瞒自己的信仰。建立“哈里发国家”，其倡导宽容、理解和信仰对话仅仅是为了掩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真正目的。[注]Doan Koç, Strategic Defamation of Fethullah Gülen: English vs. Turkish, p. 23.部分西方国家将居伦项目视为植入西方国家的“特洛伊木马”，害怕“居伦运动”以温和的伊斯兰教和信仰对话掩饰其邪恶目的——旨在推翻世俗的土耳其政府和建立伊斯兰国家，通过复兴奥斯曼帝国和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渗透，进而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家”。尽管这些看法不乏政治利益考虑，也有言过其实之嫌，但间接证明了很多国家对“居伦运动”政治野心的怀疑与警惕。2015年以来，欧洲国家的反穆斯林移民抗议浪潮尽管指向所有穆斯林，但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的“居伦运动”深受冲击即为证明。

第三，国际社会怀疑“居伦运动”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居伦自1998年隐居美国，此后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美国拒绝引渡居伦回国，这些都使人怀疑美国对居伦及“居伦运动”的庇护。2008年6月24日，当土耳其最高上诉法院赦免对居伦图谋建立非法的恐怖主义组织以推翻土耳其世俗政府的指控时，居伦在美国赢得了另一场诉讼。联邦法院驳回了美国移民署否决居伦永久居住权申请的决议，此前美国移民署曾以居伦并非教育领域专家，而是一个“拥有巨大商业影响力的宗教和政治运动的领导人”为由，否决了其申请。美国赋予居伦永久居住权被许多分析家视为美国支持“居伦运动”的例证，但是也有学者怀疑居伦在美国开展活动的目的。盖伊·罗杰斯(Guy Rodgers)宣称，居伦作为“一个危险的伊斯兰教领导人”，正在利用允准的学校来秘密改变美国的信仰。在他看来，居伦社团至少掌控着美国20个州的90多所公立学校，尽管这些学校伪装成科学机构且专攻学术，但实际上渗透着居伦思想并掩藏其真正目的。[注]Guy Rodgers, “Fethulla Gulen: Infiltrating the U.S. Through Our Charter Schools?,” ACT! for America, April 9, 2009, https://www.meforum.org/campus-watch/articles/2009/fethullah-gulen-infiltrating-the-u-s-through-our，登录时间：2018年12月22日。反居伦的博客和网站甚至宣称居伦在美国训练伊斯兰民兵力量。保罗·威廉姆斯反复强调居伦在宾夕法尼亚的场院被用于该目的。“一个武装良好的穆斯林民兵力量，并非由美国公民而是由外国军事力量组成，在联邦政府和国家法律的眼皮底下运行。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参观一下宾西法尼亚的塞勒斯堡(Saylorsburg)——博科诺山脉的腹地。”[注]Doan Koç, Strategic Defamation of Fethullah Gülen: English vs. Turkish, p. 28.目前，关于美国与“居伦运动”的关系仍无定论，且不排除美国以居伦为筹码与埃尔多安政权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但居伦及“居伦运动”是影响土美双边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土美关系变化也给“居伦运动”的未来发展带来诸多变数。

五、 结 语

经过近50年的发展，“居伦运动”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市民社会组织。“居伦运动”提出的现代化改革新模式结合了奥斯曼帝国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重塑被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破坏的民众传统道德价值观，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本土化，将更多的边缘社会群体纳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居伦运动”通过开展教育、慈善和社会服务，弥补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对教育、慈善和社会服务投入的不足，充当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部门”角色。“居伦运动”作为市民社会代表初步具备了影响国家的能力，甚至在必要时可以迫使执政党改变政策而保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说，“居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障公民权利、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作用，实践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功能。但当“居伦运动”突破其监督权力的功能，通过向司法、警察、情报和军事等部门的渗透而成为威胁国家权力的力量时，则体现了对市民社会组织职能的“越位”，这不仅导致其与正发党联盟的终结，而且遭到执政当局的压制而陷入生存危机。如今，完成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过渡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府实现了更大的权力集中，正发党从外交角度要求其他国家取缔或限制“居伦运动”，导致该运动未来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也引发更多关于“居伦运动”发展前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