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翔 熊燕华

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主要大国，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成为当代沙伊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两国摩擦不断、冲突迭起。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动荡、冲突与内战构成了中东国际政治的基本图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竞争呈加剧态势，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明争”表现为2016年两国断交、发动舆论战等，“暗斗”体现在两国借助代理人战略在地区展开竞争。这种代理人战略是指沙伊两国的博弈并非以正面对抗的形式呈现，而是采取在第三国各自支持己方代理人而产生的间接冲突。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不久，有研究指出，在全世界伊斯兰国家的教派政治中，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竞争已经呈现为“冷战代理人战争”的形式。[注]Giulio Gallarotti and Isam Yahia Al-Filali, “Saudi Arabia’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No. 3-4, 2012, p. 251.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沙特与伊朗开展代理人战略的外在表现，深入分析这种代理化竞争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前景作出展望。

一、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表现

代理人战略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属于间接冲突战略。它主要是指一个行为体为获取政治、安全等利益，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国外代理人为其利益服务的互动过程。代理人战略中包括施动方(activator)与代理方(proxy)两个行为主体，施动—代理关系的形成需要相应条件：施动方与代理方基于利益同构之上的行动一致，双方达成共识或默契，施动方保护与资助代理方，代理方维持施动方的利益。代理—施动关系存在三个指标：一是在施动方与代理方之间存在直接的援助关系，这种援助包括资助、训练、输送武器和装备，军事人员运送，施动方指导代理方的行动方向；二是代理人与施动方之间存在共同的敌人；三是代理人与施动方的关系通常具有持久性，而非临时性合作。这里的“代理方”可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政府，也可以是国内反对派或者准军事化组织等，它们充当大国权力博弈的杠杆。[注]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第130页。有学者区分了战略及政治上独立于代理行动发起者的代理方(clients)、在军事行动中保持一定自主性的代理人(proxies)以及完全服从于支持国的代理人(agents)。参见Naomi Joy Weinberger, Syrian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The 1975-76 Civil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7。代理行为是代理方的一种自愿行动，不是单纯被施动方利用，而应是双方共同获益。[注]Yaacov Bar-Siman-Tov,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9, No. 4, 1984, p. 270.代理人战略的重要方式包括间接军事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叛乱、内战、革命等)，提供培训、输送军事、经济、情报、后勤等方面的资助，或是给予政治支持与外交声援等。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代理人化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叙利亚、也门等发生内战的国家发动代理人战争。国家与国外敌人的对抗有时并非直接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是使用对象国的叛乱力量并把其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代理人，这是代理人战略的常见手段。2011年3月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成为21世纪以来沙特与伊朗间接冲突的首个军事战场。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简称“全国联盟”)，并向其提供资金、顾问、后勤援助、军事培训等，提供“陶式”反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旨在推翻什叶派的巴沙尔政权，拔掉伊朗在阿拉伯中心地带的立足点。伊朗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巴沙尔政权，派大批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进入叙利亚境内帮助叙政府军作战。伊朗还借助黎巴嫩真主党援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盘踞在叙南部且得到沙特扶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在2014年9月爆发的也门内乱中，交战双方分别是逊尼派的哈迪中央政府军与栽德派(什叶派分支)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沙特积极支持哈迪政府，组织阿拉伯多国联军于2015年3月对什叶派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实际上采用了借助代理人与直接参战相结合的混合战争方式。伊朗一方面公开抨击沙特的“侵略行为”，同时暗中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援。有分析指出，也门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沙特与伊朗地区竞争的产物，是一场双方互不相让的代理人战争。[注]“Iran-Saudi Proxy War in Yemen Explodes into Region-wide Crisis,” The Guardian, March 26,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 mar/26/iran-saudi-proxy-war-yemen-crisis，登录时间：2018年2月16日。

其次，在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存在内部政治纷争的国家和地区支持各自代理人进行权力角逐。黎巴嫩基于教派分野存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基督教马龙派等政治宗教派别，各势力集团之间维系着奇妙的均衡。一直以来，黎巴嫩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国内冲突被看作是沙特与伊朗两个地区大国的代理人博弈。[注]Mohamad Bazzi, “Lebanon and the Start of Iran and Saudi Arabia’s Proxy War,” The New Yorker, May 26, 2015,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lebanon-and-the-start-of-iran-and-saudi-arabias-proxy-war?mbid=rss，登录时间：2018年2月16日。近年来，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是由逊尼派政党为主的“3·14”联盟与黎巴嫩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所主导，[注]“3·14”联盟成立于2005年3月14日，主要包括黎巴嫩力量、未来阵线等政党组织。“3·8”联盟成立于2005年3月8日，主要包括真主党、阿迈勒运动、社会进步党等政党组织。前者得到沙特的背后支撑，后者获得伊朗的鼎力支持。2017年11月，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在沙特宣布辞职，同时指责伊朗在黎巴嫩建立“国中之国”并把基于武力维系的既成事实强加给黎巴嫩。[注]“Lebanese PM Saad Hariri Resigns Citing Iranian Meddling,” Al Jazeera, November 5, 2017,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7/11/lebanese-pm-saad-hariri-resigns-citing-iranian-meddling-171104115027805.html，登录时间：2018年12月6日。哈里里辞职的背后，实际上是伊朗与沙特的竞争，被视为沙伊博弈的延伸。在伊拉克，伊朗支持包括伊拉克达瓦党及伊拉克伊斯兰最高指导委员会在内的什叶派政党联盟，努里·马利基(Nuri K.al-Maliki)、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等多届政府均持亲伊朗政策，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得到伊朗的政治支持与财政援助。沙特暗中支持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及库尔德武装反对什叶派政府，导致沙特与伊拉克两国的关系紧张。在巴勒斯坦，伊朗成为萨达姆倒台后哈马斯新的资助方，全力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被视为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的哈马斯对沙特王室构成威胁，后者公开谴责哈马斯的行为，并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领导的温和派政治组织法塔赫联合。随着当前巴以矛盾的再度升级，沙特与伊朗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较量还将持续下去。

最后，沙伊两国在外交场合利用代理人进行角力。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冷战式对抗趋于公开与白热化，地区政治生态呈现对立式与阵营化，作为代理人的地区小国与政治势力选边站队倾向日益明显。沙特、巴林等海湾国家内部的大量什叶派居民，很多情况下被视为伊朗的“第五纵队”。2016年，沙特处决什叶派宗教人士尼米尔，被认为是打击伊朗代理人的重要举措。该事件发生后，伊拉克什叶派达瓦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均对沙特的行为予以谴责。之后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巴林、科威特、苏丹、吉布提等国家追随沙特先后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此外，伊朗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兵组织，实行“阿拉伯街头战略”(Arab Street Strategy)，包括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及直接向阿拉伯国家民众宣传等，以侵蚀阿拉伯国家政权。[注]Simon Mabon, Saudi Arabia and Iran: Power and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6, p. 63.伊朗还组织中东国家的什叶派志愿军赶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注]于卫青：《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第31页。沙特则编织“什叶派阴谋”来挑起地区教派纷争，以教派为基础定义地区关系结构，力图阻挡伊朗势力的南下西进。例如，2011年，占人口多数的巴林什叶派发动反对逊尼派君主政权的示威抗议活动被指背后有伊朗支持，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派兵镇压了这起示威活动。[注]“Bahrain Crackdown Fueling Tensions Between Iran, Saudi Arabia,”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bahrain-crackdown-fueling-tensions-between-iran-saudi-arabia/2011/04/21/AFVe6WPE_story.html?utm_term=.7cfa48ccc0f3，登录时间：2018年12月8日。2017年底，伊朗国内爆发的骚乱事件被指与沙特等外国势力的煽动存在关联。

二、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动因

除了正式断交以及外交舆论战外，沙特与伊朗主要采取代理人方式进行博弈，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沙特与伊朗两国通过代理人战略进行地区竞争的原因，主要包括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考虑以及代理方的利益追求等。

首先，沙特与伊朗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矛盾，竞争地区主导权是沙伊两国冲突的主要根源。两极化格局是国家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天然体系条件。大国博弈烈度与代理人战略呈现正相关性，这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国际政治中有着深刻体现。沙特与伊朗分别作为中东地区主要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国家，长期围绕区域政治领导权与宗教话语权进行竞争，双方在教派、民族、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目标存在互斥性与非兼容性。例如，实现大国抱负是伊朗全球战略的阶段目标。[注]田文林：《伊朗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4期，第80页。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地缘政治环境向好与经济形势趋稳，特别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达成后，伊朗重拾区域大国地位的信心，把支持受压迫的什叶派穆斯林及支持伊斯兰革命作为本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件。沙特面对伊朗构建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这一“什叶派新月带”，表现出更大的外交焦虑与战略不安。在沙特看来，叙利亚、黎巴嫩及也门均涉及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严重威胁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注]Jamal Khashoggi, “Saudi Arabia Is Determined to Defend Its Interests,” in Hussein Ibish, ed., Confrontation or Conciliation: How the Nuclear Agreement Is Reshaping GCC-Iran Relations, The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2015, p. 9, https://agsiw.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Ibish_Confrontation-or-Conciliation.pdf, 登录时间：2018年6月7日。实际上，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控制着伊拉克政权，地区权力与教派平衡被打破。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叙利亚内战是一个平衡的机会，沙特希望通过推翻阿萨德政权而扳回一局。克里斯蒂安·格里蒂奇(Kristian S.Gleditsch)指出，外部行为体支持内战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旨在弱化国际对手并损耗其资源，从而在既有竞争中处于军事优势。[注]Kristian S.Gleditsch, “Fighting at Home, Fighting Abroad: How Civil Wars Lead to Internation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4, 2008, p. 484.

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角力，使中东地区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两极格局，主控该地区成为两国共同但零和性的战略目标。学者贝内代塔·贝尔蒂(Benedetta Berti)等坦言，伊朗与沙特为了争夺地区霸权，在叙利亚内战中通过支持各自代理人进行博弈。[注]Benedetta Berti and Yoel Guzansky,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on Iran and the Proxy War in Syria: Towards a New Chapter?,”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8, No. 3, 2014, pp. 25-34.沙特外交政策精英把巴林、也门及叙利亚等国的政治动乱视为与伊朗长期竞争地区霸权的场所。[注]Lars Berger, “Saudi Arabia,” Political Insight, Vol. 4, No. 3, 2013, p. 22.同时，沙特以“逊尼派利益维护者”自居，严重依赖瓦哈比教义立国，政权安全是其根本性利益，安全威胁认知的主要来源是伊朗及政治伊斯兰。“阿拉伯之春”以后，沙特惊恐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2017年6月与卡塔尔断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卡塔尔支持的穆兄会与伊朗走近。事实上，“阿拉伯之春”以后内部压力与地区形势迫使沙特王室采取更多改革措施以维护政权。[注]Md. Muddassir Quamar, “Islamic Modernism and Saudi Arabia: Confluence or Conflict,”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 2, No. 1-2, 2015, p. 78.沙特与伊朗的宗教纷争加剧了地缘政治权力博弈，且二者相互交织。正如沙特亲王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aisal)所言，伊朗助推教派分立有政治目的，即影响对象国的政治与政策走向，实现本国权力向这些国家的辐射。[注]Dan Drollette, “The Feud with Iran: A Saudi View,”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 5, 2016, https://thebulletin.org/feud-iran-saudi-view9033，登录时间：2018年12月8日。加上沙特与伊朗隔波斯湾相望，这种毗邻性使得地缘政治竞争风险增大，放大了两国教派、权力等方面结构性冲突的能量。[注]保罗·亨塞尔(Paul Hensel)指出，1816年至1945年间约三分之二的大规模战争发生在邻国之间，在1945年至1992年间的大规模战争几乎全部出现在邻国之间。参见Paul R. Hensel, “Theory and Evidence on Geography and Conflict,” in John A. Vasquez, ed., What Do We Know about Wa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 57。当然，在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过程中，还存在第三方因素考量，即把代理人作为打击敌方的力量加以扶植。伊朗借助代理人抗衡以色列与美国的战略挤压，借此降低自身的安全压力，提升地区政治影响与地位。例如，伊朗将黎巴嫩看作是对抗伊斯兰革命的主要敌人——以色列和美国的前线。[注]冀开运：《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

其次，对于沙特与伊朗这两个施动方来说，采用代理人战略是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结果。狄隆·格罗(Tyrone L.Groh)认为，从成本与收益比出发，一国政策制定者乐于通过寻求代理人为己分担成本与风险。[注]Tyrone L.Groh, “War on the Cheap? Assessing the Cost and Benefits of Proxy War,” Ph.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10，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93246177，登录时间：2018年2月12日。代理人战略是两个施动方均缺乏压倒对手的实力与意志，而相对弱小国家的政治势力为对峙双方提供了博弈场所，施动方则把他国政府或反政府力量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施动方与代理方关系建立在互惠基础上，前者使用资源提供保护及经济军事援助，换取后者在前者要求下采取军事行动。[注]Yaacov Bar-Siman-Tov,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9, No. 4, 1984, p. 269.“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传统阿拉伯强国实力受到重创，沙特总体上经受住了动荡的冲击，且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要代言人。伊朗的影响力辐射到从伊拉克、叙利亚到黎巴嫩的西亚地区，不断上升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博弈方。沙伊两国旗鼓相当，缺乏直接战胜对方的基本实力与战略意志，但是双方依靠代理人为己方增加筹码与影响力。借助代理人可以打击与消耗对方的实力，寻求双方力量对比的均衡甚至优势地位，且这种成本(包括物质成本、人员损耗以及国内国际压力)比直接干预要低得多。沙特与伊朗均寻求机会主义收益的增加，通过代理人为双方力量平衡或再平衡增加砝码。“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性潜力使得沙特认定伊朗试图巩固地区成果及影响，促使其构建新的阿拉伯联盟制约伊朗威胁。[注]Benedetta Berti and Yoel Guzansky,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on Iran and the Proxy War in Syria: Towards A New Chapter?,”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8, No. 3, 2014, p. 25.沙特通过代理人战略在其他国家进行反制伊朗的攻势，一方面可以对冲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势力，另一方面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保证本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定。同样，伊朗也把代理人战略作为较为廉价与便捷的扩张方式。

更重要的是，通过代理人方式可以减少沙伊两国正面冲突的风险，为双方都留下外交回旋余地。代理人战略是一个施动方通过第三方打击另一个施动方，把第三方作为其力量与利益的延伸。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大国间的相互依存度加大，对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严重后果有着理性权衡，特别是不会无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战争破坏性的空前提高。[注]郭寒冰：《当代国际社会合法使用武力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代理人战争的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收益最大，同时外界舆论与民众压力均较小，可以降低投入、分摊战争成本、缓解经济压力，让代理人承担本该由自己进入对方国家所产生的维持与占领费用，也便于从战争泥潭中脱身。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现代战争的重要趋势包括战争破坏性急剧增强以及民众反战情绪不断增长。[注]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p. 158.当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确保国内政权安全是沙伊两国的主要目标，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高昂，双方均无法承受这种后果。油价低迷给两国带来相应的经济困难，沙特国内面临着政治整合的重大问题，伊朗鲁哈尼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工作。沙伊都不愿进行直接的政治与军事对抗，因此通过代理人寻求潜在的责任承担者(buck-catchers)，通过转移责任让代理人制衡对手便成为双方的战略选择之一。杰兰特·阿伦·休斯(Geraint Alun Hughes)以叙利亚内战为例指出，代理人战争对于发起国来说不会招致直接军事干预带来的财政与人力消耗，从而以便利和无风险的方式实现外交目标。[注]Geraint Alun Hughes, “Syria and the Perils of Proxy Warfare,”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5, No. 3, 2014, p. 522.

最后，代理方的利益与政策取向是影响沙伊两国推行代理人战略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地区，外国援助在干预当地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注]Beata Paragi, “Divide at Impera? Foreign Aid Interven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0, No. 2, 2016, pp. 1-22.地缘政治、宗教纽带、经济联系、族缘关系等因素推动着施动方—代理方利益与政策共同体的形成。教派纷争是当前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这种教派纠纷的外溢导致沙特与伊朗主动或被动卷入。例如，长期受到逊尼派歧视的历史经历，使得中东地区的许多什叶派穆斯林倒向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注]“Iran, Saudi Arabia Fighting Bloody Proxy War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Fox News, December 5, 2015,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5/03/26/iran-saudi-arabia-fighting-bloody-proxy-wars-across-middle-east.html，登录时间：2018年12月8日。同时，较小的海合会国家希望沙特能够保护阿拉伯地区的利益。[注]A.K. Pasha, “Saudi Arabia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Deal,”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 3, No. 4, 2016, p. 393.与教派纷争密切相关的是政权争夺，这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均有明显体现。事实上，外部力量支持是暴乱成功的关键性必要条件。[注]Jeffrey Record, Beating Goliath: Why Insurgencies Win,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2007, p. xi.内部代理方的自主性是关键变量，决定着内战行为体对外部力量及干预行为的政治态度与政策选择。[注]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41页。以叙利亚内战为例，地区大国的军事与财政支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注]Fawaz Gerges, “Saudi Arabia and Iran Must End Their Proxy War in Syria,” The Guardian, December 15,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dec/15/saudia-arabia-iran-proxy-war-syria，登录时间：2018年3月28日。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派别会寻求外部大国的支持，以平衡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这已经多次被中东国家的政治演进所证实。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冲突方的实力对比关系在代理人战略中有着相应作用。一般来说，国内冲突主体的实力对比接近时，一方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追求优势地位；冲突主体实力对比有较大差距时，一方会寻找外部势力支持实现均势。布伦丹·索泽尔(Brendan Sozer)以黎巴嫩内战为例指出，跨国团体与共同对手的存在以及国内军事组织的相对实力等是代理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注]Brendan Sozer, “Development of Proxy Relationships: A Case Study of the Lebanese Civil War,” Small Wars &Insurgencies, Vol. 27, No. 4, 2016, p. 636.代理方自主性程度与国内冲突或内战代理化呈现正相关性，对外部依赖度的大小作用于代理化进程：外部依赖性较强时，特别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代理方要服务于外部国家的意志与利益。有研究指出，已经弱化的主权国家难以动用国家力量阻止伊朗的干预，伊朗可以轻易扶持代理人并建立长期存在。[注]秦天：《克制的伊朗：巩固“什叶派新月带”》，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7期，第8页。

总体来看，沙伊两国博弈代理化是权力、利益及观念极化的结果。作为施动方，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对抗与教派冲突等结构性矛盾的现实，使得两国具备发生冲突的基本条件。中东地区的诸多小国作为代理方，内部存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教派等方面的冲突，往往需要来自沙伊其中一方的支持，经济联系、教派纽带等强化了这种赞助者—代理人关系(patron-client)的形成。同时，沙伊两国直接冲突甚至军事冲突的成本太高，出于理性主义考虑，双方均选择代理人战略作为两国交锋的方式。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下图清晰地展现出来。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因果机制图

注： 本图由笔者自制。

三、 沙特与伊朗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前景

基于地区竞争需要，沙特与伊朗都想通过实施代理人战略改变地区小国国内冲突或内战的结果以扩展本国利益，并改变、保持或恢复区域平衡。从效果上看，当前伊朗的代理人战略相对成功，其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站稳了脚跟，初步实现了代理人战略的目标，并借助也门内战及胡塞武装开拓了新的势力范围。相对于伊朗的频频得手，沙特屡屡受挫——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逐渐巩固，黎巴嫩哈里里辞职事件并没有削弱真主党的强势地位，也门胡塞武装势头日猛并攻击沙特本土，使沙特的代理人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沙伊代理人战略的成败，不仅与各自施展这种战略的具体路径及理念有关，更与两国实力对比以及中东地区政治演进相联。

沙特与伊朗通过代理人战略进行竞争对于地区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东地区阵营化对峙的冷战格局趋于形成，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机制建设。沙伊两国博弈代理化的加剧，使中东地区多个热点面临升级的风险和危机失控的可能，并进一步造成地区力量结构的失衡，甚至改变地区政治议程与方向。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拉克安全稳定的最大挑战是地区势力的角逐，尤其是伊朗与沙特在该地区的竞争将对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带来重要影响。[注][伊拉克]海德：《美军撤出伊拉克后伊朗和沙特的抗衡》，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期，第15页。几年前人们谈论也门的关注重点是后萨利赫时代该国恐怖主义势力肆虐的问题，现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直接对抗以及沙特和伊朗的暗战成为关注的焦点。本·里奇(Ben Rich)认为，两大集团不断扩大的军备竞赛等因素增加了地区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干涉主义、机会主义以及武力成为政策选择工具，可能会导致未来二十年里更大危机的出现及新海湾战争的隐现。[注]Ben Rich, “Gulf War 4.0: Iran, Saudi Arabia and the Complexification of the Persian Gulf Equation,”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23, No. 4, 2012, p. 471.另一方面，这给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冲突带来消极影响，进而加剧国内政治宗教派别的矛盾，一些国家的内战将长期化，伊拉克、黎巴嫩等国甚至有滑入内战的危险。事实上，外部力量干预国家内部冲突可以影响内战的持续时间与最终结果。[注]Patrick Rega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Intrastate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2002, p. 55.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之争，加剧了中东地区相关国家已出现的“弱主权”特征，国家中央政府权威下滑，以教派、部落或民族为标签的政治与武装力量上升。有学者指出，沙特领衔的“遏伊联盟”在中短期内既不利于热点问题的解决，又将激化教派矛盾，可能会破坏海湾国家国内政治稳定。[注]金良祥：《中东地区反伊朗力量的结盟及其脆弱性》，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第51页。此外，援助代理人会加重施动方的财政负担，例如近一年来伊朗国内多次爆发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其中就有对政府过度援助地区盟友的不满。

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还将继续下去，两国的地缘竞争与教派冲突将继续成为中东地区政治格局演变的一条主线。当然，尽管沙特与伊朗之间长期竞争及紧张关系趋于上升，但两国不会走向直接军事冲突，因为二者不得不作为邻国相处，美国作为海湾地区仲裁者也不会允许权力平衡向任何一方过度倾斜。[注]A.K. Pasha, “Saudi Arabia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Deal,”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 3, No. 4, 2016, p. 388.在两国正面军事冲突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沙特与伊朗基于作用—反作用的刺激模式各自支持代理人打击对手，代理人战略将持续成为两国竞争与博弈的重要方式。此外，未来沙伊代理人战略的实施将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首先是沙特与伊朗的政策走向与力量对比。施动方代理人战略的施展意愿与能力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伊朗对于阿拉伯政治的卷入程度不断深化，但是总体上较为克制，成为“维持现状派”，以守成之势维护既有战果。不过，作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国内政治走向是其地区战略的重要考量，内部稳定与否影响着其周边战略布局。2017年底，伊朗国内爆发示威抗议事件，起因包括伊朗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地区政策加大了国内政治压力。同时，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特别是由传统保守派、务实保守派、新保守派及改革派组成的国内政治结构影响着其对外政策的布局。比如，新保守派主张以激进的方式维护伊朗的利益，务实派虽主张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以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为限度。[注]金良祥：《伊朗外交的国内根源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132页。有观点指出，鲁哈尼政府致力于缓和伊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仍然无法摆脱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了这种缓和是有一定限度的。[注]同上，第171页。当前，处于相对守势地位的沙特屡屡发动宣传攻势，抨击伊朗的地区政策。不过，沙特的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国内政治形势变数较大，并制约沙伊地区竞争的进程。[注]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 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12。特别是2018年10月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被杀案件，对于沙特王室领导层带来较为明显的冲击。沙特与伊朗如何看待对方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存在以及双方实力对比变化是两国实施代理人战略需要把握的首要因素，这也是后续考察两国地区代理人战略的重要视角。近年来，沙特和伊朗的经济均面临巨大压力，能否持续对代理人提供资助值得关注。有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如果也门内战和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沙特不得不继续增加财政开支，从而加剧其财政危机和经济困难。[注]刘中民、王然：《沙特的石油不减产政策与国际能源新格局》，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5期，第60页。

其次，沙特、伊朗与各自代理人的关系是影响两国代理人战略的重要变数。代理人战略牵涉的主体包括施动方与代理方，施动—代理关系并不是完整无缺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其中利益是否一致及代理方自主性强弱影响着代理偏好指数的变化。西约姆·布朗(Seyom Brown)认为，代理方的动机与利用它们的庇护国(patron states)的利益很难完全一致，庇护国甚至会面临失去控制代理方的风险。[注]Seyom Brown, “Purposes and Pitfalls of War by Proxy: A Systemic Analysis,”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7, No. 2, 2016, p. 243.在中东，地区政治与国内政治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与复杂交织的演变之中。施动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匹配度与代理纽带的强弱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本身会影响代理人战略实施的条件与效果。沙特、伊朗与各自的代理人总体上是一种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战略利益契合推动施动—代理关系的演进，代理人自主性的增强以及施动方与代理方利益的局部错位会影响沙特与伊朗代理人战略实施的条件及效果。例如，其他国家会根据地区地缘政治的自然规律，从自身利益出发，时而偏重沙特，时而偏重伊朗。[注]冀开运：《伊朗发展报告(2015～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因辞职风波陷入窘境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于2018年2月重访沙特，表明其有意再度强化与沙特的“最佳关系”，有助于沙特在黎巴嫩持续推进代理人战略。另外，由于施动—代理关系不同于正式的联盟关系，缺乏正式的条约保障，双方更多考虑的是暂时的战略默契与一致性，因此二者关系更具动态性，这在流沙般的中东政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再次，地区国家国内政治走向影响着沙特与伊朗代理人战略的走向。代理方国内政治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内部政治变迁影响代理者身份的强化或弱化。代理人战略有效开展的前提是冲突双方均需要外部支持。叙利亚内战与也门内战的走向，伊拉克、黎巴嫩等国的内部纷争如何收场，这不仅影响当事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政策选择，也会影响作为施动方的沙特与伊朗实施代理人战略的条件、动力及效果。例如，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覆灭，伊拉克国内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重新上升，伊拉克各派对于伊朗、美国及沙特的政治态度及内部政治整合情况都会影响沙伊的代理人战略。2018年初，沙特精心扶持的也门反胡塞联盟南方过渡委员会与也门总理本·格达尔(Ben Dagher)发生内讧，影响沙特在该国代理人战略的有效推进。叙利亚国内的局势更为复杂，美国把库尔德武装作为自己在中东利益的新代理人，激起土耳其的不满并对叙利亚相关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导致叙利亚国内政治派系重组，沙特支持的自由军势力下滑，伊朗扶持的叙利亚政府面临更多的内外压力，对于伊朗的依赖更加显著，这明显有利于后者开展代理人战略。可以说，持续观察今后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战略博弈，代理方是需要深度关注和探究的自变量。

最后，其他大国因素。在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中，美国、俄罗斯、法国、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等国是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其中，美国和沙特联盟以及美国和伊朗对立这两对结构性关系对沙伊博弈有重要影响。从海湾地区安全结构来看，目前真正有实力和意愿影响海湾地区安全的始终是美国，[注]汪波：《中东与大国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美国因素促进了沙伊竞争。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刻意利用和挑拨沙伊关系，进而导致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注]周明：《伊拉克战争后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第45页。2018年5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强硬经济制裁，给美伊关系及中东地缘政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当然，美国虽然希望沙特与伊朗对立，但美国对沙特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它不会超出政策设定的框架，也不愿看到局势失控，它更希望保持中东地区相对动态平衡的权力结构。美国的举措会降低沙特与伊朗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从而推动相关方代理人战略的实施空间。以色列是中东重要棋手，有迹象表明沙特有意与以色列接近，遏制伊朗这个共同地区对手的崛起。当前，因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对以色列的极度偏袒，引起国际社会及中东国家的普遍反对。这本身会影响到沙特与以色列接近的限度，也导致国际社会对巴以争端的关注度有所回升。在中东政治安全格局中，俄罗斯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上升态势。俄罗斯与伊朗的准联盟关系以及俄罗斯与沙特关系的不断发展，为俄罗斯在沙伊之间的相应行动留下政策空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传统大国与地缘政治棋手，强势回归中东的战略意图明显，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持续存在与库尔德问题的不断激化促进土耳其与伊朗出现更多的战略契合，双方联合俄罗斯在叙利亚建立“冲突降级区”就是一个例证。在卡舒吉事件上的强硬立场对土耳其与沙特这两个主要的逊尼派国家的关系增添了变数，影响着土伊沙三角关系走向，也将间接对伊朗与沙特之间的代理人博弈产生一定影响。

四、 结 语

沙特与伊朗围绕权力竞争、地缘政治对抗与教派纠纷等进行地区战略博弈是近年来中东国际关系的突出现象。两国采用代理人战略是双方存在矛盾冲突但又不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产物，是一种基于收益—成本考虑与风险规避的战略选择，背后反映了目标与手段的吻合、战略与资源的统一以及信条与能力的一致。双方均希望在代理人战略竞争中削弱对方，从而达到低成本制衡竞争对手的目标。沙伊两国的代理人战略加深了中东国际政治生态的“冷战化”趋势，加剧了地区诸多小国内部原本存在的教派与族群冲突，沙伊两个大国政治对抗格局在地区国家内外愈加明显。

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战略竞争是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体现与组成部分，更是两国对立关系的直接结果，只要沙伊竞争格局保持不变，这种代理人战略就可能继续下去。同时，沙伊两国的代理人战略受到两国国内政治、代理—施动关系以及美俄大国博弈等因素的影响。这是观察沙伊代理人战略博弈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思考当前中东地区政治的有力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