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霞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安710119)

丹尼尔·A.科尔曼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同为美国绿色政治运动代表人物，对生态政治理论贡献良多，但在致思路向、价值旨趣、政治站位等方面迥然有别。我国学界多囿于对科尔曼和福斯特的生态政治理论分别进行表述，本文拟对二者的生态政治思想做一比较分析，以为我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社会主义建设探寻方向。

一

对生态危机根源之“人口危机论”“技术原罪说”和“消费者有责论” 等看法进行批驳，是科尔曼和福斯特的共同旨趣，但二者在致思理路上存在较大差异。

人口危机论是指人类在地球上的数量增长和伴随而来的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人口多，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增多，排放的废弃物也会加剧，因而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就越厉害。人口危机论的代言人近代有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当代有生物学家埃利希和生态学家哈丁。不同之处在于马尔萨斯只是泛泛提出了“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论断，埃利希和哈丁则将矛头对准了欠发达国家，痛斥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全球环境退化难逃干系。哈丁甚至提出了著名的“救生艇伦理”假说，并建议发达国家不要对欠发达国家给予粮食援助，因为对穷国的援助只会使其人口继续攀升，最终毁坏地球支撑任何人的能力。“技术原罪说”将生态恶化归因于技术进步。如生物学家康芒纳就指认二战以来的技术变迁是导致现代环境灾难的主要诱因。“生态失败显而易见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1]148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技术之生态负效应也多有论析。在《对技术的追问》中，他对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进行了对比。在他看来，古代技术如风车是顺乎自然和集天、地、神、人为一体的，现代技术则表现为一种“座架”。它促逼自然，强索自然，挑战自然，摆置自然。“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2]932-933如使空气交出氮，土地交出矿石，莱茵河交出电能。当现代技术把万物都作为“持存物”，并纳入到其“座架”中时，一切存在者都成为了对象，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为性，自然破坏由此产生。生态危机的“消费者有责论”也是常被论及的话题。它将锋芒指向了个体，声称环境破坏人人有责，个个有错。如《时代》周刊就曾以地球为1989年度风云“人物”告诫世人：“从长远看，除非普通百姓——加州的家庭主妇、墨西哥的乡间老翁、苏联的车间工人、中国的田头农民，愿意调整其生活方式，否则，保护环境的任何努力都将归于失败。”[3]34著名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钦也曾描述过他与加州一位绿党分子的会面情况。当被问及“你认为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该绿党分子斩钉截铁地说：“人类！人应当为生态危机负责！……他们繁衍过度，他们污染地球，他们挥霍资源，他们贪得无厌。”[3]33受此影响，人们接受了自己是环境破坏的有力推手这一观念，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罪恶感。而有关消费者个体的生态愧疚与羞耻感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这进一步强化了“消费者有责论”。

科尔曼对上述说法逐一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虽然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是当今时代的两大特征，然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难确定。因为它们更多地主要由“现代社会的发展、结构、组织所铸成”。[3]3比如一说到人口爆炸，人们很容易将眼光聚焦于欠发达国家。毕竟从绝对数量上讲，它们的人口远胜于发达国家。因而，指责欠发达国家人口太多似乎就成为不容置疑的事情。但在科尔曼看来，虽然欠发达国家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但其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全球意义上的生态破坏远不及发达国家。譬如，发达国家常利用全球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采用生态殖民主义行径，将本国的有毒废物转移至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消化，或是将本国禁止使用的杀虫剂等迁移至欠发达国家进行生产或销售。科尔曼还指出欠发达国家过快的人口增长从本质上说实为经济全球化侵略本性裹挟下的产物。“全球经济瓦解了原本处于稳态的社会，而且让其无法获得新的平衡。”[3]10由是，紧盯着人口增长不放倒像是西方社会“在为其国内和全球环境责任而找出一条逃遁之路”。对于技术原罪说，科尔曼也持有异见。在他看来，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情境，因而不能单纯就技术而论技术。譬如工业化以前，对技艺的开发并非如现在那样仅仅委身和服务于资本利润的增殖，而是更多地要受到社会伦理的制约。要言之，早期社会倾向于努力了解某项新技术会对生活方式和地球产生何种影响，继而决定对其是否开发使用。“当时的技术精心维护一种利于文化稳定与生态稳定的技术，而对技术创新反倒兴趣索然。”[3]24可以说，对文化传统的维系和生态的敏感性是前工业社会的特征，也正是这种社会情境发展出了适当的技术，并把对环境的不良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不幸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滥觞粗暴地“解开了技术发展的锁链”，[3]26技术创新不再被置于“宽泛的伦理框架之中审慎操作，而是一切唯提高生产工具的效率是从”，[3]27甚至升格为了目的本身。科尔曼认为这样一种库恩式的范式转换实为经济与社会环境双重改变下的结果。“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3]31因此，不应无视培植技术发展的社会、政治尤其是经济结构，也即必须把对技术的考量置于建构它的社会情境中才更有意义。对于“消费者有责论”，科尔曼更是明确表示了不赞同。他以超市销售的花生酱采用塑料瓶而非玻璃瓶包装为例，对制造商进行了声讨。因为塑料包装并非源于消费者的主动选择，而是制造商有意为之的结果。毕竟与玻璃相比，塑料更为便捷便宜，而这恰恰符合企业的行为准则——成本最小、利润最大。所以消费者对何种商品包装的接纳是其次和被动的，说到底不过是产业资本一味追求利润下的替罪羊而已。

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之通行观点亦进行了批驳。通过对马尔萨斯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人口论》中观点的变化，特别是对哈丁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主张的剖析，他认为新老马尔萨斯主义者从一而终的论点说穿了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和全世界所有关键问题都可归咎于穷人方面的过多生育，并且直接帮助穷人的企图因他们先天倾向罪恶和贫困的秉性而只能使问题更糟。”[4]147在此论域下，也就不难理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何不愿对欠发达国家施以援手，进行粮食和经济援助了。但在福斯特看来，穷国的人口过剩实则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性的各种“法权”。而真正对生物圈整体构成威胁的，恰恰不是发生在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而是“世界资本积累最高的地区”。[4]148因为经济与生态废料的同步增长已成为后者的生存方式，它们对生态构成了最大危险。对于技术危机论，与科尔曼一样，福斯特也反对脱离开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关系去抽象议论技术之原罪，并把技术对环境的消极作用看成是单纯由技术造成的，而是将技术置于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情境中进行考量，以探求社会情境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与科尔曼不同，福斯特不但认为环境破坏的根子必须到技术所置身的社会情境中去找寻，而且切中肯綮地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指认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是幕后的真正元凶。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中，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只受能否促进资本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支配，也即技术之使用必须屈从于资本的支配，而根本不会从环境方面去考虑。所以，不是技术而是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招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对于“消费者有责论”，福斯特亦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将环境的主要敌人归咎于“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其实是忽略了更高的不道德，放过了真正的敌人——踏轮磨房式的生产方式。“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但如果过多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对个体赋予了太多的责任感，却忽视了体制性的因素。”[4]40如利奥波德就基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而极力倡导一种对大地的伦理学。在他眼中，人类唯有在心理学上做出较大改变之后，他那激进的思想——将伦理延伸至土地之上的深远意义才能得以体现。而要实现这一改变，必须对个体进行“道德和生态学教育”。[5]219但这一将保护土地的药方建基于个体道德提升之做法的有效性遭到福斯特质疑：“像许多生态道德倡导者一样，利奥波德由于没有搞清什么是当今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学家米尔斯后来所称的‘更高的不道德’，于是只好停步不前了。”[4]82福斯特所说的“最严重的问题”或“更高的不道德”，即指非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他看来，若不直面这一更深层的不道德，就不可能在保护地球生态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所以将消费者个体的道德转变视为解救生态危机之良方的运思路径，只能是掩盖问题的本质所在，无异于隔靴搔痒而触及不到真正的顽疾。

二

科尔曼和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之流行主张均持怀疑态度。既如此，他们眼里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科尔曼指认权力的集中与民主的削弱、“不增长就死亡”的价值观和传统社群的消失是诱发环境问题的根本动因。通过对美国200多年中权力与民主之间的交锋进行回顾，科尔曼痛惜权力的无限集中在造成民主不断被削弱的同时，也酝酿出了今日之生态困境。“无穷地追求权力会导致践踏人文需求和生态意识”，并让“民众保护和复原环境的仁义之举失去用武之地”。[3]72譬如一个人职位越高，必然会随着权力的相应增加而逐渐远离对基层，特别是底层社会特点与生态状况的体验和理解。而政府权力的集中在使社区公民手中权利被削弱之时，也剥夺了他们参与政府日常事务之可能。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人们沦为被动的消费者，在企业与政府的共谋之下不自觉地充当起环境破坏的“帮凶”。“不增长，就死亡”作为马克思和熊彼特对资本特质的形象刻画，可谓一语中的。科尔曼沿用了这一评价，对资本的逐利本性进行了揭批。在他眼中，利润最大化已然成为企业决策的唯一准则。在这一价值取向面前，一切都得让路，都必须被抛之脑后。“当企业为利润最大化而决策时，所有其他价值都成为等而下之的东西。”[3]76对技术的选择便是如此，因为对赢利的需求，必然会使那些能带来赢利机会的新技术率先被采用，即使是对健康和环境贻害无穷，也在所不惜。“丰厚的利润呼唤着高额赢利的新产品和更加高效的生产手段，至于其对社会或者地球的影响则已抛到九霄云外。”[3]78科尔曼不无悲哀地看到，“不增长就死亡”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条铁律，在全世界横行霸道。“东方，与西方程度一样，已经拜倒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狭隘价值观和不增长就死亡的铁律之下。”[3]90由是，资源消耗与生态破坏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科尔曼还将传统社群的消亡和生态困境联系在一起进行了剖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诞生之前，传统社群借助社群成员的共同劳动与互相合作得以维系，每个成员的劳动力奉献于家庭与社群所需。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土地和自身的劳动都与社群生活紧密相连。然而这一切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而被无情打破，并招致了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为“人与自然的分离奠定了主要的经济基础”。[3]96而“当土地被视为商品，人类社群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有机联系不复存在时，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便双双走向大祸临头的境地。”[3]102

福斯特则运用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亦称“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论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本动因。如他所言：“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4]68“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提出，意指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之间物质、质料、素材的交换或变换。李比希曾对英国的大生产方式提出过批评，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农业制度和城市污染所造成的城乡分离，以及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无法有效收集并返回给农业，是造成土壤贫瘠的两大根源”。[6]67受李比希启发，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裂缝”对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生产所造成的生态负效应进行了解析，揭批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的异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合理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才能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顺利进行。福斯特则在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进行深层次、多角度挖掘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进行了系统阐发，揭露了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严重对抗性。“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4]1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其生产的宗旨并非出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之要求，而是刻意寻求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4]29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必然会刺激企业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但问题是，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能力是有限的，有的甚至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由于自然界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其节奏和发展周期赶不上资本无限扩张的步伐，这种矛盾势必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断裂，引发生态危机。对技术的使用也莫不如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境之下，采用何种技术仅由短期利润最大化的法则操纵，全然不会从环境和社会方面去考虑。而即使新的技术能够有效抑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其应用却极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障碍——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由此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技术蜕变为资本的帮凶，加剧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

三

在剖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科尔曼和福斯特对其解决之道也进行了思考，并呈现出大异其趣的思维路向。

科尔曼寄希望于包括生态智慧等在内的诸多价值观的变革与更新：“生态智慧”指要牢固树立人类社会是自然之一部分的观点，并坚决摒弃物质至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世界观。“尊重多样性”在确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自然界中物种的多样性存在类似和一致的基础上，强调世界各不相同的地区既然有着千差万别的生活经历这一特征，则理应产生全球范围内多姿多彩的文化经历和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权力下放”是指让基层获得民主，因为它能使最贴近自然环境而生活的人拥有对所处环境的决策权和监护权，也更有利于保护环境。“未来视角与可持续性”强调了代际之间的正义。“女性主义”意在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所导致的对女性和自然的不尊重，并主张引入关怀、合作等女性主义观念，以根除支配和控制的男性文化伦理。“社会正义”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责任，认为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应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相结合。另外，它还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在环境善物与恶物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也即环境不正义。“非暴力”既反对政府借助威权对民众滥用暴力，也倡导绿色运动采用非暴力不服从策略达到自己的目的。“个人与全球责任”提倡人们用一种整体思维方式指导自身行动，也即要“胸怀全球，行于当下”。它反对让自己获利却使他人遭殃的“以邻为壑”思维及由此导致的种种非正义。“基层民主”力主民众和社群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与社会命运，发出能真正代表自己心声的声音，去有效参与环境决策。“社群为本的经济”旨在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社群。它不仅是生态社会的基石，而且使基层民主有了实现的可能。科尔曼还对未来的生态社会提出了构想。在他眼中，这是一个由权力下放的生态地区型社群组成的世界，是一个地方自治型的、以市镇为中心的社会。其中，“各社群相互结成联盟；敏感地适应着自己独特的生态与社会环境；尊重人类与自然的多样性；崇尚民主、奉行合作”。[3]231参与型民主制是生态社会的重要基础，它强调从基层出发去自下而上地发起民主运动，以打破中央集权和专家治国的局面。缘于其绿党成员身份，科尔曼主张将生态社会的理想放到一个务实的框架，也即绿党政治当中。在他看来，绿党坚持分权、强调非暴力、以生态和公正为主旨、倡导公民积极行动、批判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以及对多样性的尊重等，都是未来生态社会的丰富养分。

福斯特则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追求无休止的增长和无限度地攫取财富，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将地球分割并制造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等劣根性，主张生态困境的出路在于发动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实行根本的生态转变需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与权力关系。”[7]生态革命包括使自然和生产社会化、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将生态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等。自然社会化是对其商品化的反叛，它有助于使普通人获得对水、土地等公共自然资源的发言权和使用权。生产的社会化旨在打破大规模、中央集权的生产模式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推进生产的人道化。而要做到这一切，除了“使自然和生产社会化没有其他选择”。[8]142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意味着打破资本与政府权力的同盟军关系，代之以“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的合作关系”。[4]128生态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是指对环境的保护必须和对社会不正义的消除联系起来，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福斯特以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为例，深刻说明环境保护主义者不能无视阶级性，将伐木工人视为“自然的敌人”，伐木工人也不能把环保论者斥责为“人民的敌人”而彼此攻讦。这即是说，环保组织应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组建广泛的劳工—环保联盟，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将资本利润增长奉为圭臬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政府。“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需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拥有和控制大垄断公司的富豪集团主导下的更加集中的政治经济权力。”[9]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最根本和关键的变革是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用新的社会体制将其彻底取代。福斯特认为可持续的、绿色的、自然的，抑或是气候的资本主义等词汇虽看起来诱人，但因其跳不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外，所以充其量只能说是为资本主义“漂绿”。因而他主张用社会主义将其取而代之。“在今天，没有什么比发动一场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和创建一种实质平等、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更为迫切和有必要。”[10]作为与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性质针锋相对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从实质上讲，必然是生态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的，生态主义是社会的，否则二者皆不能存在。”[11]34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必须是生态的社会，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生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12]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不同，社会主义“不是建筑在以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为代价的积聚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公正与生态理性的基础上”。[13]184它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面向人的需求和自由发展的社会，是注重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更是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它不会把谋求资本的增殖放在首位，不会满足于只是摒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而是能优先考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在重铸人与自然之和谐中发挥作用。“这种方式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并且能满足全球环境的需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以自身显示出超越资本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4]128

四

由上可知，科尔曼与福斯特在对生态危机的看法上，呈现出了近乎一致的观点和主张。二者对人口危机说、技术原罪说和消费者有责论均给予了有力驳斥，认为归因于它们只会遮蔽生态危机的实质。在探求危机的根源上，二者也呈现出较多的共通性，比如都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及其支配下的生态恶果进行了深入揭批。在谋求生态危机之解决方案上，双方都声称必须进行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重要变革，未来的生态社会才有实现之可能。既如此，是否可将二者划归为绿色思潮中的同一阵营，而只承认他们观点的细微差别？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公允而论，科尔曼对资本主义生态弊病的揭示可谓发人深省。尤为值得称道的是，科尔曼强调对人口、技术和消费的批判不能脱离培植它们的社会情境，并主张只有借助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才有理由期待一个美好的生态社会。这些思想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福斯特所属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然而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机制何以会产生出社会不正义和生态破坏等症候的深层拷问，导致科尔曼只能流于表面，将权力集中与民主的削弱、狭隘的经济价值观和传统社群的消失等视为生态危机的动因所在。但事实上，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宰制下的必然结果。而由于看不到这一点，科尔曼才会满足于将资本主义斥责为“下流阴险的商品化”，或是“残忍荒唐的物质主义和暴利化”加以抨击。也正是源于此，科尔曼只能寄希望于杂多价值观的重塑、引入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以及热衷于有责任的“道德经济”等，来表达其生态主张。这些舍本逐末的诉求都妨碍和制约着科尔曼提出更深刻的主张，表明更清晰的立场，以至于无法辨别出他心目中的生态社会到底属于何种性质。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它仍属于资本主义。因为科尔曼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一切大为不满，但囿于思想之局限性，他似乎仍未跳出资本主义窠臼，而受限于仅仅推出一些价值观，并天真地以为只要对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狭隘的价值观予以重塑，生态美好的社会便指日可待。而且归因于其政治身份，科尔曼对绿党寄予厚望，认为绿党的政治框架可帮助实现生态社会的理想，但殊不知绿党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威权下的附属品和点缀。而他那过于含混杂糅的十大价值观也因缺乏核心要领而更像是一个七零八碎的大杂烩。这些因素都导致科尔曼的生态政治理论变成了无法逃脱“美国印记的自由主义”[14]和带有浓厚自然浪漫主义色彩的“抽象乌托邦主义”。因为若不着力于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只期许通过价值观改变和对社会进行缝缝补补去达成与自然的和解，至多也不过是在程度上减缓生态危机，而无法从质上对其彻底消解。

与科尔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斯特则是爱憎分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并毫不隐晦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追求。在其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且与生态格格不入的制度。对资本利润的疯狂追逐必然会使其陷入永无休止的扩张之中。这一先天缺陷所招致的恶果，便是在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无法弥补的裂缝”。而当一种制度贪得无厌地谋求经济增长和攫取财富时，无论它怎样理性地对待自然资源，从长远角度看都将无法使自身持续。当一种制度刻意分割地球，并制造出贫与富的生态与社会环境，那它注定是“不可接受”[4]83和非正义的。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的这一致命恶疾，福斯特主张只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本身，人类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持续性的关系。不止于此，福斯特还特别强调对社会的变革决不能拘泥于枝梢末节的改变，如进行生态价值观的塑造、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或是构建所谓的绿色市场等，而应致力于彻底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粉碎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这也就意味着，科尔曼提出的价值观重塑并非不重要，但必须在摧毁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下才能有效进行。因为，“地球的治愈只能在追求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下才得以可能。”[15]虽然福斯特并未就生态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构建提出具体设想，但他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抨击和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毕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所应努力的方向——“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6]385

如果说科尔曼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还显得有些内敛和保守，对未来生态社会的想象还有些羞羞答答和尚不明朗，那么福斯特则可说是毫不留情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毫不吝啬于对社会主义的深情告白。而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究其实质，是缘于双方的政治站位有高下，理论视域有宽窄，思想见地有深浅。具言之，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内，尽管对其主导下的一切充满了不信任，但由于他的政治立场依然是资本主义，所以只是停留于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和让绿党执政等无关痛痒的改变，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唯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才有望使人与自然握手言和。而福斯特因其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立场，沿用了马克思用“物质变换”和“物质变换裂缝”解析人与自然之矛盾的方法，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这些都使得他的生态政治思想比之科尔曼更显深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斯特认为未来的生态社会必须建基于推翻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将牢牢置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框架下，这些看似激进的主张彰显了其更具前瞻性的眼光，更具独特性的视野，为人类的生态政治之路指明了方向。二者理论特色之差异可谓判然有别，价值旨趣之迥异亦清晰可辨。藉此，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论断：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虽不乏严肃，但因其运思路径尚未跳出资本主义架构，因而对绿色社会的想象不免落入空洞的幻象。而福斯特的生态政治思想因其深谙并洞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加之对社会主义的鲜明态度，因而更富于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特别是对我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其意义更是不容忽视。